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兆銘到汪精衛
一九○五年是對大清帝國來說如同噩夢般的一年，大清這時在中國搞起的新政到達了最高潮，不再從省中挑選少數精銳學生留學，而是大量招募，並且給予補助，獎勵更是不能少，在日本如果讀國立高中或高職三年畢業，且得優等畢業證書，可以以舉人之姿回國；如果讀大專畢業，且得畢業證書，可以以進士之姿回國；如果讀國立大學畢業，得學士文憑，可以以翰林之姿回國；如果有博士文憑，除給予翰林出身外，大清還給予翰林升階。這些福利實在是太令人垂涎了，新式制度一公布後，數萬學生蜂擁前往東瀛刻苦讀書。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一萬餘名，這在當時是一個空前的規模。
中國的革命家們眼見機不可失，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的革命家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一種是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革命黨的代表人物是孫中山和黃興，他們認為只有流血才能真正革新中國，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武裝革命推翻清政府。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輕留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循序漸進的主張，大多數都支持革命黨滿腔熱血的武力革命方案。
一九○五年七月，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同前往神田的錦輝館拜訪孫中山，當見到久所仰慕的孫中山後，三人將之前所對革命黨的種種疑問傾瀉而出，見孫中山談話有理有據，扣人心弦，汪兆銘深受感染，倍受鼓舞，在回程的路程上，汪兆銘案耐不住雀躍之情，當天即與胡漢民、朱執信一同入了會。
在加入興中會後，汪兆銘靠著傑出的文筆以及能言善辯的口才，成為當時興中會東京支部的重要人物，許多宣傳革命黨、徵招革命黨黨員的宣傳工作，汪兆銘事必躬親。如果遇到了上層下達的指令，則使出渾身解數，將筆桿子與口舌之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使東京的革命黨人數增加了不少留學生。很快的，還在日本的孫中山注意到了東京的這位少年，他非常的賞識兆銘，並委以重用。
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走南闖北，為的就是讓革命黨更加壯大，這次來日本，當然不只是要做演講而已，為的是前往革命家黃興的住所與其談判合作事務。黃興與孫中山一樣，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從來沒見過面。其實，革命黨當時根本不算一黨，只是清廷為了方便稱呼所以才發明的詞彙，革命黨有多個派別，彼此的派系因語言及故鄉差距甚大，鮮少往來。革命黨大約能分成三大派系，人數最多的派系─黃興組織成的湖南派「華興會」。擁有最多知識份子的的派系─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復會」。以及革命經驗最多、最具有知名度的派系─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
孫中山來到黃興的住所時，黃興已在門前等候許久，一見到孫中山的他便向前奔去，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孫中山和黃興大有一見如故之感，開始會議後很快就開始談起革命來。據宮崎回憶說，雖然他不大懂中國話，不知他們講些什麼，但是，「中國的革命豪傑在此歡聚一堂，暢所欲言，使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孫、黃兩人熱烈地談論大約有兩小時，談話才漸漸停了下來。最終黃興大笑道︰「孫先生，我服你了。」示意願意合併革命黨，兩人終於達成共識。興中會、華興會、旗下數十支革命分會，一同在東京合併成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則在黃興的支持下當上總理，成為中國實力最強的革命領袖。
中國同盟會還尚未成為一個國家，但孫中山認為，一個以推翻國家為主軸的黨會，必需要有如同國家般的系統化規則，孫中山仿製英國的哲學家約翰•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中所提出三權分立，成立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也就是現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的前身。汪兆銘在革命黨中不論學歷、成績，或文筆、口才都是數一數二，又曾在興中會分會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以高票當選為評議部部長。當時汪兆銘年僅二十二歲。
