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增訂新版）- TAAZE 讀冊生活

序曲
消失的屋頂
阿列夫之於空間，一如永恆之於時間。在永恆中，一切時間，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同時並存。在阿列夫中，整個空間宇宙都可以在一個不足一吋大的閃亮小球裡發現。……就在那個偉大的瞬間，我看到百萬種令人興奮與害怕的活動，但最讓人驚奇的是它們竟同時存在於空間中的一點，既沒有重疊，又不是透明。我的眼睛看到的是同時並存的景象，但我寫下來的只能是依序相繼，因為語言就是依序相繼的。即使如此，我將盡我所能回憶。
─ 波赫斯〈阿列夫〉

我出生在寅時。子丑寅卯。凌晨三點到五點。
如今的我，不知為何也經常在這個時刻醒來，忽然間就睡意全無。我躺在枕上，睜開雙眼，望著灰濛濛天光從窗簾的縫隙依稀流入，流到我的指尖。就在這一個光明與黑暗交相滲透的曖昧時刻，四周悄然無聲，生存這一件事卻變得非常不可靠起來。我果真還活著嗎？而此刻躺在此處的軀體又歸屬於誰？魔幻的光影撲朔迷離，從天空中一點一滴篩漏而下，但接下來究竟會是白天呢？還是黑夜？我努力想要讓自己再次地睡去，卻發現時間變得漫長到格外難捱，床頭的鬧鐘傳來分針與秒針規律競走的滴答聲響，是的，漫長得就像生與死的距離一樣，而我正懸浮在這兩端的正中央，微微顫慄的繩索宛如一道電流穿過我的心臟，莫名的悲哀倏忽淹沒了我。或者應該說，是生命本身的重量震懾了我，它壓住了我，就在這個眾人皆睡而我獨醒的時刻，壓得我如此之深之沉，讓我寧可自己就從來沒有降臨到這個人世間過。
於是我又彷彿看見了四十年前的那一個早上，同樣是在寅時，三點到五點，季節是秋末，空氣清潔冰冷，為所有的事物抹上了一股不真實的藍光。落葉無聲鋪滿一條大街，街上卻悄無行人，而醫院就座落在街的盡頭，在一天之中，再也沒有一個時候比這更加安靜的了，夜裡送來急診的病人早就被安置妥當，躺在床上一邊打著點滴，一邊沉沉地入睡，而值班的醫生和護士在忙了一整夜後，也全都累到趴在桌上小寐，負責接生的主治醫師才剛從家中溫暖的被窩爬出來，在趕往醫院的半路上，但我卻已經迫不及待要探出頭來了。
我的母親發抖著，打開她細瘦的雙腿，痛苦哀嚎了一整夜後，她的聲音變得沙啞又淒厲，彷彿是在為自己，也為這個不懂事的、固執非要來到這世上不可的小生命而哭。她阻止不了，只能不停地哭。就在這一剎那，我的父親卻推開護士，他捲起袖子，彎下腰，伸出一雙手，決定自己親自迎接我的到來。

我的父親是一位退伍的軍醫，山東平度人。
一九四九年，他以流亡學生的身分跟隨煙台聯中來到了台灣。那是一支由將近萬名師生組成的浩大隊伍，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從青島一路搭火車蜿蜒南下，走走停停，經過了湖南、上海、杭州、廣州，然後改搭輪船渡過黑水溝，來到了澎湖的漁翁島。
漁翁島是一座貧瘠又荒涼的小島，光禿禿的地表，終年被東北季風無情地吹刮。這一群學生想再轉往台灣念書，卻被當時的澎湖防衛司令就地強制編成軍隊，打算遣返回大陸的戰場，而當下如果有不肯服從的，就被冠上匪諜的名義，拉出去槍斃，要不就是在夜裡憑空消失，據說是睡到半夜，就被從床上莫名拖起，用布袋套頭捆綁，無聲無息地投入了茫茫的大海。這是戰後台灣第一樁、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白色恐怖事件。我的父親也被編了兵，在澎湖的烈日下每天拿槍操練，直到有一天，他趁著被派去馬公採買伙食的機會，悄悄地從船上跳下來，頭也不回地跑了。
在澎湖的炎陽照耀下，石板街道滾燙得發出刺眼光芒，他跑去找舅爺。舅爺是警察，奇怪的是，不知是被窮困所迫還是別無出路，平度人當警察的似乎特別多，也隨國民黨政府來到了澎湖，正駐紮在馬公。舅爺幫父親弄到一張身分證。證件的主人恰好和父親同姓，也是一路從山東逃亡到這兒的外省人，卻不幸得到急病死了，孤家寡人一個，便隨地草草埋葬掉，而我父親頂替了他的證件，從此以後，便以這個人的身分繼續活了下去。在身分證上，除了姓氏仍然沒有改變，代表他還不能忘本之外，其餘登錄的資料全都不是他的，所以一直到父親過世時，我們都還不知道他真正的年齡。而他也始終不肯講，就怕自己會顯得老。
