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1
第一章 歐亞史的再思考
「蒙古時代」精神籠罩世界
無論如何，最能讓我們了解到世界史中游牧民角色的，非十三、十四世紀的大蒙古及其時代莫屬。因為蒙古大大改變了世界史。並且，作為其結果，蒙古時代是歐亞世界史中極為罕見的，使覆蓋在歐亞中央地帶上的那片「史料不足」的薄霧被澈底拭去，是在史料上歐亞各地幾可均等兼顧的時代。這兩項有關事實與史料的理由是不容忽視的。
十三、十四世紀的歐亞及北非各地，由於以蒙古為中心緩緩地連結起來，而必然地處於同一時代下。各地區間縱使未直接受蒙古支配，也在各個層面發生了接觸與交流。這個世界因西歐列強而成為一個整體，事實上是始於十九世紀。可是，早在六世紀以前，雖非全球規模，歐亞和北非早就一度成為一體。在思考何謂世界史之際，若是追尋這個時代的史料與史實，便會因專注於這些無法回避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現象而躊躇不前。
尤其受到注目者，是蒙古時代的後期，歐亞與北非全境圍繞著轉型為陸海大帝國的蒙古，為世界史前所未有的偌大東西交流與經濟、文化活絡狀況所包覆的史實。「資本主義」、「重商主義」，或是以「銀本位制」為背景之「紙幣政策」的全面展開等，這些早於近代的經濟樣貌在蒙古政府的主導下已經出現。在蒙古的主導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用說，甚至宗教、藝術、科學、技術、知識、資訊、生活方式等，各式各樣的文化或文明皆廣泛地傳播到歐亞或北非各地，甚至誕生了超越區域框架的「時代精神」。在這段時期還有一部堪稱名實相符的世界史，就是以波斯文寫成的《史集》，也以國家編纂的形式出現。
其實，我們稱作「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西歐文明的大幅轉向，也是在蒙古時代下展開的。而且，常常被認為是「世界史」孤兒的日本列島，亦受到蒙古時代的濃烈氣息影響，有了大幅的轉向。例如，日本傳統文化中重要的能劇或是茶道、水墨畫、小笠原流禮法、建造書院等，皆是從蒙古統治下的大陸引進的。
在與近現代的比較中意義較深的，是蒙古帝國統治下形式統一的施令公文，包含行政公文、特許狀、外交公文等多樣形式的系統都被創造出來，同時負責製作與歐亞各地語言完全對譯之公文的多語言翻譯機關也整頓完成。這些確立於蒙古時代的行政體系，在後蒙古時期的明、清、朝鮮王朝、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國家或時代，即便形態有若干改變，基本上仍依樣畫葫蘆地被承襲下來。也就是說，在十三世紀後的至少四、五個世紀間，俄羅斯、安那托利亞以東的歐亞全境，極有可能是籠罩在一套相似的行政系統下。其實，我們在外交體系中也可看到同樣現象，而未必只在前述《西發里亞和約》以降的近代歐洲。
綜觀世界史，蒙古時代可說是一個極大的分水嶺。以游牧民為主要原動力來展開的歐亞世界史，在蒙古時代達於頂點。另一方面，不只是陸上，蒙古帝國本身也具備海上帝國的一面，在推動了海上通路的系統化後，這個陸上國家也開始不再只限於陸上發展，而緩緩地揭開了「海洋時代」的序幕。所謂的「大航海時代」，若不以蒙古時代為前提，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並且，在蒙古世界帝國後現身登場的清朝、蒙兀兒王朝、鄂圖曼王朝，甚至包括俄羅斯帝國在內，它們的國情雖各有不同，但都被注意到與游牧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縱使是在西歐列強開始割據世界的時代裡，游牧民的身影也不曾在世界史中完全消失。
其實，若要透過歷史觀照成立於歐亞與北非的大型國家，要統計出與游牧民無關者，可能遠比要算出有關者要來得快。在火器與工業力量決定戰爭或國家命運的近現代以前，富有集團性與機動性，優於騎射的游牧戰士們，就是最優秀的軍人及軍隊。並且，游牧民的角色當然不只限於軍事或政治，在交通、物流、傳播等面向上，他們以「面」展開活動，而不是只有「點」。作為「相繫者」，他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歐亞與北非世界的動力因游牧民而串連起來，一同感受、體驗歷史形塑和歷史變動而走向近現代。
總上所述，游牧國家的傳統在歐亞中央區域儼然持續了兩千多年。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及政權間存在著共通體系，這體系也頻繁地被帶進歐亞東西南北的各個地區。一直到十九世紀，「歐亞國家」的跨域權力之形成，除非例外，否則必定與游牧國家有關。
