歐洲鬼地方：戰後德國靈異治療的狂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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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這才是一般西德人民經歷的戰後德國史！

最新的估計指出，整個二戰期間超過五百萬德國軍人死亡。僅是歐洲戰場最後四個月，平均每天就有一萬德軍士兵在本國領土或鄰近之地陣亡。另外，二戰期間共有五十萬德國平民在國境內因戰火喪生，包括三十多萬人死於盟軍空襲。中東歐各地的德裔平民，在戰爭後期向西逃離日日進逼的蘇聯紅軍，與戰後初期被中東歐各國族群清洗，約有超過五十萬人喪生，與至少四百萬人流離到分裂的德國。此外，無論是軍人或...

本書〈序言〉節錄

N太太與家人來自德國南部法蘭肯尼亞（Franconia）的一個村莊。她的父親是一名「Braucher」，在德文中意指具有某種治療能力的人。雖然當地人生病都會向擁有這股力量的人士求助，但與N太太同村的居民卻對這種人又愛又恨，甚至充滿猜疑。畢竟，一個人若能夠施展魔法驅走病魔，就表示也能帶來病痛。當N太太的父親飽受折磨而死，許多左鄰右舍都相信他生前的確與邪惡力量有勾結，而如今，那些驚惶不安的眼光轉移到了N太太的身上。他們還說，她跟她父親一樣處世冷漠，總是「逆流而行」，而且太過「勢利眼」。

然而，N太太真正的麻煩從C先生來到村子後才開始。這個男人自稱醫術高超，能從蛛絲馬跡中找出病灶，例如麵包屑、煤炭或漂在水面上的稻草。他在村裡施行各種法術，逐漸變得活躍。他表示自己熟知通靈術（sympathetic magic），還能控制磁力。他也開始散播有關N太太的謠言，聲稱曾透過窗戶親眼看到對方在讀一本寫滿咒語的書籍，這表示N太太效忠撒旦，而他則是上帝的僕人。

C先生終日酗酒、無所事事，對他眾多家人視若無睹。村民們對他的評價並不高。儘管如此，當兩位中年村民猝逝後，關於N太太的謠言甚囂塵上。大家懷疑她與那兩個人的死有關係。當地方牧師的孩子沒來由地食慾不振，人們也將這件事怪到她的頭上，就連豬隻暴斃也不例外。事發後，C先生預言，養豬那家人的孩子也將陸續生病、瘸腿難行。為了避免詛咒成真，他指示那戶人家的母親蒐集孩子們的尿液，灑在N太太的家門外，以遏阻她做壞事。他還預測，N太太會三度上門借東西；而他們絕對不能答應。C先生表示，如果那家人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做，N太太就動不了他們一根汗毛。

那家人雖然拒絕了C先生的幫助，卻仍感到惴惴不安。他成功在鄰里間創造了一股驚懼的氛圍。就連雞毛蒜皮的小事，村民們也認為那是巫術在作祟。他們不准小孩吃N太太煮的食物或收下她送的禮物。如果她送來盆栽，他們便立刻將植物刨根挖盡。

最終，N太太別無他法，只能與C先生對簿公堂。法官認定他刻意誹謗，但只判處輕刑。此後，關於N太太的謠言儘管仍在街坊間流傳，但已不再像先前那樣繪聲繪影。

※　※　※

初讀這則故事時，我覺得這看起來像是近代歐洲會發生的事，一直讀到結局才產生了意外的轉折。這件事的演變到最後出人意料：遭人誹謗的N太太為了終止這一切，一狀告上法院。原告C先生受到制裁，鋃鐺入獄。若在16或17世紀，是不可能出現這種結果的，任何巫術指控都可能引起大規模司法與教會調查。當局對嫌疑犯的折磨，也往往會激怒更多巫師。這類案件有不少都以處決與火刑告終。

