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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拔萃之作，既溫情詩意又強而有力地呈現中國轉型過程。——《經濟學人》

本書寫的是一個瘋狂移動中的國家。在開車穿越中國的時候，我們可發現自己身處在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移民潮中。這個國家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處在離家而去的途中。 ——《紐約時報》

《尋路中國》是何偉超越前作的傑出之作，悲天憫人、鞭辟入裡，又帶點自我解嘲幽默，構成了他個人特殊的寫作風格。 ——《時代雜誌》

何偉的書寫天賦盡顯在他譏刺的評論，以及將所處情境化為紙頁文字的能力中。
——《華爾街日報》

一般關於中國的報導...

本段節選自第一部〈長城〉
……成吉思汗陵的停車場停滿了車窗黝黑的黑色桑塔納。每次看到這樣的情形，我的心頭都會一沉，就像看到一群烏鴉停棲在安靜的森林裡。在中國農村中，黑色桑塔納是幹部車輛，如果它們一起出現在某個旅遊點，通常意味著有一場「公款旅遊」。我到達陵墓時剛過中午，但許多幹部已經在午餐宴席上喝得酩酊大醉了。他們跌跌撞撞地走出桑塔納，在停車場上大叫大笑。我跟著蹣跚走上入口台階的三個中國人，他們在那裡與值班人員吵了起來。值班者是個蒙古人，他向這三個人收取每張三十五元的標準門票費。這還不到五美元。
「不如這樣，」一個幹部口齒不清地說，「一百元三張。」
「三張是一〇五元。」那個蒙古人說。
「優惠價，」幹部說，「給我們個優惠價。一百元。」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每張三十五元。一〇五元。」
「不如這樣，」那個幹部說，「我給你一百元。」
「一〇五元。」
「一百元。」
兩個人都說得很慢，這毫無意義的對話延續了好幾分鐘。在中國，國營旅遊區的門票是不可以討價還價的，我不懂那個值班人員的耐心為什麼還如此之好，直到我發現原來他也喝醉了。他跌撞在桌子上，售票亭裡滿是米酒的臭味。大門內有三座形狀像是巨型蒙古包的建築物，屋頂裝飾著橘色和深藍色的瓦片。到處都能看到喝醉的幹部：他們在走廊中蹣跚而過，在階梯上跌跌撞撞，紅著臉坐在樹蔭下，用手捧著頭。他們在展覽品前搖搖晃晃，試著想讀讀關於成吉思汗和元朝歷史的碑文。
展覽說明以中文、蒙古文和英文登出。和中國的許多博物館一樣，不同語言之間會有細微的區別。其中一個英文標誌寫著：

舉世公認，成吉思汗是偉大的戰略家和政治家。

中文版本寫的是：

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上，成吉思汗是偉大的戰略家和政治家。

中國人提到成吉思汗時總把他當成中國人，至少從文化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他建立的朝代統治過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蒙古是王國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它曾在清朝的統治下，直到清政府在一九一二年倒台。蒙古在二十世紀期間成為蘇維埃的附庸國，繼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內蒙古則繼續處於中國的統治。毛澤東掌權後，鼓勵漢人移居至此，現在內蒙古的人口已有超過八成是漢人。
中國人占領歷史也一樣有效率。成吉思汗陵裡並沒有這個偉大領袖的遺體，儘管歷史學家相信成吉思汗葬於蒙古境內，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埋骨之地是在何處。中國人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建了這座陵墓，以標誌自己在內蒙古的管轄權。展覽對蒙古歷史的描述加入了中國的傾向：

成吉思汗的孫子之一忽必烈建立了疆土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元朝。他發揚了中原的優良傳統，通過改良製造工藝和科技，鼓勵農業、手工業和紡織業的發展。貿易和航海得到大力發展，促進了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