內文試閱2
第二章 文物與文學照亮大蒙古
一、元代並非「文化蒙昧時代」
關注元代的眼光正在改變
對於蒙古作為超廣域世界帝國的一部分來支配，面積超過現在中華地區全境的亞洲東方的時代，若以傳統中國方式來稱之，則為元代中國的時代，對此我們該如何看待？有關這個提問，有許多的立場、看法或是觀點，因人而異。直到稍早之前，元代的中國，換句話說就是蒙古統治下的中華地區，都被視作是文化蒙昧或受到壓抑的時代。藝術也好、文學也好，人們總說，所有中華傳統的文化和精華，其健全的成長和發展、成熟，皆在「異民族」、「征服者」蒙古的統治下受到壓抑和扭曲。或者，毋寧說將統治者蒙古視作文化程度低劣的「野蠻人」，或是極度凶暴的「惡政者」，乃一常識。
這可說是一種單純又簡單，「自以為是」、「深信不疑」的態度。相較於事實還多了幾分主觀和情緒的這個想法，近年來大致開始被迫進行修正。一個原因是，對於多達二十多國語文的原典史料，最近總算有了相當程度的掌握，過去總以負面形象被談論的蒙古以及其統治的實際狀態，在以詳細事實為根據的檢證下，有了更貼近真實的理解。與此同時，有關蒙古統治下的社會或文化樣態，也開始從根本史料起步，針對「真正存在的史實」進行著踏實的追究和探討。過去那種沒有根據就不由分說地以「深信不疑」的態度來擅自斷定，以情緒或先入為主觀念來評論的態度，已經很大程度地銷聲匿跡。這些在歷史研究上本就應為的態度，可以說終於開始被視為理所當然了。
這一個重新檢視的工作，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宗教、學術、科技等領域展開，其浪潮甚至波及藝術、建築、工藝等。作為背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轉向改革開放，此外還伴隨著近年世界所謂的「無邊界化」，我們終於可以親往親見收藏在世界各地的相關原典史料或文物、藝術作品，甚至是遺跡，將之置於手上鑑賞，甚至在當地進行各種探討、分析。總之，就是能夠細緻地觀察「實物」與「真貨」，且大量地瀏覽、觀賞。這在所有事物來說大概皆是相同的，特別是有關元代中國的事物，由於無論質或量過去皆是「負面要素」先行，因此近年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大。
總而言之，有關元代中國的看法和評價，可以說正迅速地起了變化。無論日本、中國還是歐美各學界，都是如此。不只如此，能夠注意到的還有，在歐美學者中，出現了一種將這個時代自由開闊且富於理性的社會風潮與文化狀態命名為「蒙古自由主義」，並有給予極高評價的意向。這種看法與過去完全相反。究竟何者正確或是皆屬正確？還是皆屬錯誤呢？其正確與否姑且不談，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和過去大大不同的認知，仍然混同著過去的看法，在多樣的振幅下擺盪。
因此，本書在此試圖依據這樣一個正在改變的狀況，針對在觀察元代中國及其文化或藝術的前提下，對作為重點的歷史背景或時代環境，甚至是其文化概況嘗試進行大致的描繪，作為重新檢視這個時代的小小憑藉。
蒙古帝國與大元汗國─—歐亞大交流的時代
首先，就讓我們來回顧當時從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歷史概況吧。
十三世紀初，在之後命名為蒙古高原的這片內陸草原的角落，一支名為蒙古的游牧民聯合體幾近突然地誕生了。這是一切的開端。
這個名為「大蒙古國」的新興國家，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在歐亞東西側急速地擴張。首先是滿初利亞（Manchuria，即過去被稱為「滿洲」的地區）控制中國北方的女真族王朝即金帝國被其打倒；接著，在中亞到中東一帶稱霸的突厥系伊斯蘭王朝即花剌子模沙王朝（Khwārazm Shāh）也被打倒。成吉思汗於一二二七年逝世，但其橫跨東西大版圖的帝國形狀，可以說從這個時候便已經開始萌芽了。
之後相繼進行的對外征伐，由成吉思汗的兒子們繼承下來。到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已成為一個東起朝鮮半島、日本海，西及俄羅斯、烏克蘭、安那托利亞高原、伊朗、伊拉克的大帝國。在這個時間點上，蒙古已經達成了史上最大版圖，成為一個涵蓋各色人種的多種族混合國家，而且其發展並未就此止步。這個帝國，歷經了成吉思汗孫子輩的忽必烈，歷時五年的帝位繼承之戰（一二六○年至一二六四年），成為代表全蒙古的大可汗，進入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具體而言，就是忽必烈於一二七六年以幾乎毫無損傷的方式，接收了一直以來由南宋王朝控制了約一百六十年的江南（即長江以南之地），這個轉折其實給中華及世界帶來了極大變化。
