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原為基督教偉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城內，有一間由修道院興建的柯拉（Chora）教堂；在這座從一四五三年以來就屬於伊斯蘭的城市中，像這樣保留著原本中世紀裝飾的教堂十分罕見。西元四世紀時以原野聖救主（Holy Saviour in the Fields）修道院為名而設立、坐落於君士坦丁大帝築起之城牆外的柯拉（「柯拉」這個詞就意指城市周邊的開放空間），後來被五世紀所興建的一道道城牆關在裡頭，卻從來沒因此丟掉原名。今日這座教堂出名的地方，在於精美的十四世紀馬賽克鑲嵌圖樣，以及邊間禮拜堂裡的一張極其美麗的濕壁畫上，描繪了復活的基督進入靈薄獄（Limbo）解放靈魂。
馬克西姆‧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那位博學而著迷於古代世界的拜占庭希臘僧侶，是在一二九五年，也就是那些馬賽克鑲嵌畫完成前不久，在書庫裡追到了他在尋找的那一份手稿，一份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西元約一○○─約一七○年）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ike Hyphegesis）。
《地理學指南》是西元二世紀最重大的其中一項學術成就，而它的重見天日，到頭來會是至關重要的一大突破。可能更因為天文學偉大著作《天文學大成》（Almagest）而廣為人知的托勒密，採納了希臘天文學家希帕恰斯（Hipparchus，西元前約一九○─前一二○年）的經緯度概念。接著他用了地圖繪製者兼數學家「泰爾的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西元約七○─一三○年）的一份文章，來提供不少於八千個地點的座標，涵蓋範圍西至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東至今日的暹羅灣（Gulf of Thailand），並以多張地圖來陳列。做這些工作時，托勒密遵循希帕恰斯的方法，把地球分成相等的三百六十度，讓赤道處在緯度零，而想像中的北極則是大約在其上九十度之處。托勒密把加那利群島定為經度零，而他筆下各個地點則橫跨了一百八十度，一路延伸到東方遙遠的亞洲。這些地圖很可惜都沒留存下來，但有足夠的文字素材可以將其重現。我們今日仍在使用托勒密系統，讓一條條經緯線均分地球表面。而《地理學指南》在成書並被認為已佚失的一千年後，於十三世紀末重見天日，則是西方心智覺醒的重大時刻。
普拉努得斯手上這份並不是唯一殘存的《地理學指南》；阿拉伯人都知道還有另一份，並於九世紀把它翻譯成阿拉伯文。出身貴族、於一一三八年左右受邀加入西西里諾曼國王魯傑羅二世（Roger II）那文雅宮廷的地圖繪製師──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就使用了這一份《地理學指南》。伊德里西採用托勒密的經緯度概念製出七十張地圖，圖中每一區塊都畫成同等大小，是世上首創。這些地圖即便依阿拉伯慣例而南北顛倒，在描繪托勒密已知的世界時，仍然很明顯能看出是準確的。（伊德里西所畫的地圖大部分遵循西方世界慣例，而把北方放在上端。）它們反映了製圖者的信仰，因而把阿拉伯半島和麥加放在中央，文字則是阿拉伯文；但伊德里西一視同仁地使用來自希臘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原始資料。心胸開闊的魯傑羅二世對這計畫是如此地喜愛，以至於這本包含了地圖並圖說的書最後被稱作《魯傑羅之書》（Tabula Rogeriana）。（後來證明實在是很熱心支持伊德里西的）魯傑羅於一一五四年過世後，時局氣氛使《魯傑羅之書》的作者很難把著作散布出去。隨著十字軍運動支配了基督教的想像，這時間點上的伊斯蘭地圖，就算是在「歐洲」宮廷製作的地圖，也不太可能受到歡迎。因此，伊德里西的先驅之作在歐洲也就無人知曉了。然而，它卻能用來彰顯本書的一個重要主題：至少在十三世紀前，阿拉伯人在智識生活上是遙遙領先歐洲人，而且他們會對「西方」的學識復興做出令人敬畏的貢獻。