照理論來說，評議部部長汪精衛是與執行部部長黃興平起平坐的，然而評議部部長這個職位雖然看似非常崇高，但在國家尚未成立前形同花瓶般毫無用處。汪兆銘不願坐閒，在辦完評議部為數不多的工作後，時常幫助《民報》撰寫所需要的題材。說起《民報》，革命黨向來是非常著重於宣傳的。同盟會成立之後不到一個月，黃興就力馬將之前用來宣傳華興會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工作人員，與前興中會文筆優良的會員合作，一同創辦了同盟會第一個的機關刊物《民報》，並由胡漢民主持發行。孫中山為了表示對於《民報》的著重，特地在創刊號發表發刊詞，這是孫中山第一次題出三民主義的思想。
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主要撰稿人，每每署名都非本名，而是改用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筆名「精衛」取自於他在兒時閱讀到的一段寓言故事。《山海經》中記載：「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後人用「精衛填海」來比喻一個人的毅力。汪兆銘則用此名來宣示自己要如同精衛之鳥一樣，鍥而不捨決心革命，直到成功。
正如吳稚暉所說：「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胡（漢民）、汪（精衛）不盛。」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汪精衛的筆鋒銳利、針針見血，保皇黨皮開肉綻，毫無招架之力。且文章邏輯十分嚴密，如有盲點或抽象之處則運用古史典故加以補充，使保皇黨難以回擊。在《民報》上灑墨一年後，一九○六年六月，汪精衛與胡漢民、朱執信一同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兩百六十餘名學生當中，汪精衛成績名列第二。
大清規定公費遊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分同學紛紛歸國。僅有少數加入革命黨的學生選擇放棄歸國當官的大好前途，決定留在日本繼續進行革命活動。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文不錯，找到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報酬六十元，為之前公費補助的兩倍，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能資助友人。
◎與少女陳璧君的認識
自從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膨脹，據點擴及於日本各大城市，引起了大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試著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儘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遊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遊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日本文部省發布禁止中國遊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也僅僅是拿了塊招牌給大清看罷了。革命黨人遍布於日本各地，難以一網打盡，這些遊學生並沒有對日本秩序造成實質的破壞，就某方面來說，對日本經濟反而有所用處，日本政府不願動員大量警力幫助大清收拾爛攤子，對中國遊學生的反政府活動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而大清深知日本態度敷衍不清，向其繼續施壓，最終使日本妥協。
革命黨人為數眾多，難以捕盡，日本退而求其次，憑著「樹倒猴孫散」的概念，將革命黨頂導者孫中山「請」了出國。但大清政府認為不夠，繼續施壓，日本又將《民報》封禁，使其無法在日本造成輿論，並監視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寫手動向（然而日本對查禁報章並不熱衷，《民報》雖轉入地下，卻依舊隨手可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汪精衛既然無法在日本寫文章，於是腦筋一轉，換了出路，隨孫中山一同南下南洋宣傳革命，並加入當地的革命刊社《中興日報》。俗話說日久見人心，自同盟會創立後，種種重大困難接踵而至，而汪精衛還是堅決跟隨孫中山，使其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至孫中山抱病身亡前都是如此。
汪精衛不只在筆竿子上有出色的表現，他選擇雙管齊下，一舉擔當演講者及撰寫者的工作。他在南洋時經常自主舉辦革命演說大會，勉勵僑胞人人作鄭成功、洪秀全，獲得頗多迴響及認同。台下的觀眾都十分滿意汪的口才，每每在演講結束後激動地高喊「革命萬歲」。同赴南洋的胡漢民曾道：「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同事周德偉在晚年回憶說：「汪精衛於每一場合均發表演講，及巨大之煽動力，足以提高士氣……其辭令具有血性，又極工巧，聽者無不動容，甚至落淚。」
在來到南洋不久後，汪精衛在孫中山的帶領下，在馬來西亞的檳城結識了在南洋以賣橡膠致富的大老闆，人稱「陳百萬」的陳耕基。陳耕基與汪精衛同是漢人，更同是同鄉，更大的共通點是都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汪精衛為革命付出年輕歲月，而陳耕基則是為革命付出大筆的鈔票。孫中山為了對陳耕基表示謝意，定期向陳耕基贈送革命黨文人必讀的學習刊物─《民報》。陳耕基因為從商的關係，不常閒著閱讀，為了避免浪費資源，那一疊疊的《民報》落到了女兒陳璧君的手中。