陵墓的中心房間有兩排棺材，據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近親的。房間外，有個蒙古導遊向我走來，用中文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了，她充滿渴望地微笑起來。「偉大的美國，」她說，「正如成吉思汗曾經的那樣。」
我對此不知該如何反應。這位女子在一群幹部中間，就像我的搭便車者一樣格格不入；染成紅色的頭髮、銀耳環、緊身牛仔褲。她二十四歲，生著草原人那種高顴骨和細長眼睛。當她再度開口說話時，我還在想著「偉大的美國」。
「這裡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她說，「我在這裡工作。不過我想讓你知道這地方是假的。那些棺材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他陵墓的真正地點。總之，根據傳統，那裡有承載了他靈魂的特別禮器。」
她提到那些禮器的名字，但那些字很不常見。我請她寫在我的記事本上。她無助地對著筆和紙盯了一陣。「對不起，」她終於說，「我喝得太多，寫不了。」
她給我做了一次即興的展館導遊，指出館內的錯誤和誇大之處。她告訴我，成吉思汗出生於現在的蒙古國——這個細節對她而言很重要。她認為內蒙古已經成為生態災難之地，而這要歸咎在當地實行的中國式農業。「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塵暴的原因。」她說，「總之，我們是一個沒落的民族。我們以前很偉大，但現在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沒有統一的國家——蒙古國、內蒙古，還有俄國的布里亞特（Buryats）；可是我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蒙古人喜歡自由，但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你有沒有發現蒙古人酒喝得很多？」
我說有，這正是我留意到的。
「這是心理因素，」她說，「沒落到這種地步對心理有不好的影響，但蒙古人又無計可施，所以我們只好喝酒。」
我們走到館外炫目的陽光中。我看得到陵墓的圍牆後有一片平坦枯乾的灌木叢，風把她的頭髮吹到臉上。「當然，蒙古人以前殺了很多人。」她說，「但他們同樣推動了文化和宗教發展。就像希特勒，雖然大家說他是壞人，但至少他有能力領導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
「你認為希特勒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
「這不重要。」她說，「我怎麼認為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在歷史留了名。你可以稱他為法西斯分子，或愛怎麼叫他都成，但他把自己的名字成功地留下來了。成吉思汗也是這樣，全世界都知道他，而且現在大家還是知道他是誰。賓拉登也一樣。當他襲擊美國時，我為他和阿富汗人高興。我不是對美國有什麼意見，只是塔利班是一小族人，他們想被注意。現在誰都知道賓拉登了，他在歷史留了名，這一點我很敬佩。」
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問是否可以坐下。我們在博物館入口外面找到一張長凳，她坐了下來，在陽光中閉上眼睛。「我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她說，「有時和不認識的人說話比較容易。今天更容易一些，因為我喝醉了。通常我不會喝得這麼醉，我平時說話也沒有這麼無拘無束。但中國有許多東西我不喜歡。你來參觀這個博物館，他們說成吉思汗是中國英雄，那是胡說八道。他打中國人。這博物館全是個垃圾。」
不時有其他員工走過，同行的還有一群群喝醉的幹部，每個人看到我們在一起都壞壞地笑著。那女子看起來並不在意。「我剛開始當導遊的時候，」她說，「他們投訴我，因為我講了太多蒙古的事——蒙古的領袖、蒙古的勝利、蒙古的皇帝。他們要讓我說那全是中國人。所以領導批評了我，現在我必須說那是中國人，但我心裡才不相信。即使如此，我和其他導遊說故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不一樣是別人告訴我的，我不大清楚是哪兒不一樣，只知道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說：「可能是因為你說這博物館全是垃圾，所以不一樣吧。」她笑起來。
她回答：「不一樣是因為我和其他人不同。」「我會和陌生人交談，通常女人不應該這樣做。我男朋友不喜歡。」
她在長凳上擠近了些，我現在感覺得到她的腿貼著我。她的呼吸變重了，是一種甜得噁心的白酒味道。
「其實，我不太喜歡我的男朋友。」
這似乎是轉換話題的好時機，但我想不出有什麼可以說。她仔細打量我的臉，盯著我的眼睛，最後終於說：「你是間諜嗎？」
「不是。」我說，「我是個作家。我說過了，我寫文章和書。」
她又靠近了一點。「如果你是間諜，可以告訴我。」她低聲地說，「我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
「是實話，我不是。」
「說嘛！」她的聲音帶有請求的語氣，「你一個人來這裡，會說中文，還自己開車去過內蒙古。當然是間諜啦！跟我說實話嘛！」
「我是跟你說實話沒錯。」我說，「我不是間諜。再說了，間諜為什麼要來成吉思汗的陵墓？」
她認真想了一下，看起來垂頭喪氣。「我一直想遇上間諜。」她小聲說，「真希望你是。」
這女子現在看起來沒那麼醉了，她要求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以備我還會再來。她寫得很仔細，用上了中文和蒙古文，接著她還畫了太陽——孩子氣的光芒圍繞著一個火球。


