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世界末日」
「末日」重生
二○一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傳說中的美洲瑪雅文明「二○一二世界末日預言」的翌日。
這一天，香港銅鑼灣街頭，一對青年情侶在購物商場區璀璨的聖誕燈飾前相擁接吻；莫斯科一個鄰近克里姆林宮的防核彈地下碉堡，幾百名俄羅斯人開香檳舉辦「告別末日」的通宵派對；上海陸家嘴中央綠地，一群衣著時尚的白領齊聚參與慶祝地球「重生」的聖誕活動；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小村莊比加拉什―被視為末日中的避難所，大批早就蜂擁而至的遊客在戶外進行感恩禱告；在墨西哥、危地馬拉、巴西、薩爾瓦多等擁有瑪雅遺址的拉美國家，為了慶祝瑪雅古曆法系統一個周期的結束、迎接一個新周期新紀元的開始，人們燃放煙花，舉辦音樂會，觀看土著表演，氣氛熱烈，場面喜慶。
這些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的人們，在這個歲暮天寒的時刻，有著一種不約而同的目的和體驗：他們欣喜地目睹一個傳說的破滅、一份預言的落空，同時以熱切的眼神憧憬著未來。
平安夜
兩天後，是二○一二年聖誕節的前夕，也即平安夜。
這是一個並不「平安」的平安夜。經歷了校園槍擊血洗慘劇的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鎮，在小鎮會堂附近豎立起了大型聖誕樹。樹上掛滿了一個個死難兒童的名字，順次走過對樹憑吊的家長們，眼眶裏蓄積了哀傷的淚；敘利亞西部哈馬省的一間麵包店遭到政府軍的空襲，逾百名正在排隊買麵包的民眾瞬間被炸得血肉橫飛，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倒在頹垣斷壁的瓦礫堆中。一個敘利亞小女孩當日在「臉書」上的留言，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親愛的聖誕老人，願你給這裏無家可歸的孩子送上衣服和毛氈，願敘利亞再無戰火。」
也是在當天，江西貴溪市濱江鎮的一個村莊，一輛載有十多名幼兒園學生的超載校車行駛中
側翻墜入水塘，事故中十一名四歲到六歲的兒童不幸遇難。小小的書包和衣物漂浮在冬日的水塘水面上；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氣象組織發布了年度報告，指出二○一二年全球各種極端天氣災害（乾旱、颶風、暴雨、洪水、龍捲風、沙塵暴、大範圍熱浪和寒潮等）層出不窮，這種愈發頻繁且嚴重的極端天氣現象很不尋常，呼籲各國應積極採取應對措施；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當當的鐘聲敲響過後，主持了聖誕祈禱儀式。這位八十五歲高齡的宗教領袖在送上聖誕祝詞後，隨即滿是皺紋的臉龐神色凝重起來：
武裝血腥衝突、恐怖暴力活動、以及種族、宗教、政治之間的緊張局勢，都使全體人民蒙
受聞所未聞的痛苦，其受害者特別是那些最脆弱的一群，諸如兒童、婦女和老年人。而世
界上因為自然環境堪憂的不平衡而經常發生的天災，導致移民、難民和無家可歸的人日漸
增多。
在這個本該普天同慶的日子，這些不同國度、不同身分的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動蕩不安、危機重重的世界。每個人的瞳孔裏都閃爍著一連串的憂慮：他們所生活、所目睹、所參與的這個世界，將會迎來一個什麼樣的明天呢？
紀錄片
聖誕節的一周前。在這所大學的學術觀摩電影廳裏，我感到一種痛入心脾的寒意。胡桃色的橢圓型會議桌面，被日光燈照亮了。房間裏師生和嘉賓們圍繞著會議桌層層安坐。時間一到，燈光熄滅，房門關上。我瞥了全場一眼，幾十個座位，幾乎都坐滿了。這是一個陰冷寒濕的冬夜，還好，室內比較暖和。
黑暗中，廣州學者、公共問題研究者艾曉明拍攝的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將要上演。
影片開始了。銀幕上投影光束的位置出現了幾行字：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陌生的城市裏埋頭苦幹，我們的衣食住行離不開他們，他們得到過最熱情的謳歌，也承受著最真實的鄙夷。他們總因為所承受的痛苦而備受人關注，也因為身分與地位的卑微而被人遺忘。他們被稱為「農民工」。