拿著這一張頂替來的身分證，父親搭船去到台灣，本來想考大學，卻錯過了時間，只剩下國防醫專還在招生，他希里糊塗地跑去報考，就在戰時一切皆為速成的訓練之下，兩年後，他就穿上了白色的海軍制服，成為一名軍醫。當我出生時，他早以左營海軍上尉的身分退伍，改在高雄的建功街上開了一間小兒科診所。
就在一個分不清楚究竟是白日、或是黑夜的凌晨，在高雄的鐵路醫院，父親從母親的身上迎接了一個新的生命。但我猜想，在那一刻他心中並沒有太大的喜悅，因為他已經愛上了自己診所的護士，一個正值青春年紀的原住民女孩，來自於台灣東部的好山好水，有著一雙靈活清亮的大眼，頭髮綁成一條粗黑的長辮，垂在她豐滿的胸脯前。父親早就暗自有了和母親離婚的念頭，而這件事情在我誕生的幾個月之後，終於成真。從此，他便從我的生命中遁走，沿著另外一條鐵軌通向我再也無法介入的人生，而他越走越遠，越走越遠，鐵軌不斷向地平線唰唰地延伸過去，分歧、交叉又復渙散開來，直到在天邊消失成一個我再也無法辨識的，陌生的小小黑點。

這個時候我的母親躺在產檯上，生產過程的漫長痛苦，讓她虛脫到開不了口，全身上下冷汗涔涔。她偏過臉來，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也沒有太大的喜悅。後來她還告訴我，就在那一刻她的心都涼了，因為我又是一個女孩。這是母親的第四胎，前面三個全是女兒，她或許寄望如果我是一個男孩，可以讓父親回心轉意也說不定。對於未來，她充滿了不確定的恐慌感，要遠遠大過於對一個新生命的期盼。這已經是我母親的第二段婚姻了。她清楚地明白，自己再也承受不了又一次的失敗。
她的第一段婚姻是發生在二十歲時，剛從女師專畢業的那一年。
我曾經看過母親那時的照片，頭髮剪得齊耳根短，還來不及留長，臉龐保有青春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豐潤和肥滿，而不像中年以後的她，變得那麼的扁平瘦削。她的眉毛按照當時流行的樣式，畫得又粗又彎，嘴唇微嘟著往上翹，塗滿了鮮紅的唇膏。那是一張還沒有經歷過任何風霜，所以才能夠保存得如此完整又純粹的臉，一張沒有欠缺、沒有遺憾、沒有扭曲的臉，就像是一朵在清晨獨自怡然盛開的白色花蕊，讓人不忍心把它採摘。然而，那一張臉卻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悄悄地消失掉了。消失得一乾二淨，就連同躲藏在臉孔後面的愛、夢想與天真，也都一併消失掉了。以至於她們日後看起來，就像是兩個擁有截然不同身世的女人：她們彼此之間毫無關係，也互不相識。
母親的第一段婚姻是招贅的。
我的外公是澎湖人。日本時代他從馬公搭船來到高雄，在哈瑪星港口上岸，落腳打拚生計。據說，他起初跟著兄長，在南部一帶包攬營造工程，收入還算不錯，但也因此染上家族的惡習，錢一到手，就相約到酒家吃喝玩樂殆盡，甚至染上了難治的隱疾。關於這一段母親總說得曖昧，緊蹙的眉尖流露出極度的厭惡不屑，警告我們要遠離外祖父碰觸過的一切事物，譬如餐具器皿，尤其是馬桶。也因此，原本身體就很孱弱的外婆更患了嚴重的潔癖，很早就與外公分房，在生下兩個女兒之後，便再也沒有任何子息。母親是長女，外公堅持要為她招贅。根據母親的回憶，那個年代只有從大陸漂泊來台灣的外省人，無羈無絆又沒有家累，才願意入贅到本省人家。於是透過媒人的介紹，母親嫁給了一個從福建來的警察A，一直到晚年，母親都還認定是招贅的婚姻害慘了她。不過，當初她嫁給A，也未嘗不是出於自願。A長得非常帥氣，身材高，口才好，又很會跳探戈，在每年警界的聯歡晚會上，都是出盡了鋒頭的焦點人物。即使數十年過去了，A的照片也都還一直保留在我們的家庭相簿裡，被默默地收藏在櫥櫃的角落，就像是一段雖已塵封但仍舊不忍割捨的少女舊夢，即使其中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浪漫懷想，以及深入皮膚肌理再也無從起出的難堪回憶。和A結婚的第一年後，母親便生了大姊，過了一年，又懷上二姊，但這時A卻因為一樁曖昧的緋聞，被同事T槍殺了。
