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平山篤子 帝塚大學名譽教授。1951年生，專長為西班牙近代海外發展史。 【主要著作、譯作】 《西班牙帝國與中華帝國的邂逅──十六．十七世紀的馬尼拉》（法政大學出版局，2012） “Convivencia beneficiosa o cohabitacion hostil”Nueva Espana: puerta Americana al Pacifico asiatico（1singlos XVI-XVIII）（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19 胡安．希爾．費南德茲（Juan Gil Fernández），《紳士與武士──16．17世紀的西班牙與日本》（叢書．Universita 693）（擔任翻譯，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與白銀》（YAMAKAWA LECTURES 7）（合譯，山川出版社，2010）
真下裕之 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副教授。1969年生，專長為南亞史。 【主要著作、譯作、論文】 〈蒙兀兒帝國印度的抄本與繪畫〉，小杉泰．林佳世子編《伊斯蘭 書籍的歷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 〈顧特卜沙希王朝的起源相關諸論及其周邊──印度洋西側海域的人口移動諸面向〉《西南亞研究》86（2017） 〈阿布勒法茲（Abu'l-Fazl ibn Mubarak），《阿克巴治則》（Ain-i-Akbari）譯註（7）〉《紀要》（神戶大學文學部）46（合譯，2019）
堀井優 同志大學文學部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文學）。 1965年生，專長為中世紀及近代中東、歐洲關係史。 【主要論文】 〈16世紀鄂圖曼帝國的條約體制之規範結構──以杜布羅夫尼克、威尼斯、法國為例〉《東洋文化》第91號，2011 〈威尼斯人領事眼中的埃及與其周邊──16世紀的商業與行政〉，鈴木董編著《鄂圖曼帝國史諸面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2） 〈近世開羅的歐洲人〉《歐洲文化史研究》第15號，2014 〈16世紀後半．17世紀前半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的條約規範之結構〉，川分圭子、玉木俊明編著《商業與異文化的接觸──中世紀後期至近代歐洲國際商業的誕生與發展》（吉田書店，2017）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Foreigners in Ottoman Cairo, K. Fukasawa, B. J. Kaplan, P.-Y. Beaurepaire (eds.), Religious Interaci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oexistence and Dialogue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 New York, 2017.
薩摩真介 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副教授。 1976年出生，專長為英國近代史、大西洋史。 【主要著作】 Britain and Colonial Maritime War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ilver, Seapower and the Atlantic（Boydell & Brewer, 2013） 《（海盜的）大英帝國──掠奪與交易的四百年史》（講談社選書métier，2018）
「世界貿易」的誕生 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與阿圖洛．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áldez）共同著作的英語論文〈含著『銀湯匙』出生──一五七一年世界貿易的誕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1995），是探討一五七一年世界歷史上全新形勢誕生的著名文章。之所以是一五七一年，因為這一年是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啟航之年。關於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在本書第一章將有詳細的說明。簡而言之，弗林等人主張，馬尼拉大帆船的定期航線完成了連結美洲、亞洲、歐洲、非洲各大陸的常態性海上貿易鏈，所謂「世界貿易」自此展開。當然，在一五七一年之前亦存在不同大陸間的交易活動，然而此時的貿易具備了帶給所有交易對象關鍵性刺激的重要性與持續性，並同時補足了過去始終從缺的「美洲－亞洲太平洋航路」環節，形成連結四大陸的交易網，故可稱為「世界貿易」的誕生。 這種觀點不算新穎。就如弗林等人在論文中引用的近世貿易史權威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所述，他雖然沒有強調一五七一年這樣特定的年分，但早在一九六○年代就已提出同樣的看法。