紀錄片描述的，是二○○八年春節前夕廣州火車站的混亂狀況、廣東農民工的遭遇，以及當代中國農村的淒涼景象。當時中國南方的一場暴風雪，導致上百萬欲返鄉過年的外地農民工滯留在廣州火車站一帶，還發生了騷動、踩踏等突發事件。兩位年輕的農民工―十七歲的湖北籍女農民工李紅霞和三十一歲的湖南籍農民工李滿軍―分別因踩踏和從高架橋跳上列車觸電，而不幸遇難。
身背肩扛著攝錄器材的艾曉明，先後來到廣東的廣州、深圳、韶關、乳源，以及兩名遇難者的家鄉湖北監利、湖南岳陽農村進行實地採訪。她用攝像機記錄了廣東農民工的訴求和遭遇，採訪了遇難者哀痛欲絕的親人，走訪了他們貧窮且缺乏生機的家鄉。她冷靜的鏡頭，真實地展現了這兩位不幸的年輕農民竭力逃離的，是怎樣貧苦、窘迫而又毫無希望的生活。
沒有手機的響聲，也沒有人竊竊私語或是交頭接耳。一屋子人全都屏聲斂息地，看著一群農民工如何的在鏡頭面前哭訴，看著兩個來自農村的年輕生命如同被壓在大石塊底下的枯草一般，默默地在社會底層生長、掙扎、枯萎、壓傷，最後淒慘地死去。
當銀幕上出現李紅霞那再也回不去的家徒四壁的家，李紅霞的母親述說著女兒南下打工的辛酸經歷，李紅霞的墳塋靜靜地兀立在家鄉的麥田裏，我的眼淚，一次次地湧出。
坐在我身旁的，是在另一所大學任教的好友L教授夫婦。放映過程中，我偶爾用眼角看到他們夫婦倆：出身農村、自認為一輩子是個「莊稼人的後代」的L教授顯然十分動容，好幾次為之潸淚，不時取出紙巾擦拭淚水；L太太也是一臉愴然，始終在傾耳注目，眼中含著清淚。劇終後，燈光亮起，我發現，許多人的眼裏也含著點點淚花。
看完記錄片，從學術觀摩電影廳中走出，踏入月闌蒼茫的夜色裏，我發覺寒冷的冬夜更覺陰冷。遠遠的天邊有幾顆星星，像一滴滴感傷的淚。
行走在陽光下
十多年來，我看到香港人懷著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態從殖民地時代進入回歸時代，誰料卻一年又一年地在現實面前由觀望，繼而失望，而沮喪，而無奈，一種莫可名狀的無力感隨之潛滋暗長，以至於心懷憂憤的傳媒人在報章以社論的形式為市民發聲：
用殖民地旗幟來表達不滿，有什麼問題？這種表達正是要說明市民心中的真切感受，就是今不如昔，這是當前極到位也極有需要的表達。因為這正是目前香港多數人的共同想法。
回歸當然是事實，但對回歸後的不滿更是迫在眉睫的事實。
我看到走出蘇聯帝國陰影的俄羅斯人歡欣若狂，然後憧憬著「重振俄羅斯的昔日雄風」，卻在民主轉型多年以後迎來了新一代政治強人的權威管治。
地處中東的敘利亞人的處境則更為悲慘，他們是另一種發展模式―阿拉伯模式（即經濟上以石油收益施惠於民、政治上以民選為名行專制之實）―的承受者。敘利亞獨立後的唯一執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提出的口號「團結，自由，社會主義」曾經迷惑了不少敘利亞人，到了互聯網時代卻成了一抹絢麗的泡沫，一點一點的破碎，消散。三十年來，兩千萬敘利亞人在復興黨人阿薩德父子的交替統治下噤若寒蟬，如今我看到，看到他們終於在「阿拉伯之春」的鼓舞下發出了聲聲怒吼，反抗的浪潮正如野火燎原般勢不可擋。
至於二戰後數十年來傲睨一世的美國人，在步入二十一世紀後一度變得有所謙抑，甚至他們的失落感也與日俱增。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重創了美國人的信心，金融海嘯讓本就疲軟的經濟情勢更加嚴峻，接二連三的槍擊事件讓他們心有餘悸。美國學者雅克‧巴爾贊似乎很有先見之明，他早在二○○○年出版的《從黎明到衰落》一書中就聲稱，「縱觀西方文化五百年來的全貌，西方文明正在進入衰落期。」
當年已九十二歲高齡的巴爾贊，在書中說了一句值得人們細細體味的話。西方文明的價值與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實是一回事，他說，「反抗的自由」有可能變成徹底的虛無主義，從而導致文明的衰落。
那麼，中國人呢？
在二十世紀中葉不幸陷入極權主義泥淖的中國人，經歷了前三十年連綿不斷夢魘般的政治運動和浩劫、七○年代末期的國策扭轉、八○年代的改革新風，旋即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衝擊下再度夢碎，神湛骨寒。飽經霜雪、始終走不出濁世陰霾的中國人啊，是否還會相信那些莊嚴的承諾、亮麗的口號和遙遠的現代烏托邦神話？
此後目睹了九○年代的經濟改革重啟、經濟快速增長，二○○○年代的國力崛起、太空科技及體育事業的亮眼業績，一部分陶醉於「崛起」和「盛世」幻象、掌握主流媒體話語權的中國知識人，遂有如當年的胡風那般引吭高歌「時間開始了」；而另一部分「不合時宜」的中國知識人卻對盛極一時的「中國模式」之說提出質疑，繼而發出沉重的一聲感嘆：「我們的路在哪裏？」