但是，N太太與C先生的故事並非出現於16或17世紀，而是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後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在第三帝國（Third Reich）的高壓統治下，經歷猶太大屠殺與人類史上最血腥與恐怖的衝突，這片土地上的巫師（被視為惡魔的化身或與惡同道的男男女女）似乎不再受到箝制。大約在1947至1965年間，不計其數的「審巫案」（媒體如此稱呼）在全國各地頻繁出現，從位於南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Bavaria），到北部信奉新教的什列斯維格—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都是。這些案件雖發生在N太太居住的那類農村，但也見於小鎮與大城之中。

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戰後德國社會對巫術的控訴在於暗中作惡，指控巫師們心懷不軌。實際上，「惡」的問題似乎在戰後社會的想像與許多經歷過納粹統治的平民生活中縈繞不去。我在一些文獻讀到人們遭到惡魔糾纏與僱請法師驅魔的案例；還有一位廣受歡迎的治療者自稱能明辨善惡、治癒善者與驅逐邪魔。另外有法庭與警方紀錄描述，一些民眾組成祈禱團以對抗邪惡力量的侵擾。其他一些資料還記載，人們集體前往聖地朝聖，尋求靈魂的治癒與救贖。我也在剪報中發現，有末日流言預示，邪惡力量將毀滅，良善之心將得救。

若想知道巫術與其他關於邪惡的幻想如何有助我們瞭解早期的西德，便需要從不同於以往的角度來重新看待巫術。有別於16、17世紀的恐巫情結，戰後西德社會出現的審巫案並不包含與撒旦交媾、在夜晚騎著掃帚飛上天、飄浮在空中，或是從樓梯摔下來卻能毫髮無傷。這些指控不再牽涉妖魔鬼怪或女巫的安息日。N太太與C先生，以及許多其他相似的故事，相較之下變得平淡無味，不再像過去那樣令人感到驚奇。雖然這些控訴將罪孽歸咎於巫術的惡行，但主要還是涉及一般人對巫師的猜忌與不信任。儘管這些事件從旁觀角度看來微不足道，實際上卻事關重大，因為其中牽涉了事物的善與惡，以及芸芸眾生的病痛與健康。

人們對於巫師、惡靈與魔法療效的信仰，不僅僅是「前現代」世界的遺物，彷彿時間凍止般始終不變，原封不動地一代傳一代。它們還具有隨時間推移而變遷的獨特文化與歷史。儘管如此，這些信仰在不同的時代與地理環境仍具有共同的特徵。舉例來說，幾乎每一個在美國經歷過80年代的人，都忘不了當時全國各地據稱對儀式性虐待兒童的邪教的沉迷。雖然其中的大多數細節有所不同，但這種走火入魔的現象仍有某些中心思想與本書所討論的事件相一致：它們通常發生在親密關係中，與家人、照顧者和鄰居有關。這些侵害的指控不只引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還激起了文化層面的不安與焦慮。同樣地，二戰後的德國社會對巫術的想像，也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受其重創的社會。為什麼人們對於隱蔽惡行、心靈創傷及宇宙懲罰的恐懼，會一發不可收拾？面對某些邪惡勢力在納粹主義之後逐漸崛起的事實，我們又該如何理解？

說到底，本書講述的是一個社會在道德與物質生活上經歷頹敗，之後必須開始自我重建的故事。（起初讓國家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的）舊有價值觀在表面上成了禁忌，但實際上並未消逝。文化——這裡指的是不同群體的人們加諸在這個世界，並且形成他們用來理解世界如何運作的深層架構的各種看法——一點一滴地緩慢轉變。情況必須有所改變，新觀點的確立需要時間，包含生活、存在與行事的新方式、新的風俗與道德規範，甚至是養育後代的新方式。至少，一開始德國各種形式的重建都在外來者的虎視眈眈下進行，在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同盟國，在論述的塑造與新思維的傳播方面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更別說是掌管日常生活中各種基礎程序了。在此同時，許多前朝官員迅速重返權勢之位。舊有的價值觀不死，新的世界只能在夾縫中誕生。