陳璧君，字冰如，祖籍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五日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喬治市。陳璧君生長在優越的家庭環境裡，從小接受高規格教育，中式的儒學、西洋的科學皆有所觸碰。她曾描述自己：「絕對清潔，但不整齊。愛好天然，但不妝飾，除爽身粉外，一生未塗過脂粉。不會唱歌，不會跳舞，好聽優美的音樂，但是不懂。好看新、舊、中、外的畫，但自己一條直線都畫不出來。」陳璧君十五歲時從當地華僑小學畢業，隨後進入當地的璧如女校讀書。陳耕基為當時南洋名列前茅的鐘鼎之家，對政治的影響力很高，陳璧君見其父在政場上呼風喚雨，心生嚮往，在華僑小學讀書時，就喜歡閱讀政論書刊，間接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邁入青春期後，陳璧君的思想階段已逐漸形成，她十分憧憬共和制度，時常閱讀帶有熱血氣息的《民報》，特別對於筆名「精衛」的那位人物非常好奇，總是想見他一面，看看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寫出這麼耀眼奪目的文章。
一次，陳璧君與她母親的衛月朗一同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檳城公開演講會，在演講的中間休息時，孫中山見汪精衛躍躍欲試，於是讓他擔當下半場的責任。在司儀宣布汪精衛登場的同時，陳璧君眼睛瞬間瞪得巨大，好奇地擠向台前觀看，只見一位男子穿著一身灰白色西裝，精神十足的板寸青年頭，再仔細一看，一對漆黑的劍眉，精神熠熠，一雙鷹目，炯炯有神，五官分明，簡直是「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論氣質則風度翩翩、才氣難掩。陳璧君在台下為之傾倒，對眼前這位美男子更加的好奇，又仔細聆聽他演說的主題，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敗，特別是滿清入關時的罪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二是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說明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演說時感情充沛，激憤時怒發衝冠，悲痛時聲淚俱下。陳璧君在下面深深為其吸引，演說過後，陳璧君經探聽又得知汪在縣城考秀才時曾一舉摘下案首；又是首屈一指的東洋留學生；同時又是孫中山極為少數的心腹，使陳璧君對於汪的仰慕，日益漸高。
深思熟慮後，陳璧君在一次晚餐時段向父母表明自己要跟隨孫中山革命，嫁給汪精衛先生。此話一出，父親陳耕基及母親衛月朗無不大驚失色，紛紛苦言相勸。然而，被愛情沖昏頭的陳璧君哪可能聽從父母的意見呢？依然執意加入同盟會，陳耕基氣急敗壞，揚言要將璧君逐出家門。母親衛月朗相比之下顯得明智些，她教養璧君十六年，深知其強硬個性，於是給雙方提出一個折中方案：由母親陪同陳璧君前往同盟會部門，探明革命黨人的心思後再作選擇。
當時革命黨人的南洋總部在新加坡，陳氏母女便搭船從檳城航行了近千里，孫中山聽聞此事後親自前來港口迎接她倆，年過半百的衛月朗在親耳聆聽孫中山對於三民主義的主張與創建共和的志向後，對革命黨產生了新的見解，她認為加入革命是人人有責的，似乎全然忘記了到新加坡來的初衷，不僅允許女兒加入革命，她本人也加入了同盟會。
陳璧君與其母在新加坡一時找不到房屋租借，孫中山將母女二人安置在晚晴園，也就是今日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晴園的擁有者張永福是個華僑富商，和陳耕基一樣是做橡膠加工致富的，是當時的新加坡同盟會的會長。張永福熱衷革命，甚至為此而走到了傾家當產的地步，曾自掏腰包創辦《中興日報》與《圖南日報》，作為《民報》的繼承者，與當時南洋保皇黨的立憲刊物《總匯報》發起筆戰。
在《中興日報》與《圖南日報》中，革命黨更為著重《中興日報》，其報繼承了《民報》的意志，繼續與保皇黨發起筆戰，此次對手是南洋保皇黨領袖徐勤，他在看到其師梁啟超在日本與《民報》發起論戰後心生佩服，亦創立保皇刊物批評革命黨，是為《總匯報》。在一次論戰中，徐勤發表了《論革命必不能行於今日》一文攻擊《中興日報》，而當時正逢國父南下南洋，多位《民報》成員也隨其一同赴之，包括汪精衛及胡漢民、朱執信等名氣作家，他們都是曾與文筆高強的康有為發起大量筆戰過的，經驗及實力非《總匯報》任何一人能與匹敵，當《總匯報》自討苦吃的發起筆戰後，《民報》成員便紛紛加入《中興日報》與其一同批評保皇黨，以科學、生物的演化來痛闢保皇立憲謬說，徐勤沒有幾回就輸得一蹋糊塗，不了了之。大勝的《中興日報》就此銷路大暢，知名度與《民報》並駕齊驅。
除了創立革命報章外，張永福為了安置南下的革命黨黨員，甚至將自己的大宅院晚晴園捐獻給了革命，孫中山在離開日本後的許多工作得以在此進行。在此期間，汪精衛經常住在晚晴園，張永福在看到汪精衛那嚴苛的自我要求後對他敬重有加，張也曾對精衛的演講技巧給出極高評價：「再彼演說之夕，演講者尚未登壇，全場即無虛席，當彼踏上講台，滿堂即鴉雀無聲，每逢精彩熱烈處，掌聲如雷而起。其能吸引聽眾之注意予喚起熱情，蓋可想見。」數年後當汪精衛發表艷電，投靠日本後，張永福基於之前對於汪精衛的美好印象，公然發出電報，擁護汪精衛，成為投汪的第一個僑領。