普拉努得斯找到的那本托勒密著作，到頭來在歐洲更有影響力。這位僧侶把發現成果呈給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巴列奧略（Andronikos II Palaiologos），而他同樣因這成果而興奮不已。他立刻就要他最優秀的抄寫員處理原稿，並要最優秀的數學家把地圖畫出來。普拉努得斯加上了他自己的注釋文字，把希臘數字翻譯成我們今日使用的阿拉伯數字。他們完成的地圖集將托勒密給出座標的全部二十六張地圖裝訂成巨大的對開本，有三本留存至今。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學者曼努埃爾‧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於一三九六年開始在佛羅倫斯教希臘語時，把其中一份帶了過去。一四一○年時，赫里索洛拉斯的一位學生──托斯卡尼人雅各布斯‧安吉利斯（Jacobus Angelus），首度將希臘文原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將其獻給教宗亞歷山大五世（Pope Alexander V）。對人文主義者來說《地理學指南》被譽為又一扇探入古人心智的窗，也是一份明顯比其他競爭者更加優越的文件。它漸漸取代了中世紀的歐洲地理概念，也就是基督教的mappae mundi（中世紀歐洲製世界地圖的通稱），以及用羅盤方位在地圖上畫出地中海港口的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s）。到了十五世紀末，《地理學指南》仍主宰地圖繪製者的世界。當地球各大陸塊的相關知識有了拓展，托勒密的發現也可以修改來順應新發現。所以，儘管托勒密對斯堪地那維亞一無所知──《地理學指南》的最北端是位於北緯六十三度的半神話島嶼「圖勒」（Thule）──他這套體系還是可以用來和新繪製地圖上的地區合為一體。
然而，托勒密系統於一五二○年遭遇了挑戰。儘管他的經緯度還是不可少，但他的不準確卻變得明顯。他最遠只提供了赤道以南二十度的地點，整個非洲南部都沒有畫出來。人們甚至不知道有沒有海包圍著這塊大陸。一直要到一四八八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holemeu Dias）繞過好望角，才得以正確評斷非洲的整個大小，而托勒密體系也就得做修改來把它納入。更嚴重的是，他那些地點的涵蓋範圍在地表上延伸過了頭。若照地圖說法，前往尚未發現且尚未標記之區域的航程距離都會比較短，往西方航行的話，就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抵達東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就是帶著這種錯誤概念出航，而這概念也因為他出乎意料發現美洲「新大陸」而遭到推翻。一旦有人調查過這些新大陸的漫長海岸線，就得放進地圖裡。這麼一來，托勒密橫跨歐亞大陸的地點範圍就得跟著往內壓縮。當麥哲倫的水手們於一五二一年首度環航全世界時，就為一份遠超越托勒密設想的地圖開了路。
當時的地圖以及圖說上，可以看出這種觀點轉變。那時有一位佛倫羅斯絲綢商人格雷戈里奧‧達蒂（Gregorio Dati, 1362-1435）早已蒐集了一系列以托勒密原作為基礎、但追加同行商人補充之情報的地圖──稱作《全球宇宙誌》（Sfera-Cosmographia）。《全球宇宙誌》在十五世紀的初期（手稿）複本顯示，這是一份廣為流傳的文件，在返航水手的貢獻中持續改進。
