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父親與我的人生交會
余家居浙江省孝豐縣之鶴溪村，離城十里許，世務農為業，少失恃，父際清公勤儉持家，為鄉里善人，薄田數畝，差能自給，二十六年十二月病歿，時正日寇憑陵，京滬陷落，余適隨第一軍轉進安徽之壽州，未能奔喪，遺憾迄今。三十六年余在西安，與葉霞翟女士結婚，生二子二女，皆幼小。
——一九五九年初，父親進入國防研究院第一期進修前所撰之自傳。
如果以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西元一九四九年為分野，則中華民國剛剛歷經空前的衝擊，她失掉了廣袤的大陸，正在面積僅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臺灣奮鬥，希望能確保這幾乎已是僅存的土地不被赤化。父親半生戎馬為國盡忠，他的任務已然到了最後階段；我方出生，正待開展未來的生涯。
我對幼時周遭之事的了解及認知，許多都來自我的母親，從她的口中，她的書。母親寫的文章，總是圍繞在周遭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在她寫的幾本書裡，我可以看到自己生命裡不可能有記憶之下的點點滴滴，最近這幾年又從她寫給父親的信裡讀到。
我的出生與來臺
我是隆冬之際在南京鼓樓醫院降生的，那時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華民國政府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未得喘息，正與共產黨作戰，而且局勢逐漸嚴峻。仍在西安的父親不在身邊，母親沒為我正式取名，卻先為我取了英文名字Victor（勝利），以紀念父親攻克延安；至於我的中文名，順口叫成胡小廣，因為父親字廣德，這名字一直用到我即將上小學之前。我的弟弟以後出生就叫小德。
生產對於女性而言是生命裡的大事，有如一場大手術，不僅要忍受椎心的苦楚，甚至有喪命的風險，從現代的觀點來看，丈夫理所當然、甚至說有義務該陪伴在旁，多少可以撫慰妻子為天職所受的折磨，然而父親顯然沒有即時照顧到遠在幾千里之外的妻子。
在聖誕節前夕，父親終於因公回南京，晚上回家時，我那正在中央大學念書的小舅舅在房裡陪母親，聽到汽車的聲音連忙跑出去看，才走到樓梯頭就看到父親上樓來了。獨自生產的母親完全沒有哀怨之情，她全然是團圓的喜悅。
父親一上樓，就大踏步地走進房裡，口裡嚷著：「我們的新媽媽身體可好？」母親笑著指指旁邊的小床說：「我很好，快來看看你的兒子吧！」父親走近一看，很得意地笑著說：「這小傢伙滿漂亮的嘛，我看倒有點像我呢！」聽他這麼一說，房裡的人都笑了。
當年父親五十二歲，過了半百方得子的歡愉是短暫的，他在南京待了三天就回西北去了。不論是他或是中華民國政府，正面對愈來愈艱鉅的局勢，接下來這一年的國共戰爭，國軍節節敗退，父親完全無暇照顧到家庭。國軍作戰失利，首都南京一般百姓並不清楚真實情況，母親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寫給父親的信，很能反映當時社會景況以及我的家庭情形，她特別提起不到一歲的我，賦予好宏大的意義。
親愛的夫：
南京這幾天都還安定，只是對於國事的謠言很多，我是儘量不去聽它。
你好嗎？無時無刻不在掛念著你，十分的想你，願你安好健康，願上帝永遠地保護著你！我們大家都很好，Baby非常健康而可愛，現在我請你給我一個指示，萬一南京情況很亂時，我們該怎麼辦？我身邊一個錢都沒有，你能不能給我寄一點錢來讓我作必要時之用？
我知道你很忙，但請無論如何給我一個回信。親愛的，你的片言隻字帶給的的安慰是無限的，何況又是這樣的兵荒馬亂的時候，而你又是處於這樣的一個艱難危險的環境中呢！
孩子一個人在方床中玩，口裡喃喃自語地叫著爸爸、爸爸。親愛的，如果你現在能夠看見他的話，真不知能得到多少的安慰呵！他簡直是你的縮影，他使你的工作更有價值，他使我們大家的努力都更有意義。他現在又跳又叫地引我的注意呢！為了他，為了中國的下一代，我們都非拚命為國家爭生存不可。親愛的，讓我們來祈禱上帝保佑我們的小寶貝吧！
吻你，祝你安好你的愛妻 十一月二日
