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采試閱篇章一〉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國家、每個時代、每個家庭的年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所以，如果你僥倖可以，請千萬不要錯過。
每個父親，在女兒十八歲的時候，都有為她寫一本書的衝動。現在，輪到我做這件事了。
你應該還記得，從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問你一個問題：你長大後喜歡幹什麼？
第一次問，是在去日本遊玩的歌詩達郵輪上，你上小學一年級。你的回答是：遊戲機房的收銀員。那些天，你在郵輪的遊戲機房裡玩瘋了，隔三岔五，就跑來向我要零錢，然後奔去收銀小姐那裡換遊戲幣。在你看來，如果自己當上了收銀員，那該有多爽呀。
後來，我一次又一次地問這個問題：你長大後喜歡幹什麼？
你一次又一次地更換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是海豚訓練師，是看了戴軍的節目，覺得那一定特別酷。還有一次是寵物醫生，大概是送圈圈去寵物店洗澡後萌生出來的。我記得的還有文化創意、詞曲作家、花藝師、家庭主婦……
十六歲的秋天，你初中畢業後就去了溫哥華讀書，因為我和你媽的簽證出了點狀況，你一個人拖著兩個大箱子就奔去了機場。你媽媽在你身後淚流滿面。我對她說，這個孩子從此獨立，她將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大學、工作和城市，當然，還有喜歡的男朋友。
在溫哥華，你過得還不錯，會照顧自己，有了閨蜜圈，第一次獨自旅行，還親手給你媽做了件帶帽子的運動衫，你的成績也不錯，期末得了全年級數學一等獎。我們全家一直在討論你以後讀哪所大學，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還是QUEEN（Queen's University，女王大學）。
又過了一年，我帶你去臺北旅行，在臺灣大學的校園裡，夕陽西下中漫步長長的椰林大道，我又問你：你以後喜歡幹什麼？
你突然說，我想當歌手。
這回你貌似是認真的，好像一直、一直在等我問你這個問了好多年的問題。
然後，你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對流行音樂的看法，談了對中國當前造星模式的不滿，談了日韓公司的一些創新，談了你自認為的歌手定位和市場空間。你還掏出手機給我看MV，我第一次知道Bigbang，知道權志龍。我看了他們的MV，覺得與我當年喜歡過的Beyond和黃家駒那麼的神似，一樣的亞洲元素，一樣的都市背街，一樣的藍色反叛，一樣的如煙花般的理想主義。
在你的眼睛裡，我看見了光。
作為一個常年與資料打交道、靠理性分析吃飯的父親，我提醒你說，如果按現在的成績，你兩年後考進排名全球前一百名的大學，大概有超過七成的把握，但是，流行歌手是一個與天賦和運氣關係太大的不確定行業，你日後成為一名二流歌手的機率大概也只有10%，你得想清楚了。
你的目光好像沒有游離，你說，我不想成名，我就是喜歡。
我轉身對一直在旁邊默默無語的你媽媽說，這次是真的。
其實，我打心眼裡認同你的回答。
在我小時候，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從一年級開始，老師佈置寫作文「我的理想」，保衛祖國的解放軍戰士、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或者是遨遊宇宙的宇航員。現在想來，這都是大人希望我們成為的那種人，其實大人自己也成不了。
這樣的後果是很可怕的。記得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學講課，一位女生站起來問我：「吳老師，我應該如何選擇職業？」她是一位物理系在讀博士生。我問她：「你為什麼要讀物理，而且還讀到了博士？」她說：「是我爸爸媽媽讓我讀的。」「那麼，你喜歡什麼？」她說：「我不知道。」
還有一次，在江蘇江陰，我遇到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商人，她賺了很多錢，卻說自己很不快樂。我問她：「那麼，你自己喜歡什麼呢？」她聽到這個問題，突然怔住了，然後落下了眼淚。她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從很小的時候，她就跟隨親戚做生意，從販運、開工廠到炒房產，什麼能賺錢就幹什麼，但她一直沒有想過，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今日中國的九○後們，是這個國家近百年來，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產階級家庭子弟，你們第一次有權利、也有能力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它們甚至可以只與興趣和美好有關，而無關乎物質與報酬，更甚至，它們還與前途、成就、名利沒有太大的干係，只要它是正當的，只要你喜歡。