接著就有了來自烏特勒支（Utrecht）的地圖繪製者約翰尼斯‧魯伊希（Johannes Ruysch，約一四六○─一五三三年）於一五○七年繪製的《新世界》（Mondus Novus）。我們對魯伊希所知不多，但他曾經出過海，而且有可能曾沿北美洲海岸航行。雖然他那細節一絲不苟的世界地圖用的還是托勒密的原則，但他也根據自己及別人（特別是十五世紀較晚期的葡萄牙探險家）的旅程插入大量額外資訊。非洲海岸線和美洲大部分的海岸線都相當準確地展現出來，而馬達加斯加與斯里蘭卡（舊稱錫蘭）都在正確的位置上。從《新世界》捨棄了早先地圖上那些中世紀想像的神話島嶼來說，它是一個「科學」計畫。
到了十六世紀末，「實際存在的地球各大陸塊」與「托勒密標定位置的陸塊」已經有了明確的區隔。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 Mercator, 1512-1594）那些不同凡響的地圖，以及以安特衛普為據點活動的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所繪製的、包含七十張精良且精準的已知世界地圖的地圖集，都展現出以托勒密模型為基礎的長足進步。人們依舊讚揚托勒密──晚至一五七八年，麥卡托都還幫忙編著了一本新版的《地理學指南》（用的是拉丁文名稱Geographia）──但到了此時，探索世界的經驗已取而代之。這件事發生的同時，托勒密的另一項成就，也就是他那本了不起的《天文學大成》中的核心思想「天動說」，恰好也遭到哥白尼擁護者所挑戰；尤其在一六○○年代初期，遭到伽利略挑戰。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一六二○年寫下一段抱怨，說如果「我們智識世界的極限受限於古人狹隘的發現」，那就太不應該了。
結果，在那場相信古典文獻仍有權威的「古代派」與認為它們已被印刷機等新發明取代的「現代派」之衝突中，培根最終成為了「現代」陣營的領頭人物。這種從一個世界觀到另一個世界觀的轉變，這種從仰賴古代文獻的權威到仰賴某種大略算是科學知識的轉變，到頭來會是西方心智覺醒的又一個關鍵時刻。
16 教宗權威的喪失與平信徒的崛起，一三○○─一五五○年
一三五○至一六○○年間，基督徒有一些新作風在歐洲散播開來，而且遠遠散播至歐洲以外。這些作風有一部分是回應了教宗聲望持續萎縮以及神職人員階級越來越與世隔離的情況。世俗統治者此時也正在取得權威，發展著更有效的收稅方法，利用大學訓練的律師們來營運官僚體系，並擴展其軍隊。這就使權力平衡從教宗和神職人員這邊倒向了帝王之手，並讓新的神學運動和平民主義運動得以展現。一如往常，地圖顯示了這種權力轉移。儘管一三七五年的加泰隆尼亞地圖集（Catalan Atlas，見頁五六七─六八）把各王國的名稱放在了不明確的地區，但一個世紀後，爾哈德‧愛茨勞普（Erhard Etzlaup）的歐洲地圖就以不同的顏色來界定每個國家。可以說，在西方思想史中，「新教統治者、天主教統治者和地方團體對宗教強化了世俗面控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十六世紀時各路新基督教以「宗教改革」這種名號興起一事。一三○○至一五○○年這段期間，歐洲人有了更多機會來開展自己的精神抱負，而宗教信仰可以表達的方法也大幅多樣化。這兩個世紀裡，宗教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狀態所做出的回應，其廣泛程度絕對可以視為「西方心智重新覺醒」歷程的一環。反而是宗教改革運動藉著重新施行獨裁主義基督教，尤其是重新主張奧古斯丁神學，才反轉了這個過程。這段歷程會分為兩階段來探討：首先，來談一段十五世紀世俗主動權興起的紀錄；第二階段，則會在後面的一個章節談宗教改革（見第二十四章）。