T也是一個從大陸渡海來台的外省人。
奇怪的是，為什麼總是外省人如同被神遺棄詛咒的流亡一族，化成幽暗鬼魅，始終纏繞著我們的家族記憶不去？T的年紀要比A大上許多，出身背景我們並不清楚，只知道也娶了一個本省的女人。那女人沒讀過什麼書，長相也算普通，但個性卻十分活潑，朋友也多，經常拉A加入她們的聚會。不知是否T不諳閩南語，語言不通的緣故，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妻子出軌，和A私底下有了不倫的戀情。但這一切也只是猜測而已，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事實的真相。真相早已被埋葬在幾顆冰冷的子彈下。
事情是發生在一個春天的早上，時間還不到中午，陽光既和煦又溫暖，靜靜地曬在高雄的大馬路上。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台灣街頭還沒有幾輛汽車，只有三輪車和腳踏車緩緩駛過去，揚起了一陣陣令人愉快的微風。A是鐵路警察，在高雄火車站工作。火車站是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建造的，在當時看來，應該還算是一座相當新穎前衛的地標性建築，多層次的氣派屋頂，大膽融合了西方古典主義和東方帝冠式的風格。就在上午將近十一點左右，A的身影便從那一座巨大的屋簷底下出現了，他剛剛換下警察的制服，把腰間的佩槍交給前來接班的同事T。而從高處俯瞰的角度，我們看不見A的臉孔，但是他身上穿著一件好看的白色襯衫，薄薄的西裝長褲，走路時挺直的背影，充滿了春日的希望和朝氣，而這幅畫面看起來是如此的自然詳和，絕對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A悠閒地走過了火車站前的大街。
然後他向右轉，沿著高雄中學的圍牆一直往前走，走過了高大油綠的馬拉巴栗，走過了小葉欖仁傘狀的樹影，細小鮮翠的葉子在頭頂上方閃爍著，讓A想起了自己才剛滿一歲的女兒，那雙總是喜歡伸向空中的粉嫩小手，以及妻子肚子裡正在孕育的新生命，他不禁開心地吹起了口哨。他一直是那麼喜歡音樂和跳舞的人，就連走在馬路上，都彷彿聽見空氣中流動著無聲的歡樂節奏，於是他輕巧地踏起步來，穿過牆邊一條無人的巷子，巷裡栽種著幾棵茂盛的芒果樹和椰子樹，樹下是木造的日式屋舍，一間間整齊地排列過去，頂上一律覆蓋著黑瓦。A似乎看到瓦上睡著一隻潔白的貓，在沉靜的陽光下發出不可思議的神祕光芒，若是在平時，這一點小小的細節決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但是那一天，或許春日太過美好了，喚起了他對所有事物的好奇和愛憐，於是A不禁放慢了腳步，瞇起眼，就在那一瞬間，他忽然聽到身後響起一陣急促的皮鞋聲，啪答啪答的，正在大跨步朝他奔跑過來。他正感到奇怪卻還來不及回頭的時候，兩聲巨大的槍響已經劃破了空氣。他的同事T用他剛才交接的那一把槍，殺了他。
A倒臥在大街上，原本空中流動著的、無聲的歡樂節奏，此刻變得具體而且無比清晰了，原來那是他心臟在噗通地跳動，血管破裂時所發出嗤嗤的聲響，讓他想起了有一回買給女兒的紅氣球，在洩氣時，也是發出類似的聲音，一想到這兒，就彷彿有無數的紅氣球撲天蓋地朝他飄過來，紛紛地落在他白色的襯衫上，啪地爆裂，溢出了大灘大灘的紅色血泊，在白日下格外的鮮豔。而那雙原本在後方奔跑的皮鞋，也終於來到A的眼前，但他已經沒有力氣抬頭去看了，皮鞋的主人究竟是誰？那雙皮鞋只停了幾秒鐘，便又趴答趴答地，一路跑遠了。
