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參加作家駐村活動。因為一個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的理由，我必須延後抵達的日期。我擔心遲到會惹人不悅，但蘇珊堅持那不是件壞事。「無論做什麼，打從一開始就打破規則準沒錯。」對她來說，遲到就是她的規則。「我唯一會擔心遲到的場合，只有搭飛機和看歌劇。」就算人們抱怨老是得等她，她也毫無歉意。「我就想，如果大家不夠聰明，不懂帶點什麼來讀的話……」（但若真有人如她一般通透這番道理，搞得她必須等對方時，她又不高興了。）
我對準時抱持一絲不苟的態度，這點讓她很受不了。某次跟她共進午餐，我意識到回去工作會遲到時，立刻從桌邊跳了起來，她態度訕笑，「坐下！妳不需要那麼準時。別活得那麼卑微。」卑微是她最喜歡講的詞彙之一。
所謂例外主義：我們三人住在一起——蘇珊、她的兒子，還有我——這真的是個好主意嗎？難道大衛跟我不該自己找個地方住嗎？她說她找不到我們不能住在一起的理由，就算大衛跟我打算生孩子也一樣。若有必要，她說，她很樂意撫養我們所有人。當我表達疑慮時，她說：「別這麼保守。誰說我們一定要活得跟別人一樣？」
（有一次，在聖馬克廣場上，她指向兩名舉止古怪的女子，其中一位是中年婦女，另一位已邁入老年，她們穿得像吉普賽人，還留著一頭飄逸灰髮。「老波西米亞人，」她說。然後又打趣地說，「這就是我們三十年後的樣子。」超過三十年過去了。她死了，現在也沒有波希米亞人了。）
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四十三歲，但在我看來非常老。部分原因是我當時二十五歲，在那個年紀，任何超過四十歲的人都讓我覺得很老。但其實也是因為當時她剛結束手段激進的乳房切除手術，身體正在恢復。（這裡她也打破了一條規則：她拒絕接受醫院方建議的復健運動時，一名同情她的護理師在她耳邊悄聲說，「哈皮．洛克斐勒 也不肯做。」）她的膚色蠟黃，而她的頭髮——很多人覺得她是刻意把黑髮中的部分髮絲漂白，這點總讓我迷惘，因為只有那些白髮是她的真實髮色，而且應該一看就知道才對。（是有名美髮師建議留下一部分不染，看起來才不會那麼假。）化療讓她的頭髮輕薄不少，卻沒有完全帶走那頭豐厚到驚人的黑髮，只是長回來的大多是白髮或灰髮。
所以，奇怪的是：我們剛見面時，她看起來比我認識她時實際年齡還要老。隨著她逐漸恢復健康，她看起來愈來愈年輕，而等到她決定染髮後，她看起來就更年輕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距離我讀完哥倫比亞大學的創意寫作學院將近一年。我住的地方在西106街，蘇珊就住在106街和河岸大道的轉角。她在病弱期間累積了大量未回覆的信件，正打算開始處理，所以要求朋友推薦可以幫忙的人，那些朋友是《紐約書評》 的編輯。在大學畢業準備讀研究所期間，我曾在那間雜誌社做過編輯助理。那些編輯知道我會打字，而且就住附近，所以建議她打給我。我當時想打的正是這種零工：不太會干擾我寫作的工作。
我去到河岸大道340號的第一天，天氣晴朗，整間公寓——那是間有許多巨大窗戶的頂樓公寓——明亮的刺眼。我們在蘇珊的臥室工作。我坐在她的書桌前用她那台龐大的IBM Selectric打字機打字，她則在一旁說出要我打下的內容，同時來回踱步或躺在床上。那個房間就跟公寓的其他空間一樣，裝潢非常簡樸，白色的牆面上什麼都沒有。正如她後來解釋，因為這是工作的地方，她想要儘可能處在白色的環境中，也希望儘量確保其中不要有書。我不記得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的照片（事實上，在那間公寓中，我無法回想起任何這類照片有被展示出來）；相反的，那裡有幾張黑白照（就像出版社準備的公關資料袋中會附的那種照片），照片中是她的文學英雄：普魯斯特、王爾德、安托南（她才剛編完他的一部選集）、華特．班雅明。公寓的其他地方有幾張老電影明星的照片，而且都是著名黑白老電影中的定格畫面。（根據我的回憶，這些照片之前是紐約客電影院 的大廳的裝飾品，那間專門放老片的電影院位於88街和百老匯大道的交叉口。）
她穿著一件寬鬆的套頭衫、牛仔褲，還有胡志明輪胎橡膠製的夾腳拖鞋 ，那雙拖鞋我想應該是她某次去北越旅行帶回來的。因為癌症的關係，她試圖戒菸（她會嘗試，然後失敗，然後再嘗試，一次又一次）。她會一次吃掉一整罐炸玉米粒，同時從一加侖裝塑膠桶中大口大口狂喝水。
