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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疆域沿革史已有之成績
中國地理之學發達極早，其見於文字之記載者，則《尚書．禹貢》、《山海經》、《爾雅．釋地》、《周禮．職方》諸書蓋為最古。然言地理者必有地圖始能相佐為用。地圖之創始當在文字記載以前，誠以圖像之製作較文字為易，故先民多先圖而後書。中國地圖之見於記載者始於周初，《尚書．洛誥》：「伻來以圖，及獻卜」，《詩．周頌》：「嶞山喬岳，允猶翕河」，即見明證（《緯書》之言地圖早在神農、黃帝之時，如《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神農世，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道」，其說不足據）。《周禮》亦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是地圖之製作已漸臻發達。春秋、戰國之世，諸侯交爭，地圖益多。《戰國策．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儀曰：……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趙策〉：「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史記．藺相如傳》：「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而荊軻為燕太子丹西刺秦王時所挾之《督亢圖》尤豔稱於後人口中。戰國學術本極發達，而地圖之繪製尤為一時之盛事；蓋各國相爭，遣使結盟，出兵奪地，交通、道路、山川、形勢在所必知，故地圖之繁多實吾人意料中之事也。
及劉、項亡秦，蕭何隨漢祖入關，先收秦丞相及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蕭相國世家〉所謂：「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張丞相列傳〉：「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吾人可由此稍知秦人作圖之概況，及其圖上所記載之情形。入漢以來，圖籍之著作益盛，吾人姑舉其著者言之。〈三王世家〉：「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淮南衡山列傳〉：「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江都易王傳》：「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後漢書．光武紀》：「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馬皇后紀〉：「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岑彭傳．注》引《續漢書》：「辛臣為（田）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馬援傳〉：「前披閱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李恂傳〉：「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惜漢世諸圖今已亡佚，不得知其究竟；惟晉裴秀奏上〈禹貢地域圖〉時猶得見之，其言曰：「今秘書既無古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圖》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晉書》本傳）」據秀所言漢圖殆僅有各地之輪廓，似非精細之作。唯此時有一事應為吾人所注意者，即追記古代地理之輿圖，已見萌芽。《漢書．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後漢書．循吏傳》：「乃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武帝所案之圖是否出自漢代，吾人不得而知；然景所得者，當為漢時所製。蓋〈禹貢〉雖載九州區域，不過先秦人士之地理學說，其圖自非先秦之時所能作也。
兩漢地圖之外，輿地之著作尤為眾多，太史公之〈河渠書〉及班孟堅之〈地理志〉，皆千古之絕作，而為後世研究疆域沿革之人士奉為圭臬，故《隋書．經籍志》曰：「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淮南王安賓客所撰之《淮南子．地形訓》繼鄒衍之後，縱論天下九州，猶有先秦人士言地之餘風。楊雄之《十二州箴》，王莽職方可以考見。後漢應劭著《十三州志》及《風俗通義》，以記各地沿革，惜其書不傳，難窺全豹，僅於他書中略睹其斷簡佚句，稍知其體例而已。
