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東亞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的重組：2000-2007年（摘錄）
楊永明（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前言
台日關係在1972年以後，由於斷交而呈現一種特殊面貌，以實質與而非正式關係為主軸的「七二年體制」成為台日關係的基本架構。冷戰結束後，隨之國際環境、東亞區域、美日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台日關係也隨著出現重要的轉變。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台日美中都出現重要政權變化：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下台，陳水扁總統主政；日本小泉純一郎就任首相；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在小布希政權下影響力增加，主導了國際政治；中國則是胡錦濤總攬大權。這些權力構造的變化當然也改變許多雙邊、三邊、多邊關係，甚至區域及國際環境。
台日關係於是在這種複雜的政權變化下出現新的方向。其中最為特殊的是小泉首相的對中、對美、對東亞的外交政策，這些政策對台日關係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另一方面，陳水扁總統也同樣在外交方面展現積極態勢，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到推動對美、對日外交，都是陳水扁外交的軸心，特別是促進台日關係的發展更是對外關係的關鍵層面。本章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在進入新世紀後的變動中的東亞環境下，小泉外交與陳水扁外交是如何影響台日關係的發展。
一、東亞環境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
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各國權力關係出現重大結構性變化，在2000年至2007 年之間影響東亞國際關係最為關鍵的發展，同時也造成台日關係呈現新的面貌。這些東亞地區的結構性變化包含以下六點：
① 主要國家政治領導的變更，使得大國關係出現變化。
② 美中關係的變化、911事件以及反恐戰爭後導致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③ 中國的經濟崛起和軍事現代化。
④ 影響台日關係的兩組戰略三角關係「美、中、台」與「美、日、台」的強化。
⑤ 小泉首相的改革訴求激起日本民眾對於政治及區域議題的新認知。
⑥ 台灣民主發展開啟新頁，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取得政權。
其中第四點的「兩組戰略三角關係」，在2000年之後持續影響台海情勢穩定與台日關係發展，且有更進一步鞏固與強化的趨勢。這些因素都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區域環境與權力分配結構，也是影響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以下先針對日本與台灣內部變化之外的前四項結構性因素作簡要分析。
（1）東北亞新時代與政治新世代
進入二十一世紀，影響台日關係的相關國家都同時出現政權輪替，呈現一個多重新時代與新世代交錯的複雜局面。在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下台。在美國，共和黨的小布希在總統選舉獲勝，新保守主義勢力上台。日本的小泉純一郎突破自民黨派系封鎖，「小泉旋風」開啟日本民粹政治。在中國，鄧小平欽定的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總理一起建立了「胡溫體制」。
政權輪替當然在政策面產生變化，成為主導影響東亞與台日關係的關鍵。各政府的相關政策與前任政權雖然有延續性，但是許多政策的調整，使得台日關係出現重大變化。這幾位政治領袖還有另外一項共同之處，亦即都是在位時間較長，小布希與陳水扁分別贏得競選連任，小泉內閣構造改革的訴求贏得選舉大勝而連任。長時間在位對於政策的延續性與一致性有益，也使得2000年至2007年成為觀察台日關係變化的具體完整的時期與政策階段。
影響台日關係的主要國家都經歷了政權輪替，也帶來了相互政治關係的改變。美中關係面臨新定義，日中關係走向「政治冷、經濟熱」的傾向，兩岸關係則是走向嚴重的政治僵局與對立，但是在美日、台美、台日三組雙邊關係方面，則是有大幅的改善。
（2）美中關係變化、反恐戰爭衝擊
小布希總統在首次競選總統期間，批評柯林頓總統對中國採取交往政策，強調應該以「戰略競爭者」的態度面對中國，而非柯林頓總統的「戰略夥伴關係」。小布希就任總統後，政府在國防與外交方面的主要官員，有許多是著名的新保守主義成員，認為美中關係應該建構在更加現實的基礎上，對於兩國間的交往必須個案審視，特別是軍事交流議題應該謹慎考量。因此，美中關係在小布希政府第一任的初期進入到修正階段，隨後在2001年4月1日發生美中戰機撞機事件，更是為兩國關係塗上陰影。
另一方面，小布希政權的官員卻是十分支持美日關係的進展，許多知日人士擔任重要職務，他們個人與日本擁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大力推動美日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在美日安保的強化和日本參與國際安全事務方面，美國官員公開表態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副國務卿理察．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他並堅持美日同盟應該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礎。