不過，弗林等人的論文之所以在英語圈歷史學界受到重視，是因為該文主張商品流通與白銀流通互為表裡，並認為造成白銀流通的主因在於中國對白銀的需求。 這個嶄新的論點，為此一時期的洲際交易發展帶來了主客易位的全新面向與見解。接下來將稍微偏離這篇論文的主題，先來回顧一下至今對洲際交易發展的普遍性看法。以往說到此時期的洲際交易，總是由哥倫布、達伽馬（Vasco da Gama）等歐洲人前進世界的角度出發，通常被稱為「地理大發現」。後來由於「地理大發現」一詞隱含了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便改以「大航海時代」來指稱此一時期，並指出亞洲物產的豐饒和品質優良如何吸引歐洲人，強調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亞洲各地的經濟力與技術毋寧是凌駕歐洲。而表示歐洲人航海活動的「大航海時代」一詞，亦逐漸為涵蓋多元民族活動的「大貿易時代」取代。不過即便如此，在「歐洲人為尋求亞洲豐富物產而來，加入當地活絡的交易活動」這樣的論述方式背後，敘事主體依舊是歐洲人，受到關注的是歐洲商人想取得生絲、陶瓷的欲望，流入中國的白銀只是歐洲人主體活動下的產物。弗林等人的論文正是想要扭轉這個被默認的觀點。換言之，此論文主張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大量吸納了美洲及日本白銀，引起世界性的白銀流動，這才是造成世界貿易誕生的主因。歐洲商人在此種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不過就是以中盤商的身分活動罷了。 美洲大陸的白銀自十六世紀後半開始流入中國，日本的白銀也在稍早開始大量流入，這些事實早在二戰前就眾所周知，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不過，從「中國的白銀需求」角度切入，扭轉了西方學界對「大航海時代」的一般印象，可謂是此論文的有趣之處。此切入點以「世界貿易」與「白銀的流通」為中心詮釋該時期的世界，與前述第二種重視「共時性」的歷史分期法思考模式相近，卻與華勒斯坦等人以西歐中心支配邊陲地區的「世界體系」架構論述剛好相反。當然，弗林等人並非否定西班牙曾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掠奪結構，但若要追本溯源，此結構也是肇因於白銀流通終點的中國對白銀需求而產生的結果。這樣的主張相當符合近年英語學術圈內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批判潮流，卻也略顯極端。不過當時的中國不斷地大量吸收白銀，物價卻未如同時期的歐洲般明顯上漲（即所謂的物價革命），這是不爭的事實。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真的是白銀流通的終點嗎？弗林等人在論文中以「無底的白銀排水口」來形容中國對白銀的龐大需求。至於為何產生如此龐大的白銀需求，論文中僅提到中國的銅錢品質參差不齊造成白銀較受歡迎，以及一五七○年代前後實施一條鞭法賦稅折銀繳納，除此之外並未多談。有趣的是，查看當時的中國史料，會發現明朝的知識分子也以類似「排水口」的詞彙「尾閭」來形容白銀的流動。「尾閭」指的是位於海底，不斷吸入海水的大洞。該史料記載如下：
貿易熱潮與國家形成 弗林等人論文中所謂「世界貿易誕生」的時期，亦是中國對蒙古開設馬市、解除東南沿海民間出海交易禁令的時期，迄今在朝貢貿易下嚴格的經濟控制逐漸緩和。這個將重心由朝貢貿易轉換至民間貿易的中國新貿易體制，中島樂章稱之為「一五七○年體系」。當時熱烈的商業浪潮，以及因商業利益而引發的激烈抗爭，席捲了東亞和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東南亞歷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東南亞的貿易時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中，將一四五○年至一六八○年定為「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其中又再劃分成幾個區間，一五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六十年則是被稱為「熱潮時期」的高峰期。 瑞德的「貿易時代」論指出，這個在某方面堪稱「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發展時期，不僅是東南亞發生激烈抗爭的時期，也是強盛新興國家的形成時期，這是該論述的亮點之一。他將十六世紀急速成長茁壯的東南亞各王國，包含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西爪哇的萬丹、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望加錫、暹羅的阿育陀耶王朝、緬甸的東吁等等都稱為「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s）。該書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東南亞，但對於思考同時期的其他地區亦提供了一些啟發與見解。以下是筆者從瑞德的論述中整理出來的東南亞各國共通特徵。 