信件總是多到令人卻步，我們得花上好幾小時處理，但我們的進度之所以慢到如此荒謬的程度，是因為電話一直響起，而且她每次都會接起來閒聊（有幾次是真的聊了好一陣子），而我就是坐在一邊等她說完，同時當然也在聽她聊天，偶爾拍拍她兒子那條總愛討人關注的巨型愛斯基摩犬。打來的人大多是我聽過的名字。我逐漸發現大家聽說她罹癌時的反應讓她很受不了。（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她已經在整理一些想法，準備之後寫成〈疾病的隱喻〉。）我記得她在提起癌症時，對著電話另一頭的人說那是一種「專橫的疾病。」我還聽她對好幾個人提到，萊昂內爾．特里林 和漢娜．鄂蘭 的死讓她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她提到有人說特里林難怪會癌症，畢竟他應該已經多年沒幹過他老婆了，她對此說法感到憤慨。（「還是學院裡的人說的話！」）她很不想承認，但最終還是勇敢地坦承：當她得知自己罹癌，首先出現的想法之一是，「我的性生活不夠頻繁嗎？」
有一次打電話來的是她兒子。大衛比我小一歲，當時剛從安默斯特學院 輟學沒多久，最近才回到學校讀書。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大二學生，在普林斯頓那邊有個住處，但每星期有大半時間都跟母親住在一起。他的臥室（很快就要變成我們的臥室）就在她的臥室旁邊。
工作讓她覺得無聊。我們才剛處理完幾封信，她就提議可以休息吃個午餐。我跟著她走到公寓另一頭，沿途經過擺滿書的走廊和用餐區，我讚嘆地看著用餐區那張優雅的木製長桌，以及搭配的木製長凳（她告訴我，那是一張老舊的法國農舍長桌），桌子後方的牆面掛著一張經典的好利獲得牌打字機 海報（「和火車一樣快」那張）。餐桌上通常擺滿書籍和紙張，真正要吃飯則大多是在廚房，用的是一張被人漆成深藍色的木製流理台桌。
她拿了金寶牌的蘑菇濃湯來加熱，我坐在台桌前高腳凳上感到很不自在。那罐湯再搭配一罐牛奶後足夠給兩個人喝。她很好聊，這點讓我驚訝。我已經習慣了《紐約書評》公司內上下分明的關係，那裡的編輯從不跟員工聊天。就在那天，我得知這間公寓的前任租客是她的朋友賈斯珀．瓊斯 ，幾年前，當約翰斯決定搬走時，蘇珊承接了他的租約。可惜的是，她不認為自己有辦法繼續待下去，因為這棟大樓的屋主想要自己住這間公寓。蘇珊想繼續住的理由很明顯：這間兩房的頂樓公寓很大，有兩間臥室，而且位於一棟好看的戰前建築內——租金也相當划算，根據我的記憶大約一個月是四百七十五美金。客廳的物件很少，導致原本就很大的客廳顯得更大（甚至有一點回音）。不過要是得搬走，她說，她最會想念的還是看出去的景觀：那條河，還有每天的日落。（在屋外看其實應該更棒，但露臺一團亂：那裡是狗日常排泄的地方。）在公寓兩間臥房的另一頭有個小很多的房間，曾經是給女僕住的，裡頭有半套衛浴。當時大衛有個朋友會在那裡過夜。
等我搬進去後，那裡就成了我的書房。（「妳是這間屋子裡唯一有兩個房間的人，」當我告訴她我要搬離「340號公寓」時，蘇珊這樣說，語氣又是受傷又是控訴。）
吃午餐時，她問了我很多問題，像是幫《紐約書評》的編輯羅伯特．席爾維斯 和芭芭拉．雅皮斯坦 工作是什麼感覺，還有成為伊莉莎白．哈德維克 的學生是什麼感覺，伊莉莎白．哈德維克是我在巴納德學院 的其中一名教授，也是《紐約書評》的編輯委員之一。顯然這三人讓蘇珊很感興趣——甚至是著迷——我後來也得知，他們的友誼及認可對她來說至關重要。這三人都是《紐約書評》於一九六三年創辦時創始成員之一。蘇珊認為《紐約書評》比美國的任何一本刊物都還要傑出——這本刊物是嘗試將美國的知識份子生活提升至最高標準的「英雄式」作為——而她打從第一期就開始為這本刊物撰稿，因此始終感到非常驕傲。她的文章都是由席爾維斯進行編輯：「他是我目前為止遇過最棒的編輯。」他是所有作家求之不得的頂尖編輯，她總會這麼說。就跟其他供稿者一樣，他對作家抱持的懇切敬重讓她讚嘆。她也讚嘆他的完美主義，以及為了刊出文章而孜孜不倦編修的努力。他是她遇過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之一，她這麼說——可能還是最認真工作的人，可說一週幾乎七天都能看到他在伏案工作，包括假日，而且一工作就是整天，甚至還會到深夜。他就是蘇珊最仰慕的那種人：他推崇紀律、對知識抱持熱情，行事又無比審慎，除了最值得敬佩的作家和藝術家之外，只有他能在她的內心激起這種崇敬之情。