美國的對台政策方面也有大幅進展。小布希政府批准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對台軍售方案，並且在媒體訪問中，強調「願意盡一切可能協助台灣防衛」。這個表現方式雖然隨後被修正，但是小布希政府強力支持強化台灣防衛的政策訊息，都讓台灣感到振奮，也讓中國感受不安。
然而，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將所有焦點轉移至反恐戰爭，為了能有效攻擊潛伏在阿富汗境內的蓋達恐怖組織，美國需要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巴基斯坦以及中亞地區的合作配合。加上隨後發生的北韓核武危機事件，中國在六方會談中扮演在北韓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調停與斡旋角色。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美中貿易關係更加擴大、深化與複雜。這些都改變了美中關係的互動基礎，美中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從過去單純的台灣、經貿、人權議題，逐漸發展成為複雜交錯的國際、區域、雙邊等三層互動關係，這使得美中關係的相互不信任再次回到了美國對中國採取交往政策方向。
（3）中國經濟崛起、區域的國際關係、軍事情勢
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初最受國際關注的議題，這個現象更直接衝擊東亞國際關係與權力結構。中國經濟與貿易發展廣受到世界重視，中國大陸陸續在2003年與2005年成為台灣與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美中貿易總額於2006年亦高達2,626.8億美元，這造成經貿問題成為中國與主要國家之間的最關鍵課題。各國有鑑於中國市場的龐大利益，相繼採取積極推動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即使是在政治議題上有摩擦的日美兩國也有相同的趨勢，都盡力使雙邊互動不影響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此時，中國政府因經濟崛起而獲利的同時，對於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採取懷柔交往。由於中國過去被視為外交與潛在軍事威脅的形象，中國政府透過對周邊國家提出「睦鄰、安鄰、富鄰」的三鄰政策，試圖建立新形象，希望鄰邦認為其是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尋求成為亞洲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亞洲雖然對於中國的崛起仍然憂心忡忡，但當時中國在亞洲地位與影響力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事實。
另一方面，中國軍事發展與現代化也隨著經濟發展而大幅躍進，許多軍事發展計畫被指控是成為軍事大國的作為，但不透明的國防預算與國防政策致使日美等國持續質疑。兩岸軍事平衡方面，中國迅速且大幅增加了瞄準台灣的短距離彈道飛彈，也加深了相關國家的憂慮。北京政府針對台灣可能走向「法理獨立」的警告，制定《反國家分裂法》，成為了各國疑慮中國訴諸軍事力的法制與政策準備。同時日本與台灣皆感受到中國的軍事發展而帶來的威脅與壓力，這種台日共同的軍事威脅壓迫感，是促使雙方進一步展開「安全對話」的重要因素。
（4）雙重戰略三角關係與新的三角關係漸浮現
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安全環境表面呈現穩定與和平，但各國軍事準備與戰略聯盟卻更為積極。東北亞各國的經濟與貿易關係雖然迅速發展，但政治問題與安全議題仍然占據著外交政策的主導地位，也因此影響台日關係的走向。
正如前章所述，1990年代後半的台日關係主要受到安全議題為主軸的雙重三角關係的影響，這兩個三角安全關係分別是「美、中、台」三角關係和「美、日、台」三角關係。到了2000年之後，這兩個戰略三角依然持續影響台海情勢的穩定與台日關係的發展，且有更進一步的鞏固與強化的趨勢。
「美、中、台」的戰略三角關係由於小布希政府的上台，出現安全戰略上的重大質變，先是戰略競爭者取代戰略夥伴關係，然後反恐戰爭之後，美中關係呈現交錯複雜的發展，後來雖然中國被美國定位為「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中之間仍然在安全議題（特別是台灣問題）有著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另一方面，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兩岸關係比日中關係更為嚴重的「政冷經熱」的狀態。因此美國的兩岸之間的平衡政策就會影響兩岸關係，也影響日本的對台政策。
至於「美、日、台」三角安全關係自2000年之後呈現更為緊密的聯繫。美日安保體制經過1997年的美日安保指南（九七指南）的重新確認與強化，對台海情勢雖然維持「戰略模糊」的周邊事態概念，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美日安保更加緊密，並且開始採取接近「戰略清晰」的政策，明確指出將「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列為美日共同的戰略目標。透過美日台之間的軍事聯繫關係以及雙邊、三邊的非官方安全保障對話，可知安全保障的三角關係更佳明確穩固。在這個時期，美日兩國在美日安保和國際安全議題上緊密合作，加上日本更為積極地配合美國在台海議題上的政策，因此使得這兩組戰略三角關係逐漸出現微妙的變化，因此可以看出一個趨勢，那就是「美、中、台」和「美、日、台」開始出現融合，出現了新的「日美、中、台」三角關係。換言之，因為美日在台海安全議題上逐漸呈現兩人三腳的合作關係，使得台日關係也呈現新發展。