陳璧君與其母在孫中山的邀請下，與革命黨人物一同在晚晴園起居。陳璧君作夢也沒想到，汪精衛竟也在那兒生活，她心花怒放、興奮得喜眉笑眼，把握住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時常借託不懂西方學說向汪精衛接近，趁機柔情蜜意地表達情意。在相處過程中，陳璧君發現汪精衛沒有一絲惡習，不僅不抽、不喝、不嫖、不賭，還聰明伶俐，隨口成詩，完美得不像男人，因此對他的好感也從外表深入至內心。汪精衛雖然知道陳璧君喜歡自己，自己也對陳璧君有所好感，但依舊保持清水般的一貫作風，堅守著「革命家不成功不結婚」的信念。
陳璧君後來在孫中山的特別批准下加入了《民報》，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拮据，簞瓢屢空。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在父親陳耕基的資助下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輕編輯中，正值青春年華的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但陳璧君卻始終傾心於汪精衛。
汪精衛不熱衷於情愛，在陳璧君的一次搭訕中，汪精衛直言︰「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這句話看似是委婉地拒絕了陳璧君的戀情，但陳卻因為汪精衛的堅持感到更加佩服，決定一生跟隨汪精衛。汪精衛在革命身涯中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解釋︰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她一生的福祉。
阻礙陳璧君修成愛情的不僅是汪精衛的堅持，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兩人都已經和別人訂婚了。
◎同盟會分裂
一九○八年末的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過世、幼小的溥儀被推上皇位等等……以及，同盟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同盟會自一九○七年初至一九○八年末，總共發起了六次武裝起義，可惜相繼失敗。同盟會以陶成章、章太炎為首的光復會人物開始質疑了以孫中山為首的掌權派，認為他們只會宣傳革命，而不懂得如何指揮革命。為了將孫中山等人拉倒，他們開始進一切心力抨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攻擊孫中山：第一是批評孫對於革命戰略的看法有誤，且不知修正，「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同盟會高層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經費收於自己的口袋。
其實，陶成章在還沒反孫前就已經與孫文發生多次衝突了，時常利用些金錢糾紛的伎倆來困擾孫文，但礙於大部分革命黨員都護著孫，所以沒有在檯面上反孫。然而這次不一樣了，革命黨黨員開始對於孫中山失望，陶成章見機不可失，意圖趁勢將孫文一舉扳倒，公開宣揚「革命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以光復會為正統，貶低興中會、華興會的歷史地位，爭奪同盟會的領導權，同盟會就此陷入分裂。
當時陶成章任職《民報》總編輯，在分裂時期，他不滿《民報》的三大寫手力挺孫中山，更厭惡汪精衛總是靠著《民報》來替孫中山解釋求情，索性退出《民報》編輯部，請光復會成員張炳麟寫了份《偽民報檢舉狀》分送道南洋、美洲各地，使華僑對此產生反感。上頭是這麼說道的：「昔之民報為革命黨所集成，今之民報為孫文、汪精衛所私有，豈欲申明大義，振起頑聾，實以掩從前之詐偽，便數子之私圖。」
梁啟超、康有為等保皇黨趁著《民報》內鬨，不得反擊之際，在《新民叢報》與《南洋總匯報》上撰寫新文章抨擊革命黨高層，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這句：「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革命黨高層的運動。同盟會今年才剛打完欽州、廉州起義及河口起義，折損了一定比例的同盟會人員，正招募新血進入，但就因為梁啟超那一段話，使得同盟會成為眾人唾棄的「詐欺組織」，無人願意加入革命。
不久這場內鬨就開始抓起孫中山私生活的辮子，陶成章撰寫《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以「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三種十四項「罪狀」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遍告海內外。」十四大罪狀的內容十分偏激，不但將孫中山刻劃成了對於革命同志的冷血無情的卑鄙小人，還在文章中接露孫在遭到日本政府施壓出走南洋前，曾經拿日本朋友贈與的兩萬餘日元（當時汪精衛兼職翻譯員時月薪不過六十元而已。）孫中山並沒有將那兩萬元全數交給同盟會，而是僅抽出兩千元資助《民報》，其餘一萬八千元就猶如石沉大海般不得而知了，此舉也使得《民報》經常經費拮據，面臨無法出版而停刊的困境。