依諾增爵三世統治期間（一一九八─一二一六年），教宗的皇權達到了頂點。到一三○○年時，就開始下滑了。十三世紀晚期統治者和教宗之間最戲劇化的對峙，發生在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在位期間（一二九四─一三○三年）。波尼法爵八世似乎是擠走了脆弱的方濟各會教宗策肋定五世（Celestine V），並在策肋定退位的僅僅一天後就當選了。他的合法性因此令人起疑，而那些謠傳他對男童和女人都慾求不滿的謠言，又進一步孤立了他。然而，激起敵人憤怒的，其實是他聲明自身權威的方式太冒失。他對羅馬權大勢大的科隆納（Colonna）家族發動復仇，把他們推向法國國王腓力四世那邊；此人早就為了法國神職人員的特權，以及自身對教會財產及收入的權利和波尼法爵八世有所爭執，而且此時正在摧毀聖殿騎士團（Templars）這個軍事修會。事實上，腓力四世正在跨越一般所公認的、君王與教會對等的合法權力，而這標記了世俗信心崛起的關鍵時刻。波尼法爵出於報復，於一三○二年發布了一份教宗詔書，《獨一至聖》（Unam Sanctam），甚至超越了當年額我略七世、「克來爾沃的伯爾納鐸」和依諾增爵三世的絕對主義；他更進一步主張，在宗教和世俗問題上若不承認教宗的權威就會下地獄。憤怒的法國人要求開會罷免波尼法爵，獲得了巴黎各主教、大學神職人員、巴黎聖母院地方分會、道明會以及大部分方濟各會成員的支持。義大利這頭，膽子大起來的科隆納家族，在法國間諜的協助下，突襲了波尼法爵在阿納尼的宮殿，還俘虜了教宗好幾天。皇宮今日仍屹立原地，而七百多年前教宗在這場後來稱作「阿納尼掌摑」（Schiaffo di Anagni）的事件中遭貴族夏拉‧科隆納（Sciarra Colonna）攻擊的那間房間，也依舊未變。不管是因為自然因素，還是因為受到極度羞辱之苦，教宗波尼法爵沒過多久就在羅馬過世了。一三○八年時正在編寫《神曲》，且之前在教宗勢力掌控佛羅倫斯時被逐出故鄉的詩人但丁，則是幫波尼法爵在地獄弄了個位子作為報復。
十四世紀時，因為教宗當局長期流亡至亞維農（一三○九─一三七六年），使得教宗不論從哪方面都越來越沒有機會跟君主討回主動權。
羅馬城不是一個好待的地方，尤其到了炎熱的夏天，更是容易傳染疾病。對教宗們來說，總是有敵對的貴族陣營以及一個重生的公民政府要對付。然而，教宗權力是緊密聯繫於聖彼得本人以及聖彼得大教堂內聖彼得遺物的權威，所以幾乎無法設想教宗在羅馬之外還能有效行使權力。一位姓名不詳的羅馬神職人員於十三世紀寫到，一個教宗住在城外就失去了一半的尊嚴，「就像女人沒有丈夫，羅馬沒了教宗看起來也是如此。」
當初教宗克萊孟五世（任期一三○五─一三一四年）遷往亞維農時，可從沒打算永久如此。克萊孟五世希望重新修補教宗權力與法國君主之間破裂的傳統關係，他雖然認為普羅旺斯城市亞維農不是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該城位在當時西西里統治者普羅旺斯伯爵的領土內），卻比較適合當這項修補行動的臨時基地。此外，該城位在隆河（River Rhône）上，能和其他天主教國家進行有效聯繫。克萊孟的繼任者，也就是樞機主教們僅僅內鬥兩年就選出的若望二十二世（任期一三一六─一三三四年），本來就在亞維農當主教，始終都沒有要遷回羅馬。若望的主教宮變成了宏偉浮誇的亞維農教宗宮（Palais des Papes），是一座教宗君主政體的恰當背景。
隨著教宗們堅持強化自己發放聖職俸祿（或者被稱作「給養」）的控制權，讓租金、捐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歲入都得付給教宗宮廷再分配給其偏好的領收者，進而穩固了自己的財政之後，教宗行政的品質在亞維農便有所進步。然而，這也有掏空地方資助金的效應，也使得每一次新任教宗就職都激起大批申請者前來宮廷（一三四二年教宗克萊孟六世〔Clement VI〕當選之後，甚至多達六千人前來）。如今，人事任命變得集中化，常有外來者被教宗們指派到賺大錢的主教轄區，卻從來都不住在這個新教區。這些發展的後果是讓教會遠離了地方政治，因此強化了「一個獨立於其廣大子民之外運作的富有機構」的印象。個別教宗任期短暫的一個長期後果，就是鼓勵人們販售那些下一任教宗得支付其薪水的職位。到了一五二○年代中期，教宗收入有百分之三十都花在官僚體系內，到了一五六○年則是百分之五十。
