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美利堅帝國大夢
Prelude: American Dream of Empire
試圖建構帝國的美國
冷戰終結與站在巔峰上的霸權 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翌日，就在紐約曼哈頓兩棟高聳之世界貿易大樓瞬間崩解於漫天煙塵之際，法國《世界報》（Le Monde）頭版以斗大標題寫著：Nous sommes tous américains!（現在我們都是美國人了）；於此同時，數以百計法國民眾自發聚集在巴黎聖母院前面，齊聲高唱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場面堪稱十足熱情感人，其後不到一個星期，法國總統席哈克且成為第一個拜訪華府與紐約，幫美國加油打氣的外國元首。要知道，此種情景絕不常見，畢竟追求獨立自主的戴高樂主義（Gaullism）自二戰結束以來便是巴黎外交政策主流，例如，法國除了在一九六○年不顧美國反對試爆原子彈，一九六六年更宣布退出華府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直到四十三年後的二○○九年才決定重返，雙方關係敏感可見一斑，也讓此際及時送暖別具象徵意義。
為反制前述攻擊，美國首先在二○○一年十月七日，以塔利班政權涉嫌藏匿前述恐怖攻擊主謀賓拉登為由，以「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做為行動代號，聯合英國與當地反政府的北方聯盟共同發動阿富汗戰爭，接著在小布希總統於翌年一月將伊拉克、伊朗與北韓列入所謂「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之後，隨即以海珊政權支持恐怖主義並涉嫌藏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揮兵波斯灣，即便包括法國總統席哈克在內之多數主要國家領袖都公開表態反對，甚至引爆了從巴黎、雪梨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超過六十個國家連線參與之全球反戰示威浪潮，致使華府無法在開戰前取得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授權，美國仍在二○○三年三月二十日聯合英國與澳洲發動攻擊，並於短短六週之後的五月一日，由小布希在加州外海意氣風發登上林肯號航空母艦，正式宣告這場衝突之主要戰鬥已然結束。
可以這麼說，儘管繼一九七○年代的越戰之後，「九一一」恐怖攻擊再度為美國帶來強大視覺衝擊與心靈創傷（畢竟這是其國土與首善之區第一次遭遇外部攻擊），面對距離本土近七千公里之伊拉克，相較一九九○年的波灣戰爭共有三十餘國熱情應援，此刻美國雖然看似猶如剛愎自用之孤家寡人，且巴格達政權在戰前號稱擁有睥睨中東之百萬雄師，最終美國仍舊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敵人並成功活捉海珊之舉，無疑將其推上某種權力歷史巔峰，並讓許多人開始將華府比擬為「新羅馬」（New Rome）。
自此，所謂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往往被認為具備明顯「單邊主義」特徵，其被認為等同某種「先發制人且可自由裁量之戰爭學說」的內涵，自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新基石，至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當中可以無視國際輿論頂風而行之強大能量，更促使一些人關注此種態勢為華府帶來之戰略機遇，例如庫斯（James Kurth）後來雖坦承「美國世紀」已於二○二○年告終，此時仍然曾經以高度樂觀角度，主張華府應當乘勝追擊在全世界推動「美國化」政策，尤其藉此調整與歐洲的關係（雙方在後冷戰時期隱約呈現進行整合競賽態勢），設法吸納後者成為「大美國協」（American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事實是，由於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所「創造」出來的敵人蘇聯正式於一九九一年壽終正寢，在拜登（Joe Biden）總統於二○二一年任內首份戰略報告書《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公開指稱北京為「唯一能夠潛在結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權勢，對一個穩定和開放國際體系發動持續挑戰之競爭者」之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一九九九年所稱「如今美國就像是一個跨坐在地球上的巨人，主宰著商業、貿易與運輸等領域，不但其經濟乃世界上最成功的，軍事力量也無人能及」之描述，確為某種時局共識。正如美國在冷戰時期曾經建立起來的全球性同盟網，除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其他基本上都屬於「不對稱雙邊同盟」或以華府馬首是瞻的「軸輻式多邊框架」，難怪卡特（Jimmy Carter）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直言，美國堪稱是「第一個、最後一個，也是唯一曾經存在過的全球超強」，特別在蘇聯及其附庸政權紛紛瓦解之後，美國作為唯一在全球各地部署軍隊並有能力在任何地方執行決定性行動的國家，這個世界頓時成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口中的「單極多邊」（uni-multipolar system）體系，似乎完全順理成章而且看來確然無疑。