再過一個月，我才滿週歲，京滬情勢已惡化到必須撤離的地步。父親請湯恩伯將軍代為照料妻兒，所以湯將軍也就在最緊急時，要湯夫人把母親和我帶到臺灣。母親以後為文回憶，當時她帶著稚子匆匆就道，除了攜帶一點隨身用品外，什麼都沒帶出來，一切生活所需只好仰賴湯夫人，她極感孤單無助。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母親把不到兩歲的我暫留臺灣，飛到重慶探視父親，父親給了她很大的安慰，不再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也令她對戰事樂觀，認為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我們這邊。她在重慶寫了一封信給我在加拿大的二舅葉霆、二舅母玉連和小舅葉雹，幾年前小舅把信拍成照片傳給我，讓我得以讀信。母親在信裡說：「今天你姐夫繼續奮鬥一天我就在國內一天，將來萬一不能奮鬥了我也就跟著他走，個人的生命是沒什麼的，只是他的工作、他的責任、他的正直使他產生意義，我決不想單獨逃生，那是最愚蠢和卑鄙的想頭，我感到很安定。我現在只要小廣強健活潑，你姐夫精神健旺鬥志堅定，就非常快樂了……」
她在信裡說要與父親共生死，還想跟父親商量把我也接到重慶團聚。然而，父親不願母親留在戰區，這是他一輩子的持守──把為國盡忠和家庭親情分開，國是國、家是家，母親又飛回臺北。至於戰事，在兩個月之內急轉直下，四川重慶、成都接連不守，國民政府遷臺，大陸已接近全面赤化，這對父母親那一輩而言，是極為沉痛的，因為他們都參與了中華民國肇建，抵禦過外侮，雖然撐過對日抗戰，卻在體質猶虛之際，遭共產國際協助中共侵害了中華民族。
臺灣遭割讓前，父親在浙江出生
一八九六年，也就是清朝光緒二十二年（民前十六年），父親在浙江鎮海縣陳華埔朱家塘老家出生。那年，臺灣與澎湖正因清廷因前一年甲午戰爭的失敗，被日本指定割讓以作為南進基地，剛開始接受異族的統治；日本這個外來政權抵達後，掀起了臺灣人民五十年的抗日運動，數以萬計的漢人與原住民遇害。另方面，清廷的積弱不振，遭受列強欺凌，使得革命的火焰也從此時開始燃起。
國父孫中山先生已經和至友陸皓東在香港和一同受洗為基督徒，他於甲午戰爭之年的十一月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尋求推翻滿清，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軍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十三日他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建立了中華民國。論者認為，人的力量有限，而宗教所能產生的力量無窮。國父之所以以天下為己任，這樣極神聖極莊嚴的使命感，不但具備了革命家的精神，也充滿了宗教家的情操。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和動力的起源之一是他的信仰之故。
父親幼年時期，隨我祖父際清公前往孝豐縣鶴溪村定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是滿清政權的最後一年，父親十六歲，陰曆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革命軍武昌起義成功，革命之火隨即延燒到孝豐，九月二十二日縣內的同盟會員王立三運動駐軍反正，父親也響應。革命成功，縣城光復，原有秩序崩潰，新秩序未能即時接續；學校為求學生安全而提前考試，父親以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一九一二年為中華民國元年，父親於年初考入湖州公立吳興中學校，校長沈毓麟是前清舉人，也是同盟會會員，他把全校學生組成愛山同學會，設文藝、游藝、體育三股，體育股尤其重視每日課餘學兵式體操一小時，入體育股以孝豐、長興、安吉三縣學生為多，父親加入體育股，並且被同學推為股長達兩年半之久，因為他的體能極佳，並且尤其擅長器械體操，也只有他能做單槓大車輪，成績為全校五百多個學生之冠。在我幼年時，父親曾提到他「力氣很大」，以勉勵我要鍛練身體。而現在的湖州中學不但是湖州重點學校，校史館更懸掛父親照片，以父親是校友為榮。
在中學讀了三年，父親於一九一六年以第一名畢業，那年他二十歲，中華民國仍處於困頓之中，內憂外患不止。父親畢業之後，在家鄉小學任教八年，極受肯定；一九二一年父親趁著暑假，獨自到津沽山海關觀察形勢，那時日本人侵略中國，不論在東北、華北、東南沿海以及臺灣，皆展現其野心，他感受到日本對中華民族的威脅，以身許國的心志更為強烈。