T站在A的面前，喘著氣，卻來不及彎下腰去查看，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事必須完成。他停了幾秒，便繼續沿著馬路一直往前跑，跑到三民街自己的住處，一座磚砌的簡陋矮小平房，他的妻子坐在門口餵小孩吃稀飯，一不小心把湯匙掉在地上，所以轉身走進屋子裡去換，就在這命運的一瞬之間，T已經來到了家門口。T首先看見坐在學步車裡一歲多的兒子，四下張望，卻找不到妻子的身影。但他沒有時間再猶豫了，他已經驚動了路人。他聽到背後遠遠傳來一陣陣的騷動和叫喊，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喊些什麼？仔細一聽，卻又什麼都沒有，周圍靜悄悄得嚇人，他只能聽見自己巨大的呼吸聲，在胸腔內劇烈地上下起伏。春日飄浮在空中無所不在的花粉，此刻香得令人幾要窒息，於是T絕望地舉起槍來，用剩下的子彈殺了自己的兒子，然後自殺。子彈準確地貫穿了他的太陽穴。
而這一切只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發生，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太陽在天空中依然溫柔地照耀著，而火車也依然在一條深黑色的鐵軌上，來來回回地倉皇奔跑。就在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寧靜而無所事事的、春日的上午。

A過世了，情殺的消息登上報紙頭條。在保守壓抑的五○年代末尾，我的母親不顧周遭人的異樣眼光和竊竊私語，半年後生下我的二姊，繼續留在原來的小學教書，放學後，就拚命給學生補習，用賺錢來遺忘悲傷，填補生活的空檔。從此以後，賺錢成了她一輩子根深柢固的惡習，解憂忘愁的萬靈藥，而除了這一件事以外，她似乎什麼也學不會。
一直到事隔八年之久，她才又在親戚的介紹下，認識了我的父親。根據身分證上的記載，那時我的父親已經四十歲了，但恐怕實際的年齡還要更老許多。婚後的第一年，母親生下我三姊，隔一年，又懷了我。懷孕就像是一帖揮之不去的魔咒，永恆輪迴的噩夢，當她挺著大肚子，察覺到我父親和護士之間有了異狀後，她陷入很大的恐慌。上一次婚姻留下來兩個女兒，已經太多，而這一次，居然又要再多添兩個？所以她不能再放任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了。她的恐懼和不安，也傳染到我兩個已念國中的、同母異父的姊姊身上，她們因此被送到我阿姨家中去住，遠離這一座屋簷底下正在醞釀的躁動和不安，而我的母親則選擇留下來，努力挽救這一段如今看來已是岌岌可危的婚姻。
正因如此，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大姊二姊的影像總是時斷、時續的，她們會忽然在某一個時刻出現，坐在家中的椅子上，俯下身來，伸出手指來逗弄著我，臉孔蒼白但是五官卻很模糊。有時她們卻又會忽然遠去，有如一陣來去不定的飄渺煙霧，留下甜甜的少女氣味包覆在屋內的每一件事物上。但這一切又似乎只是出於我的恍惚錯覺罷了，因為我揉揉雙眼，再定神一看時，只見到眼前一屋子空蕩的家具，細微的粉塵定定懸浮在南台灣的陽光之中，而它們是如此的自在安靜，不受打擾，彷彿這裡從來都沒有任何人出現過。

追憶逝水空間
我選擇用一種和平而舒緩的語調，去寫一九七五年我們從高雄搬到台北，輾轉遷徙在盆地邊緣的經過，去寫山與海所懷抱的北投，寫關渡平原的朦朧煙雨，寫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現的鬼影，以及一間大雜院似的違章建築……

書早已完成了好久，才終於下定決心要寫這篇序文。
說來有趣，其實我經常寫序的，但都是為了別人而寫，為那些台灣或是陌生的外國作家寫長篇大論的導讀，久而久之，只把它當成一項功課在做，但輪到自己的書時，我卻是百般的不情願了，更不願找別人去寫。寫序是件苦差事，我可不想給朋友添麻煩，而現在流行名家推薦，一本書的書腰上掛了好多名字，叮叮噹噹的，都快分不清作者究竟是誰？我也不愛做這種事。我寧可自己的書以乾淨樸素的面目見人，安靜地躺在書店角落裡，只等待有心的人前來打開。