第一，這些國家都以海外貿易收入為重要財源。這也是馬六甲等十五世紀連結印度洋與南海貿易圈，做為東西交易樞紐而發展的東南亞港市國家共同特性。不過相較於馬六甲境內並無特產品，十六世紀興起的各國都同時坐擁出口港，又領有得以生產胡椒、香料（萬丹、亞齊）、蘇木、獸皮（暹羅）、米（緬甸、望加錫、暹羅）等出口特產品的廣大腹地。第二，則是新兵器的登場與使用，瑞德稱之為「軍事革命」。這些國家的君主在擴張勢力時紛紛向歐洲壟斷購買操作性能高，威力強大的大砲、槍枝等武器。第三，權力向國王集中。國王掌握上述海外貿易財源，並取得軍事上的優越地位，足以壓制國內貴族及富裕菁英階層，獲得了「絕對主義式」的權力。第四，這些國家都仰賴統治中樞的多元文化性，來支撐集中的權力。國王任用來自各地（歐洲、伊斯蘭文化圈、中國、日本等）具備外交、貿易或軍事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材擔任直屬官僚和軍人，以支持自身權力。第五，王權與宗教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五七○年開始的「熱潮時期」，同時也是東南亞的「宗教革命」（這也是瑞德的用詞）時期。亞齊、望加錫等島嶼區王國都在此時強化了伊斯蘭政權性質，這是由於島嶼區的伊斯蘭地區交易擴大，不但協助鞏固了王權的正統性，也成為對抗葡萄牙勢力的支柱。而在大陸區方面，則是由自古傳承的上座部佛教成為支撐國王正統性的宗教。 這些東南亞國家形成的特徵，若與日本近世國家的形成比較，其間有何異同？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前往京都（上洛），該年一般被視為「統一天下」事業的起始；就這點而言，時間點恰好和弗林等人的「世界貿易誕生」、瑞德「熱潮時期」如出一轍，與東南亞「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和壯大屬於相同時代下產生的現象。 第一，從政權的經濟基礎來看，與東南亞各國相比，日本可說是重視土地更甚於商業。不過，無論是織豐政權還是當時的各大名，都相當重視貿易利益，無不積極推行政策掌控港口城市以保護和管制貿易，並控制生產主要出口品的貴重金屬礦場，如織田與豐臣政權皆直接掌管生野、石見等銀礦山，並將長崎劃為直轄地，努力運用多種手法壓制各大名以壟斷海外貿易利益。 第二，在使用新兵器這點，眾所周知，當時日本迅速將海外傳入的鐵炮國產化，並運用於戰爭。鐵炮在日本的普及度遠遠超越東亞各地，不僅促進了織田與豐臣政權的統一大業，也透過出兵朝鮮推動了朝鮮及中國明朝的兵器改革。 第三，東南亞的「權力向國王集中」現象，也出現在日本的統一過程之中。豐臣政權時期進行了全國的土地丈量，並以石高制為基礎統一向各大名徵收軍役。德川幕府後成立的「幕藩體制」，雖然讓各大名的領地以藩為單位存續，卻也實行了改易轉封與參勤交代等制度，諸如這般集權的「公儀」（公家權力）強化情況，在前近代的日本史中亦屬突出。不過，掌握經濟基礎與軍事力的強大武家政權，最後依然沒有消滅天皇，成為集威權於一身的「國王」，這也是日本統一政權的獨特之處。 第四，在多元文化性這點上，雖然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初期存在許多以儒學或醫學等專業知識出仕大名的中國人，但若檢視中央的織豐政權，卻無法在權力中樞找到如東南亞各國般的外國人傭兵或專業官僚集團，可以推測統治集團當中並沒有顯著的文化多樣性。特別是以好戰尚武聞名的日本，即便日本人會在海外擔任他國的傭兵，他們也不願僱用外國人做為自家的傭兵。統治集團內部高度的文化同質性，是日本與同時期東南亞各國、滿洲政權的相異點，也被認為是後續德川政權得以和平切換至鎖國政策的主因之一。 第五，在宗教層面上，日本不像東南亞，新的統一政權並非藉由伊斯蘭或上座部佛教這樣明確的宗教而達成「正統化」。不過，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活動仍是一個重要的宗教因素，造成了包含大名在內的眾多日本人士改宗，無疑對統一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結果而言，日本的近世政權不僅未以宗教為後盾，甚至如同秀吉和家康彈壓基督教一般，藉由消除可能轉變為敵對勢力的宗教性凝聚，以確保自身政權的正當性。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當時東南亞與東亞的新興政權間雖然有相當程度的共同點，卻也有相異的特徵。不過，這些特徵皆是在國際商業急速擴張、新軍事技術傳入、各種宗教的傳播與衝突等廣域局勢的共同背景下形成。這正是一五七○年代以後東南亞與東亞「商業熱潮」下的產物，也是伴隨「世界貿易誕生」而生的現象。
