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六問：富國強兵之外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言
《思想》季刊自2009年起，開闢了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訪談系列，力求深度呈現受訪者的中國考察。這些訪談在《思想》刊登之後，經由網路媒體的轉載，引起華人知識界頗多迴響。為了促成更多的對話討論，也為了方便讀者在各篇之間交互參照，我們決定把階段性的成果集結成冊。
本書是訪談系列的第二本合輯。第一本合輯《中國關鍵七問》已於2013年由聯經出版，收入2009-12年的七篇訪談，受訪者是錢理群、秦暉、許紀霖、于建嶸、袁庾華、陳明、高放。本書收錄2012年至今的六篇訪談，受訪者分別是朱嘉明、王力雄、吳思、陳子明、笑蜀、莽萍。
推出這個訪談系列，跟我們的價值期許是有關的。北京奧運標誌著中國的崛起，但崛起成為哪一種中國？是還權於民、還富於民、政治清明、善待弱勢者、敦親睦鄰的中國，還是富國強兵壓倒一切、恃強凌弱的中國？2012年底中共領導人換屆，在反腐和中國夢的主旋律下，對公民自由的壓制節節升高，國家主義成為國王的新衣。面對這樣一種「歧路」，提出分析和警醒自是責無旁貸。
崛起中國以其龐大的能量，動見觀瞻。中國種樹，旁人乘涼；中國砍樹，旁人遭殃。無論中國大陸如何演變，台灣首當其衝，不可免地深受影響。正因為如此，與其被動地旁觀大陸的變化，我們覺得另一種選擇是可能的，亦即：主動參與大陸知識界和公民社會關於中國走向的論辯，在此過程中積極注入自身的關切，以共促進步。這是立足台灣的《思想》季刊的自我期許，中國訪談系列則是其中一項嘗試。
系列訪談以受訪者長期關注的議題為本，期能在兩萬字左右的篇幅，將其思路清楚地呈現出來。身為提問人和編修者，我的任務是替讀者旁敲側擊、反覆詰問，以求深入聚焦。每篇訪談都經過多次來回修訂，最後由受訪者確認定稿。
各篇訪談概要
朱嘉明訪談〈中國改革的歧路〉首發於2012年底，時值中共換屆。朱先生曾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經濟幕僚，名列「改革四君子」，後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在這篇訪談中，他對六四後的中國政經發展，提出一組全面的結構性分析，診斷其主要的危機趨勢。他直指中國改革已經走上了歧路，應以19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遺產作為共識基礎，重啟真正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朱嘉明表示，中國當前問題不單是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而是經濟與政治都背離了改革初衷。六四後的經濟路線，造就了國家對金融資源、對資本市場的高度壟斷，連同能源、資訊和基礎設施三大領域的壟斷。這是中國特色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排擠民間中小企業之外，亦與權貴資本主義和門閥資本主義相結合，創造出一種奇特的政經變異。正因為中共徹底封殺了政治改革，中國也才會迅速走向國家壟斷、特權橫行的經濟格局。
按朱先生的分析，中國國民經濟的要害在於三大過剩，即人口過剩、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由於私有經濟受到壓抑，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國家為主體的投資。人口過剩所產生的就業壓力，意味著即使產能與產品過剩，也仍要繼續擴大投資。但中國居民的實質收入增長較慢，社會安全保障也相當有限，居民消費能力遠低於生產能力。在此情況下卻仍要繼續印鈔票，讓資本繼續膨脹，形成更大產能。這是「寧熱勿冷」的中國經濟的最深刻矛盾。跟政治上的嚴防死守亦是有關的。
但「歧路」終究不可持續，需要及早對整個政經制度展開變革。在朱先生看來，這包括打破國家壟斷和特權利益，邁向公平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機會平等和社會正義，建立一個受到監督制衡的憲政民主政府。
王力雄訪談〈為中國尋找方法〉聚焦於兩項主題：一是「遞進民主」；另則是西藏和新疆的民族衝突。王先生是大陸知名作家，警世小說《黃禍》的作者，中國「自然之友」的發起人之一。自1990年代以來，他高度關切西藏。
