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一
貪汙，不論它是發生在政府或民營的機構，不論它數額的多寡，不論它方式的不同，都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它一面破壞法紀，助長權勢；另一方面又腐蝕民心，造成特權。
台灣三十年來進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人民對政府高階層人員的尊敬與信賴：尊敬他們的品格，信賴他們的操守。
儘管貪汙受到人人指責，但在某些時空情況下，也可能會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
社會上每一個人，可站在自己的價值系統及知識領域中，參與討論貪汙是否最可怕？有沒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然後一起來減少這種不幸的現象。

二
筆者則認為：在台灣目前情況下，如果政府部門沒有把其擁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其所產生的經濟後果，遠比零碎的、低階層的、偶發的貪汙更可怕。
任何國家所擁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國更是如此。這些可用的資源有些是有形的—如可支配的經費（中央及地方）及可調度的人力（各級公務員）；有些則是無形的—如合乎潮流的典章制度及受人尊重的國家形象。當這些資源的使用效率未被充分發揮時，損及的不僅是短期的人民的利益，也是長期的國家的利益。
讓我們假想一些資源誤用的例子：
⑴ 興建一個並不急需的工程。
⑵ 延誤一個重大投資的決定。
⑶ 政府對某一事業的投資或者過多，或者不足。
⑷ 政府某一部門的預算偏高；另一部門預算偏低。
⑸ 津貼一個不需要津貼的行業。
⑹ 保護一個不需要再保護的工業。
此外，不切實際的法令、緩慢的行政效率、有關部門的缺少配合，都減少了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有效利用。
上述假想的六個可能性，說明了政府部門對資源之誤用可能來自決策時對：
⑴ 時間判斷的錯誤（1、2兩例）。
⑵ 數額判斷的錯誤（3、4兩例）。
⑶ 對象判斷的錯誤（5、6兩例）。
更具體地說，政府部門對有限資源之誤用，基本上是來自於對優先次序（priority）的判斷錯誤。

三
為什麼資源誤用或浪費往往可能比貪汙更可怕呢？試從貪汙過程來看：
第一：貪汙者或串謀者本身提心吊膽。
第二：貪汙在大多數情況下，牽涉的數目很少超過百萬或千萬台幣。
第三：貪汙一經發現就可依法追查辦理。
第四：社會上對於貪汙無不唾棄譴責。
把資源誤用與貪汙相比，值得我們深思的有三個大問題：
第一：政府多多少少有套辦法在防止貪汙及懲罰貪汙。但我們是否已有一套辦法可使各級政府有效地利用國家資源？
第二：當一個貪汙的基層人員收了小紅包，可能判刑數年；但一個清廉的高階層人員做錯了一個大決定，浪費了國家幾千萬或幾億的經費時，我們該怎樣處理？（相反地，當一位政府首長做了正確的決定，為國家節省了可觀的支出，是否應當要有其他獎勵呢？）
第三：當一個公務員既不貪汙，也不肯做事，但事實上是天天在腐蝕國家的無形資源—政府的形象時，我們又有什麼辦法來淘汰來改善？另有些人忙著開不必開的會，寫沒人看的工作報告，這種浪費又該如何避免？
當資源誤用變成貪汙的動機時，那就變成了最可怕的勾結。

四
當我們逐漸地步入現代工業化社會時，應當首先把貪汙—落後國家的通病—掃除，然後集中全力追求開發國家的特徵—資源的有效利用。綜上所述，筆者樂意提出四點結論：
第一：不貪汙只是一個參政者的極起碼條件。清廉不保證會做正確的政策決定，貪汙當然加大了政策錯誤的可能性。
第二：這些優先次序判斷錯誤的根源，在我國現況下，絕少是因為決策者的私心，絕大多數是由於決策過程中內部參謀作業的不周全，以及外界利益團體的壓力。
第三：政府當局應深切了解：自身最好的用意無法保證會產生最好的效果；當然也就不可能保證資源會被充分地有效利用。因此，重視現代化的決策過程是當前迫切需要的。
第四：要避免國家資源的誤用，只有透過一個現代化的決策過程：
—以專業知識，來減少參謀作業的不周全。
—以輿論及民意，來減少利益團體的壓力。
—以嚴格的獎懲辦法，來減少犯法的貪汙以及不犯法的資源誤用。同時，擔任公職的人，似乎可以記住：不要因為自己一時的疏忽，損傷了國家的形象；也不要由於自己深厚的好意，反而帶來了資源的浪費。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一
貪汙，不論它是發生在政府或民營的機構，不論它數額的多寡，不論它方式的不同，都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它一面破壞法紀，助長權勢；另一方面又腐蝕民心，造成特權。
台灣三十年來進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人民對政府高階層人員的尊敬與信賴：尊敬他們的品格，信賴他們的操守。
儘管貪汙受到人人指責，但在某些時空情況下，也可能會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
社會上每一個人，可站在自己的價值系統及知識領域中，參與討論貪汙是否最可怕？有沒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然後一起來減少這種不幸的現象。

二
筆者則認...