菲利普二世時代 不論讀者是否樂見，瑞德提到東南亞各國時使用的「絕對主義」一詞，還是讓人聯想到與歐洲的比較問題。一般而言，「絕對主義」指的是近代早期歐洲各王國的強大王權。瑞德在兩大冊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序文裡，就提及了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表示該著作採用了不限於歷史學的種種方法，探討廣域內各地區的關聯性及精彩的多樣性，為他帶來極大的啟發，足見瑞德關注的範圍並不限於東南亞地區。 瑞德在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比較東南亞及歐洲，但他主張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其實更早於起源自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當時東南亞出現眾多兼具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絕對主義式」國家，而東南亞島嶼的重要地區是在貿易熱潮消退後的十七世紀末才臣服於歐洲勢力。這些敘述都可看出瑞德認為在「貿易時代」，東南亞在某方面與歐洲平起平坐。 布勞岱爾書名中的「菲利普二世時代」，是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e II）在位的一五五六年至一五九八年，本書的重點一五七一年也含括其中。如同前述，一五七一年是菲律賓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定期航運的起始之年，菲律賓之名便取自於菲利普二世皇太子時期的名字。對菲利普二世來說，一五七一年是他派遣西班牙艦隊對抗鄂圖曼帝國海軍，與教皇和威尼斯聯軍合作在希臘外海發起勒班陀戰役的那一年。如同第四章所述，鄂圖曼雖在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中敗北，但它並未因此停止向東地中海繼續擴張勢力。然而其後，一五八○年菲利普二世同時繼承了葡萄牙王位，在歐洲除了伊比利半島，荷蘭、西西里與薩丁尼亞島皆為其勢力範圍，歐洲以外則統治了包括美洲大陸、菲律賓、馬六甲、果亞、非洲西岸的安哥拉等地，堪稱一個遼闊的「日不落」帝國。 在西班牙不斷擴張遠方領土的同時，與西班牙對立的各國勢力在十六世紀後半開始逐漸增強。以喀爾文教派為主的荷蘭便在一五六八年起身反抗菲利普二世的天主教化政策，之後演變為長期的獨立戰爭。一五八八年，支持荷蘭的英格蘭海軍在英吉利海峽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如同本書補論所言，在這之前英格蘭的船隻就時常在海上追捕、掠奪西班牙的白銀運輸船，主謀之一的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也因為擁有豐富的海盜經驗，於對抗無敵艦隊的戰役中擔任副司令官。然而不只荷蘭、英格蘭等新教國家，即便是國內宗教對立激烈的法國，也是在抵抗西班牙介入的同時，透過國王改宗走向溫和的天主教統一國家，在這過程中反西班牙聲浪不斷高漲，詳細情形可見本書第五章。由此可知，一五七○年代至十六世紀末的幾十年間，西班牙的領土範圍達到巔峰，可謂是其「黃金時代」，但同時也因各方戰爭造成財政困頓，與新教諸國的對抗也讓西班牙失去海上霸權，國力衰退之象漸現，從美洲大陸流入國內的白銀又流出至其他國家。其後，荷蘭、英格蘭等國設立了東印度公司，歐洲在亞洲的商業活動主角也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變成了荷蘭及英格蘭。 此一時期也是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形成與競爭的時代。近年，西方史學裡「絕對主義」的定義發生變化，比起像國王這類如字面般的絕對權力，傾向更重視維繫君主專制政體的團體（依地區或職能為基礎組成的中間團體）組織，並指出各國皆有相異的多樣特徵。因此必須特別注意，不能因為同樣有「絕對主義」一詞，就過度強調歐洲與東南亞的共通性。瑞德亦指出東西方的差異，「東南亞的絕對主義與同時期的歐洲不同，當新權力向國王集中時，並沒有可以承認社會中其他利害關係人士地位的制度，或者說根本不曾想過要建立那樣的制度」。也就是說，歐洲的王權為對抗貴族階級而與商人聯手，因此必須顧慮其權益，東南亞卻不曾有過這樣的考量。先不論瑞德所提的差異是否具有普遍性，可以確定的是，「絕對主義」，也就是權力集中於君主的政治體制，內部情況其實是相當多元的。 然而，若從宏觀角度來看，此時歐亞大陸東至東南部，以及西至西北部的大洋沿岸區域，確實在同一時代皆出現了權力逐漸集中於君主的現象。而這個權力集中的過程，又與爭奪長途貿易流通的白銀、為了藉軍事行動占據優位而從事的武器改良以及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革命）、大規模戰爭下的財政擴張、刻意利用宗教與意識型態提供王權正當性，以及從打壓到試圖吸納與王權抗衡的宗教等等，在這些結合了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要素的複雜關係下同步進行。誠然，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因素在各地區和時代都會出現，不過這些因素彼此密不可分且相互加乘，即便在國內也引發劇烈變化，這樣的情形則是其他時代較少看到的。換言之，全球性的白銀流通成為觸媒，權力成為槓桿，凝聚大洋沿岸地域的軍事與宗教力量，打造出具有強大向心力的國家。 由此層面來看，以十六世紀白銀大流通的共時性為基礎的歷史分期法，對歐亞大陸東西兩側與美洲大陸的歷史來說，比較有說服力且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也有無法適用此種歷史分期的地區。舉例來說，若將目光放到同時期西亞與南亞常被相提並論的伊斯蘭世界三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薩法維王朝、蒙兀兒帝國，「近世」一詞雖也曾用來論述這些地區的歷史，卻沒有被廣泛接納。這又是為什麼呢？