喜歡，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歡了，你才會去投入，才不會抱怨這些投入，無論是時間、精力還是感情。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國家、每個時代、每個家庭的年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所以，如果你僥倖可以，請千萬不要錯過。
接下來的事情，在別人看來就特別的「烏龍」了。你退掉了早已訂好的去溫哥華的機票，在網上辦理了退學手續。我為你在上海找到了一間日本人辦的音樂學校，它只有十一個學生，還是第一次招生。
過去的一年多裡，你一直在那間學校學聲樂、舞蹈、譜曲和樂器，據說挺辛苦的，一早上進琴房，下午才出得來，晚上回到宿舍身子就跟散了架一樣，你終於知道把「愛好」轉變成「職業」，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到底學得怎麼樣，是否有當明星的潛質，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你確乎是快樂的，你選了自己喜歡走的路。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這是臺灣黑松汽水的一句廣告詞，大概是十二年前，我在一本廣告雜誌上偶爾讀到。在遇見這句話之前，我一直被職業和工作所驅趕，我不知道生活的快樂半徑到底有多大，什麼是有意義的，什麼則是無效的，我想，這種焦慮一定纏繞過所有試圖追問生命價值的年輕人。是這句廣告詞突然間讓我明白了什麼，原來生命從頭到尾都是一場浪費，你需要判斷的僅僅在於，這次浪費是否是「美好」的。後來，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都會問自己，你認為它是美好的嗎？如果是，那就去做吧。從這裡出發，我們去抵抗命運，享受生活。
現在，我把這句話送給十八歲的女兒。
此刻是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機場的貴賓室完成這篇文字，你和媽媽在旁邊，一個在看朋友圈，一個在聽音樂，不遠處，工人們正在佈置一棵兩人高的聖誕樹，他們把五顏六色的禮盒胡亂地掛上去。我們送你去北京，到新加坡音樂人許環良的工作室參加一個月的強訓，來年的一月中旬，你將去香港，接受一家美國音樂學院的面試。
說實在的，我的十八歲的女兒，我不知道你的未來會怎樣，就好比聖誕樹上的那只禮盒，裡面到底是空的，還是真的裝了一粒巧克力。
〈精采試閱篇章二〉這一代的臺北
明明/海闊天空/蔚藍的海洋/你心裡面/卻有一個不透明的地方。
——方文山《琴傷》
「什麼Pro.，就是個P呀。」
二○一四年的最後一天，在臺北，去看陳昇的跨年音樂會，小小的好奇是，那個苦戀過他十多年、身為陸軍上將孫女的前緋聞女友會不會前來助興。在手機音樂庫裡還存著他們十二年前合唱的《為愛癡狂》：「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你說過那樣的愛我，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我這樣為愛癡狂」，寫歌詞的是男生，女生當作誓言來唱，最後落跑的是男生。
十二年前他們在北京邊唱邊哭的時候，臺北正在進行激烈的市長直選，國民黨人馬英九大獲全勝，獲八十七點三萬票，得票率為空前的64.1%，從此奠定了這位俊美中年男子的政治江湖地位。
今晚聽陳昇音樂會的時候，當年的小馬哥已貴為臺灣領導人好多年，然而他的民調最新支持率只有9%，貼著地板在飛。也就在這幾天，馬英九正被兩件棘手的事情所困擾。
第一件是呂秀蓮絕食了，訴求是陳水扁必須在新年前保外就醫。呂女七十周歲了，在南部和民進黨內德高望重，真的出了人命，那就是另外一場災難，在三十一日清晨，高檢匆匆同意陳水扁保外，小馬哥之前強調的「程序正義」被一陣寒風輕巧地吹走。
另一個不省油的竟也是女人——想當年，小馬哥是多討女選民的歡心，政治評論員周玉蔻爆料馬英九團隊收受頂新魏家的二億元政治獻金，對他從來沒有被質疑過的「清譽」公開挑釁。
在計程車裡，司機談及周小姐的爆料，卻有自己的角度，過去十年間，臺北的房價漲了至少三倍，但他的收入卻活活跌掉了一半。「他不貪又怎樣？」司機的聲音憤憤的，「如果他讓我的收入十年漲三倍，而臺北的房價只漲一倍，他貪個十億我也認啦。」