透過本書提到的那些大多為世人所遺忘的事件，我們得以瞭解那些往往遭到隱蔽的事情：對於靈魂蒙受汙染的恐懼、有害的懷疑心理，還有對日常生活的一切感到心神不寧。在鄂蘭觀察到的冷漠行為之下，暗藏著無以名狀的焦慮，而這種現象在消費主義的健忘背景中，使整個50年代騷亂不定。在猶太大屠殺、二戰挫敗與冷戰初期緊張局勢的陰影下，西德的人民承受各種久而不癒的創傷與忍受良心的責備。即使當時國家正在重建，道路重新鋪整，商店、學校與廣場再次恢復生機及商業氣息，但人與人之間的許多關係都伴隨著腐敗，根深蒂固的隔閡持續存在。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將帶領你進入一個封閉的存在與心靈疆域，通往鬼魂出沒的那片土地。

（超過萬字的精采全文請參閱本書）

本書〈序言〉節錄

N太太與家人來自德國南部法蘭肯尼亞（Franconia）的一個村莊。她的父親是一名「Braucher」，在德文中意指具有某種治療能力的人。雖然當地人生病都會向擁有這股力量的人士求助，但與N太太同村的居民卻對這種人又愛又恨，甚至充滿猜疑。畢竟，一個人若能夠施展魔法驅走病魔，就表示也能帶來病痛。當N太太的父親飽受折磨而死，許多左鄰右舍都相信他生前的確與邪惡力量有勾結，而如今，那些驚惶不安的眼光轉移到了N太太的身上。他們還說，她跟她父親一樣處世冷漠，總是「逆流而行」，而且太過「勢利眼」。

然而，N太太...

推薦序——沉默之下，亟欲訴說的傷口
阿潑

「對於避重就輕『不久前的過去』所抱持的沉默無所不在，但遠遠稱不上完美。沒有人忘得了納粹主義釋放的那些惡魔，他們只是絕口不提，或者只敢以極度隱晦的儀式化方式談論。 沉重不堪的往事經常冷不防地掠過腦海，猶如鬼怪在警告生者，噩夢尚未結束。」——莫妮卡．布萊克，《歐洲鬼地方》

二○二二年底，卡達世界盃八強賽名單即將落定之際，一則突發新聞短暫地搶掠人們的注意力——在出動三千名警力進行上百次搜查後，德國警方突擊逮捕一群密謀政變的嫌犯，主謀是出身貴族家庭的海因里希十三世（Heinrich XIII）。

據報導，這個名為「帝國公民」（Reichsbürger）的組織因發動暴力襲擊與宣揚種族主義陰謀論，受到警方長期關注。其成員不承認當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合法性，認為其是由盟軍所成立的責任有限公司，不具有國家權力，且德意志帝國的時期的領土疆界依然存在，法律仍然有效；結黨成閥的他們，渴望回到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主張要建立一個新的君主專制國家，取代當前的德國。

新聞發生時，我人在德國，見東歐研究者不無嘲諷地說，人們不知道德國有訓練精良、出身政府體制的右翼組織，就和不知道柏林機場拖延十二年建成的事實一樣，「這太可怕，不符合一個運轉良好、理性德國的形象。」旅居德國、以右翼為論文研究題目的臺灣朋友則搖頭：「歷史遺緒沒有好好被處理的結果。」

不論人們如何評論這場「王子復仇記」，都不可否認這起密謀與部分德國極右翼的破壞行動，都是歷史幽靈的徘徊，每每引起騷動後，就會意識到：這個國家至今還在跟自己的「不久前的過去」糾纏。如同美國學者莫妮卡．布萊克（Monica Black）在《歐洲鬼地方》所言：「猶如鬼怪在警告生者，噩夢尚未結束。」

布萊克是一名研究二戰後德國文化社會史的歷史學者，除了關注一九四五年後所發生的事情，也聚焦於國家社會主義如何形塑德國文化，又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問題。她在自介中表示，自己相當著迷於人們的所作所為，以及對其作為所給予的理由。此外，她對引導日常生活與維持社會秩序的「默契」（tacit conventions）及潛規則（unspoken rules）——時空結構、價值觀或道德規範、習俗與分類，以及社群如何理解自己與宇宙秩序之間的關係——也深感興趣。