新帝國論氛圍及其躁動 儘管已屆八十高齡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試圖憑藉其豐厚學術素養與實務經驗，在二○○二年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人注意大國興衰之歷史教訓，「無論美國覺得自己有多麼無私，只要繼續堅持霸權地位，終究會讓其他國家嘗試聯合起來，讓美國陷入孤立並耗盡國力，……通往帝國的道路往往導致衰敗，……至於蓄意追求霸權主義的結果，終將使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價值毀於一旦」；顯然，至少對於此刻正興奮迎接「獨強」地位的多數菁英來說，或許此種想法並非主流。
例如，至少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正式瓦解與一九九二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結束後，美國外交政策客觀上確實迎來一個「可任由其選擇發揮的階段」，為因應全新之後冷戰時代的來臨，時任國防部長的錢尼（Dick Cheney）帶領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和李比（I. Lewis Libby）等團隊成員共同起草了一份《防務計劃指導》（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這份四十六頁的戰略建議文件，其核心目的在試圖鞏固美國「新」的單極地位，並為布希政府在未來五年內耗費十二億美元維持全球一百六十萬名基地人員運作提供正當性基礎，報告開宗明義指出，除了主要目標放在遏制可能之核子擴散，將德國與日本整合進以美國為中心之集體安全體系並作為某種「民主和平區」（democratic zone of peace）亦至關重要，總而言之，作為當下唯一之主宰性軍事強權，該份文件強烈建議美國政府應該趁勢建立並維持一個足以嚇阻所有未來競爭者之安全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伊肯伯理（G. John Ikenberry）認定，美國過去的力量主要用於創造而非顛覆世界秩序，且直到一九九○年代為止，美國確實成功締造並維持了一個空前的國際秩序，貝慈（Richard Betts）仍然試圖指出某種轉變之浮現，亦即相較冷戰時期美國將戰略目標主要放在「圍堵」假想敵蘇聯身上，後冷戰時期則轉而以「改造」全球結構作為外交政策推力，進言之，冷戰核心乃是防衛西方，後冷戰則期望透過將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延伸到世界各地來維持其優勢。
據此，一度居於主流並由華爾茲（Kenneth Waltz）主導的「兩極穩定論」自然開始受到挑戰，例如克勞特默（Charles Krauthammer）早在蘇聯崩解前夕便明確倡議，「美國的目標應是驅使世界從正在來臨的多極未來，轉向一個性質上全新的結果，也就是一個單極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乃是由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共同組成之超級強權」，沃爾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隨後主張，蘇聯解體非但讓世界權力結構發生根本變化，作為僅存之超級大國，「美國在世界政治結構中的權力優勢堪稱史無前例，沒有任何單一大國或大國集團能夠單獨與其進行全球抗衡」，其結果帶來了現代國際關係史從未有過之「在單極力量主導下的穩定與和平」，展望未來，只要美國的力量持續突出強大，由它主導之國際秩序也將愈發穩定和平。
或許為貫徹前述單極主導性，美國國會首先在一九九九年拒絕批准聯合國大會三年前通過之《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接著，白宮於二○○一年十二月再度單方面宣布退出在一九七二年與蘇聯簽署之《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這也是美國首度退出一項重要的國際軍備條約，於此同時亦決定加快研制和部署「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並於二○○二年第二度發布《核子動態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提出更為主動積極之新的「三位一體」（nuclear triad）設想，一方面公開將俄羅斯、中國、北韓、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和利比亞列入可能實施核子打擊的潛在對象，小布希在同年六月於西點軍校演講中提出的「先發制人戰略」（Preemptive Strategy）尤其引發關注，他宣稱為了因應諸多意料之外的突發威脅，美國必須「做好必要時採取先發制人行動，以捍衛我們的自由和保護我們生命之充分準備」，隨後並將此一原則列入該年九月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當中，這意味著美國開始扭轉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推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遏制威懾」（containing deterrence）原則，特別是針對當前主要恐怖主義活躍地區以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事實上，就在前述報告公布翌月，美國國會正式授權白宮可對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小布希政府亦隨即據此向海珊發出最後通牒，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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