在同盟會分裂時期，汪精衛被派往日本掌控秩序。他並沒有因《民報》無法出版而對孫中山憤怒，反而在孫中山倍受謾罵之際成為力挺的代表。汪精衛熟知孫中山的個性，知其不可能做出這種勾當，且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難以調查了，同盟會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公開經費使用情形的，因此難以一言以概的說孫中山確實貪汙了。但也因為不公開經費使用的關係，使得陶成章在謾罵孫文時，挺孫的支持者們一時找不出證據來證明沒有貪汙。
作者認為：一萬八千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孫中山如果真的把那一萬八千塊給私藏到自己口袋裡，那他之後為何要淪落至前赴美國作餐廳員工呢？再舉撥款《民報》為例，河口起義失敗後，六百餘名參加革命的義軍跑到新加坡躲避中大清追殺，這些人到新加坡後臨時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都要靠孫中山透支薪水養活他們，成為孫文最沉重的負擔，此時陶成章卻在此時找孫麻煩，要求撥款兩千銀元作《民報》經費，孫中山深怕撥款後會無法支出伙食費給河口起義的革命軍，只好將自己的手錶、衣物交給成章變賣。而要是孫中山有貪污的話，那為何要將自己生活的必須用品給賣掉呢？運用這兩項事件可以查證到，孫中山的貪汙真實性卻時確實不大，但如果沒有貪汙，那一萬八千元到底為何憑空消失呢？這就成為千古不解的謎案了。
反孫人士讓孫文的威信遭到極大折損。湖南派領袖黃興雖然拚命為孫文辯護，痛斥陶成章是「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且有識者亦已責彼無餘地也。」但是華興派的多數人搞不清孫文是否有貪汙，所以採取中間態度，坐觀廣東及浙江派互鬥。而中立派人物陳其美也曾在私下評價過陶成章「為少數經費關係，不顧大體，掀起黨內風潮，是誠可憾。」汪精衛也批評過陶成章：「離間同志，其是一例。願諸同志慎之也。」
而這場內鬨似乎是誰也沒辦法取勝，廣東派也試著跟浙江派和談，但浙江派始終強硬。在誰也推不動誰的情況下，光復會乾脆不替中興會做事了。光復會擁有大量讀書人、知識份子，在同盟會的地位舉足輕重，因此，正式會員數僅六十九人的光復會居然讓龐大的同盟會陷入停機的情況，形同一攤散沙。
行刺前的準備
在「遠距離革命家」和「倒孫運動」的夾攻下，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一時間使同盟會陷入了失敗的邊緣，一九○九年的整整一年的時間因為對內無法撫平內鬨，對外無法招募新人，無法繼續發動革命起義。
汪精衛看到同盟會雙方居然因為自己的權力利益而四分五裂，十分哀痛，為了讓大家喚起對於革命的初衷，為了挽救同盟會，為了回應「遠距離革命家」是錯誤的判斷，汪精衛在一九○九年初主動提出自己要去中國刺殺滿清高官，表示此行並不著重於暗殺計畫本身是否能夠成功，只求一死能挽回民眾對於革命黨的信心。
早在汪精衛在宣布自己將回國行刺前，曾經以暗示的手段在《民報》二十六期發表自己內心的志向，這是汪精衛在《民報》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在《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寫下著名的「薪釜論」：
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熱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成煨燼。燃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為用，水不能蝕，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為薪乎？將以身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甦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飢而待哺者。革命黨人以身為薪，或以身為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
汪精衛認為，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革命黨人的角色同此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分裂時期，汪精衛被派往日本掌控秩序，準備行刺前，汪精衛百感交集，撰寫《致南洋同志書》，以文字來道別在南洋認識的各個革命志士。其中寫道：「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嗟乎！革命之責任，必純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猶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京師）也。」在南洋的孫中山、胡漢民收到此信後表示非常反對，孫中山雖然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顧及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更是雙方數一數二的親信，因此苦口婆心勸退汪精衛。然而汪精衛已經定下決心，又何以反悔呢？他公開威脅革命黨眾人，如果有任何人阻攔，自己就學陳天華蹈海自絕，自此無人再敢反對。