「你們臺灣人真的覺得這樣可以嗎？」後座的大陸客呵呵地笑，「我們的秦城監獄裡有一個排的人可以做到這樣，給了你們要嗎？」
二○一四年臺北又選新市長，新世代的年輕選民們不要藍綠政黨任何一方，不要「政治世家」，甚至不要「政治常識」，愣是選出了一個萌頭萌腦的外科醫生柯文哲，他們對他似乎也不是太感冒，給了個外號叫「柯P」。
「是Pro.柯的意思嗎？」大陸客問。這回輪到臺北人呵呵地笑了：「什麼Pro.，就是個P呀。」
安德烈的媽媽辭職了
十六歲的安德烈要出國，媽媽去機場送行，用目光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媽媽哀怨地在《目送》中寫道，以這篇文章為書名的散文集出版於二○○九年，過去五年僅在大陸就印行了二百七十萬冊。
三十年前，安德烈的媽媽可是臺北文壇的頭號女勇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讓整個市民社會燃燒了起來，一本《野火集》轟隆隆地印了一百版次，「歷史硬生生地將一把『文化屠龍刀』塞進龍應台的手裡」。後來，龍應台成了安德烈的媽媽。十二月一日，安德烈的媽媽辭任臺北當局文化部門負責人，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沒有聽到挽留的掌聲，沒有，一次都沒有。
「有沒有文化局，對於臺北其實一點不重要，臺北有沒有文化，有怎樣的文化，你去誠品一看就知道了。」滿頭灰白頭髮的何飛鵬說，何先生是城邦出版的老闆。每次他都開著一輛白色的保時捷( Cayenne ) 來看我。
信義區的誠品店，到了深夜十點還人頭攢動。兩個九○後女生坐在三樓的中庭木凳上，旁若無人地親嘴。
一九八九年，誠品書店在仁愛路圓環創辦時，報禁才解除剛剛一整年，全島最流行的詩人是余光中。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一九九九年敦南店開張，臺北有了第一家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書店，很多計程車司機，到了後半夜沒有生意了，就進來讀書到天明。那一年，有人提出大陸、香港、臺灣經濟「一體化」。
在今天的信義店，方文山的歌詞集出現在詩歌專區裡，李敖的書不太好找，殷海光或胡適文集在哪裡得用電腦查。與前幾年相比，大陸文學家的作品少了很多，除了諜戰小說家麥家的作品堆成一個專區，其他作家的作品星散稀見，在時政和經濟專區，幾乎沒有嚴肅的關於大陸當前局勢的新書。
「臺灣年輕人的本土意識越來越強，他們對屏東縣議員賄選事件的關心，遠大於對岸抓了幾隻大老虎。」
「千萬別想太多了」
二○一○年，馬雲來臺北，在餐會上遇見一批年紀很大的企業家，頭髮都很白了，每個人都大談創新，怎麼創新，邊上有人告訴他，臺灣有希望。馬雲回去後，對大陸的企業家說，那麼大年紀的人還在談創新，臺灣沒希望了。
臺北工商界不高興了好些年。
幾天前的十二月十五日，新晉亞洲首富的馬雲再來臺北參加論壇，白頭髮的老人上前對他說，你是對的。
每次開兩岸經濟論壇，總有一些資料讓臺北學者很無感，比如：一九九○年，高雄港的集裝箱輸送量達三百五十萬標箱，居世界第四位，那時，上海港的資料為四十五點六萬標箱。到二○一四年，上海港躍居世界第一港，集裝箱輸送量為三千五百萬標箱，高雄港一千萬標箱，跌為世界第十四位。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數百名臺灣大學生無預警地突然衝破保安人員的防線，強行佔領立法機構，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服貿》全文共二十四條及二項附件，臺灣承諾對大陸開放六十四項，大陸承諾對臺開放八十項，記者問大學生，具體反對哪幾條，大多答不出來。在「太陽花」學生運動中，反對的意義大於反對的內容，或者「佔領臺灣行政主管部門」作為形式本身，就是訴求的全部。
最近，臺北的圈子裡還流傳著一則笑話。
有一天，大陸方面有人給臺灣領導人捎話，金門那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褪色得太厲害，得找人重新刷一刷了。馬先生很高興，決定嘉許捎話的人。對方卻說，千萬別想太多了，主要是廈門那邊的遊客看不清楚，影響了生意，旅遊公司有意見了。
如今，從大陸每天到臺灣旅遊的遊客人數最高限額為七千人，這是二○一三年三月「大幅提高」後的結果，之前為每天五千人。
問臺北的官員：「北京故宮一年的接待量是一千萬人次，杭州每年的遊客有九千萬，臺灣多開放一些陸客會出什麼問題？」
「會出問題的。」回答的人是臺灣行政主管部門的顧問，「我們可以把日月潭的停車場擴大十倍，將花蓮的民宿數量增加二十倍，可是，當這些設施都大規模增加後，哪一天，兩岸關係一緊張，對方禁止全部遊客，臺灣經濟就真的垮掉了呀。」
