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先生一手範鑄之近代史南港學風〉
在此要先作破題，我寫此短文，採用題目思考很久，修改多次。主要是我並非介紹郭廷以夫子生平學問，可想而知是太過嚴肅沉重，勢須涉及學術研究，豈是短文所能承擔？具體思考，要說到郭夫子教了我們甚麼，亦不可用為論題，想想大師門下人才濟濟，前時期成就學者不少，豈能說清楚，郭老師教了我們甚麼？恪尊師道，自古傳承，重在門人不同解悟，來自潛移默化。即令學課有定，聞記能載，亦決非抱著筆記本而成就學問。相信無人作如斯觀。因是每人決不會說老師教我們甚麼，但每人則可說當向老師學到甚麼？本文題目就此採定，自然可以方便寫下去。
回想我個人大學畢業以後，追隨郭夫子作研究，當是被引進一個新學習階段，是真正跟著夫子歷練二十餘年，一來可說是幸運，二來則是可以親身承受教澤，得其身教言教。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豈能與書本授課同日而語？夫子門下多士，看來每人受教亦決無相同。是以本文論題，要講說我是學到甚麼？其他學長各是學到甚麼？決不可看成老師教了我們甚麼。僅只能心領神會感受到一種治學風氣。
郭夫子沉默寡言笑，門下弟子不免悚然惶懼。我們怕他，亦形成長期心理。其實他對學生最為仁慈寬厚，絕不苛虐，亦不狠辣。而我一生一直掃不掉懼怕他之心，原因很簡單，我是學養不足，進步緩慢，不能符合夫子期望，豈有不心怵之理？
郭廷以先生手創近代史研究所，一切體制章則出於其手，在此無必要討論，但凡有關我輩受命任事，以及在所中之學術活動，勢須順便提及。自如我等之學習與聞教，在所中學問觀摩，是定有講演會與討論會。講演會雖無定期，卻頻繁舉行，由所內所外專家學者講演專題，全由郭夫子一人主持，而不委交代替人。討論會則由年輕後生同仁報告研究心得，每月舉行兩次，亦全由郭夫子主持並講評。我深信青年同仁受益最大，是增長學問之重要促動力，能說不是向夫子學到東西嗎？
在近代史建置體制而言，無論各級研究人員，自必承擔一定職司，決不至於只是拿錢吃飯，而毫不做事，沒有那麼幸運。像郭老師生平勤力治學，辛苦經營，一手創立研究所，在當時白手創業，既無設備，又無書籍。一開始就派幾位學長賀凌虛、呂實強、李國祁分別去各大圖書館抄寫近代史書目。所中則留鄧汝言與鄙人代辦一些瑣屑雜務。也決不會坐在桌檯飲茶。大多是做抄工，包括書信文牘。鄧兄字寫得好，自是最早成為本所的文案老夫子，我不過是打下手而已。
所幸第二好運轉來，一則可以搬到南港辦公，二則亞洲協會（Asian Foundation）捐來美金一萬元，供近代史所購買圖書。其中有一定指定要做的義務，亞洲協會代表是美國漢學家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他立意要編纂清代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索引，要求郭老師助他完成。那時國庫窘困，經費難得，近代史所開辦起卻是沒有圖書，有此一萬美元小資本，就可向日本、香港購買大批中文書。我們後輩承郭老師分派，令賀凌虛、呂實強、李國祁和我共四人，合編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索引，要求在一年之內編成。他人如何看法不能揣度，在我而言，真是一步走上治史之路，老師豈會擘著我的手教我學問，此一安排，我將終生受用無窮，這使《籌辦夷務始末》這一套二百六十卷的外交史料，伴著我一生做出多量之外交論著。此非吹噓，請一閱鄙人之書《弱國的外交》（北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八年印）和《晚清商約外交》（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印），老師順手引帶入門，使我度化成一個史學家。我真是感到驟得天幸，遇到名師，自是深深感念師恩。