在日時期，汪精衛、陳璧君二人與同盟會成員方君瑛、曾醒、黎仲實合資出租了一棟套房，互相照應，並結為密友，汪精衛還與曾醒、方君瑛結為義姊，而曾醒、方君瑛與陳璧君結為姊妹，可見五人的關係非常親密，形同家人。當汪精衛表示要回國刺殺官員時，四位朋友一致決定要與汪一同前往行刺。
汪精衛認為同伴僅有室友四人，難以成事，於是又邀請多位在《民報》工作的同伴們加入刺殺行列，不過除《民報》經理黃復生外，無人回應。黃復生與汪精衛同歲，原名黃樹中，在留學時加入同盟會，曾受孫中山讚揚，被稱之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隆昌人」黃復生當時任職《民報》經理，論職位似乎比精衛高了一截，但是思想是不分自身的地位高低的，黃復生在閱讀《革命之決心》一文後感動不已，因而對汪說：「我也願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明白黃復生的意思，但如此心甘情願反而讓汪內疚了起來，連忙向前勸退：「復生，去行刺高官很有可能連……」黃復生沒等汪說完，便豪爽道：「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事到如今還談什麼呢，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此外，黃復生也邀請四川同鄉羅世勳加入刺殺，羅世勳亦一口答應。
暗殺組織已有七人了，但有六人全是僅握過筆桿子而從未握過槍桿子的文人，有三人甚至是女兒身，想要靠著他們刺殺滿親官員可說是癡人說夢。黃復生深知團隊的不足，推薦汪精衛再加入一人，炸藥老師─喻培倫。喻培倫是中國遊學生，畢業於大阪高等工業預備學校，進入大阪化學研究所，專攻化學。他是同盟會中唯一一人專攻化學的知識份子，「在我們之間擁有化學知識的，只有他一人」，喻培倫著有《安全炸彈製造法》一書，教導革命黨人製作炸彈，黃復生也是其門下的學徒之一。同盟會非常珍惜喻培倫這等人才，從未將他用在死亡風險極高的起義上，僅將他留在日本研製炸彈，血氣方剛的培倫不願只在後頭做事，也想在前線立功，於是在收到邀請後，喻培倫爽快地加入到刺殺行動中。
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行刺的便是陳璧君，在準備歸國行刺前，汪的朋友們辦了場告別餐會，正當聊得正開心時，有一人仗著酒意，開玩笑地對璧君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後立馬拿出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其性格強硬、慷慨豪放可見一斑。
宋教仁曾將革命地區分為三大區塊。第一塊為邊疆地區，優點是清軍兵力稀少，容易在第一時間成功，缺點是要從南邊一路打到北京絕非易事；且南方地理環境不佳，不易聯絡，容易在起義成功後面臨孤立無援的窘境。第二塊為長江起義，優點是革命黨人眾多，缺點為清軍兵力亦為眾多。第三塊為京師地區，優點為擒賊擒王，起義如果能夠成功，那大清將會以最快的速度瓦解，缺點為有著最高密度的兵力，行動非常不便，極可能在起義前就被鎮壓了。
汪精衛最初選擇了低風險的邊疆革命。說到邊疆，汪第一個想到的便是數年未返的廣東省，那兒的最大的官為水師提督李準與兩廣總督張鳴岐，李準當年對汪精衛有識才之賞，曾將之命為家教，汪不忍刺殺他，於是鎖定兩廣提督張鳴岐。汪精衛等人搭船回廣東歸國行刺時，卻被廣東臥底的同盟會成員制止，他們表示廣州將要有新一次的武裝起義，為了不打草驚蛇，請汪放棄這個目標。於是汪精衛等人北上前往長江地區，圖謀刺殺更具知名性的大官─兩江總督端方，也就是慈禧的外甥。端方在兩江總督任內間曾大肆搜捕革命黨人，無數英雄好漢身送東市，革命黨人對他恨之入骨，如果刺殺成功，必使同盟會士氣大振、重新團結。恰巧端方這時奉命調往直隸（今河北省），於是汪精衛決定在端方下火車時炸死他。汪精衛、黃復生、喻培倫帶著炸藥趕到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做好了暗殺準備。誰知端方行動詭譎，突然改變北上路徑，由武漢取水道赴上海，改乘海輪去天津。汪精衛等人撲了空。說個題外話，汪精衛等人為了不浪費炸藥和鐵殼，捐獻給在地革命組織共進會，以利他們將來革命，而自己則與同伴悻悻返回。那顆炸彈後來交給了孫武，孫武企圖以拆解零件來做反向工程，沒想到卻處理不慎爆炸，將孫武炸成重傷。
幾經不順，汪精衛等人決定不再從邊疆、長江地區下手，而是直接去防衛最為森嚴的京師地區刺殺清廷要員，掀起更大的革命波瀾，為了不驚動官兵，汪精衛打算只讓自己與黃復生、喻培倫、羅世勳四人前去赴京。（陳璧君堅決不肯離開行刺行動，汪精衛只得再加一人）
在前往北京的前一夜，七位協助汪精衛行刺的友人惶恐地睡不著覺，卻故作鎮定，閉眼等待天明。汪精衛也睡不著，他知道直搗黃龍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可能，於是思念起在同盟會所認識的革命志士，汪最捨不得的就是曾與他一同研讀法學、一同加入革命的摯友胡漢民。汪在重返東京時期與胡漢民在南洋離別，至今已有兩年沒有相見，雖然曾有過短暫的書信往返，但知音的相思之情卻無法遏止。汪精衛行刺前沒有向胡漢民道別，就怕自己一看到胡漢民後起了後悔之心。但汪這次北上也無從後悔了，他選擇在此時提筆告別胡漢民。
想說的話太多了，卻不知從何說起，汪寫了又寫，覺得寫得不好，又將剛寫好的文章一卷一卷的揉毀。不知不覺，所攜帶的紙已剩一張，汪慎重拿起鋼筆，不得再有失誤了，在即將觸碰到紙張之際，汪停頓了幾秒，隨後用鋼筆用力地刺向自己的手指，頓時血流如注，還醒著的友人們全都嚇著了，只見汪不慌不忙地用手上的鮮血在紙上抹了兩行字：「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接信後，哭得暈了過去，據《胡漢民自傳》紀載：「胡氏懷此書數年，及辛亥光復廣州後，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倉促中乃失此書，其後以重金購求，不復可得，其甚恨之。」