為《紐約書評》撰稿讓她相當自豪，而唯一能讓她同樣引以為傲的，是能夠在法勒、施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 出書。事實上，她那天講的電話中，時間最長且態度最親密的對象就是羅傑．施特勞斯，他是出版社的主導者，而且早在十三年前就出了她的第一本書，之後也持續出版她的其他著作。他們一天至少談話一次也不稀奇。當時的蘇珊還沒有文學經紀人，除了出版書籍之外，施特勞斯替她應付了一些出版商通常不會處理的工作，像是為她的短篇小說和文章尋求雜誌發表的機會。不過那不是一段基於生意的關係。他們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他們是彼此的知己，施特勞斯也參與了蘇珊無關寫作的許多生活面向，包含她生病的危機，還有後來必須找新公寓的過程。儘管蘇珊和施特勞斯剛認識時，大衛已經十歲了，施特勞斯還是常說大衛「可能是我的私生子吧。」很快地，他就會把大衛帶進公司，讓他成為許多作家的編輯，其中包括蘇珊。
蘑菇湯不夠喝。她在冰箱內尋找，裡面幾乎空蕩蕩的，雖然不是玉米的季節，冰箱裡卻有用塑膠包裝起來的一根根玉米。我們吃了玉米後，她說，「當然，我想要的根本不是這些。我真正想要的是來根菸。」我才剛戒菸，但之後一搬進來，我就又開始抽了。我們三人都抽菸，幾乎所有來這間公寓的人也都抽菸。
我那天離開時，太陽已經低垂在哈德遜河面上，但我們的成果非常有限。蘇珊要求我這幾天再找時間過來。我記得走回家的路上心想，她真的很隨興、開放——與其說是我母親那一輩的人，其實更像我的同齡人。不過她跟年輕人相處一直都是這樣，她跟兒子之間也沒有常見的代溝問題；她兒子甚至還沒上高中，她就開始把他當成成年人對待了，從來似乎也沒懷疑過應不應該這麼做。現在回想，我不禁也想起蘇珊之前說的一件事：在她的記憶中，童年就是無聊透頂的一段時光，她總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趕快結束。我一直無法了解這件事（怎麼可能有人的童年——就算是不怎麼快樂的童年——會被描述成「徹底的浪費時間」？），但她希望大衛的童年也能儘快結束。（事後證明，他也覺得自己童年是段悲慘的時光，而且會引用蘇珊常描述自己童年的說法：像在監獄服刑。）就彷彿她並不是真的相信童年有必要存在——又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她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價值可言。
對大衛來說，她在他還是個小孩時就成了「蘇珊」，而他的父親，也就是社會學家及文化評論家菲利普．里夫 則是「菲利普」；大衛告訴過我，他無法想像自己稱呼他們「媽」和「爸」。每次蘇珊和大衛談起他的父親時——那是她在十七歲時結婚的對象，當時她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而他是二十八歲的講師，接著兩人在七年後離婚——她也稱他為菲利普。大衛提起她時很少說「我母親」，我也覺得說「你母親」聽來很怪。她就是永遠的 「蘇珊」。（有一次，我剛開始在《紐約書評》工作沒多久，羅伯特．席爾維特說，「幫我打電話給蘇珊」。我伸手去拿旋轉名片架，說，「哪個蘇珊？」芭芭拉．雅皮斯坦當時也在場，她一聽就笑了。「哪個蘇珊？」她重複了一次，搖搖頭，我知道她在嘲笑我。）
名字啊。蘇珊向我坦承，獲得這樣一個無聊又平凡的名字始終讓她開心不起來。（「妳看起來不像是叫蘇珊的人，」她會模仿那些對自己這麼說的人。）只要有人叫她蘇，她就會全身帶刺地嚴詞糾正對方。普遍來說，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略稱或暱稱，不過她還是常把大衛（她是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作品為他命名）暱稱為小衛（Dig）。
在那些年間，這對母子從未跟父親連絡。不過有一次，我們三人驅車前往費城，那次蘇珊獲邀去演講，而大衛的父親跟第二任妻子就住在那裡，在車上時，蘇珊從後座對駕駛座的大衛說：「我認為你該帶希格麗德去見菲利普。」所以到了隔天，在開車回紐約之前，我們去了菲利普．里夫的家。蘇珊表示要在車上等。我們沒有事先通知要來，按電鈴時無人回應，但透過前門鑲的小片玻璃可以剛好看見門後的區域，大衛指了指他父親收藏的那些拐杖給我看。
我從未見過菲利普．里夫。但二○○六年，讀到他過世的消息時，我立刻想到了那些拐杖收藏，內心感到一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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