換言之，其所長雖是歷史，但興趣所在，顯然是文化人類學的範疇。布萊克曾明言，人類學思考於她而言一直是重要的工具，這個工具讓她得以尋找歷史上引導人們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也幫助她提出不同的問題，讓她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未知性」，而更為謙遜。

這位歷史學家，甚至將自己的作品界定為「歷史民族誌」，《歐洲鬼地方》便是這樣的一部作品——此書描述在戰火平息的德國所發生過的一連串大規模的靈異事件，包含民眾追捧談巫論惡的民間治療者、信徒進行驅魔、人們爭相見證聖母瑪麗亞顯靈，而指控巫術使用的情事，也頻頻發生。

世人對戰後西德的印象，是迅速走向民主經濟的「奇蹟」，但透過文獻資料，布萊克別具洞見地捕捉到德國戰後的瘋狂樣貌，揭露當時德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痛苦與精神崩潰的狀態──透過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布萊克帶領讀者進入戰後西德的信仰、文化與社會的精神世界，而反映這個精神世界的這些荒誕靈異的故事，則與「敗戰」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

※ ※ ※

德國參與了二十世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發動者，也是戰敗者。雖說如此，戰爭前後的國體政權皆不相同，德國社會面對戰敗的方式，也很不一樣——第一次敗戰有兩百萬人喪生，並讓德國人面臨經濟困境，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條約，因此給予希特勒與納粹崛起的機會。他們帶既給德國人能重建國家、重獲強大國力的希望，也是將這個國家帶上戰場並再次飲敗的推手。

第二次敗戰，德國人付出的代價遠超過前一次——七百萬國民死亡，約莫是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四分之一領土被割讓，居民遭到驅逐。而在生命財產損失之外，更讓德國人感到不堪的是「戰勝國正義」與審判，他們被迫接受集中營的存在與猶太人的死難，直面那些視線之外的殘忍罪惡，並遭到「無差別與不當的指控」要求他們懷有「集體罪惡」。

外部的屈辱犧牲無須多道，內在的辛酸痛楚更難以言說：不分年齡的德國婦女遭他國士兵姦淫，在家無男丁的狀況下一肩扛起持家責任，只能吞下艱辛，而好不容易從戰場上歸來的男人非殘即障，抑或精神崩潰，甚至對家人拳腳以對，施以暴力。

戰爭乃至戰敗及其伴隨的內外在壓迫與暴力，影響戰後德國人的心理狀態。猶太裔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在一九三三年逃離德國，於一九四九年歸鄉後，觀察到戰後德國人的「冷漠」與「缺乏反應」，她懷疑道：這是半自覺地拒絕向悲傷屈服，還是完全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戰後德國人的心理困境，或許比他們因饑餓寒冷而生的肉體折磨，更值得被注意——國家遭到外國軍隊占領、國土被瓜分，人民則因營養不足、傷殘或壓力承擔而失去身心健康。德國人感覺自己不但輸掉戰爭，還賠上一切：家園、財產，甚至是對歷史正義的主張。美國歷史學家康拉德．雅勞施（Konrad H. Jarausch）在《破碎的生活：普通的德國人所經歷的二十世紀》（Broken Lives: How Ordinary Germans Experienced the 20th Century）裡即言：「在占領軍的統治下，作為昔日主宰的民族共同體轉變為一個失敗的共同體，被共同的罪惡感和
苦難綁在一起。」

這種罪惡感與苦難以何種形式表現？或許就是「不表現」。鄂蘭發現，納粹罪行、戰爭與戰敗的事實，明顯支配了德國人的生活結構，他們會以各種方法躲避其影響，此外，極權主義宣傳的謊言也已滲入他們的思考，「極權主義經驗剝奪了他們所有自發的言語和理解力，以至於現在沒有官方的路線來引導他們，他們就啞口無言，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德國人於戰敗後的「沉默」，似乎是研究者們的共識，布萊克亦是如此，她在本書《歐洲鬼地方》細述德國人於敗戰後的損失、避談納粹的表現，以及對「集體罪惡」所築起的防衛心，但比起鄂蘭，她似乎不認為德國人對於納粹罪行是完全閃避的，她反而洞悉「沉默」的妄像，藉著那不甚完美的縫隙裂口，穿透戰後德國的晦暗混沌，以呈現德國敗戰後的社會心理與精神樣態：