生於七○年代中期的我，在一個以培養順民為歸旨的教育體制下長大。少年時代，當我接觸了與學校教科書裏思想截然不同的文字啟蒙後，漸漸地開始對那種「教育」和「體制」產生懷疑，甚至於，不再相信。
也因此，我越來越不願聽到那些宏大而充滿權威性的名詞：國家、民族、政黨、政府、主義、主權、集體，等等。因為我知道，為了滿足這些宏大而權威的抽象敘述，會造成多少暗夜的嘆息、心靈的傷痛、夢想的破滅、被壓制的個人意志，多少有血有肉會痛會哭的個體生命，就這樣被一堵堵無形的高牆壓在底下，無法動彈，無處訴苦。
身處當今這樣一個資訊無遠弗屆的時代，我慶幸，我看到，無論是享有不完全「反抗的自由」的香港人、俄羅斯人，還是不曾享有「反抗的自由」的敘利亞人、中國人，都在試圖掙脫開那堵無形的高牆，在長夜漫漫的晦暗裏，期盼著黎明。
那對在購物商場區門前相擁接吻的香港情侶，那群在地下室縱酒狂歡的俄羅斯人，那撥在鬧市區喜迎聖誕的上海白領，那些歡天喜地迎接新紀元到來的拉美人，那個在戰火中哭泣的敘利亞小女孩，還有那些在麵包店門口被炸死的敘利亞民眾，那些在校車事故中不幸遇難的江西兒童，哦，對了，還有那個讓我對其命運悲泣不已、雕逝於豆蔻年華的湖北籍女農民工李紅霞，所有這些膚色不同語言相異、但卻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人們，他們心底裏所想要的，難道不就是每天能夠平平安安地行走在陽光下，並且多一分自在、多一份從容嗎？
在春天聽到鳥兒的歌聲
將水仙盆栽挪移到靠窗處，換一次清水，在這個新年伊始的午後。窗外的雪，依然如一整個上午那般下得紛紛揚揚，輕輕地、柔柔地落在了樹的枝頭，覆蓋了整個大地，變成梨花與鱗甲，變成醒時的夢幻，和活著的傳奇。孩子們在雪地裏奔跑，跳躍，打滾，追逐，擲雪球，堆雪人，互相嬉鬧的笑聲隨著雪花飄到我的窗前，使我的二○一三年的第一天增添了幾許歡快和喜慶。
這樣潔白的雪，這樣純真的孩子，無疑是屬於詩的，一首古典的抒情詩。白雪和孩子，與窗前的水仙花之間，有著某種相通的品質。那六片白色的花瓣托著黃色的怒放的花朵，散發出一種清淡幽雅的香氣。在這盆蓓蕾盛開、香氣襲人的水仙花面前，我彷若聽到了來自遙遠的微渺的聲音。
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著悅耳的歌聲。然而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這是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二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在她的代表作《寂靜的春天》的開篇，發出的一聲憂嘆。
一九六二年的卡森時年五十五歲，患有乳腺癌，身居馬里蘭州的鄉村宅院，她的憂慮和哀嘆緣何而發？往後看，一九四二年，具有中等急性毒性的產品DDT面市，主要用於植物保護和防控傳染病；一九五○年代，科學家們研究發現，DDT對於鳥類和魚類具有毒性；一九五八年，馬薩諸塞州的一位鳥類保護區管理員寫信給她，告訴她DDT造成保護區內鳥類瀕臨滅絕，希望這位在當時科學界聲名赫奕的女學者能發揮自身影響力，敦促政府調查殺蟲劑的使用問題。卡森在書中所發的聲聲憂嘆，不少的生物學家、化學家、病理學家和昆蟲學家、以及鳥類保護區的管理員也曾發過，這是憂世悲憫的一聲聲嘆息。這種憂慮，其實早就潛藏在她那敏感多情的胸腔裏，一觸即發。
身患不治之症的女學者發出的警世之音，讓人無法不為之動容。她的筆觸，呈現了工業化對野生生物及人類生存環境的危害；她的書，成了環保事業在世界範圍內迅速發展的導火線。一個罹患的生命捧出了一個世界性的課題。
十年後，即一九七二年，一個定位為「關注未來並且致力社會改進」的全球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發表了一份由「十七人專家小組」完成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日後被稱為「人類對不合理經濟發展模式的首次反思」、「世界環保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報告的領銜人兼主筆，是三十歲的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助理教授丹尼斯‧米都斯，一個風華正茂卻又少年老成的青年學者。報告的最後結論讀來觸目驚心而又發人深省：