作者 平山篤子 帝塚大學名譽教授。1951年生，專長為西班牙近代海外發展史。 【主要著作、譯作】 《西班牙帝國與中華帝國的邂逅──十六．十七世紀的馬尼拉》（法政大學出版局，2012） “Convivencia beneficiosa o cohabitacion hostil”Nueva Espana: puerta Americana al Pacifico asiatico（1singlos XVI-XVIII）（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19 胡安．希爾．費南德茲（Juan Gil Fernández），《紳士與武士──16．17世紀的西班牙與日本》（叢書．Universita 693）（擔任翻譯，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與白銀》（YAMAKAWA LECTURES 7）（合譯，山川出版社，2010）
真下裕之 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副教授。1969年生，專長為南亞史。 【主要著作、譯作、論文】 〈蒙兀兒帝國印度的抄本與繪畫〉，小杉泰．林佳世子編《伊斯蘭 書籍的歷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 〈顧特卜沙希王朝的起源相關諸論及其周邊──印度洋西側海域的人口移動諸面向〉《西南亞研究》86（2017） 〈阿布勒法茲（Abu'l-Fazl ibn Mubarak），《阿克巴治則》（Ain-i-Akbari）譯註（7）〉《紀要》（神戶大學文學部）46（合譯，2019）
堀井優 同志大學文學部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文學）。 1965年生，專長為中世紀及近代中東、歐洲關係史。 【主要論文】 〈16世紀鄂圖曼帝國的條約體制之規範結構──以杜布羅夫尼克、威尼斯、法國為例〉《東洋文化》第91號，2011 〈威尼斯人領事眼中的埃及與其周邊──16世紀的商業與行政〉，鈴木董編著《鄂圖曼帝國史諸面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2） 〈近世開羅的歐洲人〉《歐洲文化史研究》第15號，2014 〈16世紀後半．17世紀前半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的條約規範之結構〉，川分圭子、玉木俊明編著《商業與異文化的接觸──中世紀後期至近代歐洲國際商業的誕生與發展》（吉田書店，2017）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Foreigners in Ottoman Cairo, K. Fukasawa, B. J. Kaplan, P.-Y. Beaurepaire (eds.), Religious Interaci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oexistence and Dialogue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 New York, 2017.
薩摩真介 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副教授。 1976年出生，專長為英國近代史、大西洋史。 【主要著作】 Britain and Colonial Maritime War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ilver, Seapower and the Atlantic（Boydell & Brewer, 2013） 《（海盜的）大英帝國──掠奪與交易的四百年史》（講談社選書métier，2018）
「世界貿易」的誕生 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與阿圖洛．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áldez）共同著作的英語論文〈含著『銀湯匙』出生──一五七一年世界貿易的誕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1995），是探討一五七一年世界歷史上全新形勢誕生的著名文章。之所以是一五七一年，因為這一年是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啟航之年。關於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在本書第一章將有詳細的說明。簡而言之，弗林等人主張，馬尼拉大帆船的定期航線完成了連結美洲、亞洲、歐洲、非洲各大陸的常態性海上貿易鏈，所謂「世界貿易」自此展開。當然，在一五七一年之前亦存在不同大陸間的交易活動，然而此時的貿易具備了帶給所有交易對象關鍵性刺激的重要性與持續性，並同時補足了過去始終從缺的「美洲－亞洲太平洋航路」環節，形成連結四大陸的交易網，故可稱為「世界貿易」的誕生。 這種觀點不算新穎。就如弗林等人在論文中引用的近世貿易史權威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所述，他雖然沒有強調一五七一年這樣特定的年分，但早在一九六○年代就已提出同樣的看法。