此期尚有一可注意之事，即方志之著作是也。方志之名雖早見於《周禮》；然其時是否已有此類書籍，實屬疑問。《海國圖志》：「（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吾人逆料二漢之時，方志之著作蓋極普遍，故《隋書．經籍志》謂「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惟其時方志所載事物不若後世之繁雜而已。舉其著者則圈稱〈陳留風俗傳〉、王逸《廣陵郡圖經》（《文選．蕪城賦．注》引）皆是也。自此而後，作者代有，至於今日，荒州僻縣亦皆各有其志書，於是各地之沿革亦能溯其本源，考其變遷。雖其間優劣不齊，要為治疆域沿革史者之別軍也。
自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孟堅因之作〈溝洫志〉，二家之後，水道之記載，久而不聞；魏、晉間有《水經》一書出，遂為談水者別開生面。《水經》一書，前人或以為漢桑欽所撰，然書中載有魏、晉間事，當非欽所能知。元魏之時，酈道元為之作注，發幽顯昧，頓成名山之業，後世遂以之與先秦之《山海經》並稱，為治地學者所不可少之要籍，清人治此書者極多，其詳述於後文。
晉初，杜預以酷愛《左傳》成癖，因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而列國地理遂散見於其書中。司空裴秀博學多聞，因撰《禹貢地域圖》，《晉書》本傳載其書序文曰：「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經路，為地圖十八篇。」窺其撰述之意，蓋考古兼以證今，山川郡國靡所不述，實為研究疆域沿革之名作；惜其書不傳，難知其詳耳。其作圖之法，據《傳》所言，則大要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裏，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隋宇文愷謂其圖以二寸為千里（《隋書》本傳），則其輪廓可知。秀客京相璠又撰《春秋土地名》，則專考究一代。厥後虞摯又依〈禹貢〉、《周官》撰《畿服經》百七十卷，《隋書．經籍志》謂：「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蓋亦一代集大成之作也，而今則亡矣。齊之陸澄（《地理書》）、梁之任昉（《地記》）、陳之顧野王（《輿地志》）皆嘗祖述虞氏體例，各有撰述，實則抄集諸家之說，故《隋志》謂其不能成一家之體也。宋謝莊嘗製《方丈圖》，《宋書》本傳，謂其「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本《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按其圖例，實可與京相璠之書相輔而行。其他疆域沿革之要籍，則齊有劉澄之之《永初山川古今記》，梁有陶弘景之《古今州郡記》，其書皆佚，存其目而已。晉郭璞注《山海經》與北魏酈道元之注《水經》，皆為整理古籍之名作，先後輝映，長為後世學人所景仰者也。
唐初史臣纂修《晉書》，〈地志〉一篇，疏誤甚多，深予後人以評論之口實。然魏王泰侍臣所撰之《括地志》，賈耽之《貞元十道錄》、《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圖志》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賈氏《古今縣道四夷述》所載「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新唐書》本傳），今人治疆域沿革者所繪圖表，以朱墨套印，蓋賈氏之遺制也。《傳》又謂耽「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其本朝疆域之沿革具於此矣。若《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則皆言今而兼述古，《括地志》亡佚已久，《元和郡縣圖志》尚存，其圖亦早失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輿記圖經》、《隋唐志》所著錄者，率散佚無存，其傳於今者惟此書（《元和郡縣誌》）為最古，其體例亦最善，後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其見重於後世若此。
至於宋代，樂史著《太平寰宇記》、歐陽忞作《輿地廣記》、王象之撰《輿地紀勝》，考其所述，則郡縣沿革、山川、人物、藝文等目無不備載，蓋循李氏《郡縣》之舊規，而又揚其餘波者也。若王存之《元豐九域志》之類，雖亦輿地名作，然僅述本朝郡縣，不載沿革，非吾人所欲討論也。其專論地理沿革之著作，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其最著者，王氏素精輿地之學，而斯書又詳闡歷代地理之變遷，故《四庫提要》稱其「徵引浩博，考核明確，於史學最為有功」也。他若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吳澥《歷代疆域志》、鄭樵《春秋地名譜》亦此期研究疆域沿革之成績，《宋史．藝文志》載有不著撰人之《三代地理志》一書，當亦為此時之著作。