然而到了這本書，我的心情卻彷彿有些兩樣了。分明已經寫出十二多萬字，卻還有許多話沒交代清楚似的，於是這篇序，便是非寫不可的了，並且在心中輾轉翻騰了許久。夜裡我躺到床上，話語便源源不絕自暗中湧出，如絲纏繞，如繭自縛，又如河水氾濫沒入窗來，而我以棉被蒙住臉，心卻沉落到比黑夜還靜、還深。這究竟要教我從何說起呢？
就從為什麼寫這本書開始吧。
說起來，倒是繞了好大一圈。這些年，我學術研究的主題是中國二、三○年代作家的文學與生命旅程。我花費許多時間去製作文人如魯迅、茅盾、沈從文、丁玲等人的生平年表：他們在哪一年出生？故鄉在哪兒？父母是誰？家中排行老幾？幾歲離家？上哪兒求學？哪兒工作？又為何總是四處奔波，惶惶不知所以，而套句魯迅的話來說，便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些不安的靈魂究竟為何而來？又要因何而去？我跟隨他們的腳步，在近一世紀前的中國地圖上流浪遷徙，一一標誌他們曾經落腳的城市，走過的街道，居住的空間，推敲這些人物彼此的相互關係。而我發現，他們竟然宛如彈珠似的，偶爾在某個瞬間發生了巧妙的碰撞，又會在下一刻彈跳開來，但卻從來都不曾真正地分手遠離。他們總是被一股看不見的、亦無從抗拒的命運萬有引力所牽引。
那引力如同漣漪一般越擴越大，直到把原先不相干的人、事、物全都漸次漩入了它的黑洞：那一神祕而發光的小宇宙，在我腦海中不停歇地環繞運行。
正當埋首於這件看似枯燥、但我卻深為之著迷的學術工作時，有一天，我注視著電腦螢幕，望見上面投影出來的朦朧臉孔，這才忽然想起了我自己，還有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們。我的外祖父母來自於澎湖，我的父親來自於山東，他們一是在三○年代中葉，一是在一九四九年，先後去到台灣高雄，彼此相隔的時間也才不過十餘年而已，嚴格說來，都是這座小島上的新移民，但他們並未就此在一個定點上安居過。流浪，是我家族血液中與生俱來的基因，他們攜家帶眷，在島上由南走到北，而我的成長歲月，也彷彿是在一座座公寓的水泥盒子中穿梭度過。
公寓，是我踏入城市空間的第一步，也是我認識台北的起點，一如二○年代的沈從文，他從迢遠的湘西入京，第一部小說便命名為《公寓中》，而二十世紀都市的現代性也於此間摩挲成形。
我仔細地在北京地圖上，核對校出沈從文公寓的位置，然而卻把自己曾居住過的地方全拋諸腦後。相較之下，我對於我的家人是多麼冷漠和吝嗇啊，我從來沒有為他們作過生平年表，也從未去追蹤他們移居的腳印，更不要說上圖書館查資料，檢索他們留下來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了。我對於沈從文的認識，竟要遠遠地超越了自己的祖父，而我屈指一算卻赫然發現，他們是同一個年代的人，只是我家族的逝水年華，如今早已不可追憶。
我不禁啞然了。
於是我決定把寫了八萬字的論文擱到一旁，而開始了這本書。我的家中既沒有顯赫的先祖，沒有開枝散葉的親族，更沒有家傳的日記或族譜，我只能依循不可靠的記憶，獨自鑽進那一條混沌又黯淡的時間隧道，而這一路，臉上披滿了拂之不去的蛛網灰燼，其艱辛的程度，竟比起寫論文還要更多幾分。但這條路既然已經走了，就不容許再回頭，我彷彿化身成為好萊塢電影中穿梭時空的英雄，一心只想要把凝固在時光另一頭的親人們，拯救出來帶回到此時此刻。但可怕的是，當我真正開始書寫之後，我才驚覺，原來在時光的另一頭，根本就沒有任何人需要我拯救，他們早就默默地離開，各自求生去了，而蹲坐在隧道終點黑暗無光深處的，其實只剩下我自己一人而已。
是的，只有我自己。一個從高雄初來乍到台北的、六歲的小女孩，她孤伶伶地蹲在暗中，抱住雙腿埋著臉，她被困在城市的公寓與公寓之間，困在陽明山腳與淡水河蜿蜒的邊緣，她走不出去。就在這本書中，我終於和久違多年的她再次重逢，心中忽然大慟，因為我知道，除了以文字再伴她走一遭之外，我什麼也不能做。