不過，弗林等人的論文之所以在英語圈歷史學界受到重視，是因為該文主張商品流通與白銀流通互為表裡，並認為造成白銀流通的主因在於中國對白銀的需求。 這個嶄新的論點，為此一時期的洲際交易發展帶來了主客易位的全新面向與見解。接下來將稍微偏離這篇論文的主題，先來回顧一下至今對洲際交易發展的普遍性看法。以往說到此時期的洲際交易，總是由哥倫布、達伽馬（Vasco da Gama）等歐洲人前進世界的角度出發，通常被稱為「地理大發現」。後來由於「地理大發現」一詞隱含了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便改以「大航海時代」來指稱此一時期，並指出亞洲物產的豐饒和品質優良如何吸引歐洲人，強調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亞洲各地的經濟力與技術毋寧是凌駕歐洲。而表示歐洲人航海活動的「大航海時代」一詞，亦逐漸為涵蓋多元民族活動的「大貿易時代」取代。不過即便如此，在「歐洲人為尋求亞洲豐富物產而來，加入當地活絡的交易活動」這樣的論述方式背後，敘事主體依舊是歐洲人，受到關注的是歐洲商人想取得生絲、陶瓷的欲望，流入中國的白銀只是歐洲人主體活動下的產物。弗林等人的論文正是想要扭轉這個被默認的觀點。換言之，此論文主張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大量吸納了美洲及日本白銀，引起世界性的白銀流動，這才是造成世界貿易誕生的主因。歐洲商人在此種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不過就是以中盤商的身分活動罷了。 美洲大陸的白銀自十六世紀後半開始流入中國，日本的白銀也在稍早開始大量流入，這些事實早在二戰前就眾所周知，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不過，從「中國的白銀需求」角度切入，扭轉了西方學界對「大航海時代」的一般印象，可謂是此論文的有趣之處。此切入點以「世界貿易」與「白銀的流通」為中心詮釋該時期的世界，與前述第二種重視「共時性」的歷史分期法思考模式相近，卻與華勒斯坦等人以西歐中心支配邊陲地區的「世界體系」架構論述剛好相反。當然，弗林等人並非否定西班牙曾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掠奪結構，但若要追本溯源，此結構也是肇因於白銀流通終點的中國對白銀需求而產生的結果。這樣的主張相當符合近年英語學術圈內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批判潮流，卻也略顯極端。不過當時的中國不斷地大量吸收白銀，物價卻未如同時期的歐洲般明顯上漲（即所謂的物價革命），這是不爭的事實。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真的是白銀流通的終點嗎？弗林等人在論文中以「無底的白銀排水口」來形容中國對白銀的龐大需求。至於為何產生如此龐大的白銀需求，論文中僅提到中國的銅錢品質參差不齊造成白銀較受歡迎，以及一五七○年代前後實施一條鞭法賦稅折銀繳納，除此之外並未多談。有趣的是，查看當時的中國史料，會發現明朝的知識分子也以類似「排水口」的詞彙「尾閭」來形容白銀的流動。「尾閭」指的是位於海底，不斷吸入海水的大洞。該史料記載如下：
貿易熱潮與國家形成 弗林等人論文中所謂「世界貿易誕生」的時期，亦是中國對蒙古開設馬市、解除東南沿海民間出海交易禁令的時期，迄今在朝貢貿易下嚴格的經濟控制逐漸緩和。這個將重心由朝貢貿易轉換至民間貿易的中國新貿易體制，中島樂章稱之為「一五七○年體系」。當時熱烈的商業浪潮，以及因商業利益而引發的激烈抗爭，席捲了東亞和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東南亞歷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東南亞的貿易時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中，將一四五○年至一六八○年定為「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其中又再劃分成幾個區間，一五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六十年則是被稱為「熱潮時期」的高峰期。 瑞德的「貿易時代」論指出，這個在某方面堪稱「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發展時期，不僅是東南亞發生激烈抗爭的時期，也是強盛新興國家的形成時期，這是該論述的亮點之一。他將十六世紀急速成長茁壯的東南亞各王國，包含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西爪哇的萬丹、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望加錫、暹羅的阿育陀耶王朝、緬甸的東吁等等都稱為「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s）。該書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東南亞，但對於思考同時期的其他地區亦提供了一些啟發與見解。以下是筆者從瑞德的論述中整理出來的東南亞各國共通特徵。 第一，這些國家都以海外貿易收入為重要財源。