我們受命編輯索引，完全聽命於饒大衛教授所規定做活，雖是後生小子，也還具有編纂常識，隨時看出饒大衛雖是長輩，卻是不深悉中國政治體制，文書格式，完全要我們照其想法，機械方式做索引，例如官名一項，就造成白做，而事倍功半。例如兩廣總督只是官名，卻要作廣東、廣西、總督三個索引，例如蘇松太道一個官名，卻要分做蘇州、松江、太倉、道員四個索引。我們忠告饒教授，如此會失去官名意義，而他堅持己見，不容分辯。只有聽命做事。像是書中官名之多，如延建邵道、寧紹台道等等，俱是一個官名分抄四處索引，是使我們下四倍功夫做無用之工作，於是就把書中常見語詞「夷性犬羊」，指饒教授來嘲笑傳談。此書完成，很快出版，我亦有幸列名作者，並亦受贈一冊，一直留用至今。
郭夫子創業艱難，竟然得道多助。原來郭夫子與外交部洽商，將其廢而不用之舊檔案如清代總理衙門檔案、北洋政府外務部檔案，可交近代史所代為編成資料書問世，可有益於學術，更可使人增長外交知識。外交部幾位賢明領袖，時昭瀛（時為次長）、葉公超、沈昌煥、朱撫松（時為司長），俱有遠識，亦尊重學術，同意將北伐以前之舊檔卷，一概交與近代史所保管，但附帶要求選編其中史料刊印。並每年向外交部提供使用情況報告，而印出資料，俱須送呈十部給外交部。
外交部主持移交者是朱撫松司長，每日親來南港點交登帳者是青年外交官石承仁先生。在本所開箱搬出資料者是由鄧汝言與我做此活。而登錄入冊者是呂實強、李國祁二位學長。這些檔案，清代原來俱編輯成冊，叫做清檔，乃是清代全面各衙門一致俱編清檔，而今能見者只有總理衙門清檔。至於共和民國時代無此規制，所存檔卷只有分類打包，俱是原檔，或亦稱為散檔，想知究竟，仍是到近代史所參觀。外交部前輩耆宿之遠大眼光，愛惜國家文獻，信重學界合作，實是令人欽敬。像時昭瀛、葉公超、沈昌煥、朱撫松、石承仁諸位先生，本人已不下第七次寫入文章表述，其貢獻應受到國人長久崇敬。
近代史所有了外交檔案，郭夫子卻要承擔責任，必須把檔案編纂成書，於是我們也有了義務，每人會分配編輯工作。在學問這一角度看，我們是不期然走上處理原始資料進境，這原是求之不得也。郭夫子不用手段，分配好每人工作，也就一舉而定下每人的研究方向。
郭夫子一旦接到了外交檔，而劍及履及隨即決定先編輯《海防檔》，外界或不知底蘊，而學者專家也不見得能熟知為甚麼要先編《海防檔》。但凡治外交史者、寫外交體制者，向未見有人提及，願就此略作申說。基本上，只全出於清代總理衙門體制。總理衙門，比六部簡單，設有堂官、分司，設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在各司運作。而總理衙門則只是由數位大臣合力做事，卻一定有一位王爺主政，衙門簡單，卻事務紛繁。官員少而頭緒多，沒有分司，卻把工作分納於五個股。其結構主體就只有：英國股、管通商；法國股，管教務教案；俄國股，管邊界及陸路通商；美國股，管出使、領事及僑務。最後一個海防股，管造船、造礟、海江防務砲臺、港口航運、開礦、鐵路及電綫等，總體看算是國防建設工業，卻在當時命之為海防。而其累積文件文獻，就是今人習稱之自強運動文獻。而《海防檔》則代表當年海防股之檔卷而已。