【推薦序】
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我在當時的媒體上，看到兩篇署名「高希均」的文章，字數不多，但觀點新穎，說理動人。經打聽，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受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及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我請他吃飯聊天，當然意在約稿。當時台灣雖不富裕，《聯合報》請作者下個小館還是不成問題的，但高先生卻隨意走進一家快餐店，每人一杯咖啡一個漢堡，吃得簡單，談得深入。

（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沒有幾天，稿子來了，是評述「當前經濟觀念」的系列文章，篇篇都有與眾不同的觀點。到了第五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更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那個時代的台灣，還沒有「國際化」，對新知識、新觀念了解不夠，而當時的蔣經國政府，處處以人民生計為念，不僅稅賦要低，公用事業如水電瓦斯等等費用，都不准漲價，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但高希均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高教授的文章，直如暮鼓晨鐘，社會大眾都聽進去了，人人都能琅琅上口他那句話。高先生因感冒去診所求診，醫生一看表上是高教授大名，堅不收診察費，以感謝他為我們國家所做的「診察」。高先生坐計程車，司機在報上看過他的照片，認出他來，一定要免費送他一程，表示升斗小民的尊敬。

「白吃午餐」不僅激勵了廣大讀者，也激勵了作者自己，高教授在以後短短幾個月內，接連寫了很多漂亮精闢的文章，提出的都是言人所未言的主張，譬如：
低物價政策是有害的；
公立大學的學費應該調整；
在政府機構裡，公事不可私辦。

當然，不會忘記他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高教授的每一篇文章，都引起社會極大的回響。我雖然沒有跟他詳細談過，但我想他那時一定有兩點感受：
第一、台灣需要輸入更多新觀念，以促進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
第二、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報紙是一種大眾讀物，雜誌才能深入而細緻地討論問題。

（二）創辦《天下》、《遠見》與「天下文化」
在台灣辦一本雜誌，那時大概在他心裡已經埋下了一顆種籽。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一時人心惶惶。大家多認為，台灣應該發展經濟，充實自己的力量，才能渡過難關。如果一般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在美國大學教經濟學的高希均教授，自然更了解這一點。於是他從美國請假回來，邀請殷允芃、王力行兩位女士，又拉上我，在一九八一年共同創辦了以討論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天下》雜誌。在那個「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的年代，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高教授承擔了最大股份。

當時台灣還有《出版法》，依規定出版刊物要有一位本國籍的人任發行人，負法律責任。高教授在美國任教，尚未返國常住，還沒有恢復戶籍，所以由我擔任發行人，高教授自任社長，殷小姐負責編輯部門，王小姐負責業務部門。但因為人手少，其實都是「共管」。因為當時我是《聯合報》總編輯，報館負責人覺得我兼任雜誌發行人多有不便，沒多久我就辭謝發行人，由殷小姐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王小姐擔任副總編輯，他們幾位堅持要我保留「共同創辦人」的頭銜。

雖然《天下》雜誌一創刊就轟動，發行、廣告、讀者、聲譽都直線上升，但高教授在美國大學有專任教職，只能短期回來，雜誌的「領導中心」不免有些扞格。我一九八二年去美國休假一年，隨後即留在聯合報系美國《世界日報》任職，其間曾回來與高教授和殷、王兩位小姐共商雜誌的「分合大計」，以求長久發展之道。最後協議，《天下》雜誌由殷小姐負責主持，高教授和王小姐負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並另行創辦了《遠見》雜誌。

高教授也許覺得台灣經濟已經站穩了腳步，《遠見》雜誌就比較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目標在「傳播新觀念，開拓新視野」。就是希望國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所以叫《遠見》。

沒有知識的人怎會有「遠見」？除了兩本雜誌，加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教授以「豐富閱讀世界」來服務社會。而推廣讀書，更是他長期的努力目標，他提出「新讀書主義」，有四點倡議：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天下文化」選書嚴謹，高教授堅信：「好書正如好人一樣，有時寂寞，但不會孤獨。」

為了使《遠見》成為「台灣前進的動力」，高教授在他的「出版集團」裡增加好幾本給「青少年」和「家庭」閱讀的刊物；又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化和社會性活動，帶動台灣超越前進。

（三）「天下文化」二○一八年售書高約四十座「一○一」
外人常感覺奇怪，「天下文化」出版了這麼多好書，都是從哪裡找來的？祕密藏在「天下文化」附設的「人文空間」裡。這是台北有名的「文化沙龍」，精力充沛的高教授，幾乎早、午、晚三餐都在這裡和文化、學術、政經等各界人士喝咖啡、吃簡餐聊天。很多有內容、有分量的好書，都是從「聊天」裡出來的。