這也是馬六甲等十五世紀連結印度洋與南海貿易圈，做為東西交易樞紐而發展的東南亞港市國家共同特性。不過相較於馬六甲境內並無特產品，十六世紀興起的各國都同時坐擁出口港，又領有得以生產胡椒、香料（萬丹、亞齊）、蘇木、獸皮（暹羅）、米（緬甸、望加錫、暹羅）等出口特產品的廣大腹地。第二，則是新兵器的登場與使用，瑞德稱之為「軍事革命」。這些國家的君主在擴張勢力時紛紛向歐洲壟斷購買操作性能高，威力強大的大砲、槍枝等武器。第三，權力向國王集中。國王掌握上述海外貿易財源，並取得軍事上的優越地位，足以壓制國內貴族及富裕菁英階層，獲得了「絕對主義式」的權力。第四，這些國家都仰賴統治中樞的多元文化性，來支撐集中的權力。國王任用來自各地（歐洲、伊斯蘭文化圈、中國、日本等）具備外交、貿易或軍事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材擔任直屬官僚和軍人，以支持自身權力。第五，王權與宗教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五七○年開始的「熱潮時期」，同時也是東南亞的「宗教革命」（這也是瑞德的用詞）時期。亞齊、望加錫等島嶼區王國都在此時強化了伊斯蘭政權性質，這是由於島嶼區的伊斯蘭地區交易擴大，不但協助鞏固了王權的正統性，也成為對抗葡萄牙勢力的支柱。而在大陸區方面，則是由自古傳承的上座部佛教成為支撐國王正統性的宗教。 這些東南亞國家形成的特徵，若與日本近世國家的形成比較，其間有何異同？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前往京都（上洛），該年一般被視為「統一天下」事業的起始；就這點而言，時間點恰好和弗林等人的「世界貿易誕生」、瑞德「熱潮時期」如出一轍，與東南亞「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和壯大屬於相同時代下產生的現象。 第一，從政權的經濟基礎來看，與東南亞各國相比，日本可說是重視土地更甚於商業。不過，無論是織豐政權還是當時的各大名，都相當重視貿易利益，無不積極推行政策掌控港口城市以保護和管制貿易，並控制生產主要出口品的貴重金屬礦場，如織田與豐臣政權皆直接掌管生野、石見等銀礦山，並將長崎劃為直轄地，努力運用多種手法壓制各大名以壟斷海外貿易利益。 第二，在使用新兵器這點，眾所周知，當時日本迅速將海外傳入的鐵炮國產化，並運用於戰爭。鐵炮在日本的普及度遠遠超越東亞各地，不僅促進了織田與豐臣政權的統一大業，也透過出兵朝鮮推動了朝鮮及中國明朝的兵器改革。 第三，東南亞的「權力向國王集中」現象，也出現在日本的統一過程之中。豐臣政權時期進行了全國的土地丈量，並以石高制為基礎統一向各大名徵收軍役。德川幕府後成立的「幕藩體制」，雖然讓各大名的領地以藩為單位存續，卻也實行了改易轉封與參勤交代等制度，諸如這般集權的「公儀」（公家權力）強化情況，在前近代的日本史中亦屬突出。不過，掌握經濟基礎與軍事力的強大武家政權，最後依然沒有消滅天皇，成為集威權於一身的「國王」，這也是日本統一政權的獨特之處。 第四，在多元文化性這點上，雖然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初期存在許多以儒學或醫學等專業知識出仕大名的中國人，但若檢視中央的織豐政權，卻無法在權力中樞找到如東南亞各國般的外國人傭兵或專業官僚集團，可以推測統治集團當中並沒有顯著的文化多樣性。特別是以好戰尚武聞名的日本，即便日本人會在海外擔任他國的傭兵，他們也不願僱用外國人做為自家的傭兵。統治集團內部高度的文化同質性，是日本與同時期東南亞各國、滿洲政權的相異點，也被認為是後續德川政權得以和平切換至鎖國政策的主因之一。 第五，在宗教層面上，日本不像東南亞，新的統一政權並非藉由伊斯蘭或上座部佛教這樣明確的宗教而達成「正統化」。不過，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活動仍是一個重要的宗教因素，造成了包含大名在內的眾多日本人士改宗，無疑對統一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結果而言，日本的近世政權不僅未以宗教為後盾，甚至如同秀吉和家康彈壓基督教一般，藉由消除可能轉變為敵對勢力的宗教性凝聚，以確保自身政權的正當性。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當時東南亞與東亞的新興政權間雖然有相當程度的共同點，卻也有相異的特徵。不過，這些特徵皆是在國際商業急速擴張、新軍事技術傳入、各種宗教的傳播與衝突等廣域局勢的共同背景下形成。這正是一五七○年代以後東南亞與東亞「商業熱潮」下的產物，也是伴隨「世界貿易誕生」而生的現象。
菲利普二世時代 不論讀者是否樂見，瑞德提到東南亞各國時使用的「絕對主義」一詞，還是讓人聯想到與歐洲的比較問題。一般而言，「絕對主義」指的是近代早期歐洲各王國的強大王權。瑞德在兩大冊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序文裡，就提及了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表示該著作採用了不限於歷史學的種種方法，探討廣域內各地區的關聯性及精彩的多樣性，為他帶來極大的啟發，足見瑞德關注的範圍並不限於東南亞地區。 