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個自然的極限。人類必須自覺反思不合理的增長模式，否則隨之而來的，將是地球和人類社會的毀滅性災難。
為此，年輕的管理學學者開出的藥方是：「需要使社會改變方向，向均衡的目標前進，而不是以往的增長。應當把全球均衡狀態作為了解全球性環發問題的綜合對策。」並且他忠告當世：「必須在當代人的範圍內解決這些問題，而不能延誤時機，將之傳給下一代。」
危言逆耳、憂深思遠的報告主筆米都斯一夕醒來，發現自己已成了眾矢之的。和他同時代的
人沒聽過這樣的聲音，也不理解他的擔憂，於是群起而攻之。他的警誡，成了「不負責任的一派胡言」；他的論證，成了「以誇大其詞來嘩眾取寵」，抗議人士聲稱：「這種擔憂完全來自作者的臆想」。
不，這不是憑空的臆想。身居鄉村宅院的女學者和來自學院的青年學者，會在同一個時代先後發出相似的警告，絕不是心血來潮。他們的憂心忡忡折射出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的污損和沉淪。
環境污染，石油暴漲，能源危機，糧食短缺，資源枯竭，工業崩潰，經濟衰退，人口爆炸，天災頻繁，植被破壞，沙漠擴大，水土流失，生態惡化，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一場又一場的生態危機不斷上演，一幅又一幅的駭人畫面不忍目睹。
光陰荏苒，我們來到了一個新世紀的開端，和已逝的卡森、健在的米都斯生活於同一片天空之下。這是一個高速發展日新月異的世界，科技的進步更是一日千里，可是當年卡森、米都斯所產生的憂慮依然盤旋在許多人―譬如年逾八旬的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心間。當年引發卡森、米都斯憂慮的全球性問題到如今甚至於更難解決、更加惡化，一代又一代人類就這樣在天空和大地之間徬徨四顧，空自嗟嘆。這，難道是早已註定的人類的宿命？
青春多情的香港情侶在街上熱烈接吻，朝氣蓬勃的上海白領在街上歡慶聖誕；那些喜樂的俄羅斯人、法國人、拉美人，那些悲傷的美國人、敘利亞人、中國人，在其他的場合以各種方式送舊迎新。當他們在某個時刻某個角落，為著天空不再蔚藍、大地不再碧綠，為著在春天聽不到鳥兒的歌聲而發出一聲嘆息時，這一聲歲末年初的嘆息是否早已種植在上個世紀的土壤裏？
窗外，雪依然在下，孩子們的歡聲笑語不斷。
等待戈多
「世界末日」一說在某些神話、宗教經典或某些民族的敘述中，其實並不那麼可怕。譬如在《舊約聖經》裏，「末世」被描繪成一幕進入永恆的神的國的圖景，也就是彌賽亞（受上帝指派拯救世人的救主）降臨世間拯救人類的時刻；又譬如猶太民族，數千年來流離失所、受盡逼迫和苦難的猶太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期盼著彌賽亞的降臨，或者說，「末日」的來臨，以便在所羅門後裔的帶領下恢復昔日的榮耀；他們說，屆時會是一片太平盛世，人類將再不會有流亡、饑餓、戰爭、疾病和痛苦。
當「末日來臨」，竟是「太平盛世」，是人類的「新生」。就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卻會在未來有許多新的子粒結出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手捧著泥土，懷揣著一份希望默默感恩嗎？
站在新年的起點，我的心裏卻沒有送故迎新的喜悅。目睹一個動蕩、危殆、群黎受苦的世界在各種天災人禍的侵蝕下難以遏止地沉淪，我想起了那出在劇院裏上演了數十年經久不衰的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
整整兩幕長的戲，劇中那兩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一直在鄉村小道的枯樹旁守候、徘徊，等待著那個象徵著未來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的叫做戈多的家夥，期待戈多的出現能使他們倆得救，然而，戈多始終都沒有來。他倆就那樣無可奈何地等待，漫長而又毫無意義……
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至二○一三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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