《管子‧輕重戊》中有過這樣的故事：大國齊國以銅向鄰近小國莒國和萊國高價交換紫草，莒、萊兩國廣種紫草，而荒廢糧食生產，次年，齊國突然停止進口，兩國經濟迅速崩潰。臺灣人古文學得好，這點教訓一直記得，「你千萬別說我們想得太多了」。
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一九八二年，羅大佑寫《鹿港小鎮》：「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鎮/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臺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都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再度我唱起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風雨聲……」
生長於南部、寫了很多閩南語歌的陳昇，一直在「保衛」自己的「鹿港小鎮」，他因此反《服貿》，他對記者說：「陸客真的不要再來了，我們真的要犧牲我們的生活品質嗎？有人說不簽《服貿》會被邊緣化。我想問的是，難道我們還不夠邊緣化嗎？」
被邊緣化是一個事實，繼而會發酵為集體情緒，最後固化為一種「自我邊緣化」的意識形態。
在汐止的食養山房，侍者端上一碟碟宛如藝術品的食物，一朵蓮花在熱騰騰的雞湯中緩緩盛開。
站在戶外的木陽臺上，何飛鵬幽幽地說：「臺灣有西太平洋最好的海岸線、最好的溫泉、最好的美食、最優良的醫保和最友善的人民，但是，臺灣似乎已經沒有了經濟創新的動力，年輕人有新想法，他們要實現它，就得去大陸，去東京，去倫敦，去矽谷。」
陳昇的觀點跟他完全不同：「我真的覺得，我們不要賺這麼多的錢。臺灣過去最有錢的時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時代，現在也許是正常的。」
「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繁榮的都市，過渡的小鎮/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地上幾乎沒有一根煙頭
演唱會從晚上八點半開始，一直唱進新年來臨，吹了十幾段口琴、唱了五十多首情歌，陸軍上將的孫女終於沒有出現，傳奇一般只在歌詞裡纏綿復活，從來沒有勇氣走進現實。
唱場外，曾經的「世界第一高樓」一○一大樓開始表演煙火秀，一百多萬人翹首歡呼，跨年時刻，二萬三千發煙火如夢如幻，時間總長二百一十八秒，「臺北市的預算只有這些」。
此時，在彼岸的上海，剛剛封頂的、比一○一大樓還高一百二十四米的上海中心大廈也將發佈首次跨年燈光秀，而在外灘，因人潮洶湧發生了悲慘的踩踏事件，死亡三十六人，最大的三十六歲，最小的十二歲，都是大好的年紀。
上海踩踏事件在微信和微博裡炸開了鍋，而在臺北青年人的手機裡波瀾不驚，他們用的是Line和WhatsApp。凌晨兩三點鐘，月色朦朧，寒意漸濃，信義區各摩天大樓之間的年輕族群開始三三兩兩、有序地疏散，地上幾乎沒有一根煙頭和一隻空飲料瓶。
〈精采試閱篇章三〉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
世上還會再出現這樣的傳奇嗎？還會再出現一位管理思想家敢於挑戰全球最大公司，而他的努力最終又被證明是正確的？他有這樣的際遇、功力、勇氣和好運氣嗎？
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當彼得‧杜拉克在酣睡中悄然去世的時候，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偉大思想家正聚集在天堂的門口一起等待這位最後的遲到者。瑪律庫塞已經等了二十六年，沙特等了二十五年，福柯等了二十年，連長壽的卡爾‧波普爾和哈耶克也分別等了十年和十三年，至此，二戰之後出現的思想巨人大多已成歷史。
聽到杜拉克去世的消息時，正是周末我去島上度假的路中，通報消息的許知遠在電話中還帶著一點哭腔。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走了之後，下一個該輪到誰來替我們思考管理？」斯圖爾特‧克雷納在《管理大師五十人》中寫道：「杜拉克在世的這些年來，管理者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思考或面對他在書中沒有寫到的問題。」他的去世，的確會讓一些人大大地舒一口氣，一個巨人倒下後，不僅留出一大片空曠的天地，更是平白多出了一個研究這位巨人的學科。