郭夫子指派五個人從事編輯《海防檔》，呂實強編購買船礟以及航運，李國祁編鐵路，王爾敏編機器局（即兵工業），鄧汝言編福州船廠，黃嘉謨編電綫。後來發現有《礦務檔》，乃又另由李恩涵、王璽合編《礦務檔》，與《海防檔》並行。如此一來，我們七人生平要循行治學之路也就自然定下來。鄙人一生研究軍事史，實自此時由夫子之命而定下來，一位史學大師，自識學術途徑，在他舉重若輕，一日之間定下我們每人一生治學之路，還會需要耳提面命叮嚀囑告嗎？
《海防檔》出版後，郭夫子又指令我等編輯《中法越南交涉檔》，參與工作者有呂實強、王爾敏、李恩涵、王璽、王樹槐五人，亦是須一年完成。同其時夫子又委派李毓澍、林明德編輯《中日韓關係檔》，自是李毓澍、林明德亦均將志趣專致於中日韓關係之研究領域。
接續下來，郭夫子仍是不斷選擇各樣專門檔案，交所中後生學者加入編纂，其中黃福慶從事最力，編出資料書亦最多，自然也最辛苦。黃福慶一直負責編出《四國新檔》、《夷務始末補遺》、《中美關係檔》、《澳門專檔》、《膠澳專檔》等書。他任事最久、做檔案資料最多，在此一點上，他最配稱郭夫子門下檔案專家。不過黃先生的學問專長則以中日文化關係以及留日學生最具權威經驗。
郭廷以先生創立近代史研究所，帶領後生學者研治近代史，實自抱負建造史學學術理想，當不以編纂檔案史料視為滿足。郭夫子具國際聲望，與美國學界領袖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戴德華（George E. Taylor）、梅谷（Franz Michael）、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饒大衛、史麟書（Earl Swisher）等是好友，由是而於開所以來，即注重與美國學界作學術交流。夫子在以近代史研究所之現有實力，開闢兩三個與美國各大學展開合作項目。其一是與華盛頓大學合作研究中俄關係，編纂中俄關係檔案，以所中其兩位大弟子李毓澍、王聿均從事此一門類工作，並由另一弟子黃嘉謨從事中美關係資料編纂。乃由是使王聿均及李毓澍各有專著完成，王聿均著成《中蘇外交的序幕》、李毓澍著成《外蒙古撤治問題》，而黃嘉謨則能寫成《美國與台灣》一書。其二，是與哈佛燕京社合作，得其資助而編纂《中國近代對西方認識》之一套資料，乃是由王萍女士從事編選，最後則能寫出《西方曆算學之輸入》。在近代史所整體之出版品而言，此是惟一之科學史著作。
其三，則是最重要之一項合作計畫，亦是中國史學界首創之一門新方向，也就是《口述史》（Oral History）一門之建立。得到哥倫比亞大學資助，由郭夫子主持，沈雲龍先生協助。全部引聘青年學者作直接訪問採錄工作，其中網羅之重要門人弟子有陳三井、張朋園、劉鳳翰、陳存恭、張玉法、謝文孫、馬天綱、賈廷詩等。分別作口述史採訪、編輯、紀錄工作。乃是最能保存當時各界領袖，存蓄其生平志節功業之完善傳記性紀錄，足以有利於現代史之研究參考。
有此三大計畫，再加上編纂檔案，正可寫照郭夫子開拓研究領域之廣，培育後生學者之劍及履及，可使各人有所專攻，有所發揮，有所成就，真可配稱史學大師。
郭夫子建樹一門學術，門下子弟尚不止上述諸位大弟子小門徒，由於一些菁華俊髦，往往隨時出國深造，尚有不少人中道而離開他者。最早有三位佳人，她們是駱雪倫、王執文、許淑真，就改赴海外留學了。也是同時早期來夫子門下受教之兩位學長鄧汝言、李作華亦俱赴美留學。此外後來者尚有郭正昭、許大川、李本唐、馬天綱、謝文孫、亓冰峰、賈廷詩、史靜波、夏沛然、李正三、李金治等，相繼赴美留學。而在此之外，後來所者，亦有長久與大家相伴共患難之同仁，其如陸寶千（著作多種，最精儒學群經）、陶英惠（研究蔡元培）、張存武（研究中韓關係）、趙中孚（研究東三省現代化）、蘇雲峰（研究近代大學教育）、魏秀梅（撰著職官表）、李健民（研究中英關係及秘密會社）、張秋雯（研究川邊瞻對之經營問題），俱學有專攻，著作堅卓。俱不負夫子陶冶裁成。