首先，這個轉折在中華地區實現了南北的再統合。從姑且算是中華一統時代的唐朝覆亡（九○七年）後開始算起，或是回溯到三世紀半前，唐朝發生了使其喪失實質統一狀態的安史之亂（七五五至七六三年）算起的話，南北統合的局面竟已睽違五百年之久。而且，不單只是南北統合，儘管有直接或間接之別，連雲南、大理、貴州（貴州地方在蒙古語中音讀「奇頭叩爾」即鬼國之意，到了明代美化為同音異字的「貴」），甚至是西藏也從這個時候開始進入「中國」圈內。這是自唐朝到蒙古這漫長歲月間，當中那些中華名稱為遼、五代、北宋、金、南宋、西夏等反覆並立、興亡、分裂、多極化及縮小的「中國」，與之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其面積之廣乃前所未有。也就是說，一條邁向嶄新和巨大中華的道路在此開啟了。
並且，最重要的莫過於忽必烈在蒙古全境中親自領有的亞洲東方，自過去以來以戈壁以北的外蒙草原為根據地的體制中，將內蒙草原及華北作為新的「國之根基」，推動接合草原世界與農耕世界的新型國家建設，一直以來推動了歐亞世界史的兩道洪流在此匯集，貫穿歷史的基本結構自此從根本上產生了巨大的改變。順帶一提，在明代、清代以及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幾乎皆是首都的北京，其前身即此時作為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都，是耗時二十餘年營造的大都。其實，天津的前身直沽，甚至是上海，也都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嶄露頭角。
要言之，現在我們所認知理解的「中國」這片大疆域，乃源自於明清兩代前，即忽必烈以後的元代。透過蒙古與忽必烈這兩個階段，中國發生了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巨大轉型。這個變化的意義之大，多次強調也不為過。因為「中國」的範圍從根底上發生了改變。
回頭來看，名實相符的「小中國」北宋，或是甚至只有其一半的南宋也自不待言，就連非漢族王朝，但也兼具許多中華要素的多種族國家如遼、金、西夏等，不論在氣度或是內涵上，皆必須注意到與蒙古時代是完全不同的。與此同時，若要談論這個重生為「大中國」的「中國」，我們仍不能忘記，她雖然繼承了長久以來在這片大地開展的多樣歷史、地域、社會、文化，並將之吸納進來，但仍可說是處於初生的模糊狀態，大致仍在混沌之中。
另一方面，世界又是如何呢？忽必烈在取得淮河以南的中國南方，以及南宋這個國家及社會體制後，以此為起點，開始向海洋進發。出現在草原世界的游牧民國家，在成為一個混合了多種族的混血陸上世界帝國後，又吸收了中華世界，甚至摸索了通往海上帝國的道路。對日本進行的兩次征伐，東南亞各地派遣的海洋軍隊，也可歸於此一脈絡。在軍事進攻方面的海洋發展，未必是成功的。不過，忽必烈政權擁有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艦隊，展開了以穆斯林商人為主軸的國際通商，並在自由經濟政策之下，陸續與東南亞及印度次大陸各國締結了友好關係。到一二八七年，這些工作便已完成。筆者無法理解，這一點為何在過去幾乎都被抹殺掉。如此，十三世紀末，從東海經印度洋到中東的海上通路整體，便在和平狀態下掌握於蒙古手中。人類史上首次圍繞著歐亞陸海循環的交通網遂就此形成了。
與這樣的動向並進，蒙古帝國或許因為巨大化的必然結果，本身也被迫要面臨轉型。既如前述，肇因於帝位繼承戰爭，蒙古以繼承大可汗之位的忽必烈及其血統直接統率的宗主國「大元汗國」為中心，分立為西北歐亞的欽察汗國（通稱金帳汗國，或克普恰克汗國），中東一帶的旭烈兀汗國（通稱伊兒汗國），中亞的察合臺汗國等規模夠格稱作帝國的蒙古國家，變身成為一個整體而言鬆散又多元複合的蒙古世界聯邦。此外，蒙古也因為自身的多極化，使得過去那般令人驚異的軍事擴張浪潮逐漸消退，反而以控制了擁有當時世界最多人口和最高經濟力之中華地區的大元汗國為推進力，整體轉換到以國際協調和經濟優先為主的和平路線。如此，到了十四世紀，人與物資的東西大交流使用了上述那個蒙古以政府資金來維持的歐亞循環路徑而有所進展，出現了一個史上空前的以蒙古為中心，歐亞及北非各地鬆散卻合而為一的局面。