由文轉武，考入黃埔一期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黃埔軍校成立，父親也前往投考。黃埔軍校初時全名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位於廣州四十四里外的黄埔島上，次年一千二百名考生在廣州複試後，僅取錄了三百五十位優秀學生，備取一百二十位學生，加上保舉共四百九十九人，於五月五日正式入學，父親編入第二大隊第四隊。多年以後，我收到一份簡體字的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錄，這顯然是中共在大陸主政、又歷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依據原始資料重新排印出來的。在教職員的通訊錄上，以總理孫文為首，接下來是校長蔣中正，依序黨代表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教練部主任李濟深，總教官胡漢民，教授部主任王柏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周恩來……，國共幹部都有。父親進黃埔軍校那年二十九歲，年齡卻少報三歲，在通訊錄裡寫成二十六歲，通訊處為「浙江孝豐縣鶴溪」。
這也是父親首度與影響他一輩子的蔣中正委員長、蔣總統──當時是蔣校長，聯結在一起；蔣校長在五月八日以「軍校的使命與革命的人生」為題，第一次對學生講話，除了談黃埔軍校的使命，也強調了死節：「我們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在此說明生命意義之先，有一句要緊話，請各位聽著：就是我們軍人的職分，是只有一個生死的『死』字；我們軍人的目的，亦只有一個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說，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且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所以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果我們的死，有如泰山的價值，死得其所，如為主義而死，為救國、救黨而死，那麼死又何足惜呢？⋯⋯」
六月十六日清晨，孫中山抵達黃埔，以軍校總理身份在禮堂向黃埔一期五百多名師生發表演說。他也勉勵學生要為中國、為革命奉獻，犧牲生命在所不惜：「當革命軍的資格，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捨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要不怕死。」那時中國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列強欺凌，國家確實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孫中山先生成立軍校，是要先從消滅與外國帝國主義勾結的軍閥做起。
當孫總理與蔣校長均倡言要為革命犧牲生命時，父親就在當場。父親願意為國犧牲奉獻，「死節」也成為他身為軍人對生命的最終期盼，也影響了他的人生態度乃至於生活與家庭，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年底之際。
母親寫信給剛赴西昌的父親
從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五〇年初，中華民國經歷了驚心動魄的大變局，未來如何難以預知。國家如此，覆巢之下的個人命運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父親飛赴形同孤島的西昌，留在臺灣的母親，心情也好不到哪裡去。
新的一年，她又提筆寫信給父親：
親愛的夫：
今天是民國三十九年的元旦，我給你拜年，並祝你健康、祝戡亂的最後勝利！
昨天晚上孩子睡熟了，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客廳裡打毛線，打開無線電聽委座的除夕廣播，情詞懇切而沈痛，歷述吾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種種經過，真使人感慨萬千、熱淚盈眶。今天國家到了這種田地，中華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叫人怎不痛心。聽完廣播之後，我仍然繼續地坐在那裡，深覺得這國家歷史上最黑暗、最苦痛的一年真不容易過去，恨不得趕快捱過那最後的兩個鐘頭。