即便是殘缺的沉默——讓歷史學家頭痛萬分。我們這些學者的工作仰賴文字甚深，能夠輕鬆取得與妥善整理文字是最理想的情況。然而，人類有大量經驗發生在文字以外的世界或者未經記載。某些情況下，沉默本身成了一種證據。

在這本書中，布萊克透過實際案例闡明幾年前還處於「種族滅絕」思想的基督教社會，如何在戰後透過沉默不語、不予追究或是漠視的方式，壓抑這段歷史與記憶，又如何透過神祕的異說信仰，轉化積壓在心的感受與情緒。

以五○年代聖母顯靈與驅魔的傳聞，以及宗教祈禱的團體形成為例，她說，讓「慣常的沉默出現例外，各種指控受到反責的挑戰，」人們害怕靈魂遭到侵擾與懲罰的恐懼一發不可收拾。布萊克觀察到：如果將戰後的西德人民所經歷、談論、講道與診斷的精神疾病統統放到一個框架中來看，就可以發現一種隱隱作祟的強烈不安，「精神混亂的人們經常將這種感受直接或間接連結到納粹時代。」

她在統整這些發生於德國的大規模超自然事件的共同處後，發現案件都聚焦於「罪惡與過失」、「治癒與救贖」，而《歐洲鬼地方》的主要兩條敘事路徑，也展示了這些關鍵概念：一是飽受煩擾的個人與處於困境的靈魂，尋求精神上的喘息，希望能被治癒、有所轉變或得到救贖；二是使社會沸騰的憎恨情緒昇華成對巫術的深刻恐懼。前者以天主教民俗治療者布魯諾．葛洛寧（Bruno Gröning）的事蹟為主要故事，後者則是藉由近百件的「審巫案」說明「巫術指控」如何成為社會現象，又如何顯現其社會心理。

透過再現這些已被遺忘的事件，布萊克揭示西德人「沉默」背後的精神狀態——對於靈魂蒙受汙染的恐懼、有害的懷疑心理，還有對日常生活的一切感到心神不寧求助神醫、巫術指控、末世預言，又或是聖母顯靈等等不符合現代常理的種種情事，之所以頻繁地在經歷災難性戰爭與大屠殺後的德國社會發生，便是彼時德國人處理無以言喻的悲傷與創傷、避開直言納粹以談論罪惡的方法。鄂蘭認為的「冷漠」，或許正是西德人撫著傷痕、忍受良心譴責的狀態下，無以名狀的焦慮。

「這些現象帶有強烈的民俗色彩，」布萊克解釋道：「（這）暗示著人們的精神遭到損害與靈魂需要淨化，表現出德國戰後時代特有的社會傷害，它們根植於驚懼、過失與羞恥、責任感，並且象徵後納粹時期生活中所充滿的不信任與失去。它們見證了一段空白的時期（在道德、社會與知識上皆是），而造成這道裂縫的，是戰敗國衰退的事實與一場由同盟國監督的反集體屠殺行動。」

在重大災難過後，人們會將悲傷、失落或難以處理的創傷感受，寄託在非科學實證的物事上，例如信仰又如鬼神，這些物事是人類自有文化以來對世界的感知與觀點，既有普世性，也依據族群文化不同有其獨特性。過去我走訪地震海嘯重創之地時，便時常看到倖存者如此解釋災難的發生與後續—如日本東北災民相信亡者的鬼魂還附著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仍能相見；又或者位在南亞海嘯震央的亞齊（Aceh），當地人認為海嘯是阿拉真主的旨意，讓他們可以在末世前悔悟，而災難令他們信仰更虔誠。