元代阿拉伯繪圖之法傳入，中國地圖因經一度改良，朱思本之《廣輿圖》即利用新法而做成者，朱《圖》至明時為羅洪先所增補，今日尚存。元人始創修《一統志》，明、清繼之，代有修纂，惜《大元一統志》已佚，為可惜耳。元代論疆域沿革之著作，多不可考見，僅胡三省之《資治通鑑注》流傳甚廣，胡氏所注固非專究輿地，然溫公書中之地名，得胡氏闡述，亦可知其沿革，其功正不可沒也。至明而有桂萼之《歷代地理指掌》，吳龍之《郡縣地理沿革》，郭子章之《古今郡國名類》等今皆亡矣。
清代樸學最為發達，疆域沿革之研究亦因以遠超前人之範圍。清人之治疆域沿革者，多偏重於整理故籍，而於校補各史地理志，用力尤勤。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後，司馬彪承其餘緒，撰《續漢書．郡國志》，及陳壽著《三國志》，遂闕此不作；而唐人所修《晉書．地理志》又多訛誤疏漏，其餘諸史或闕或陋，正待後人之修補，故清儒之治古地理者，多側重於此。其所補之志，如：劉文淇之《楚漢諸侯疆域志》，謝鐘英之《三國疆域表》，吳增僅之《三國郡縣表》（楊守敬《補正》），洪亮吉之《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洪齮孫之《補梁疆域志》，汪士鐸之《南北史補志》，徐文範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等。其所校注者，如：全祖望之《漢書地理志稽疑》，錢坫之《新斠注地理志》（徐松《集釋》），汪遠孫之《漢書地理志校本》，王紹蘭之《漢書地理志校注》，吳卓信之《漢書地理志補注》，楊守敬之《漢書地理志補校》，畢沅之《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方愷之《新校晉書地理志》，成孺之《宋書州郡志校勘記》，溫曰鑑之《魏書地形志校錄》，張穆之《延昌地形志》，楊守敬之《隋書地理志考證》，練恕之《五代史地理考》，李慎儒之《遼史地理志考》等。凡此皆就《史》、《漢》以後諸史為之校補注釋，若先秦之時則研究者亦不乏人，若閻若璩之《四書釋地》，胡渭之《禹貢錐指》，蔣廷錫之《尚書地理今釋》，孫馮翼之《禹貢地理古注考》，焦循之《毛詩地理釋》，朱右曾之《詩地理徵》，高士奇之《春秋地名考略》，江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沈欽韓之《左傳地名補注》，張琦之《戰國策釋地》，程恩澤之《國策地名考》等皆論上古時之地理者。至若各家文集札記，亦往往有論地之作，然零篇短札難於備舉矣。
《山》、《水》二經自郭璞、酈道元之後，雖時見重於世人，然專董其業者尚不多見。入清以後，治之者甚多，而《水經》尤為人所注意。清儒之治〈山經〉者，以吳任臣為最早，其所著書曰《山海經廣注》，畢沅繼之有《山海經新校注》，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最後成，而其書亦最優。清初之治《水經》者甚多，據趙一清《注釋》徵引之本，則有錢曾、黃宗羲、孫潛、顧炎武、顧祖禹、閻若璩、黃儀、劉獻廷、胡渭、姜宸英、何焯、沈口、沈炳巽、董熜、項絪、杭世駿、齊召南、全祖望諸家，而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三家校本尤著。他若孔繼涵之《水經釋地》，趙匡學之《水經注釋地》，陳澧之《水經注西南諸水考》，沈欽韓之《水經注疏證》，汪士鐸之《水經注提綱》、《水經注釋水》（沈、汪二家之書未刊），皆精研博證，厥功至偉。清末，王先謙更集諸家之說為《合校本水經注》，學者便之。楊守敬進而撰《水經注疏》，惜未竟全功，然就已刊之《水經注疏要刪》觀之，則包羅諸家，集大成之作也。清儒為《水經注》作圖，始自黃儀，儀於每水各寫一圖，汪士鐸繼之因著《水經注圖》，清末，楊守敬別著新圖，較舊作精詳矣。清儒治水道沿革，《水經》而外，多本《漢志》，因班氏《志》文間注水流，故學者多從而考核之，陳澧之《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及洪頤軒之《漢志水道疏證》其最著者。
諸家之外，其綜考歷代疆域沿革之著作，則以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最為博大，而楊守敬之《歷代地理志沿革圖》尤為鉅制。其他若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及李兆洛之《歷代地理沿革圖》、《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等雖不若顧、楊二家之宏博，猶能備學者之參考，不可廢也。
疆域沿革之學，其初本為史學之附庸，自經清代樸學諸君子之努力，漸由附庸而為大國，吾人細覽前人之成績，誠不禁嚮往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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