在那時候我就想著你，不知道你在哪裡——昨天早晨聽說你還是去西昌了——是不是也在聽廣播？是不是也在同樣的心境度著這歲末的幾個殘餘的時辰？天涯海角，天各一方，此情此境怎不使人黯然欲泣。
親愛的，過去幾個陽曆年我們雖也不在一起，但我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的難過，但願一九五〇年的除夕能夠有點比較使人安慰的回憶。昨夜我在十一時左右上床，可是一直到三點鐘還沒睡著，後來睡去了也睡得非常不安寧。今早起來有點頭痛，心情也似很沉重。親愛的，假使我們在一起，日子就不會這樣的難過的。現在你在做什麼？希望你的心境能比我的舒暢點。寶貝，上帝總會保佑你的。
剛才報紙來了，其中有一則你和顧總長署名發出的告西南將士、民眾通電，閱後心裡比較安慰得多，因為這表明你仍然在一個大陸據點指揮著，而這個據點在目前仍是安全的。
……陳長官（陳誠）夫婦來了，坐了一會和小廣玩得很高興。親愛的，你不在家孩子替你招呼客人，大家都很稱讚你的兒子呢！你高興嗎？
那時，我才剛滿兩歲，這些情節在我的記憶裡是沒有的。
最危難時刻，我在臺灣見到蔣總裁、蔣經國
一月二日，我家忽然來了料想不到的客人。母親以後為文：「⋯⋯記得是年初二的下午，廣兒午睡剛醒，我在為他穿衣，忽然門鈴大響，我連忙跑去開門，站在門外的竟是蔣先生，我剛要請他到裡面坐，他卻急著問：『小弟弟在那裡？』我告訴他在屋子裡，他說：『總統在隔壁居老先生那裡，他想看看他，請就帶他去好嗎？』我立刻跑進去給孩子換了一件好一點的衣服，並告訴他說：『廣廣，媽帶你去見一位老公公，你要乖乖的，見面時要說公公好。』他對我點點頭，我就牽著他和蔣先生一同去了。到了那裡，看見總統正和居老先生談天，我們走進去時，兩位老人都向我們微笑點頭。蔣先生把廣兒牽到總統跟前，他居然知道向總統鞠躬，清清楚楚的說一聲『公公好』，老人家高興得不得了，伸手摸著孩子的頭連連說：『好，好。』我站在旁邊看見這情景，心裡感動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事後我把孩子見總統的情形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他父親非常高興，回信說：『廣兒初見 領袖，態度大方，應對得體，殊為欣慰。』我看了那封信不禁好笑，兩歲的兒子知道什麼應對啊，人家都說兒子是自己的好，這位作爸爸的看來也不例外。」
蔣先生就是經國先生，雖然蔣總裁探視了母親及我，半個月之後，經國先生赴西昌，卻傳達蔣總裁要父親死守西昌並且成仁之意，難道是蔣總裁在經歷大陸內戰失敗、大批將領叛離，在看了我之後，認為胡宗南已經「有後」，所以可以放心地為國犧牲，希望他以上將之尊為來臺軍民樹立典範嗎？將近三個月後，父親突然回到臺北，而大陸也完全淪陷。
在臺灣最初幾年，父親一如過去難得回家，弟弟和兩個妹妹接連出生，都是母親一手帶大的，因為見到父親的機會實在不多。我和弟弟的正式名字，一直到大妹出生，而我也該上小學之時，才由母親帶著父親跪下禱告，然後同時取名為真、為善、為美，以後小妹出生，取名為明。
我對父親的最初印象是兩三歲時父親把我抱起來，親親我，我很不喜歡，因為他的鬍子很扎，但還是忍耐地接受了，他則笑呵呵。那時，我對父親很陌生，感覺像個客人；父親可以說不怒而威，我和弟妹對他是敬畏的，很自然地就保持了距離。他一回來，母親的關注完全到他的身上，噓寒問暖，端盆水來為他洗腳，父親也很自然地讓她洗。
稚齡時受教
母親總是設法讓父親開心，最有效的就是我們這幾個孩子表演節目。我從單人表演開始，乃至於四人團隊當隊長，這方面我做得很好，不但自己手舞足蹈，還要把弟弟妹妹組成歌唱隊，很認真地在父親面前表演一番。
兩張籐椅併排擺在客廳，父親一坐下來，母親就坐到旁邊，然後招呼說：「小孩來唱幾條歌──小廣，你們不是要唱歌嗎？」我趕忙跑到房間裡去，和弟弟妹妹講好先唱什麼歌，再唱什麼歌，安排一番；因為母親早就交代要練歌，這些歌平常都準備好了。
接著我們列隊到父親面前，一面唱歌一面踏步，父親最喜歡聽的是〈甜蜜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氣，父母都慈祥……），我們還唱〈我的家〉(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哥哥爸爸真偉大〉等等兒歌，後來連幼稚園教的〈剪指甲歌〉也拿來唱，反正是會什麼歌就唱什麼歌，父親都很喜歡。如此的表演剛開始還會緊張，唱完後的標準動作就是跑上前去，接受父親擁抱，親親我們。
父親是沒法子顧家的，母親把全副心力照顧我們和這個家。我身為哥哥，總想幫媽媽做些事，為她分憂，但也有幫倒忙之時。舉個我講話不當挨管教的例子。