本段節選自第二部〈鄉村〉
……我住在三岔的那幾年裡，野豬變得很常見。雖然叫「野」豬，但它們多半是逃走的家畜的後代。豬一旦開始靠自行覓食為生，體形就會改變：肩膀變寬，長毛覆蓋身體，獠牙從嘴角伸出來。這樣的動物在過去很快就會被捕獲，因為農民待在高地上的時間比較多。但現在，那麼多人移居到別處，留下來的人也有了新的生活形態，農民的閒暇時間用在建築工地或做生意上，注意力越來越常轉向城市，周圍的土地變得更荒野了。在三岔，最高處的梯田已經荒廢，野豬就在這些地方繁衍起來。有時它們會冒險下到山谷，掠奪農民的玉米。
一些村民在冬天設了些陷阱，而魏子淇在二月份捉到一頭四十五公斤重的野豬。他把陷阱設在海字口的山口附近，陷阱很簡單，就是連在樹上的一圈鐵絲。但那隻動物正好踏進鐵絲圈裡，於是被緊緊套住。當魏子淇和鄰居來檢查陷阱的時候，這隻母豬還在猛烈地掙扎。他們在旁邊找到一棵樹，砍下兩根樹枝，把它活活打死。魏嘉和我隔天走路上去看那個現場。灌木叢被掙扎的野獸壓平了，但留下了牙齒的痕跡。一滴滴的血跡一直延伸到村子，整整三公里，描繪出兩個男人抬著戰利品歸來的路徑。
魏家好幾個星期晚飯都吃野豬肉。這種肉比豬肉瘦些，顏色深，味道濃郁刺激。曹春梅用洋蔥炒野豬肉絲，但她絕不參與殺豬和屠宰的工作。這是惡業，她告訴我，她把這部分工作留給魏子淇做。如果對因果報應的擔心曾經困擾過魏子淇，那他一定勇敢地克服掉了。他在宰殺野豬的時候發現這隻動物懷了孕，他把胎兒割了下來，泡在一瓶白酒裡。一隻小白豬被透明的液體包圍著，看上去像孩子的塑膠玩具。我第一次看見這東西的時候，震驚得無法移開視線，最後我終於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用來做藥。」中國人經常泡藥酒，在一瓶酒裡裝滿藥草甚至爬蟲類動物，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蛇。但我從來沒有見過用白酒浸泡哺乳類動物，魏子淇也說不清楚這種飲料對健康有什麼具體的好處。「這能補氣。」他含糊地說。「氣」也就是能量。但我注意到他從來沒碰過這東西，也沒別的人碰過。有一種動物產品連村民們都覺得太可怕而不敢碰，這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那個瓶子被展示在魏家的主房間裡。在最近一次改建時這個房間被擴大了，此後魏家的人在裡面堆積了更多物品。房間的佈置顯示出一種風馬牛不相干的交流：野豬的胎兒漂浮在離佛像神龕一公尺多遠的地方；丹佛的天空正對著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兩瓶約翰走路威士忌和兩門魏子淇從長城上搜尋來的明朝信號炮放在一起。還有一本展現懷柔基礎設施的月曆。有時候，當我們坐在餐桌旁吃晚飯，我環顧四周想：誰能弄明白這個世界？
對曹春梅來說，這個家庭的轉變似乎特別難以接受。一開始貸款和投資的壓力給了魏子淇負擔，但現在生意已經穩定了兩年。他對自己上升中的地位很自豪，走在村裡的姿態帶有一種新的自信。不過在三岔，女性極少擁有這樣的角色。對曹春梅來說，顧客更多不過代表要做更多的活。她在忙碌的週末裡極少離開廚房，大多數的早晨她一醒來就得面對前晚客人留下的大堆髒碗碟。她從新收入當中幾乎得不到什麼愉悅感，而且她與外界的接觸正在消逝。他們教給她最重要的東西是信仰，但即使佛教也只能給她不確定的慰藉。她憎恨餐館裡對魚和動物的屠殺，過去這並不會讓她困擾，但佛教書籍看得越多，她就越不喜歡屠殺。如果魏子淇在，他會負責這項工作，但有時他會因為工作待在懷柔。
曹春梅告訴我，她早上在神龕前供奉的時候會祈求寬恕。在這個家裡，她是唯一沒有在共產黨監督下進行自我批評的人，她不像其他人那樣可以靠著說自己工作不努力就能輕鬆解脫。曹春梅的自我批評是真誠的：她對自己做的肉類菜餚極端內疚。「如果我得殺魚或殺雞，我會為牠們禱告。牠們是無辜的，原本活得好好的，但我卻殺了牠們。所以我祈禱讓這些牲畜的靈魂超生；如果我這麼做，我怕牠們的靈魂會回來懲罰我。」
她也擔心自家周圍的妖精。這些是古老的農村信仰，比新近復甦的佛教更古老，也比對法輪功的短暫癡迷更久遠，甚至比共產主義革命更古老。村民們談論蛇精、狐狸精、兔子精和黃鼠狼精，這些動物全都能棲居於某個家庭，讓這個家走運或衰敗。某些人有理解這個世界的天賦，村民們稱這種人是「明白人」：開了天眼的人。三岔以前住了一個很有名的天眼通，人們經常遠道而來見他。訪客到來的時候，天眼通會握著他的手腕，感覺他的脈搏，詳細告訴他影響他的動物精怪的情況。那時候，天眼通住在「攪屎棍」小時候的家附近，「攪屎棍」那時經常在天眼通的儀式上倒茶。但這一切都在文革期間共產主義增強對宗教的打壓時結束了。最後，天眼通離開了人世，村子從此沒了先知。