二、小泉外交與台日關係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政治出現世代交替的展開，戰後出生世代的政治人物躍上檯面。小泉純一郎以構造改革為政權理念，獲得了國民的強力支持，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勝出。小泉的言行舉止與日本的傳統政治人物風格迥異，在2001年4月就任日本第八十七代首相，小泉的個人魅力席捲日本政壇，吹起一股所謂的「小泉旋風」。小泉政權在成立之初獲得百分之九十左右前所未有的民意支持率，成為史上最具人氣的首相。小泉首相在人事制度與推動構造改革方面都有其獨特風格，例如黨職幹部年輕化是一項重要改革，任命四十多歲的安倍晉三擔任自民黨幹事長。
小泉政權的外交政策（本章稱為「小泉外交」）也呈現獨特的政策內容和方向，更為特別的是從影響台日關係的意義來看，在台日斷交後的歷任首相之中也屬於突出。小泉外交的內容可以歸納為美日關係強化、擴展日本國際地位、確保日本在亞洲的主導權等，或簡言之：美日關係、國際參與、亞洲外交。此外，小泉外交的兩大特質是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小泉外交造成了這些結果，形成了複雜的骨架，小泉政權期間的台日關係的變化深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1）小泉外交之中的對台政策的變化
在台日關係層面，日本政府一貫對台灣問題採取謹慎的立場，台日關係基本是在七二年體制與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內發展，雙方僅維持非官方的民間往來。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東亞情勢出現變化的背景下，有鑑於台日間民間交流頻繁與友好，加上小泉外交影響與雙方精英的刻意推動下，小泉政府瞭解改善對台政策會受到日本民意輿論的支持，因此開始採取許多超越過去台日關係的突破性作為。
小泉執政之後，台日關係的提升並非直接因為日中關係交惡，兩者之間其實不一定具有反比關係；因為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日本的對中政策存在著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結構與考量，中日關係雖然與台日關係有關聯，但是小泉政府並不希望在中日關係打台灣牌，因為如此將招致北京的強烈反彈，可能讓中日關係更加複雜與惡化。其實，小泉政府希望透過強化對台關係來淡化台日關係與中日關係之間的連動性，試圖平行發展與中國和台灣的相互關係。
嚴格而言，小泉外交的對台政策缺乏整體性戰略（grand strategy），但是在有意推動下，小泉政府提高對台政策的戰略高點，以及加強對台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其主要目的還是在建構更為密切的台日關係，並藉此表示日本重視台灣局勢與支持美國的東亞戰略。由於日本國內意見以及中國的壓力，日本政府在台灣海峽議題上仍然扮演被動角色，並且表現相當自制的政策，然而隨著區域環境與日本外交姿態的轉變，日本在面對台灣海峽安全議題出現新挑戰時，便呈現出了現實主義的傾向。
在小泉外交的影響下，日本的對台政策有著三個重要層面的進展：第一，靈活應對「七二年體制」；第二，「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兼具的對台戰略，美日兩國仍以模糊的事態概念來應對台海衝突，但是日本開始透過美日安保架構，展現日本關注台海和平的明確態度；第三，積極推動台日實質交往與互動，鞏固台日友好的民間情誼。
（2）彈性應對七二年體制
七二年體制象徵日本對台灣問題的一貫立場，日本政府根據《日中共同聲明》，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所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之一部分」表示理解與尊重，基此將日本與台灣的雙邊關係定位於政經分離的實質及非政府間關係。此外，日本政府對於兩岸問題的政策立場是希望雙方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進入1990年代，台日內部認為七二年體制已不足以面對台日交流需求及東亞情勢轉變，認為七二年體制已經成為台日關係邁向新世紀的障礙。2000年以後，台日雙方更都認識到七二年體制的自我設限過多，面對台日關係的實質發展，應該採取更加彈性靈活的方式。
台灣政府對於七二年體制一直有所批評，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皆然，都認為是日本政府過於在意中國的態度，並且日本官僚在台日關係方面過於嚴格照法條辦事，使得日漸密切的台日關係無法進一步推動與發展。因此陳水扁總統就職以後，民進黨以及政府的重要人士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呼籲，台日雙方討論如何具體落實改變七二年體制的限制，以實現台日關係正常化。此外，在許多台日雙邊對話中的話題，建議日本應當學習美國，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作為突破七二年體制與促進台日關係的法律架構與根據，但這些主張並未真正地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
不過，小泉政府還是以「個案處理」和實際需要為基礎，逐漸以彈性方式調整過去對於台日交往的限制，進一步擴大與台灣在各領域的關係，特別是實質性準官方關係。這些措施開啟良好先例並繼續沿用，因此可謂是對於七二年體制的鬆綁。其中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支持台灣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改善台日非正式外交管道的互動方式、台日反恐合作、台日漁業談判等四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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