說到此處，有人或質問，郭廷以（量宇）先生之教導後進，引領治學，究竟只是身教神予，或是開講傳授？要我能說清楚，這很容易回答，請查閱已出版二十多年之一本《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其中按年月日記載，在郭夫子在世之時，所中安排有三位師長，就是量宇師和張貴永師和陶振譽師，他們是親在講壇為我等後生開講專題，其中以郭夫子講次最多。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一概俱全。除大事紀要之外，尚有更多次之召集談話，以及我等後輩報告專題後之講評，如非麻木不仁，那有不受益之理？
至於郭夫子開闢之口述史，一切自零做起。他是請來沈雲龍先生，兩人帶領青年學者，也是天天不斷口解指畫，教導後輩，決不是一出門就訪問，其知識背景，要將受訪者先摸清楚，乃是需要很繁複之預備工作。此事若一詢問陳三井先生便可明白其任事不易，自有不少甘苦。至於口述史的實際經驗，最後要以沈懷玉女士致力最勤，成書最多。
說來明確可見，情景易察。郭夫子創立研究學問之地，即在南港一隅，蓽路藍縷，開發近代史研治中心，其一切體制規畫，人員延攬，亦全由郭先生一手操持，獨力擔當。調教後學，因乃可以得其啟牖，而能造就數十位專業學人，各自獲其獨當一面之專門人才。算來我輩後生有三十餘位名登士林，著作等身，成就可觀。凡此亦俱出於郭夫子心血培育而成，學界豈有異言？
事實上，尚有一些特例應作交代。比如說最早公開宣示承受郭夫子教益而在學界博得外交史大師之學者唐德剛先生，應是郭夫子早期大弟子。他在三十餘年前在台北講演，宣示其昔年承受郭夫子之教誨，而隨即立志研治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志趣。後來他在台出版大著：《晚清七十年》，書中對郭廷以先生特作重要申述，以表弟子懷仰之忱，他真是我們大家的榜樣。
另外尚有三個特例必須交代。其一是賀凌虛教授，郭夫子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他是最先受聘來工作，並亦參與編《籌辦夷務始末》索引。只是他因為要追隨薩孟武先生讀政治學博士，遂即離開了夫子門下。他原是郭夫子門人，此後實是薩教授陶鑄而成的學者，一直以政治學為專業。我們不能勉強把他看成同一門派，乃是十分清楚的。
其二，是呂士朋先生，他亦是早先受聘前來工作，卻因前時在台大讀書惹了麻煩，竟被拘押收監，郭夫子最初保留其薪水以待其能獲自由，未料遙遙無期，方由研究院停發薪水。數年之後，終得自由，量宇師則仍續聘延攬，更未料在職不久，呂先生卻受聘到東海大學任教，亦自闢其個人專長，凡明史、清史無不健長。自與我輩同仁保持友好關係，精神契誼不忘郭夫子之愛護。但我輩同道朋友亦不能勉強屈使呂教授列為同一門派。呂先生自有其學問自信，專業特長。
其三，是金承藝先生。金先生系出前清皇族，曾經其相告乃出於太祖系儲英後嗣。身材魁梧，談吐爽朗豁達。惟其係北京大學出身，思想自由宏肆。一直在《自由中國》社任編輯，卻因此際停刊，來中央研究院暫倚胡適院長，任私人助理。惟其志趣要作清史研究，希望能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憑胡院長推荐，應能順理成章。未料歷史語言研究所未肯接納，金兄久候不成，改由胡院長向近代史研究所推荐，而郭夫子欣然接受。