本段節選自第三部〈工廠〉
……那個十五歲女孩進入胸罩調節釦工廠工作後，並沒有試圖隱藏自己年齡的祕密，反而把她的姐姐帶到工廠，解釋說這才是「陶玉染」這個身分證的真正主人。當然，真正的陶玉染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她的名字已經寫在本子上，而她又是如此渴望地站在那裡，老闆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給她在裝配線上安排了一個工作。與此同時，怎樣處置假陶玉染也是個問題。她其實叫陶玉鳳，差不多再一年才滿十六歲。中國法律不允許工廠雇用這麼年輕的人，但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多如牛毛，尤其是在求職者使用假身分證的情況下。面對有人如此強烈的希望得到工作，你還能怎樣辦呢？於是老闆們留下了那女孩，安排她在內衣裝配線上接受培訓。
又一個姓陶的出現了，他叫陶飛，是這家人的家長。他的模樣一如其家長的身分：大骨架，高身材，站姿筆直，像個軍人。一頭白頭，剃得精短，臉上稜角分明，雙頰瘦削深陷，正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西湖香菸。女兒們和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兩個女孩都有著孩子氣的柔和外形，沒有父親那種莊嚴的儀態。但當這個男人笑起來的時候，他們還是有一丁點兒相像，眼神中都閃爍著某種敏捷。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智慧與堅毅的混合，這種銳利的眼神是來到工廠的這三個陶家人的共同特質。
這家人原先在安徽務農。他們來自太和縣的陶樓村，當地幾乎所有人都姓陶。儘管村子以他們的姓氏命名，不過大部分村民都一窮二白。過去，陶先生和妻子耕種著不到一畝半的玉米、小麥和大豆。他們有三個孩子，子女的次序遵循著農村經典的生育流程——「女兒、女兒、兒子」。和許多農民一樣，陶先生和他的妻子逃避計劃生育，為超生的孩子繳納罰金，直到他們終於生下兒子才心滿意足。
就像中國所有的農村一樣，年輕人在近幾年內不斷地離開陶樓。老一輩人通常留在家裡繼續耕種，享用在工廠工作的孩子寄回來的錢。但陶先生和他的妻子也想工作，所以他們一家人一塊兒遷居。他們在麗水用每月二十來美元的價錢租了一戶農家的一個房間，泥土牆，地上鋪著廉價的磚，總面積不到十四平方公尺。陶家五口人全住在裡面，晚上那裡還貯存著貨物。這對父母是最早在胸罩調節釦工廠附近安家的創業先鋒之一，他們開了一家小小的雜貨攤。一張長木桌，桌上鋪著塑膠布，擺放著適合工廠工人的各種便宜貨：低檔電池、塑膠刮鬍刀、洗髮水和其他洗漱用品。陶先生的妻子在攤子旁用一台天鵝牌腳踏縫紉機做縫紉工作，她的專長是修改工作服：工廠女孩們通常不喜歡她們寬大的制服，到陶家攤子花四十美分就能把制服改得更合身，因此這門生意很穩定。這家人還販售舊雜誌和圖書來賺錢。陶先生每個月去一趟麗水市區的國營新華書店，用十七美分買下過期的雜誌，在攤子上以二十美分出售。他也接受以物易物，民工們可以拿兩本雜誌換一本。這就是陶氏世界的賺頭，也是以在中國工廠城鎮設攤著稱的安徽人常見的生意模式。
陶家人從別的村民那裡聽說了這個新開發區之後，來到麗水。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親戚都來到此地，不時有某個表親或侄甥來到這家胸罩調節釦工廠，有時整整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是陶家人。由於工廠還處於草創階段，老闆經常需要兼職勞工，而他們總是能找到願意做個幾小時的陶家人。陶家是美國作家福克納筆下的「史諾三部曲」（Snopes trilogy）的麗水版本，一旦這個家庭找到了一個立足點，其他的家庭成員就不斷前來，一步步地累積起權力和財富。
