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公共衛生的改革
查勒威克，用下水道減少瘟疫的律師
那一夜，我站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的堤防邊，
看著幾艘船緩緩駛過，
幾隻綠頭鴨靜靜地河中游著。
我深深的吸一口氣，
沒有聞到「臭」味，不禁微笑。
如果，時光回溯一百五十年，
這河是以惡臭著名，多次引發瘟疫
因著一些人的愛心、公共衛生與排水工程的知識，
改善這條河流的狀況，
才讓河邊的居民，不再受到瘟疫的侵擾。
從此，世人才知道，
一座高品質的城市，
城市的周邊，必須要有一條高品質的河流。
近代河川污染的保護，源自泰晤士河的整治。
十八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機器」力取代了傳統的人力。
工業革命帶來大量的生產與高效率的操作，例如用耕耘機將土翻鬆，播種機迅速的下種，施肥機施肥兼放殺草劑，收割機大量採收等。
有了機械，一個人可以做過去十個人、百個人所能做的事。擁有機械的人，併購更多的土地，成為富有的大地主；沒有機器的人，很快失去競爭性，成為貧窮人，或到城市，另求發展。
都市規劃的不足
城市的面積小，土地遠比農地昂貴，農民在城市裡，只能買到很小的房子，住在擁擠的社區。
在一八一○年，倫敦的居民已達一百萬人。一八三○年，達到二百萬人。倫敦東區有一大片沼澤地，早期是泰晤士河的舊河道，後來將水抽乾，作為建地，蓋許多住宅，以收容不斷增加的人口。
不久，人口增加至三百萬人，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鄉村人口仍然不斷地湧入城市，已非起初都市空間所能容納。服務居民的公共建設，無法趕上人口急劇增加的需求，居民的生活環境不斷的惡化。
許多的貧民住在狹小的巷道內，多戶人家共用一口水井，生活污水流到巷道內的低窪處，或窄淺的水溝。不久水溝又被附近新蓋的房子阻斷，污水無法排出，在陽光下蒸曬乾凅。排水不良導致蚊蠅滋生、鼠類竄行。部分能夠排出，進入泰晤士河的污水，也逐漸劣化河川水質。
一八三二年，泰晤士河嚴重發臭。倫敦暴發霍亂，死了五千三百多人，但瘟疫並沒有引起政府與議會的注意。
在政府裡任職的官員，大多是皇家貴族，他們住在環境優雅之處，較少受到影響。以後每隔數年就來一場傳染病，政府仍然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環境污染的背後蘊藏社會的不義
發出警訊，要求改善環境衛生的號角，是由一個名叫查勒威克（Edwin Chadwick,一八○○～一八九○）的律師吹起，進而影響普世。
查勒威克來自一個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安得烈‧查勒威克(Andrew Chadwick)在工業革命時，靠著經營貿易與銀行致富。他非常關懷窮人，認為：
「富有，不是罪惡。富有卻不對社會付出該盡的責任，才是罪惡。不讓富人忽略、遲延責任最好的提醒，就是來自媒體的壓力，這是窮人階層對富有者，合法又有效的監督。」
他是佈道家衛斯理(John Wesley,一七○三～一七九一)的好友，還成立了一份稱為《敢言》(The Statements)報紙，直斥財富集中的不當。
查勒威克的父親是個律師，但是喜愛大自然與小提琴、鋼琴，一生很少執業，大部分的時間在野外旅行，彈奏樂器與在家裡教導孩子。由於父親是家庭教師，查勒威克一生沒有受過正式教育。
一八一○年，曼徹斯特(Manchester)發生傳染病。查勒威克的母親病故，父親搬家到倫敦。查勒威克在家受教育到十五歲。而後，父親送他到律師事務所當學徒。父親認為最好的法律教育，是經由接觸優秀的律師學起。
一八二四年，他成為正式的律師，執業之餘，他擔任《晨間先驅》（Morning Herald）的專欄作家，為了採訪消息，他經常到貧民區查訪，報導貧民區的生活，對貧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後來他稱自己最大的財富，是有一萬六千五百個窮人朋友。他寫道：