瑞德在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比較東南亞及歐洲，但他主張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其實更早於起源自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當時東南亞出現眾多兼具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絕對主義式」國家，而東南亞島嶼的重要地區是在貿易熱潮消退後的十七世紀末才臣服於歐洲勢力。這些敘述都可看出瑞德認為在「貿易時代」，東南亞在某方面與歐洲平起平坐。 布勞岱爾書名中的「菲利普二世時代」，是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e II）在位的一五五六年至一五九八年，本書的重點一五七一年也含括其中。如同前述，一五七一年是菲律賓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定期航運的起始之年，菲律賓之名便取自於菲利普二世皇太子時期的名字。對菲利普二世來說，一五七一年是他派遣西班牙艦隊對抗鄂圖曼帝國海軍，與教皇和威尼斯聯軍合作在希臘外海發起勒班陀戰役的那一年。如同第四章所述，鄂圖曼雖在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中敗北，但它並未因此停止向東地中海繼續擴張勢力。然而其後，一五八○年菲利普二世同時繼承了葡萄牙王位，在歐洲除了伊比利半島，荷蘭、西西里與薩丁尼亞島皆為其勢力範圍，歐洲以外則統治了包括美洲大陸、菲律賓、馬六甲、果亞、非洲西岸的安哥拉等地，堪稱一個遼闊的「日不落」帝國。 在西班牙不斷擴張遠方領土的同時，與西班牙對立的各國勢力在十六世紀後半開始逐漸增強。以喀爾文教派為主的荷蘭便在一五六八年起身反抗菲利普二世的天主教化政策，之後演變為長期的獨立戰爭。一五八八年，支持荷蘭的英格蘭海軍在英吉利海峽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如同本書補論所言，在這之前英格蘭的船隻就時常在海上追捕、掠奪西班牙的白銀運輸船，主謀之一的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也因為擁有豐富的海盜經驗，於對抗無敵艦隊的戰役中擔任副司令官。然而不只荷蘭、英格蘭等新教國家，即便是國內宗教對立激烈的法國，也是在抵抗西班牙介入的同時，透過國王改宗走向溫和的天主教統一國家，在這過程中反西班牙聲浪不斷高漲，詳細情形可見本書第五章。由此可知，一五七○年代至十六世紀末的幾十年間，西班牙的領土範圍達到巔峰，可謂是其「黃金時代」，但同時也因各方戰爭造成財政困頓，與新教諸國的對抗也讓西班牙失去海上霸權，國力衰退之象漸現，從美洲大陸流入國內的白銀又流出至其他國家。其後，荷蘭、英格蘭等國設立了東印度公司，歐洲在亞洲的商業活動主角也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變成了荷蘭及英格蘭。 此一時期也是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形成與競爭的時代。近年，西方史學裡「絕對主義」的定義發生變化，比起像國王這類如字面般的絕對權力，傾向更重視維繫君主專制政體的團體（依地區或職能為基礎組成的中間團體）組織，並指出各國皆有相異的多樣特徵。因此必須特別注意，不能因為同樣有「絕對主義」一詞，就過度強調歐洲與東南亞的共通性。瑞德亦指出東西方的差異，「東南亞的絕對主義與同時期的歐洲不同，當新權力向國王集中時，並沒有可以承認社會中其他利害關係人士地位的制度，或者說根本不曾想過要建立那樣的制度」。也就是說，歐洲的王權為對抗貴族階級而與商人聯手，因此必須顧慮其權益，東南亞卻不曾有過這樣的考量。先不論瑞德所提的差異是否具有普遍性，可以確定的是，「絕對主義」，也就是權力集中於君主的政治體制，內部情況其實是相當多元的。 然而，若從宏觀角度來看，此時歐亞大陸東至東南部，以及西至西北部的大洋沿岸區域，確實在同一時代皆出現了權力逐漸集中於君主的現象。而這個權力集中的過程，又與爭奪長途貿易流通的白銀、為了藉軍事行動占據優位而從事的武器改良以及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革命）、大規模戰爭下的財政擴張、刻意利用宗教與意識型態提供王權正當性，以及從打壓到試圖吸納與王權抗衡的宗教等等，在這些結合了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要素的複雜關係下同步進行。誠然，國際貿易、戰爭及宗教因素在各地區和時代都會出現，不過這些因素彼此密不可分且相互加乘，即便在國內也引發劇烈變化，這樣的情形則是其他時代較少看到的。換言之，全球性的白銀流通成為觸媒，權力成為槓桿，凝聚大洋沿岸地域的軍事與宗教力量，打造出具有強大向心力的國家。 由此層面來看，以十六世紀白銀大流通的共時性為基礎的歷史分期法，對歐亞大陸東西兩側與美洲大陸的歷史來說，比較有說服力且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也有無法適用此種歷史分期的地區。舉例來說，若將目光放到同時期西亞與南亞常被相提並論的伊斯蘭世界三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薩法維王朝、蒙兀兒帝國，「近世」一詞雖也曾用來論述這些地區的歷史，卻沒有被廣泛接納。這又是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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