我能夠救得了別人，但救不了從前的自己。她早就如同化石，烙印在我的骨血之中，又如細小的針，沒入肌膚深處，肉眼無法看見，亦無從起出，但只要不經意地輕輕一碰，就會錐心地痛。
於是有了此書，我以文字召喚那徘徊於逝水空間之中的、孤獨的靈魂。寫到結尾，我幾乎是不忍心畫下最後一個句點了。因為這一回，我把自己掏得很深很深，我早已下定決心，當書寫完畢之時，就是永遠的告別，而自今以後，那六歲的小女孩又將沉回於黑暗之中，再也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呼喚，有如亡魂終於得到了安息，從此落入冥府。

六歲的女孩沉回於牆與牆切割出來的、城市的公寓之中，而那兒總是幽暗無光的：冰冷的磨石子樓梯，窗簾垂落，鮮少點燈的客廳，以及沒有窗戶的潮濕房間，壁紙的邊緣捲翹起來，露出無聲無息爬滿了黑黴的角落。
我就在那些房間中成長，一直到大學畢業，足以離家獨立謀生為止。然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有多麼厭惡那些公寓，就連我的母親也不知道。是誰說過，公寓是一個私密而溫馨的家居？我痛恨教科書上一再複製出來的刻板印象：父親坐在沙發上看報，母親在廚房忙煮飯，爺爺在陽台上澆花。不，我們家沒有這些，從來沒有，而且據我所知很多人，至少曾與我共同分享過同一間公寓屋頂的人們，也全都沒有。
我痛恨總是有人天真地認為，一個「家」理當就應該是這樣，是那樣。然而，我又要如何去駁斥關於家的貧乏想像呢？我甚至連它的定義和範疇都搞不清楚。就在我出生後沒多久，父母便離婚了，而我同母異父的姊姊們，不是逃家，就是寄住在別處。我們家的成員因此總是流動不定的，甚至不曾真正吃過一次團圓的年夜飯。後來，母親為了攢錢，把公寓用木板隔成了許多小房間出租，於是在「家」這個字眼的頂蓋之下，蜂巢似的塞滿了陌生人的小小蝸居。家，從此已四分五裂了。
起初我還是懵懂的，繼之困惑，轉而憤怒，一個孩子的憤怒。我逐漸明白自己原來一生下來，就理該享有的東西：一個家，居然在沒有任何交代的情況下，就被硬生生地拔走了的憤怒，但我的父母對於此，卻竟一點也不在乎。他們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就在從物質到精神上皆極度貧乏的七○年代，他們其實更在乎的，或許是一些遙遠而虛幻的事物：我的父親追逐浪漫的愛情去了，而我的母親則永遠在為金錢焦慮，那焦慮日夜充斥在公寓的空氣裡，懸浮著，蒸騰著，不斷煎熬所有的孩子們。
那焦慮總讓我感到錢是不潔的，是拋之不去的原罪，是屈辱。
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只想逃開，直到如今才有勇氣回頭，去述說這些，去面對六歲的自己，告訴她：根本不必感到罪惡，也不必憤怒，因為那些都是大人製造出來的假象，不是生命的本質。而如今的我已經長大了，所以終於可以心平氣和地，一起回到生命的初始，去見證這一切發展的脈絡，並且將命運之輪所碾碎的、扭曲變形而不堪卒睹的記憶渣滓，全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
於是這一次，我選擇用一種和平而舒緩的語調，去寫一九七五年我們從高雄搬到台北，輾轉遷徙在盆地邊緣的經過，去寫山與海所懷抱的北投，寫關渡平原的朦朧煙雨，寫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現的鬼影，以及一間大雜院似的違章建築，用鐵皮搭建出來的狹小廚房，以及從四面八方漂泊而至的房客們，異鄉人，也寫八○年代初期大業路開通，就在北投後火車站天蒼野茫的草地中間，新闢出來一大片四層樓住宅，母親開設的小撞球店，還有我們住的一座ㄇ字形社區。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十七歲的我經常獨自站在陽台，對著底下空無一人的廣場發楞，而不知哪家豢養的八哥鳥，總愛一直呼喚我的名字，譽翔譽翔，彷彿是落葉片片飄在廣場的正中央，寂靜而冷。我趴在欄杆往下看去，那ㄇ字形活像是埋葬青春的一座墳。