「國家要給百姓什麼？依序是健康的生活環境、足夠的食物、教育的裝備與工作的機會，使他們有一技之長，對社會、眾人有貢獻。」
另外他又寫道：
「都市傳染病，是受週遭環境的影響。不健康的生活環境，易染傳染病，減少人的壽命。為了維護都市環境衛生，街道每天都要清掃，垃圾每天都要搬離，家家要有乾淨的飲水，都市生活污水要排走。為此政府要成立清潔隊、自來水公司、都市社區規劃局、與排污工程的執行。」
關心窮人
他沒有受醫學教育，對於都市衛生的改善，來自他實際的觀察，與長期在貧民區的接觸。他的專欄被許多人引用，成為當時改善公共環境最有力的先鋒。
一八三二年，格雷爵士(Lord Charles Grey, 一七六四～一八四五)推動「窮人法案」(Poor-Law)，開始以窮人的生活，為政府施政改革的方向，提昇窮人的家庭環境，為政治法案最主要的人道精神。為推動改革，一八三四年，格雷成立「窮人生活調查委員會」，任務為：
「調查全國貧窮實況，分析導致貧窮成因，提出改善之道，與追蹤政府相關法案執行成效。其執行者應具備言語、文字、報告的免責權。」
格雷爵士聘請查勒威克擔任委員會的主席，但查勒威克的朋友勸他不要前往任職，因為擔任律師是自由的工作，依法律發表，不用考慮官方的立場。在新聞上發表言論，已有廣泛群眾的支持，不用官方賦予的權力，也能監督改革。何況查勒威克家境富有，不需要擔任委員會主席的薪水，受到約束。但查勒威克卻寫道：
「只有擁有權力的人，才知道解決問題的困難所在。律師、專欄作家雖可以提出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實際問題的解決，仍需要政府人員。」
他接受此一職務，在推動窮人生活改善時，與委員會裡的議員古柏爵士(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一八○一～一八八五)及羅素爵士 (Lord John Russell,一七九二～一八七八)成為好友，一起為改善窮人的生活環境，協力奮鬥。
環境衛生的改革
一八三八年，倫敦東區的貧民區又發生了傳染病，死亡的網羅迅速席捲整個城市，查勒威克迅速組成「救難醫療隊」，四處搶救，但仍有七千八百多人喪生。
在救難過程中，他發現對付傳染病不能只靠醫生，還需要有另一種專業。當傳染病在一個地方重覆發生，這是都市管理不當的結構性問題。然而哪種專業，才能移除這結構性的問題？
他認為應該成立一種新的專業──「公共衛生學」，並成立新單位──「衛生署」來執行。
他提出人類有活得健康的權利，不應該受到少數人得利，以致劣化環境，減少他人存活年日的影響。
人有使用大自然空間的權利，也不能因少數人掠奪公共資源，以致他人不得使用。人有知道環境劣化的權利，不能因為遮掩問題，沒人知道就不是問題的心態。
而後，他提出制度面的改善，傳染病的發生，不只是醫學問題，更在凸顯社會不平等。環境污穢的背面，是社會制度的污濁。他寫道：
「政府常以忽略問題，來處理問題。不知獲得更多利益者，有為眾人付出心力的責任，不知擁有更多的權利，有不得忽視眾人需求的義務。」
「忽視眾人的需求，是將人工具化，以為他人只是影響自己得利的攔阻，太多人沒有預備妥當，就已擁有權力、金錢，以致沒有服務的責任觀。即使人告訴他們有六項該做的事，他們卻選擇第七項——什麼都不改善。這是政治上最令人失望的地方，經濟上最令人訝異的事。」
都市下水道的興建
他的論點與呼籲，成為當時的一道分水嶺。招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也得到一些有識者的支持。
一八三八年，查勒威克與齊尼(Rachel Kennedy)小姐結婚，他的岳父是國家大法官，欣賞他的支持者。
婚後，他們在倫敦貧民區，買幢房子住下來。他們是行動家，相信那裡有一天會變成最適合居住的所在。一八四二年，他出版「勞動族群的衛生狀況」（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Population）一書，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為何窮人，總是傳染病的受害者？」
