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們這些其他的，維多利亞人
常久以來，我們過去有可能承受著，而今日仍然可能忍受著，一個維多利亞式的體制。女皇般一本正經的女人在我們的性徽章上顯現其形象，她節制保留、默不作聲、虛偽作假。
人們說，在17世紀初期，某種坦率真誠仍行得通。實作上不會保持祕密；話語說出來時也沒有過度的遲疑，而事情也不需要太多的偽裝；和不正當的事物之間，人們過去有一種帶著容忍的熟悉感。如果和19世紀相比，有關什麼是粗俗、猥褻、下流的規約（codes）那時寬鬆得多。直接的手勢、沒有羞恥的話語、明白可見的逾越、身體形態外露並輕易地混合、無羞耻小孩在成人的笑聲間俳佪流轉，沒有顧忌也不造成醜聞：身體「展示著自身」(faisaient la roue)。
跟在這光天化日之後的，乃是一段快速落下的黃昏，終至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的單調暗夜。性於是被細心地隱藏起來。它搬進住家。以夫婦為主體的家庭將之沒收。並且將它完全吸收於生殖的嚴肅功能之中。和性相關的事物，人們保持緘默。合法且負有生育大任的夫婦立下法則。他們強勢地成為模範，強調正常（la norme），手握著真理，持有說話的權利但為自己保留著祕密原則。在社會空間中，就像在每座房屋的核心，只有一個地方是受承認隸屬於性，但那是具實用性及孕育性的：父母親的房間。剩下的就只有隱沒一途；姿態禮儀使得身體迴避，詞語端莊則使話語蒼白。如果說無生育堅持出現並且顯得太拋頭露面，它轉向成為非正常（(l’anormal）；它將會有這樣地位並且會付出代價。
沒有受到生殖安排或轉化（ordonné ou transfiguré）的事物不再有居所及合法性（ni feu ni loi）。也不再有言說。它被逐出、否定及化為沉默。不只這個（ça）不存在，這個也不應該存在，而且一旦它有一點顯現的時候，人們便使它消失——不論那是行為或言語。比如說兒童，我們知道他們沒有性：這是禁制他們的理由，防止他們談論它的理由，只要他們有點顯露這點的時候，這理由也使人閉上眼睛及堵住耳朵，並且強勢地加上普遍及紮實的沉默。這便是壓抑（répression）的特質，並使它有別於各種禁制（interdits），後者是單純的刑法所維持的：它的作用的確是使其消失的譴責，但也是保持沉默的命令、對於不存在的肯定，而且，隨之而來的，也是所有這些都沒有什麼可說的、可看的、可知道的觀察。我們的布爾喬亞社會便是以此跛足的邏輯，推行其虛偽。但它也被迫作出一些讓步。如果真的必須為不合法的性保留位置，那麼就讓它們去別的地方喧囂；在那裡我們如果不能將它們重新置入於生產的循環中，至少要能將其置入於利益的循環中。妓院和療養院將是這些受寬容的地方：妓女、恩客及皮條客，精神醫師及他的歇斯底里患者——史蒂芬．馬庫斯（Stephen Marcus）會將稱之為「其他的維多利亞人」（autres victorians）的這些人——他們似乎偷偷地將不能被說出的快感流通於受到計算的事物類屬之中；字詞、手勢，悄悄地以受容忍的方式，在那兒以高價交換著。只有在那裡，野蠻且未受馴服的性才得到以真實形式存在的權利，但仍是受到良好地隔離，其論述類型是暗中進行的、受圈圍的、暗碼化的。現代清教徒主義在各處都強勢地加上其三重教諭，也就是禁制、不存在及裝聾作啞。
在這漫長的兩個世紀中，性的歷史可能首先應被解讀為持續增長的壓抑的編年史，而我們是否已由其中獲得解放呢？人們再次和我們說，還很少呢。透過弗洛依德（Freud），也許。但那是透過何等的小心，以何等的醫學謹慎、科學上的無害保證及預防措施，才不會害怕有「外溢」效應，維持一切於一個最安全和最能保密的地方，即介於躺椅和論述之間：這仍是一張床上可帶來收益的輕聲細語。但有可能是別種狀況嗎？人們向我們解釋說，如果說自從古典時期（l’âge classique）以來，壓抑即是權力、知識和性之間相連結的根本模式，那要由其中解放必得付出可觀的代價：其中至少有律法的逾越、禁制的解除、言語的爆發，將快感重置於真實之中，以及一整套權力機制的全新經濟（économie）；這是因為，真象（vérité）再怎麼微小地閃耀，都是處於政治的條件之下。這樣的成效，不能期待只是來自於一種單純的醫療實踐，或是一套理論性論述，即使它是嚴謹的。如此，人們揭發了弗洛依德的因循守舊，精神分析的正常化功能，萊希（Reich）巨大激越之下如此多的膽怯，以及性「科學」所確保的所有整合功效或性學（sexologie）有點可疑的實踐。