以前有位副官常來我們家幫忙照顧，副官會講粗話，我才八九歲，不懂得那是什麼意思，但聽起來知道是罵人話。有天母親斥責弟弟，我想幫母親的忙，於是用副官常講的粗話在旁幫腔罵弟弟，母親聽了回過頭問：「你說什麼？」「XXXX。」母親不教訓弟弟了，反過來對我沒頭沒腦地狠打，把我打趴。
「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以後不准說。」
算算我小時候講了三個詞被母親修理，一是混蛋，二是倒楣，三是帶了顏色的XXXX，這三句裡最嚴重的就是那句副官講的粗話。其實我小時候一向很單純，從上幼稚園開始就循規蹈矩。
我到了入學年齡，私立再興小學剛在臺北市和平東路成立，校長朱秀榮遊說媽媽把我送到再興就讀，母親答應了。我入再興小學後，從二年級開始當班長，直到六年級畢業。我的功課一向不需母親操心，還能幫老師的忙改其他同學作業，教教算術。
那時候，效忠主義、國家、領袖的教育是很徹底的，身為第一屆學生的班長，我每天早上要從教室帶全班到操場，喊口令、帶頭做國民健康操。再興小學初創，雖然班級不多，但顯得生氣蓬勃，全校運動會辦得有聲有色，如騎腳踏車比賽、跑步等等，冠軍往往是我的同班好朋友應秉德，他家離我家不遠，就在巷子口，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朋友，最不自私。
升上六年級，我迷上了章回小說，在課餘之暇偷偷看《三國演義》，也想效法書裡的「桃園三結義」，於是和另外三個要好同學，來個「再興四結義」，依年齡大小分別是老大宋以立、老二應秉德、老三胡為真、老四張光主。從老大到老三學業成績都不錯；老幺張光主是朱校長的兒子，很調皮，成績也不怎麼樣，然而他日後赴美留學，不僅獲得學位且經商成功，返臺接下再興校董，成為籃球運動推手，一些知名的籃球國手因為他的發掘調教而成為主力。
刻苦度日
父親出生農家，一向克勤克儉，不單自己如此，我們全家生活也這樣，不求享受，我家的物質方面一直是低水準的，炎炎夏日只有一架轉起來有聲音的電風扇，可父親甘之如貽，母親也不講話；父親辦公室主任程開樁先生家裡有個木頭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層擺冰塊，下層存放飯菜、西瓜等，到程伯伯家裡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難忘。
有天我放學回家，見到家裡搬來一個舊冰箱，品牌名稱PHILCO，雖然不是新的，我還是很開心。我正高興時，父親回來了，一看冰箱，臉色一沉，正色問母親哪來的冰箱？母親說是羅列先生叫人送來的，父親疾言厲色大聲喝道：「不可以！給退回去！」但母親知道家裡需要冰箱，設法拖延，後來終把冰箱留了下來。
父親不僅對提升生活水準沒想法，金錢在他的心目中，更是毫無份量，認為夠用就好──他完全搞不懂要維持一個家，需要多少用度。我們這個家庭，嚴格說來可以說是母親一手操持出來的，父親不太管家計細節，甚至連家庭開銷都不甚了解，然而這對一個家庭而言是絕對必要的；父親不讓母親工作，母親卻要張羅有四個子女的家庭，而且還必須不失父親的體面。弟弟為善回憶，小時他曾為母親謄寫家庭帳簿，看到入不敷出的紅字，他問母親該怎麼辦？母親回以聖經裡耶穌的話：「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天父尚且養活牠；我們不比飛鳥貴重多嗎？」
家裡開銷捉襟見肘，我至今記憶猶新，母親老是為錢發愁，她百般無奈之下，想到寫稿賺錢，這是可以在家裡做的事。
母親寫的是散文，我還記得她費心寫了文章，抱著極大的期待第一次投稿到《中央日報》副刊，沒想到卻被退稿，當她接到退稿時，我正好就在旁邊，看著她突然不講話，然後走進臥房掩上門，久久不出來。我有些擔心，於是推門進去，結果看到母親正在落淚，那退稿對她來講是何等的失望啊。但為了家庭，母親又不得不再接再厲地寫，到第三次投稿終於見報了，當稿費寄到時，母親臉龐浮現欣慰的笑容，我們當晚立即享受到加菜，帶到學校的飯盒菜色也馬上豐富起來，至今仍歷歷在目。慈愛的天父果然垂聽母親的禱告，讓母親以「葉蘋」為筆名，不斷地寫稿賺稿費，逐漸成為國內知名作家。
這就是我的童年，那時有誰會想得到，一個曾經被稱為西北王、指揮幾十萬大軍的上將，家裡過得卻是如此清苦？有趣的是，我訪美探親，親人請一位大陸來的中醫為我檢查經絡後，中醫居然說：「你十歲以前的生活非常辛苦，不像是高幹子弟，簡直是『貧下中農』、『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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