◎目標：銀錠橋
一九○九年初秋，汪精衛與黃復生先行入京，在東北園租了一處房屋，以其為據點先行偵查。隨後，喻培倫攜帶在香港購買的照相器材來到北京，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胡同設立「守真照相館」作為掩護。開相館有兩個好處：研製炸彈時飄出化學藥劑味不會引人懷疑，暗室可以偷偷研發炸彈。元旦過後，汪精衛等開設的「守真照相館」正式開業。老闆是黃復生，喻培倫負責照像，其他人協助工作。新奇的攝影技術招來了好多好奇的觀眾，照相館開張後，顧客絡繹不絕，生意非常興旺，意外獲得許多革命經費。
一九○九年九月，黃復生、喻培倫前往東京，將炸藥裝在棉背心裡，穿在身上帶到天津。一九○九年十月，汪精衛到天津接應拿回炸藥的黃復生、喻培倫，三人的任務是將炸彈運進北京，然而北京火車站盤查極嚴，可不是向入境天津那樣把炸藥隨便藏起就能通關的，正當三人愁苦之際，同盟會及時派出一位女會員前來解救，她是鄭毓秀。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國際性企業家，她本人也是受外國教育長大的，精通各國語言，經常出沒於外國名流之聚會，可謂是天津的知名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活潑開放、風姿綽約的交際花，自然覺得十分不自然。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麼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口條清晰，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藉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像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志的關係。後來鄭毓秀感歎：「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一九一○年二月十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復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他當然一口答應。白人紳士的手裡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裡面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大家都怕惹麻煩，不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畫。按照汪精衛的計畫，本想炸死以貪污聞名的總理衙門大臣奕匡，可惜汪精衛等人在偵查後發現奕匡侍從如雲，戒備森嚴，無從下手，於是又轉換目標。汪精衛又聽說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載濤兩貝勒剛在歐洲考察完，不久將回國，便決定在港口前刺殺他們。載洵、載濤回國之日，汪精衛、黃復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精衛和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而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以便隨時逃跑。三人在港口前等了半天，終於等到郵輪的到來了，可惜汪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更不想傷及一般民眾，只好終止暗殺計畫。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攝政王載灃，也就是溥儀的父親，大清帝國的實際管理者。汪吸取了上次計畫不周而失敗的教訓，詳細調查載灃的行蹤。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剎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八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閒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剎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名叫銀錠橋，這是一座很小的橋，長度僅有十二公尺，站在橋上可以遠眺什剎海的寬闊水面，以及遠方青灰色的西山，景色十分詩意，在清時期就被定為「燕京十六景」之一，是為「銀錠觀山」。汪精衛等人當然毫無觀山雅興，此橋在疏於管理且冬季乾枯的情況下，底下僅有淤積砂土而無積水，且兩旁荒涼空蕩，僅有幾戶人家，不容易被發現。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銀錠橋下乾枯的河床，自己則躲在橋旁的小陰溝洞裡，等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由於炸彈威力要強大到讓水泥製的銀錠橋炸裂、使過橋中的戴灃粉身碎骨，一旁的汪精衛也必受波及，與其同歸於盡。