這套性的現代壓抑論述仍然穩定站立。無疑這是因為它是容易持有的。一個歷史和政治的嚴肅保障在保護著它；使得壓抑的時代誔生於17世紀，之前有數百年光天化日下的存在及自由表達，這便讓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以相互符合：它將和布爾喬亞的秩序成為一體。性和它所受刁難的小小編年史於是立即換位於生產模式的儀式性歷史中；它的妄自尊大消散開來。實際上，一個解釋原則浮現出來：如果性受到如此嚴格的壓抑，那是因為它和普遍及高強度地將人置入於勞動的狀態不相容；在一個人們以系統性的方式開發勞動力的時代，可以容忍它沉迷於快感嗎，如果那不能使勞動力得以再生產，而且已化約為最小程度的快感？性和其效果也許不易解謎；但如果受到如此的重構，它們的壓抑則相對容易分析。而性的訴求——它的自由之外，也是人們對它的認識，以及談論它的權利——現在以全然的合法性依歸於一個政治訴求的榮耀上：性也同樣地銘刻於未來之中。一個懷疑心重的心智也許會提問，如果要給性的歷史一個如此有地位的教父之時，要持有這麼多的謹慎，這是不是仍帶有古老羞恥心的痕跡：彷彿有需要加上這許多為其增加價值的關連，才能使得這個論述可以被持有或接受。
然而，也許有另一個理由使得將性與權力的關係以壓抑的角度作表述，會如此令人滿意：這一點或可稱之為談論者的好處（bénéfice du locuteur）。如果性是受到壓抑的，也就是說註定是被禁止、不存在和被沉默包圍，那麼單是談論它，及談論它的壓抑的這個舉動，就好像擁有了刻意逾越的樣貌。持有此一語言的人使得自己以某種程度外於權力；他衝撞權力；雖然也許是很少量地，但他也提前參與了未來的自由。由此而來的是今日人們談論性時的這種莊嚴隆重。當19世紀早先的人口學家和精神醫師談到性的時候，曾認為他們必須請求其讀者原諒，因為他們談的主題是這麼卑下及如此地微不足道。而自從數十年來，我們談論它的時候也會不得不特別作點姿態：自覺在挑戰既成秩序，聲調也顯得我們自知具有顛覆性，具有驅離現在及呼喚未來的熱忱，我們想著自己將貢獻於加速未來到臨的步伐。某種反叛、受允諾的自由、處於另一種律則之下的未來時代，很容易進入此一性是受到壓制的論述之中。預言的某些古老傳統功能在此重受啟動。明天，良好的性便會降臨。因為當人們肯認此一壓抑之時，人們便能使得兩者含蓄地共存，而那是因為害怕受到嘲弄或歷史中的辛酸阻止我們之中大部份的人將其並列的：革命與幸福、或是革命與一個不同的身體，更加新穎，更加美麗；或者甚至，革命與快感。以言談反抗諸權力、說出真象並許諾歡愉；將兩者各自與啟迪、解脫及增多的享樂相連；持有一種論述，在其中知識的狂熱、變法的意志及賞心樂事的庭院能相聚首——以上皆支持著我們如此頑強地以壓抑角度談論性；而這也許解釋了為何商品價值不僅被授予所有對它的言談，而且也給予了想要解除此一效果的傾聽。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是唯一的，在其中傾聽個人性隱私的工作者可以收受報酬：彷彿訴說它的興趣和人們期待由其中得到的益處大大地超過了聽取它的可能性，這使得某些人將他們的耳朵出租牟利。
但是比此一經濟學因素更進一步的，而且對我來說是根本的，乃是我們的時代存有一種論述，在其中性、真象的顯現、世界律則的翻轉、另一時代來臨的宣告及對於某種至福的允諾，全都連結在一起。宣教講道（prédication）這個古老的形式，在西方它是如此地熟悉又如此重要，它今天的承載者乃是性。自從數十年來，性的偉大佈道已在我們的社會中流傳——在其中已有它的巧妙神學家及俗眾之聲；它抨擊了過去的教團、揭發各種虛偽、為立即和真實頌揚其權利；它使人夢想另一種城邦。且讓我們想到方濟各會修士。並且也讓我們提問，為何那些曾經長久陪伴革命計畫的高昂激情及宗教情懷，在工業化的西方社會中，至少有一大部份已和性連結在一起。