在管理界，杜拉克的後繼者們似乎已經排成了隊，湯姆‧彼得斯、錢匹、哈梅爾、柯林斯乃至日本的大前研一，他們更年輕、更富裕、更有商業運作的能力，他們的思想有時候更讓人眼花目眩。但是，當大師真正離去的時候，我們卻還是發現，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
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再也不會有人像他那樣，能夠把最複雜的管理命題用如此通俗市井的語言表達出來。
當年，傑克‧威爾許出任通用電氣總裁伊始，他去求見杜拉克，諮詢有關企業成長的課題。杜拉克送給他一個簡單的問題：假設你是投資人，通用電氣這家公司有哪些事業，你會想要買？這個問題對威爾許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經過反覆思考，威爾許作出了著名的策略決定：通用電氣旗下的每個事業，都要成為市場領導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否則退出市場」。
每一個企業家碰到杜拉克都會問一個與自己產業有關的問題。而杜拉克卻告訴大家：「企業家首先要問自己：我們的業務是什麼？」這好像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了，但是這卻是決定企業成敗的最重要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企業家首先必須回答：誰是為我們提供「業務」的人？也就是說，誰是我們的顧客？他們在哪裡？他們看中的是什麼？我們的業務究竟是什麼？或者說，我們應該做什麼？怎麼做？不做什麼？這樣的追問，它的終極命題便是：如何構築「企業的戰略管理」。
杜拉克是一個善於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但這還不是他的思想最迷人的地方。杜拉克之所以是一個偉大而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管理思想家，是因為他終生在考問一個看上去不是問題的問題：「企業是什麼？」一九九二年，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一次專訪中再次提醒說：「企業界到現在還沒有理解它。」
他舉了鞋匠的例子。他說：「他們認為一個企業就應該是一台掙錢的機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會對鞋子沒有興趣，他們認為金錢是真實的，其實，鞋子才是真實的，利潤只是結果。」我不知道別人讀到這段文字時是什麼感受，至少我是非常的感動。從這句話開始我覺得自己似乎觸摸到了管理的核心。也許我們真的太漠視勞動本身了，我們只關心通過勞動可以獲得多少金錢，卻不太關心勞動本身及其對象的意義。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為鞋匠需要錢。
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再也不會有人像他那樣，用手工業的方式來傳播思想。
這在杜拉克那一輩人中，是一個傳統。他一生研究大公司，但他自己的機構卻只有一台打字機、一張書桌，也從來沒用過一名秘書。他半輩子住在一個小城鎮上，似乎是為了抵抗機構和商業對思想的侵擾。在一封公開信中，他抱歉地寫道：「萬分感謝你們對我的熱心關注，但我不能：投稿或寫序；點評手稿或書作；參與專題小組和專題論文集；參加任何形式的委員會或董事會；回覆問卷調查；接受採訪和出現在電臺或電視臺。」一九九四年，吉姆‧柯林斯剛剛出版了《基業長青》。有一天，他受到杜拉克的邀請去共度一日。當時，柯林斯想創辦一間諮詢公司，名字就叫「基業長青」，杜拉克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驅使你這樣做？」柯林斯回答說，是好奇心和受別人影響。他說：「噢，看來你陷入了經驗主義，你身上一定充滿了低俗的商業氣息。」
再也沒有人會像杜拉克那樣說話了。今天的商業思想都已經被製造和包裝成一個個高附加值的「商品」，它包括學術研究——傳媒發佈——出版——巡迴會議，它們像一個自我滋養的關聯體和生產鏈，絲絲相扣，互為倚重，並能創造出足夠的利潤直至下一個新的思想誕生，在這樣的循環運作中便同時包裝出一位位智力超人、無所不知的「管理大師」們。而這個行業主要是由商學院、出版商和會議組織者們推動的，它們因為自身的利益訴求需要不斷有新的管理思想湧現。