王力雄指出，直到2008年三一四事件之前，西藏獨立還不算是一個真實議題；但「反分裂集團」（專責少數民族的維穩利益集團）的應對方式，形同火上澆油，強力激化了藏獨意識。在新疆，自2009年七五事件後，維吾爾族的獨立願望更是高漲。近年的強力維穩，如同一則自我實現的預言，愈是維穩反分裂，民族衝突就愈嚴重。在急遽升高的民族對立下，中國民主如何才能軟著陸？這是王先生特別關心的議題。
他表示，中共至今拒絕民主化，但這個檻是繞不開的。如果中國能實現代議民主，那比專制要好得多。然而，代議民主未必是唯一可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見得最為理想。在代議民主制下，政黨為了贏得選票，大都一味迎合選民的消費欲望，致使生態危機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把民族衝突也納入視野，則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多黨競爭的「廣場效應」恐令獨的更獨、統的更統。民主化伴隨著政治鬆動，但民族衝突若因黨爭而走向極端，新興民主將危如累卵。
因此，要在中國兌現自由和民主，實現平穩的政治轉型，可能需要一種有別於主流代議制的、但務實可操作的「方法」。按王先生的「遞進民主」設想，所有選區都大幅縮小，縮至可溝通範圍，所有選舉都是小規模選舉；從下而上，由最基層選區選出代表到更上一層擔任委員，以此類推；每一層的代表和委員都經民選，且隨時可以改選。他申論，這個方法可望克服代議民主的弊端，尤其避免政治極端主義的危害。
吳思訪談〈潛規則與憲政民主〉除了闡發「潛規則」等思路，亦觸及中國的憲政民主未來。吳先生是潛規則一詞的創始人。他年輕時是一位極左派，曾努力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付諸實踐。1980年代任職於《農民日報》，熟悉三農問題，六四後投入歷史研究。他發現，農民苛捐雜稅遠高於規定稅率的現象，早已載入了史冊。由此，他發展出潛規則概念，以分析中國的官民關係、官和官的關係，以及官和上級之間的關係。潛規則是指公開法度之外的運作規矩，諸如以權套利、送禮、回扣等錢權交易規則。
中國歷史上的潛規則，又都跟暴力因素密切相關。基於此，吳思進一步提出「血酬定律」，和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以界定秦漢至今的中國「官家主義」體制。官家主義朝代的平均壽命甚短，而暴力統治集團的每次更替，都付出極大的社會代價。就此而言，中國理當建立長治久安的憲政民主制度。
吳思曾任《炎黃春秋》總編輯至2014年。該刊是大陸體制內民主派或開明派的言論代表，長期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倡議憲政民主。儘管言論溫和，但在最近一波政治緊縮中，仍受迫改組。
吳先生認為，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主要障礙，在於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後者擔心的是清算。但民主轉型有不同道路，由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如台灣）全都沒有清算。易言之，如果既得利益集團想通了，主動政治改革，舊帳也就不會被清算。他提出「用特赦交換憲政和民主」，即試點地區若推動轉型有功，該區官吏的舊帳就不再過問。如果不清算有助於轉型，則清算可免。然而，中國的階級鬥爭曾令數千萬人喪生，轉型之後理應「永誌不忘」，向後代發誓永不再犯。
陳子明先生在1976年參加四五運動，歷經《北京之春》民刊運動、北京高校競選運動，1980年代投入民間文化事業，直到1989年5月被捲入學潮，成為六四判刑最長的知識分子。在文革後的中國，他是憲政民主思想的先行者，率先提出「憲政國家」目標。1994年啟用「中國政治反對派」、「負責任的建設性反對派」等概念，主張反對派致力於政治對話、時政批評、立法倡議、歷史撰述和籌備參選，並著手擬定各項政策，深入國家建設的具體面。