想來也是荒謬，我們如此平凡的老百姓，家族故事卻擁有通俗劇所必備的一切元素：流亡、招贅、情殺、守寡、遺腹子、離婚、外遇、私奔、逃家……，一波接一波的衝突高潮不斷。但我卻還一直抱著模糊的幻想，以為我們也會像通俗劇一樣，有個以和解收場的大團圓結尾。我甚至可以看見那幅悲喜交織的畫面了，全家人抱在一起，把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流著淚說：從現在起，我已經徹底地原諒你了，就讓我們把一切的不快樂，全都留給過去吧。
但這一天遲遲沒有來。
在真實的人生中，矛盾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反倒是只會引出另外一個矛盾，而死結不斷地打下去，越打越緊，越多。然而我不死心，還在幻想著我們這齣戲的結尾，究竟是誰會大發慈悲？是誰被原諒？又是誰有幸拿到了那一支赦免的權杖？
而結局卻始終沒有來。就在二○○五年中秋節那一天，我的父親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為他的人生劃下了突兀的句點。我這才惶恐地發現，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父親的驟然離席，使得故事情節再也不可逆轉，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一齣團圓的戲碼，在舞台上只演到了一半，便戛然中斷。
太遲了。父親永遠不會回來了。六歲的小女孩卻還蹲坐在公寓的角落中，抱住雙腿埋著臉，靜靜地等待。她還不知道，自己將注定要永永遠遠地，被定格在這樣一個空缺的狀態。

父親是自殺的。如今我終於可以寫下這句話，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是的，對他而言，生命是瀟灑地結束了，但我沒有，他自顧自地往前走，卻把我留在原地，演一場沒有對手的獨角戲。黑暗中，一只聚光燈孤伶伶打下來，打在我小丑似的臉上，哭笑不得。
時間從此豎立起一道透明的牆，就在二○○五年中秋節的那一天，任憑我撞破了頭，也回不去。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是再也不願意活了。他暗示過的，法院寄了封公文來，說別人用他的醫師執照詐領十倍的健保費。他告訴我，我卻沒把它當一回事。我以為很簡單，要不就繳罰鍰，要不就打一場官司。我主張後者，應該要把幕後的罪魁禍首揪出來。但我從沒想過父親對於國家機器的恐懼，我不懂他，我卻一直以為我懂。
我以為他只是厭倦了自己新娶的越南女孩，我以為他只是在為自己的善變找藉口。結果不是，他是真的不想活了，計畫了兩個月之久，結果罰鍰也繳給健保局了，但他還是要用死來討回公道，證明自己身上那一件醫師袍的清白。這是他唯一的辦法，他只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做籌碼。我對他的計畫渾然不知。但越南女孩知道，她和父親根本語言不通，父親卻什麼話都願意對她講。
神仙一般的女孩，父親這麼形容她。他把她送回越南老家，然後在中秋節的早上，獨自一人從河內回到台北三峽的租屋處，才死。他要越南女孩打電話通知我，叫我去看他，還說他最愛的人是我。
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
其實早在十年前，我便在小說《逆旅》的結尾〈晚禱〉中，用如歌的語法寫下這些句子：「父親說妳是我的女兒嗎我可不可以抱抱妳，跳支最後的舞給我看吧倒杯已涼的茶給我喝，直到死時，我才終於知道原來我愛妳。」彷彿是一語成讖似的，我竟預言了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我說的話。