在這本書中，則可見布萊克嘗試貼近當時的時空，讓自己置身於彼時西德民眾的處境裡，透過文獻細節再現當時的景況，再引用各家說法解釋這個時期德國人的歇斯底里從何而來，彷彿引領讀者回到時代現場，也適切地進行一場「社會心理快照」。

※ ※ ※

在戰後廢墟中聲名崛起的葛洛寧，據說比當時的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還有名。他的追隨者認為他擁有神奇的治療能力，可以治癒由「邪惡」引起的疾病。儘管當時的律法禁止無照醫療，但人們並不理會政府禁令，前撲後繼蜂擁向他求醫。

這名前納粹分子是彼時的輿論中心，在本書中占有極重要的篇幅。布萊克不僅就這個人所創造出的社會現象與討論全面探討，在觸及需要更深入解釋的文化概念時，也不吝於拉出一個視窗，細述這些概念在文化裡的多樣性與深度，例如疾病──在德國民俗文化中，疾病不只是單純生物醫學的問題，還充滿了道德考量與道德判斷的可能性，一個人若罹患疾病便表示可能做錯了什麼事，而維持健康則帶著個人自律且對群體負責的意涵。

疾病與道德（惡）關係的案例，不只德國獨有，從美洲到非洲，都有類似的民族誌可以證明。葛洛寧是天主教徒，根據他的說法：生病代表逾越界線，代表犯了錯，疾病是犯下惡行須受的處罰，但有程度之分，某些罪過與疾病可以被治癒，某些則不能。而他所謂的「惡」，即是讓靈魂附於樹根、使鄰居生病的「惡人」—即便他未曾言明「惡人」是誰，但在德國文化裡，指的是巫師；當你指控某人是巫師，就等於控訴對方圖謀邪惡，造成傷害、不幸與疾病。巫術遂成了文化慣用語，是理解與解釋不幸的方法。而這種對「惡」的看法，也是這本書另一條軸線「審巫案」的背景。

巫術與惡，這放在現代看來實屬邪魔歪道的故事，布萊克卻處理得極為細緻且誠懇，例如透過德國的民俗醫學觀念與超越實證醫學的說法，讓讀者可以理解「身體不舒服」與社會經驗相關，民眾的感受與決定其來有自，更不用說，二戰的劇烈動盪帶給人們一大堆疾病，是源於「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靈衝擊」。戰敗與殖民毀壞了德國人的健康。

即使民俗醫學或文化身體觀應該被理解有其空間，但葛洛寧畢竟沒有真的「醫治」了誰，在這股盲目追逐的潮流下，其問題也逐漸顯露，最後便因延誤了一個罹患肺結核女孩的治療，讓她死於絕望之中而吃上官司，最後遭到判刑。但群眾對葛洛寧的信任，從某個角度看，並非沒有道理，布萊克在書中多次指出，人們之所以信任葛洛寧，不斷寫信給他，向他求醫，是因為他會「傾聽」，「這些數以千計的寄信者選擇不依照指示保持沉默，而是向他訴說埋葬於內心深處的羞恥、傷心、愧疚、痛苦與不足。」

誠如前述，當時德國人的身心創傷其來有自，大到國家，小至私己，在政治暴力之下，有口難言。然而，戰爭時期那些難以揮別恐怖經歷的病患就醫時，得到的醫囑卻是：不要說話，埋頭工作。這是納粹時期發展出來禁慾文化，對納粹而言，存在本身是一種非生即死的競賽，只有某些人在道德上有權利獲勝，為了榮譽，即使受苦受難也不吭一聲。葛洛寧儼然成為那個「沉默」背後的導管，讓民眾無能言說處有個流向，甚至重建自己的故事或認知版本。

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man）在經典名著《談病說痛》（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中解釋，疾病（disease）是醫生將病痛（illness）以異常現象的理論術語重新改造創立的，而病痛則是病人或家屬或更廣的社會網絡對於症狀或失能的對照、共處或反應。病痛的形成受到文化影響，而病患在敘述病痛時，會依據自己的方式組織敘事，給予布局，賦予它意義，並給予詮釋。故事可能有道德目的，能重新確定被圍攻的核心文化價值，重新整合被結構壓力所強壓的社會關係，有時候可能有政治評論的效果，讓看得見的不公或個人被壓迫的經驗能被知道且討論。