今後，很少有人願意去思考杜拉克式的問題了，因為它們太「淺白」，太缺乏「包裝」，開發周期過長而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超額利潤。更多的管理思想將以速食的方式出現，一個叫休‧邁克‧唐納德的美國人曾經製作過題為「一九五○——一九九五，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線」的圖表，這張圖表記錄了這四十五年間先後出現過的三十四種理論和潮流，從二十世紀五○年代的決策樹到九○年代的標準檢查。他的研究發現，在頭二十年只有九次管理潮流，而其餘的理論，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一九八○——一九九五年的十五年間，並且除了其中三個——不斷提高、學習型組織、流程再造和標準檢查——都誕生於二十世紀八○年代，沒有哪個理論的持續時間超過一年或兩年。因發現「7S戰略」而著名的管理學家理查‧帕斯卡曾經舉過一個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事例：某年，他與一位紐約出版商洽談出版一本他最新研究成果的專著，出版商對他的選題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在詢問了所有的細節之後，他最後問道：「但你能用一句話來概括嗎？」理查‧帕斯卡沉思了好一會兒，說：「一句話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話。」出版商開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議理查‧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
如果說帕斯卡最終成不了杜拉克式的大師，這個例子可能就說明了一切。跟前者相比，杜拉克成名的那個時代似乎運氣更好一點。
一九四六年，三十七歲的彼得‧杜拉克完成了《公司的概念》。在此前的幾年裡，杜拉克受通用汽車的雇傭，對其組織結構進行案例研究，該書便是這一研究的結晶。在這一期間，通用汽車表示出極大的坦誠，它向杜拉克開放了所有公司文件，並允許他訪問公司的任何一位職員。而杜拉克為了創作這個案例也下了大功夫，他花兩年時間訪問了通用汽車的每一個分部和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部分工廠，進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訪談工作，閱讀了浩瀚的、分為不同機密等級的內部文件。在書中，杜拉克對通用汽車的管理模式及公司價值觀提出了致命的質疑。這部作品出版後，當即遭到了通用汽車的全面抵制。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裡，公司拒絕評論，甚至閱讀這部作品。但是，時間卻讓杜拉克最終成為勝利者。另一家汽車鉅子，福特汽車公司率先認識到了杜拉克的價值，這家在戰時市場競爭中完敗給通用汽車的老牌公司將《公司的概念》當作拯救和重建公司的藍本，在亨利‧福特二世的領導下，十多年後，它迅速復興，重新回到了對等競爭的主戰場。
世上還會再出現這樣的傳奇嗎？還會再出現一位管理思想家敢於挑戰全球最大公司，而他的努力最終又被證明是正確的？他有這樣的際遇、功力、勇氣和好運氣嗎？
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一九九三年的《經濟學家》評論說：「在一個充斥著自大狂和江湖騙子的行業中，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這位管理學界唯一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師創造了管理學，但最終他成為這部熱播連續劇中的一個「符號」，每一集開始的時候，他總是會被播放一遍，所有的故事都將從此開始，然後讀者和播放者均不再回頭。
再也不會有杜拉克了。在今後五十年內，要取得杜拉克式的成功是困難的。我們且不說當代公司管理的課題已經越來越技巧化，商業思想的製造越來越商品化，單是就一個人的生命而言，那也困難到了極點——
它要求一個人在四十歲之前就完成他的成名之作，接著在隨後的五十年裡不斷有新的思想誕生（起碼每一年半出版一部新著），他要能夠每隔五年把《莎士比亞全集》從頭至尾重讀一遍，另外，最最困難的是，他要活到九十五歲，目睹自己的所有預言一一正確，而此前的一年，還能夠從容應對《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刁鑽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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