如果以文字述說「遠見．天下文化」的成就比較抽象，那就說一點具體數字：事業群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是一百七十萬冊。以一冊書平均厚度一．二公分估算，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約當四十座台北「一○一大樓」。

高教授在台灣為文化出版事業努力奮戰幾十年，作為他一位長期的朋友，我確知，他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就像他形容好書一樣，不僅不孤獨，也將不寂寞。
二○一九年九月發表於《姑念該生》／二○二一年九月摘錄

【推薦序】
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我在當時的媒體上，看到兩篇署名「高希均」的文章，字數不多，但觀點新穎，說理動人。經打聽，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受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及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我請他吃飯聊天，當然意在約稿。當時台灣雖不富裕，《聯合報》請作者下個小館還是不成問題的，但高先生卻隨意走進一家快餐店，每人一杯咖啡一個漢堡，吃得簡單，談得深入。

（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沒有幾天，稿子來了，是評述「當前經濟觀念」的系列文...

｜緣起｜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自序｜推動進步觀念的初心　高希均
第一部　啟航—八○年代觀念啟航
1 一九八一年《天下》雜誌創刊詞—經濟是我們的命脈
2 一九八六年《遠見》雜誌創刊詞—為什麼要創辦《遠見》？
3 一九八二年「天下文化」起步—撒下一顆學習的種子
4 二○○二年「小天下」的誕生—以少兒優良讀物為「大格局」催生
5 二○○六年《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問世—呼應台灣的需求
第二部　共擁天下—播種「改」與「變」的進步觀念（1981-1986）
1 我們的企業家在哪裡？
2 創造財富才能照顧低所得
3 我們要把什麼留給下一代
4 人力投資與人才利用
5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6「經濟人」與「社會人」
7「按道理做」—財經決策的基本原則
8 扭轉財經政策的「無力感」
9 放眼看天下—不做「國際經濟文盲」
10 灰燼中出鳳凰—「經濟衰退」的教訓：「盡己所能」
11 市場經濟下的「競賽規則」—美國的例子
12 為什麼決策會錯誤？
13 我們從「日本經驗」中得到什麼？
14 推動進步觀念的絆腳石
15攀登三座經濟頂峰—自由化、制度化、國際化
16交棒人全力以赴，接棒人全力衝刺
17企業形象—良性循環的原動力
18 白天鵝抑醜小鴨？—減少政府與民間的差距
19 不再是保母，不再是公僕—給公務員應有的尊敬
20 如何對抗自私與短視
第三部　共懷遠見—栽植觀念之樹（1986-1989）
1 為下一代子孫的幸福投資
2 不能打折扣的公信力
3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
4 如何贏得國際尊敬
5 三星創辦人李秉喆：寧靜與堅強
6 知識之宮：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7 前有勁敵，後有追兵—亞洲四小龍飆向二十一世紀
8 二十一世紀是誰的天下？
9 中產階級社會要靠制度運作
10 縮短六十年所得差距—鄧小平需要「台灣經驗」
11 不要強人領導，要強勢領導
12 位高、名重、權大，但影響力小—從美國總統想到台灣領導
13 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14 物價變動值得重視，不值得緊張
15 這是一個貪的時代—它使人心散、心慌、心變
第四部　轉型年代中的關鍵人物
1 蔣經國：深耕台灣的真正的君子
2 孫運璿：台灣第一位工程師性格的政治家
3 李國鼎：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4 趙耀東：敢想、敢說、敢做
5 郝柏村：使命感．迫切感．責任感
6 王作榮：台灣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
7 徐立德：成功不必在己
8 孫震：「書人合一」的君子與學者
9 連戰：改變，才有希望
10 錢復：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
11 王建煊：政治是「無私的奉獻」
後記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三篇省思
1 川普主政下，遠離「美國第一」—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評斷
2 以讀攻毒，以書止輸
3 我們同在一口井裡—在世界失控中的四項覺醒

｜附錄｜ 高希均中文著作年表

｜緣起｜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自序｜推動進步觀念的初心　高希均
第一部　啟航—八○年代觀念啟航
1 一九八一年《天下》雜誌創刊詞—經濟是我們的命脈
2 一九八六年《遠見》雜誌創刊詞—為什麼要創辦《遠見》？
3 一九八二年「天下文化」起步—撒下一顆學習的種子
4 二○○二年「小天下」的誕生—以少兒優良讀物為「大格局」催生
5 二○○六年《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問世—呼應台灣的需求
第二部　共擁天下—播種「改」與「變」的進步觀念（1981-1986）
1 我們的企業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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