但父親不親自說，他要越南女孩轉達，因為他開不了口。他對我總是沉默。所以我應該相信這三個字嗎？愛來得太突然，所以他是真心的呢？還只是在哄我去處理他的後事？他沒有留下答案。我不甘心，只能自己去找。他生命中最後的秘密在越南。於是就在三年後的農曆年除夕，我來到了河內，坐在古老又狹小的火車站候車室中，一張父親或許坐過的長條木椅上，等待著一列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夜曾經搭過的火車。我要循著鐵軌到北越山區，一直到靠近中國的邊界，去找他曾經走過的一條彎彎曲曲的山路，而那條路通往一棟門片刷著藍漆的小木屋，越南女孩的家。
但我沒有找到，我當然找不到。我只知道大概的方位，連地址都沒有。
那是我一生中最淒涼的一次旅行了。天氣說不出的寒冷，從早到晚下著綿綿細雨，冷得人牙齦發痠，而冬天山間的梯田長不出作物，到處都是黃褐色的泥濘，一踩下去就浸透了整雙鞋子。我茫然地站在山谷中，純白的大霧不斷冉冉升起，彷彿刻意要把這世界的真面目全都遮蔽，我忽然感到這是父親對我的懲罰，懲罰我為什麼三年過去了，卻對他的死還不肯放手？灰色的雲層壓得極低，一陣風來，把我裹在雨霧之中，就在那一刻我掩面淚下，我醒悟到，原來不論是死者或生者，都早就應該得到自由。
於是有了此書。
山中大霧朝我瀰漫而來，彷彿把我帶回我的成長之地北投，同樣是憂鬱的山嵐，溫泉、雨和霧，往事如水汩汩地流淌，流成了文字之河，淡水河，新店溪，沿著台北城的邊緣流過，引領我進行一趟大旅行，一趟生命中時間最久、旅途最長的旅行，將我從小到大所經歷的空間又重新走過一回。在旅途上，我又將與逝去的親人，以及那些我識與不識的、曾經短暫共同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人們重逢。他們是在時空之中不停流浪的奧德賽。
我也彷彿又搭上了小時候常坐的、往來於高雄和台北之間的平快夜車，彷彿又看到了那個六歲的小女孩，夜深了卻還不肯睡，她趴在車窗玻璃上，好奇地辨認燈光下月台站牌的每一個字，她伸出手，撫摸車窗上惶惶的倒影，而那玻璃冰冷且奇異的觸覺，至今還一直停留在我的指尖。然後我也彷彿看見了黎明時分，小女孩跟隨大人從車廂走出，踏上台北的月台，踏上陰雨連綿濕漉漉的小巷弄，踏上沒有點燈的公寓樓梯間。
而那些公寓彷彿從來沒有新過。打從一有人搬進之後，它們就無可挽回地老去了。它們老在人的氣味裡，老在人的愛恨裡，也老在一個孩子的目光裡。它們老在我這一本書的文字裡─用廢墟組成的小宇宙。
然而奇妙的是，就在寫這樣一本關於死亡與告別之書時，我的身體裡卻悄悄地出現了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女兒，從我的子宮中孕育而出。當第一次在醫院透過超音波，聽到她的心跳聲音咚咚傳來時，我簡直激動到說不出話，不敢相信我的體內竟然埋藏了如此頑強的、生之種子和根芽。於是從死亡中孵化出新生，就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成形，白天與黑夜不停地交替循環下去，黎明繼之晚禱，黑夜中曙光漸露，而生命永不止息。
我不是一直在幻想我們家族故事的結局嗎？原來，這就是答案，上帝所賜給我的美好結局：一個純淨無瑕的新生命。
於是這篇序寫到這裡，也總算可以結束了。最後，我特別要感謝的是朱西寗老師，十多年前我接到他一封信，要將我收入他編撰的《山東人在台灣》一書，而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當時的我還在讀博士班，剛發表了些不成熟的作品，非常感激朱老師慷慨將我列入書內，還在信中鼓勵我，我只遺憾沒有機會親自向他道謝。後來，我父親不知從哪兒得到這本書，發現我的名字，半是驚詫，半是驕傲，只要遇到同鄉的人就忍不住要拿出來炫耀。我難得能讓父親這麼開心，因為山東人這身分是他給予我的，一如澎湖人、高雄人這身分，是母親給予我的一樣，而我願意將它們永遠別在自己的身上，並且告訴給女兒知道，我們家族來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