一九一○年四月二日晚間十點，暗殺行動正式展開了。
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在照相館外頭的小木凳坐著。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捨不得離別的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原本想要安撫她的情緒，但他選擇收手。汪精衛堅持原則不接觸愛情，但他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想與她有所接觸，他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默默牽著陳璧君的手，讓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久後，喻培倫突然從巷口跑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員警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汪精衛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惜天公不作美，有位中年男子肚子不舒服，正提著燈籠去外頭解放（一說為妻子與人私奔，所以前往外頭散心），一解下褲子便看到陰溝旁有幾幢人影，他感到好奇，將燈籠提起往陰溝一照，只見兩位陌生男子正埋著一顆斗大的鐵球與幾條電線，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慌慌張張的跑走前去報警。黃復生和喻培倫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看見了，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而黃復生則在橋下挖出炸彈，毀屍滅跡，一會兒終於將電線與炸彈全挖出來了，此時一旁傳來急促的叫呼聲，黃復生知道清廷士兵到了，行動失敗了。他試著提起做案物品往照相館逃去，可是他是個書生，力氣不大，更何況要一次拿起鐵鍬、炸彈、電線。於是將相關物件全丟入汪精衛在執行刺殺時要躲藏的深坑中後，跑到銀錠橋一旁的大樹下躲著觀察，只見剛才那位大叔攜著兩位官兵走入橋下尋覓良久，卻不見人影，正當他們要回去時，一旁的小坑洞的突出電線吸引了官兵注意，他們從坑拿出了炸彈，黃復生失望歸去，時已午夜二時。
守真照相館的成員全部到齊，在暗室中點了一盞蠟燭，大家圍著燈席地而坐，神情嚴肅的討論著之後的行動，喻培倫建議：京師的眼目非常多，遲早會被發現，現在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汪精衛表示：員警未必能查出來是我們幹的，但為以防萬一，你們還是出國吧，我必須留著，照相館總要有一人繼續待著才不會引人懷疑。陳璧君十分不捨，執意要與汪一同留在北京，此時黃復生表示：陳璧君父母健在，不能做這事，我與羅世勛願與兆銘一同留著。最後會議結論為：喻培倫回日本購買炸藥和器材；陳璧君回南洋募款；通知黎仲實到南洋總部匯報並請示下一次行動方案，到廣東、南京等地籌款；汪和黃復生、羅世勛留守北京接應，準備再舉。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和載濤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等人大為安心，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軍警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鬥和兇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官兵拆開炸彈後發現炸藥是外國制，但鐵殼卻是新得發亮，推測是近期製作的。於是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鐵殼為該店所作，是守真照相館的老闆要求他們作的。原來，當時從日本引進來的炸彈的炸藥裝載量太少，威力不夠爆破銀錠橋，於是喻培倫又請黃復生去鴻太永鐵舖訂做一個可盛五十磅炸藥的鐵罐，刺殺計畫也因此留下蹤跡。
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此時正好趕上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檔案，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十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
同盟會的老牌臥底白逾桓看不下去汪精衛繼續冒險留守，來到守真照相館催促他們快快逃走，表示偵察機關已全部出動，不可能不懷疑到這裡。汪精衛和黃復生聽完此話後深感不安，正躊躇是否離去。警方放出假將消息，宣稱在蘆溝橋抓獲什剎海炸彈案的案犯，使得汪黃二人心防鬆懈，卸下防備。
一九一○年四月十六日，數名官兵衝入守真照相館，一舉捕獲汪精衛和黃復生、羅世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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