受壓抑的性此一理念因此不只是個理論問題。性在繁忙事業和喜愛計算的布爾喬亞虛偽年代臣服於前所未有的嚴格奴役，對此一論點的肯定，乃是和一個誇張的論述形成對偶，後者的目的是述說性的真象、修訂它在真實中的經濟、顛覆管制它的律則、改變其未來。對於壓制的陳述和宣教講道的形式乃是互相指涉的；它們相互增強。性並未受到壓抑，或更好的說法是性和權力的關係並不是壓抑，這樣的說法所冒的風險是只成為一個貧瘠而無孕育力的悖論。這將不只是對抗一個已廣被接受的主張。這將是違逆著在底下支持著此一主張的整體論述經濟，以及所有論述「利益」（« intérêts » discursifs）。
就在這一點上，我想要置放一系列歷史分析，眼前的這本書同時是它的導論，也像是首度的鳥瞰：辨識一些有歷史意義的重點，並且寫出某些理論問題的草圖。總結地說，這乃是質問一個作為案例的社會，這社會自從一個世紀以來，喧嚷地抨擊自己的虛偽，以多產的方式談論自己的沉默，堅持細膩地述說它所不說之事，揭發它所運行的權力，並且承諾將由使它得以運作的律則中得到解放。我想作的不只是遍覽這些論述，而且還要檢視承載它們的意志及支持它們的策略企圖。我想要提出的問題並不是：為何我們受到壓抑，而是為何我們會以如此的激情及怨恨，以對抗我們最近的過去、對抗我們的現在及對抗我們本身的方式，述說我們是受到壓抑的？透過怎麼樣的螺旋我們得以肯定性是受到否定的，以明顯的方式展現我們隱藏著它，述說我們對它保持沉默——而這些是以明白道出的詞語來表述，試圖使它以其最裸露的現實被看見，並以其權力及效力的正面性來肯定它？當然下面的提問是正當的，即為何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性和罪孽會被人連結在一起——而且必須去瞭解這個連繫是如何造成的，但又要小心於不要以廣泛和過快的方式說性受到「定罪」——然而也要提問為何今日我們因為在過去將性當作是罪孽而有如此強大的罪惡感？我們對於我們的性有「對不住」之處，而這是透過什麼樣的路徑達到的？而如此成的一個相當獨特的文明，認為自己長久以來，而且今日仍是如此，對於「性」犯有罪過(« péché » contre le sexe)，而這是因為濫用了權力？下面這樣的位移是如何產生的：一方面我們宣稱我們已由將性當作是帶有罪孽這樣觀點中解放了，但又要在自己身上加上一條犯有歷史性大錯的罪名，即是想像性有這樣的罪孽性質，並且由此一信念中展開了災難性的效應？
人們應會和我說，如果今日有這麼多的人肯定有過此一壓抑，這乃是因為它在歷史上是不證自明的。而且如果他們如此大量地談論它並且也談了這麼久，那是因為此一壓抑根深蒂固，有其穩定的根源和理由，而它以這麼嚴格的方式壓制在性之上，只是一次的揭發不足以使人由其中解放：這只能是個長程的工作。它需時長久，正是因為權力的特質——特別是那種在我們的社會中運作的權力——便是具壓抑性質的，並且會特別注意於壓制無用的能量、具強度的快感和不符規律的行為。因此，要由此壓抑性質的權力中獲得解放，其效應會慢慢地顯現；自由地談論性，並以其真實來接納它，此一舉動和距今千年以來的歷史是如此地正面抵觸，並且還和權力內在的機制如此地敵對，它在獲得成功之前，不得不長期原地踏步。
我會將之命名為「壓抑假說」（hypothèse répressive），然而，針對它，可以提出三個可觀的質疑。第一個質疑：性壓抑是否的確是個歷史上的明確事實？由初始觀察可以看出的——因而允許形成可作為出發點的假設——是否是由17世紀開始，便有一性壓抑體制的劇烈化，或者也許是它的建制化？這是一個特屬於歷史的問題。第二個質疑：權力的機制，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中運作的權力機制，它根本上的確是屬於壓抑類型的？禁制、檢查、否認是否便是權力施行的普遍形式，而也許在所有的社會中是如此，但是在我們的社會中一定如此？這是個既屬於歷史又具理論性的問題。最後，第三個質疑：對抗壓抑而起的批判論述，是在阻擋至此未受爭議的權力機制途徑，或是它本身也是同一歷史網絡的一部份，即使它是以將之稱為「壓抑」而告發的（並且無疑是將其喬裝歪曲的）？壓抑的時代和壓抑的批判分析，它們之間真的存有歷史性的斷裂嗎？這是個同時是歷史性和政治性的問題。在導入這三個質疑之時，這裡涉及的不是只有作出相對應的假說，與前說對稱但相反；這裡涉及的不是要說：在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社會中，性遠遠不是受到壓抑，而是受益於一個持續自由的體制；這裡涉及的不是要說：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裡，權力比較是寬容而不是壓抑，人們對壓抑所作的批判表面上有斷裂之象，它仍是比它自己更古老的程序中的一部份，而且根據解讀此一程序的特定方向，它顯得像是一段禁制軟化的新插曲，或像是權力的一種更狡猾及更隠微形式。