至此為止，人類的歷史終於具有了一個不是部分歷史之間的拚貼湊合，而是一個形象完整的整體，即便它仍有些模糊。具體來說，世界史從這裡開始清楚地走上了一條名實相符的世界史道路。
蒙古帝國和大元汗國的雙重結構，然後是歐亞大交流的時代，這便是當時圍繞著元代中國的大時代情境。
圍繞著元代中國的兩種角度
那麼，中國史上一般以「元朝」為名的這個政權，如前所述乃指「大元汗國」，其正式名稱為Dai-ön Yeke Mongqol Ulus，也就是在成吉思汗以來的固有國名「大蒙古國」上，再新加上「大元」一詞。
所謂「大元」，是取自中國經書之一《易經》中的「大哉乾元」。所謂「乾元」，意指「宇宙、萬物之源」。從中可以窺見忽必烈在蒙古帝國的架構之上，將親手實現再統合的「中國」置於新國家主軸位置的想法。其目標在於同時承繼以蒙古為頂點的游牧國家傳統，以及歷代中華王朝所累積下來的遺產，集兩者成萬物「大元」之國家。這既非純粹的蒙古國家，亦非原來的中華王朝。就這點來說，本書在此希望盡可能地避免使用「元朝」這個因襲古老中華王朝史觀，離真實既遠又易生誤解的通稱。
以上所述姑且擱下不談，大元汗國一方面是跨國性的超大「世界聯邦」宗主國之蒙古國家，另一方面又確實是睽違已久的統一中華政權的這個雙重性，毫無疑問是通觀元代中國時的重點。
例如，若從歷史研究的面向來思索元代中國的話，將會有兩個較大的角度。一個當然是自中國史脈絡來掌握的角度。因為這個角度固定在中國這個地點來追尋「時光」流動，所以能夠說是一個注視歷史「縱軸」的角度。如此一來，有關元代的事物，在中國史整體之中不管怎麼看都容易作「奇怪」、「變異」、「特殊」等理解，而且這裡被提起的話題，也容易傾向傳統與斷絕、持續與新奇的這些對照面上。
另一個是將之作為世界史上的重要時代，或是劃時代掌握的立場。既如所述，人類的歷史到了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首次具有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實質。就歷史研究而言，是一個姑且固定了十三、十四世紀的時間幅度，環顧歐亞與北非全境的角度。近年，特別是日本所提倡的「蒙古時代」這個發想，便屬此類，可與「大航海時代」、「帝國主義時代」等世界史上的特定時代並列。或許可以稱之為超越了歷史的共時性，或是地域、文明框架來編織「橫軸」的研究。
這兩個角度，各自不同又彼此相關。人類在現實中的動態，以及他們所創造的歷史，本來就是沒有障礙的。這個時代更是如此，有各式人物、物資、思考、技術、文化以歐亞規模來移動、往來，是一個真正沒有邊界的時代。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言以蔽之，中國史與世界史是疊印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元代中國是中國史上轉型為「大中國」的開創性時代，是過去那些複雜而多樣的步伐或要素，相互繽紛交融、並存的「燕麥粥狀態」。另一方面，它又是名為蒙古時代的這個「世界史時代」的一部分，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中國」以外其他世界的人或物的流入與刺激當然是不斷且廣泛的。誠然，受到影響或刺激的不只是「中國」，反之「中國」也對其他世界造成了許多影響或刺激。所謂的文化接觸，本來就不是單向的，而是交互的現象。
換句話說，在涉及元代中國的事物之中，有不少是「中國」與「世界」的要素彼此糾合，當然也有些時候是只以「中國」架構便可解釋的。不過，若是太過深信只有「中國」這個架構，將造成偏頗及遺漏。有一些現象是乍見之下似乎可單以「中國」來解釋概括，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尤其是在談文化或藝術的時候。叫人吃驚的是，毋寧說當我們在眺望這個時代的「世界」時，中華、中亞及中東，然後是進入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皆超乎意料地顯示了文化或藝術的「共鳴現象」。此一「共鳴現象」所及之處，大自「時代的偏好」，小至每一件藝術作品。在蒙古時代，歐亞世界的交流的確良好，「中國」也完全不在例外。
將元代中國定位在中國史及世界史之間，是否適合呢？有關看待元代中國之視線的趣味及難處，部分便來自於這個「之間」的定位。
瀏覽器，→並以Chrome開啟我的電子書櫃後，點選『線上閱讀』，即可閱讀您已購買的電子書。建議使用 Chrome、Microsoft Edge有較佳的線上瀏覽效果。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