陳子明訪談〈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直指「改革已死，憲政當立」。政治反對派的責任是引領中國走出專制，以憲政民主再造中國。2012年他為文闡發梁啟超和章太炎的「革政」思想，取其政體革新之意，力陳唯有建設憲政民主新政體，方能「以革政挽革命」。2013年11月三中全會前後，他發表多篇文字，強烈質疑當局的新國家主義和群眾路線。陳先生在訪談中表示，由於執政者並沒有表現出「革政」意願，反對派自當堅定不移地提出批評，同時積極聯合、擴大憲政民主運動的社會層面。只有當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紛紛加入，才能真正撼動現行的國家主義體制。
不幸的是，陳先生已於2014年10月病逝於北京。〈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可能是他生前的最後一篇訪談，出於健康因素，部分議題未能更充分展開。在這篇訪談之外，讀者可參閱共十二卷、數百萬言的《陳子明文集》。
笑蜀訪談〈公民運動與中國轉型〉分析大陸公民運動的社會背景和動力，及其當前所面臨的困境。笑蜀先生原是中國現代史學者，專攻中共黨史；後因政治壓力離開學界，成為大陸著名評論家，曾任《南方周末》評論員。他的時政評論廣見於國際各大媒體，近年致力於傳播中國公民運動的理念。
笑蜀指出，約在2002-03年之後，隨著寡頭利益結構的鞏固，中國進入了社會衝突的高發期。利益結構的全面失衡，加以法治管道的封閉堵塞，致使群體性事件急遽增加。一開始，抗議事件（如抗議強制拆遷或環境污染）多呈現為受害者的利益訴求。當局或者以人民幣解決問題，不然就動用不受法律約束的高壓維穩。在此互動中，部分民冤、民怨逐漸導致了權利意識的萌芽。發展至今，新興的權利訴求相繼出現，年輕人的權利意識又要更強。維權律師和NGO的介入協助，各種民權的公開倡議，可謂順理成章。
但2006年以降，壓力維穩節節升級，包括對訪民的壓制，對公共輿論和媒體的整肅，對NGO和維權人士的關押迫害等。進入2013年後，「新公民運動」的骨幹和發起人許志永，紛紛遭逮捕定罪，新一波的政治寒流來勢洶洶。笑蜀表示，中國公民運動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由於力量太不對等，如果統治者決心鎮壓，公民運動必然受挫。但這也給了他一個啟示，即中國的公民力量還不夠成熟，還沒有足夠堅實的社會基礎。他的反思是，公民運動應從現實中的具體議題切入，以「組織化維權」為目標，聚合新興的社會行動力。以此為本，倒逼體制分化，匯聚體制內外力量，以促中國未竟的憲政轉型。
莽萍先生長期致力於自然和動物保護教育，並參與推動中國動保法律的修訂。她發起成立「護生學社」，主編「護生文叢」系列叢書，引介動物福利和動物權利觀念，同時結合本土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資源。另主持民間調查專案「中國動物園觀察」，積極投入動保的社會實踐。
莽萍訪談〈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從個人的經驗和體會娓娓道來，為讀者勾勒出大陸動保運動的宏觀圖像。從野生動物的野蠻利用問題，到密集式飼養動物的處境，乃至動保立法和修法的概況，流浪貓狗的救援、食用貓狗的爭議，以及動保意識和動保團體的發展等，莽萍從局內人的切身觀察，做出了生動剴切的評估。無論讀者對動保議題有何定見，大概都很難不被她的精神打動。
在中國大陸，莽萍是動物福利概念的推介者之一，並譯有Tom Regan的動物權名著。她熟悉西方動保思想，推崇辛格的開創性貢獻。但她認為，傳統的觀念如仁、不忍、惻隱之心、慈悲心等，仍有不可取代的價值。現代中國歷經天翻地覆的社會和文化革命，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一切向錢看」，倫理和宗教傳統大都失落了。「很少社會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人對一切都無所畏懼，內心毫無約束。如果再失去不忍之心，後果真是很難想像，而且不只是對動物而已。因為，對動物的虐待也直接呈現出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和暴力程度。」
躍然於這篇訪談字裡行間的，不只是動物福利、動物權利等現代性話語，更多的是慈悲和不忍之心。莽萍問，如果一個社會對欺壓弱者習以為常，怎麼會善待動物？反之，對動物的苦痛和基本需要，若能有更多一點仁慈，凌虐弱者的戾氣是不是也會降低？如果我們想要得救，「從保護非人類生命開始做起應該是一個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