先把最年輕的成員派出來是天才的一步棋。如果陶先生第一個走進工廠大門，一定會因為年齡的關係而被拒之門外：老闆不想要四、五十歲的工人。即便陶先生得到那份工作，他也不好意思每次都求情介紹自己的女兒或表親前來。讓最小的女兒拿著姐姐的身分證出現基本上可以一石二鳥，隨後父親的到來也就順理成章，因為他願意接受低薪。在廠裡一站穩腳步，陶先生就開始監護起女兒，確保她們領到合理的工資。他幫她們看管每個月的工資，兩個女孩從沒碰過那些錢。
妹妹玉鳳讀完七年級就離開學校了。她說她從來就不是個好學生，而學雜費每年大約一百美元。「上學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家裡的負擔。我巴不得離開學校。」即使留在校內，她也不過是看著同伴們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因此她認為還不如早一步開始她的工廠職業生涯。這個女孩希望年滿十八歲時能在麗水找份更好的工作，那時年齡就不會是阻礙，她就可以去大工廠工作，那些會仔細檢查身分證並提供真正制服的大工廠。她想去製鞋工廠，也許她能學到這行的一點技巧，到時開一家自己的公司。「如果可以，我會賺一大筆錢回家蓋房子。一座真正的房子，兩到三層樓高。我爺爺奶奶可以住在裡邊。」這個家庭剛開始外出打工的時候，女孩是由爺爺奶奶照顧的，當時她還太小，不能跟著父母。這對老人是她與村子的唯一聯繫。有一次我問玉鳳她的爺爺奶奶是怎樣的人，女孩靜了下來了，眼睛裡滿是淚水。之後我就沒有再問起他們。 她在工廠裡負責處理鋼圈，把U形的鋼條逐個插入一個彈簧的每一圈之間。一條又緊又長的彈簧可插入五十七個鋼圈，然後在鋼圈尖端蘸上尼龍粉末，通過一個工業加熱器。玉鳳的工作是工廠裡少數不按小時計薪的，而是計件：按處理了多少個鋼圈付錢。更準確地說，是按處理了多少對鋼圈付錢。畢竟，這些鋼圈代表了胸罩。在工廠世界裡，計件工作是最低等的裝配線工作，未達到法定工齡的工人通常都會被安排到那裡。
每做一對鋼圈，玉鳳可以賺到零點五美分。一開始，她還不習慣這份工作，整整一個小時只能賺到大約二十五美分。但這個女孩天生靈巧，學得很快，她很快地就能在一小時內賺八十美分，差不多是麗水最低工資的兩倍。她在左手大拇指上戴著頂針，每把鋼圈插進彈簧裡時，頂針都會哢噠一響。哢噠哢噠哢噠哢噠：這聲音變得像節拍器一樣穩定，快得我幾乎數不過來。
某天下午，我看著玉鳳處理上千個鋼圈，尺寸全是75B罩杯，這家工廠用的是歐洲規格。她經常連續十個小時只做單一尺寸的胸罩鋼圈，不用停手或抬頭就能回答我的問題，伴隨著哢噠哢噠哢噠哢噠的聲音。她說她很高興自己做的是胸罩鋼圈而不是調節釦。
「做這個不用機器。」玉鳳解釋說，「如果你用機器做，是機器決定了工作的節奏。現在這樣我更自由。我想什麼時候做、想做多久都行。」頂針飛快地動著：哢噠哢噠哢噠哢噠。女孩繼續說：「老實說，我常覺得挺愜意的。我自己一個人工作，沒人來煩我。我不會特別去想什麼東西。如果我試著去想某樣具體的東西，做起來就沒那麼快了。所以我讓腦子空空的。」

本段節選自第一部〈長城〉
……成吉思汗陵的停車場停滿了車窗黝黑的黑色桑塔納。每次看到這樣的情形，我的心頭都會一沉，就像看到一群烏鴉停棲在安靜的森林裡。在中國農村中，黑色桑塔納是幹部車輛，如果它們一起出現在某個旅遊點，通常意味著有一場「公款旅遊」。我到達陵墓時剛過中午，但許多幹部已經在午餐宴席上喝得酩酊大醉了。他們跌跌撞撞地走出桑塔納，在停車場上大叫大笑。我跟著蹣跚走上入口台階的三個中國人，他們在那裡與值班人員吵了起來。值班者是個蒙古人，他向這三個人收取每張三十五元的標準門票費。這還不到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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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城牆
第二部 鄉村
第三部 工廠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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