布萊克在書中援引了民俗學家訪問那些歷經過二戰的西德老兵，她發現這些老兵都提到自己對懲罰、疾病與戰時經歷的看法，並將癌症的未知性連結到戰時的所作所為，卻都不願認為自己在贖罪，或上帝在懲罰他們。他們只是替過往作為辯解。

這就是為何葛洛寧可以擁有無數追隨者的原因——在戰敗與去納粹化的社會，當許多人背負沉重的罪惡感與審判時，自稱天主的葛洛寧或許因此成為一種救贖。

然而，在這個紛亂、虛無的時刻，萬人簇擁的葛洛寧，在某些人眼裡，彷彿是另一個煽動人群的「希特勒」，不得不提高警覺。但布萊克卻認為他喚起了靈魂的一致性、完整性，一種「精神振奮」的感覺，在這種狀態下，人們會在國家社會主義影響下忘卻所有煩惱，德國人非常重視「對群體感的高度追求」。然而，不過短短八年的時間，葛洛寧於一九四九年給予大家救贖的那場聚會，就在一九五七年他受審判時，成了一種離經叛道讓人反感的回憶。一九五九年，葛洛寧胃癌離世，也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戰後時代最顯著的表現形式之一——象徵戰敗的痛苦、社會的動盪與精神的病態——就此煙消雲散。」布萊克透過社會學家埃佛瑞．戈登（Avery F. Gordon）的話，為她這本書的鬼魂概念作結：在一個迷信怪力亂神動盪不安的社會，「鬼魂往往有話要說。」而我們必須傾聽鬼魂的聲音。

但如果是歷史幽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再次騷動呢？伴隨這個國家產生傷口的一切，是否真的消失了？

（本文作者為媒體工作者、《日常的中斷》作者）

推薦序——沉默之下，亟欲訴說的傷口
阿潑

「對於避重就輕『不久前的過去』所抱持的沉默無所不在，但遠遠稱不上完美。沒有人忘得了納粹主義釋放的那些惡魔，他們只是絕口不提，或者只敢以極度隱晦的儀式化方式談論。 沉重不堪的往事經常冷不防地掠過腦海，猶如鬼怪在警告生者，噩夢尚未結束。」——莫妮卡．布萊克，《歐洲鬼地方》

二○二二年底，卡達世界盃八強賽名單即將落定之際，一則突發新聞短暫地搶掠人們的注意力——在出動三千名警力進行上百次搜查後，德國警方突擊逮捕一群密謀政變的嫌犯，主謀是出身貴族家庭的海因里希十...

目次
傾聽鬼魂的聲音：導讀莫妮卡．布萊克的《歐洲鬼地方》／吳孟軒

推薦序：沉默之下，亟欲訴說的傷口／阿潑

序言
第一章 解讀徵兆
第二章 鎮上的陌生人
第三章 赫福德的奇蹟
第四章 靈魂醫學
第五章 慕尼黑的彌賽亞
第六章 如果惡魔是病灶，那什麼是解藥？
第七章 源自罪過的病痛
第八章 女巫就在我們身邊？
第九章 克魯斯的聖戰
第十章 新時代的序幕
結語
致謝
注釋與參考書目

目次
傾聽鬼魂的聲音：導讀莫妮卡．布萊克的《歐洲鬼地方》／吳孟軒

推薦序：沉默之下，亟欲訴說的傷口／阿潑

序言
第一章 解讀徵兆
第二章 鎮上的陌生人
第三章 赫福德的奇蹟
第四章 靈魂醫學
第五章 慕尼黑的彌賽亞
第六章 如果惡魔是病灶，那什麼是解藥？
第七章 源自罪過的病痛
第八章 女巫就在我們身邊？
第九章 克魯斯的聖戰
第十章 新時代的序幕
結語
致謝
注釋與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