我想要質疑壓抑假說，其目的比較不是要顯示它是錯的，而是要將其重置於一個性論述的普遍經濟中，由17世紀開始，它即存在於現代社會。為何人們談論性，而人們又說了些什麼？在對它談論中，引入了什麼樣的權力效應？在這些論述、權力效應和被它們所投注的快感之間，存有什麼樣的關連？由此出發，形成了什麼樣的知識？簡言之，這裡涉及的是以其運作方式及存在理由，決定權力—知識—快感的體制（régime de pouvoir-savoir-plaisir），而這體制支持著我們社會中關於人類之性本質的論述（discour sur la sexualité humaine）。由此而言（至少就第一作用層次而言），基本上的要點並不太是就性人們說出正面或負面的話，形成禁制或准許，肯定它的重要性或否認它的效用，對於指涉它的用語是否加以精鍊；而是要去考量人們談論它的事實、是誰在談論它們、由何處及持著什麼樣的觀點來談論它、促發其談論的機構、是何者儲存及傳播人們對它所作的談論，簡言之，關於性廣泛的「論述事實」（le « fait discursif » global）及性的「置入論述」（la « mise en discours » du sexe）。由此出發，重點在於了解是在什麼樣的形式之中、透過什麼樣的管道、滑移入什麼樣的論述，權力可以達致最細微及最個人的行為，是透過什麼的途徑它得以達致慾望那稀少或難以感知的形式，它如何穿透及控制日常快感——所有這些伴隨著的效應可能是拒絕、阻斷、失格，但也可能是鼓動、強化，簡言之，「權力的多樣態技術」（techniques polymorphes du pouvoir）。最後，由此而來，重點並不是決定這些論述生產及權力效應是否導致表述性的真象，或相反地導至目的是將其遮隱的謊言，而是要引出同時是支持它們也是作為其工具的「知識的意志」（volonté de savoir）。
必須良好被理解的是；我並未宣稱由古典時期開始性沒受到禁制、阻絕、遮蔽或看輕；我甚至不會肯定在這時它遭受如上對待會比之前更少。我並不是說性的禁令是個欺騙誘餌（leurre），但下面的作為才是欺騙誘餌：將性的禁令當作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並且是有構成性，因而由它出發，可以寫出一部現代以來有關性的論述的歷史。所有這些負面元素——防衛、拒絕、檢查、否認——壓抑假說將之統整於一個具中心地位的巨大機制之下，其目的是為了向性說不，但在一套置入論述、權力技術和知識意志之中，它們無疑只是一些局部性和戰術性的零件，而前述的諸項也遠不能化約為這些元素。
總之，我想作的是將分析脫離於通常我們給予稀有性經濟及稀有化原則的特權，相反地，要去找尋各作用元，包括生產論述的（當然此一生產也經營沉默），生產權力的（有時它有禁制作用），生產知識的（它們時常使錯誤及系統性的誤認得以流傳）；我想寫的是這些作用元及其轉化的歷史。然而，只以此觀點而言作的初始鳥瞰，似乎就指出自從16世紀末期以來，性的「置入論述」，遠不是接受了限縮的進程，反而是承受著一種持續增長的鼓動；作用於性之上的權力技術並不遵循嚴格的檢選原則，而是相反地，其原則是散佈（dissémination）及植入多形態的性，而知識意志並未停止於一個不能掀開的禁忌，而是它不屈不撓地要建構一個性的科學——而且無疑是透過許多錯誤。我現在想要使其以梗概方式顯現的，便是這些動態（mouvements），而這會是在壓抑假說及其所提到的禁制及排除後方通過，而這會由某些歷史事實出發，它們有著標記（marques）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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