他的答案是窮人的生活，衛生環境比較差。
查勒威克認為都市衛生環境惡劣，不是窮人社區的必要之惡，而是可以改善、克服的問題。這份報告是近代環境改革，與公共衛生發展的里程碑。
一八四七年，羅素爵士成為首相，根據這份報告，推動立法。
一八四八年，「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通過，成立普世第一個「衛生署」，查勒威克擔任署長。同年，他成立「首都污水下水道委員會」（Metropolitan Commission of Sewers），並向議會提出，必須建造「污水下水道」，將污水排走，以減少傳染病的發生。
窮人的天使
建造倫敦的污水下水道系統，那是何等大的工程，政府必須要挪出多少的經費。查勒威克向議會呼籲：
「改善百姓生活品質之支出，未來是國家預算最有效的節省。」
儘管查勒威克用心良苦，議員仍不為所動。爭議的關鍵在議員認為引發傳染病的因子很多，污水祇是其中一項，解決一個原因要花那麼多的經費，是不值得的。議員也引用科學的報告，證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排除污水的堅持，只是將問題簡單化。查勒威克卻提出：
「利用科學無窮的探索，祇是行政執行的推託。面對大眾的受苦，日日在死亡下的威脅，政府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解決問題，行政效率必須將問題簡單化，才能執行。單純的人，才能有行動。」
又有議員認為經費太高，一時難以編列預算，等到國家有錢，再來討論編列的可能。查勒威克立刻提出：
「檢查一下國家預算，有多少是花在不需要執行，與人民生命安全無關的事項。多少金錢的支出，完全浪費。我們編列預算要注重急迫性，要先執行影響百姓生命的危機，是國家預算編列的優先。我們該搶時間執行，而非等待。地方預算不夠，可依執行的地方，增加居民的稅收。讓在地居民知道，保護他們的安全，自己也有責任。」
推動衛生署的成立
有議員提出：「生活在貧民區的人，應該學習忍受。惡臭空氣彌漫時，應該留在室內，惡臭幾天就散去。」
查勒威克答道：
「如果是你，你能忍受嗎?空氣惡臭時留在室內，國家要訂那幾天是休假日嗎?即使是休假日，人民也都享有戶外活動的自由，要受苦的人忍受，是最無情的論點。」
查勒威克的據理力爭，使他成為議會中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查勒威克擔任衛生署長七年，所有提案都被封殺，預算被大打折扣。一八五四年，查勒威克辭去公職，前往印度推動衛生署的設立，大大改善印度的環境衛生。
惡臭的河川
當議案還在議會爭論之際，一八五三年，泰晤士河的惡臭大發，日夜瀰漫倫敦城，不久瘟疫發生，倫敦又死了一萬四千人，城市四處起紛爭。
反對的議員才看出，污水下水道系統勢必要做，才通過這預算案。可惜，一八五四年，俄國的黑海艦隊入侵土耳其的領海，想由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英國向俄國宣戰，爆發了「克里米亞之戰」(Crimean War)，以致沒有經費支持污水下水道的建造。整個議案的執行，又暫被擱置。但查勒威克沒有氣餒，他轉而支持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一八二○～一九一○)在克里米亞戰場的醫療看顧，與戰地的公共衛生改良。
一八五六年四月，克里米亞之戰結束，七月，英軍凱旋歸來，參戰的士兵、將領與其家人，成為公共衛生的支持者。古柏又重提此案的執行，阻力仍在。很多政治人物喜好花費預算在看得見的建設上，不喜歡做埋在地下的污水下水道。
一八五七年，著名的科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一七九一～一八六七）在泰晤士河上做了一個公開的試驗，吸引許多人前來參觀。
他用一條繩子綁著一張白紙，自水面上將紙沈入水中，不到一公尺，污濁的水，已使水下的紙張看不見，後來這稱為「河川透視度實驗」。