就如曾在教宗行政機關內任職的人文主義者佩脫拉克所言：
在此當政的是加利利（Galilee）貧窮漁夫的後人；他們莫名其妙地忘了自己的起源。當我想起他們的先人時，我驚愕不已地看見這些人戴著黃金、穿著紫衣，吹噓著王室與國家的縱容；看著奢華的宮殿高樓蓋滿防禦工事，而不是把一艘小船翻過來遮風蔽雨。
光是教宗宮（Palais des Papes）一處就吸取了教宗本篤十二世（Benedict XII，任期一三三四─一三四二年）百分之十八的收入，這也就約略說明了教宗政府有多大的優先權。對英國人和德國人來說，這種隔絕於人的印象又因為教宗與法國文化的緊密關係而進一步強化。亞維農教宗每個都是法國人，他們任命的一百三十四名樞機主教裡有一百一十二名也是如此，而許多人嘲笑他們對更強大的法國君主卑躬屈節。教宗們是如此地退縮，以至於那些年間只舉行了一次教廷會議（維埃納公會議〔Council of Vienne〕，一次又被克萊孟五世牢牢掌控。
教宗流亡至亞維農一事，最冒犯到的是義大利人（其中就有佛羅倫斯人佩脫拉克）。羅馬人已經習慣讓教會的財富支撐城市，而教宗的缺席讓貴族之間的敵對惡化。一三四六年，一場由克拉‧迪‧里恩佐領導的人民起義，耗了好幾個月才氣力放盡。在羅馬之外，組成教宗國的混合領土內動亂四起。若望二十二世堅決要壓下動亂，以至於花了三分之二的收入來僱傭兵並收買敵對競爭者。一三三三年教宗軍隊在費拉拉慘敗後，教宗勢力暫時失去了波隆那。像「帕多瓦的馬西略」的《和平守護者》（一三二四年）這類重要的政治著作，以前所未見的清楚明白態度，挑戰了教宗的權威（見頁三五○─五五）。就如前面看到的，曾是教宗同盟中最忠實一員的佛羅倫斯，也於一三七五年向教宗宣戰。
當教宗額我略十一世（Gregory XI，任期一三七○─一三七八年）的良知，被那位自己跑來介入政局的錫耶納神祕主義者加大利納（Catherine）糾纏不休的懇求喚醒後，他決定於一三七七年返回羅馬，並造成了其後的教會分裂；而這又使人們對教宗的尊重進一步遭到摧毀。
額我略沒多久後就死了，但那些堅決要廢除法國教宗、進而支持一位願意留在羅馬的義大利教宗的樞機主教們，選出了義大利南部巴里（Bari）的前主教烏爾巴諾六世（任期一三七八─一三八九年）。但後來發現此人心智十分不正常，以一陣陣怒火來維護自身權威，還把那些冒犯他的樞機主教逮捕下獄，甚至還以酷刑虐待他們。他們之中有些人逃了出來，並再度選出一名法國人──曾擔任康布雷（Cambrai）大主教的「日內瓦的羅伯多」（Robert of Geneva），來擔任「對立教宗﹂克萊孟七世（任期一三七八─一三九四年），以便在亞維農恢復教宗統治。
儘管一般認為留在羅馬的教宗才是繼承自彼得的合法一脈，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忠誠分裂的那個時代，看來實在不是如此。法國理所當然地站在克萊孟這邊，英國、德國、中歐和義大利則是支持烏爾巴諾。敵對的歷任教宗們有三十九年間都把對方逐出了教會，其造成的失望大到讓教會會議至上主義（conciliarism）這個重要的運動在此真空中出現。由巴黎大學神學家（以及在巴黎舉行的四個教會會議）所支持的教會會議至上主義，其宣揚的信念是，教會會議所代表的教會整體，甚至可以罷免犯錯的教宗，甚至同時罷免兩個，然後選出單一繼任者。達成這一點所需要的政治手段非常曲折，一直要到一四一七年，一個在康士坦茲舉行的會議才總算選出了單一教宗，也就是瑪爾定五世（Martin V，任期一四一七─一四三一年）。瑪爾定來自驅逐過波尼法爵的科隆納家族，並於一四二○年入住了他家族在羅馬的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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