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延聘金兄為助理研究員，自乃以研究清史為職志。金先生到職，與同仁相處融洽，與鄙人尤為契合。他自認真做清史研究，勤力深入考索，並撰著論文。未料同一年澳洲墨爾本大學招聘中國語文教師，他應聘成功，遂於此年七月辭聘赴澳洲任教。他雖在南港短暫勾留，卻與我建立深厚友誼，尤亦不忘近代史研究所，凡到台北回探親友，必來南港，甚至居住院中。二年前我曾撰文紀念，投稿《傳記文學》迄今尚未登載，甚覺可惜。人已云亡，實深感繫。像金兄來本院，無非避難性質，而其於北大精神，篤信至深，抱持甚堅。他自有淵源背景，我輩豈可勉強拉為同一學派？他不幸未老而逝，我自悼惜不置，尤須在其身後，維護其生前志節。
郭夫子門下之高才儶髦，有的赴海外深造，有的到他處發展，而留下來追隨夫子研究史學，大抵不下三十位，亦俱由郭老師一手選拔，並非無能之輩，只有我算是平庸下駟，有賴夫子督教。其餘亦俱是聞一知十，我則只能聞一知五。而奮勉力學亦不後人，尚可與諸學長聯鑣共進。因是在此晚年回顧，敢於執筆耑述師門之教澤。惟因各家才識不同，領悟有別，則信人人各有一番反省迴思，終是觀感各異。
以我個人所領悟，能接受郭夫子啟牖而承其陶冶訓迪所得之治史方術，可粗略舉示四端：
其一，是年代學，好像記年代是件苦事，實則此是歷史脈絡線索，宗旨在由年代先後，見出歷史動向，可以理出因果關係，推知事態演變與走向。掌握年代，判析最為可靠而足以服人。我等同輩學長，無不長於年代學，乃是我們看家本領。在同輩之中要以魏秀梅教授最具功力、最為出色。
其二，是掌故學，我曾專開此課教授博士班。而我等同受郭夫子訓誨裁成，亦承夫子指定俱以做掌故研究為主。章學誠明白指出掌故者乃是典章制度、風俗禮儀、天文地輿、器物技藝，而決不是等同故事。我之同門學長承夫子指定，每人俱有屬於掌故之著作，例如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陳三井的《勤工儉學的發展》、王樹槐的《庚子賠款》、劉鳳翰的《武衛軍》等俱是屬於掌故。鄙人之此類專書例如《五口通商變局》即是。吾輩有二十餘位學者，人人俱有此類著作，代表對夫子之繼承。
其三，歷史上重大問題要優先處理，決不計其複雜紆曲，志要先加解決，向世人提供正確答案，向國人化約正確知識。因是郭夫子創所起始，先令我等晚輩七人研究自強運動與自強新政。我等每人皆著有專書問世，學界可以覆按。
其四，要建立歷史通識。郭夫子治史最重通識，即是劉知幾所謂之史識。但凡皓首治學，不得史識，即是學究。郭夫子要陶鑄者是學人，不是學究，故而立言多論史識。鄙人已寫史學學術之書三種，俱是在展現個人史識，以不負師門所教。
郭廷以先生注重史料，大量購置圖書之外，又取得數百箱外交檔案。此外又向經濟部官員李國鼎、趙耀東、王昭明、孫震等有魄力、有遠見之政壇領袖，先後接收七百餘箱經濟檔案，以供學者公開參閱，我曾著文提到上述諸位長官已不下五次。說來這大批檔案，巨量圖書，郭夫子個人未嘗加以引用，未嘗藉此做任何研究，一切俱是供我們後生參考，成就學問。我們若不能努力上進，深入研究，貢獻學術，那真的是辜負老師一番栽培之苦心了。
我是郭夫子門下末學後進，承夫子特愛而有今日成就，到今已至耄耋之年，回念夫子心血造就同仁，創此南港學派，今時再不寫下一鱗半爪，真是有負師教，於心不安。草草成章，以備世人之觀覽。聊足以慰我感仰師門教誨之厚恩。
二○○九年九月九日歲在己丑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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