他建議居民可到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川量測，他提出倫敦每天排入泰晤士河九十萬升的污水，含三百噸的有機污物，已使泰晤士河成一條超大型的臭水溝，是傳染病的溫床。
著名的河水惡臭事件
一八五八年的夏天非常炎熱，雨下得又少，泰晤士河的水位下降，潮水上溯，更使得泰晤士河的水，無法宣泄到海口。
河水發出濃濃的臭味，倫敦居民幾乎要戴口罩過日子，這是後來非常著名的「泰晤士河大惡臭」（Great Stink on The Thames）。
倫敦的居民大起驚惶，紛紛提出瘟疫將至，抗議再不改善生活環境品質，將是都市管理當局，最大的失職。議會才通過三百萬英鎊，執行污水下水道的興建。當時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刊頭語寫道：
「原來都市地下的污水排放系統，是城市地面上所有的活動，最敏感的神經系統。保護都市周邊的河川乾淨，免於發臭，是維護居民健康的必需。」
倫敦建造地下污水道時，工程經費完全來自倫敦的稅收。查勒威克擔任「工程建造監督委員會」主席。工程進行時，他的辦公室放一電報機，要求各處的工程定期即時回報，他看出監督土木工程在公共建設的重要性，他寫道：
「政府執政的效率指標，在公共工程建造的成效，與執行的監控。」
他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國家公共工程發包、管控、管理的專責單位。一八七一年，英國議會通過「改革公共服務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成立主管國家公共建造的「公共工程委員會」。通過後，眾人請他提出意見，他祇提一條：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成員，絕對不能用考試選出。考試，無法鑑定一個人的品德。」
自然有看不見的資金
有了改革公共服務法的支持，他又將改革再伸向企業界，他提出：
「政府應派出獨立的會計，每年檢查工廠獲利，並要求工廠撥出一定的獲利比例給周遭居民，作為改善公共衛生與地方的建設等；不提撥的工廠，政府禁止其擴張，以免工業過度發展，造成地方失衡。」
「工廠生產，使用自然資源，必須提出經費，復育自然，增加自然資金(natural capital)，例如工廠應提供週遭居民免費熱水。工廠要將廢棄物，當成再利用的材料。」
曾有老闆對他說：「照你的作法，工廠的支出成本提高，將失去市場競爭性。」
他答道：「短期的競爭，是比較誰賺的錢多。長期的競爭，是比較誰將錢用在正確的地方多。正確的賺錢，是將錢有效率的使用；錯誤的賺錢，是用錢來堆積自己的城堡。」
一八七五年之後，他將最後的力量用在農村教育。他認為鄉村人口必須留住，不能一直移到都市。他提出：
「農村排水如果沒有管理，流入河川，將造成都市飲水的劣化。」
他組織了農村教育培訓班，他寫道：
「未來的農業不是靠勞力，而是腦力。」
因此他提出了「農產保證價格」、「農民最低工資的保證」、「農村兒童免費教育」、「農村花園化」、「農村成為週遭社區的休閒」、「農村資訊流通與支援」等主張。
他經常到農村，與居民對談，知道他們的困難。他也用大量的調查，來瞭解實況，生物統計大師費爾(William Farr, 一八○七～一八八三)是他長期的夥伴。查勒威克寫信給他：
「當我們進行農村調查時，連農村裡有幾隻老鼠，我們都要知道。」
他又寫道：「農村改革最大的阻力，在農民的心態。許多農民不想改革，依續傳下來的方式，年復一年的耕作，以為用更多的力氣，是解決問題的惟一方式。當農夫用工廠勞力三倍的力氣，所得才祇有勞力的三分之一，農村人口一定流向都市。這種不想改變的心態，不止農作廉價，更誤使農民是趕不上文明，結果成為等著被淘汰的一群人。農村改革，必須要提高農民教育，使他們能讀、能寫、又能計算。」
查勒威克過世時，他對公共衛生改革的影響，已經傳到全世界，使許多的大城市，少有瘟疫發生，他被稱為近代公共衛生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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