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生的志業及其理想──《傅斯年全集》序言
在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中，傅斯年是一個極具個性，而又充滿矛盾的奇特結合體。他長期在北大學習、工作，對北大師生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被視為自由派大本營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傳統的正統觀念，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因此在1949年這個關鍵性的轉折年代，與胡適、錢穆一起被毛澤東點名為反動政府「只能控制」的幾個代表。 他力主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樣板，反對所謂「國粹」，反對讀經，主張廢除「國醫」，成為「五四」以後在文化領域最激進的現代化路線的推動者。他又最具民族主義思想，堅定抵禦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議蘇俄沙文主義政策，維護國家利益，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純然學術的真正維護者，一生致力於發展科學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為此付出了畢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學，不畏權門豪族，言談舉止中充滿「知識的傲慢」，有一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氣概，時人有「傅大炮」之譽。他事必躬親，治事威嚴，為人行政有德國人那種一絲不苟的徹底性精神，是現代學術機構管理的科學典範。他又致力於剷除社會不平等，體恤下層百姓的民情，為此謀求民主與社會主義相結合。這些看似矛盾、趨於兩極的選擇奇妙的集於傅斯年一身，醞釀一種極至化的表現，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產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這是他的才氣和風格的一幅貼切肖像。
傅斯年只活了五十五歲（1896～1950）。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師友劉半農（1891～1934）、丁文江（1887～1936）、錢玄同（1887～1938）來說，歲數要長；而與後逝的胡適（1891～1962）、陳寅恪（1890～1968）、李濟（1896～1979）、顧頡剛（1893～1980）、趙元任（1892～1982）諸友來說，他又走得過早。他曾是這一學術精英群體聚合的紐帶性人物。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學術準備期（1896～1926），從他入小學，上中學，進大學預科、本科，直到赴歐留學，這是他的學生時代。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開始嶄露頭角，在留學時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學術志趣。（二）學術成熟期（1927～1937），這一階段他先後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並創建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的學術著作大都完成於這一階段。他自稱：「吾這職業，非官非學，無半月以上可以連續為我自由之時間」。 說明瞭他奔波於學術與行政之間的匆忙。（三）行政工作期（1937～1950），這一階段他除繼續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一職外，另還擔任過中研院總幹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大代理校長和台大校長等教育、學術行政職務，並以社會名流的身份擔任過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立法委員等政職，他的重心明顯轉向以學術、教育的行政工作為主，甚至捲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動。 早在「五四」時期，蔡元培先生即題贈「山平水遠蒼茫外，地辟天開指顧中」， 寄望於他做一番開天闢地的事業。傅斯年留學歸國後，他的留德同學陳寅恪亦賦詩「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鼓勵他主持復興中國人文學術的大業。為不辜負師友的期盼，他一生奔走勞碌，因此而過早地耗盡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
傅斯年的一生剛好跨越了二十世紀上半段，這正是中國一個極其混亂而又充滿變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俗語，遠不足以我們形容這個時期的歷史變數之速，由此而導致評判傅斯年的兩極對立，甚至多極差異，也不足為怪。時人以「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來說明對傅斯年所牽涉的是非關係和人事糾紛難以評判。但我們不能忘記，作為學術界、教育界的一個重量級的歷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經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跡，以至於我們無法輕視他作為歷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作為民國時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獨立的行世風格、盡忠報國的民族情懷，已深深的熔鑄於北大人的歷史傳統之中。中央研究院曾是中國的最高學術機構，作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語所的創建者和初期領導者，傅斯年那威儀嚴苛的「老虎」作風、嚴格把關的治所戒規，已成為史語所學派的一種象徵。歷史上的人物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譽，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發揮影響，但其事功和業績可能是平平而已，這種人死後的影響力自然是迅速萎縮；還有一種人是生前並未享高位，也不擁有重權，但以其個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後都產生巨大的影響，傅斯年屬於後者。胡適說：「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在一個看不到多少希望的歷史時期，一個人有一個閃光的亮點就足以使人難忘，何況傅斯年一生有接連不斷的大手筆表現。當我們仔細探求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化艱難行進的線索，就不難發現傅斯年在這一過程中的不凡表現。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這是五十年前胡適對傅斯年的一段評語。作為乃師兼好友的胡適生性並不好走極端，知人論事，在此一口氣用了十四個「最」字來表彰傅斯年，足見其對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許。 在傅斯年逝世後的半個世紀中，海內外有關傅斯年的追思、紀念性的文字持續不斷，但這些追憶不約而同地都是為胡適的這段評語補充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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