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北京紀安德諮詢中心一份未公開發行的內部資料上，記載了一九九八年同性戀者在北京大覺寺的一次聯誼活動，這次活動被認為是有記載的當代中國同性戀者第一次正式的、有規模的組織活動。此次活動的整個過程如下：
這次活動組織得很嚴密，前一天，各地的朋友到了北京後，由個人單線接待。到了晚上，接待他人的人才得到通知，第二天早晨七點半在頤和園門前集中，有個舉著空白木牌的女同志等在那裡（這塊牌子至今還被保留著）。大家到了以後，按名單核實參會者，然後上了等在那裡的大客車。到這時，除去幾個組織者，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裡。結果，一下子把四十多人都送進了西山的古廟大覺寺。這些人有男有女，有中年人，還有香港、台灣人，還有兩個美國的「拉拉」。但活動期間沒有一個人私下離開，直到活動結束吃完午飯等車回去，相互才在自願的前提下合影拍照。（童戈，二○○四）
這是一次由同性戀者組織的再尋常不過的集體活動，卻費盡周折，動用了暗號、「單線接待」，彷彿再現了當年地下黨的嚴密組織活動。在其中我們看到了嚴密、精心的組織安排，也看到了各種擔心受怕以及背後媒體與大眾的集體窺視慾望。
十年之後的二○○九年，被媒體稱為是「同性戀中國之年」，英文版《中國日報》（ChinaDaily）用整版的篇幅和大量的圖片回顧了這一年裡中國的LGBT社區人士策劃、參與與同性戀有關的重大事件和活動：從北京前門大街張揚絢麗的同性戀婚紗攝影、匯聚兩岸三地相關人士參加的「北京酷兒影展」，到上海的同性戀「驕傲週」、廣州的第二屆同性戀親友會、中國酷兒影像巡迴展以及哥本哈根的世界同性戀運動會（World Outgames）等。
新世紀伊始，中國同性戀社群的生存面貌與身分意識似乎煥然一新，他們正以各種積極、介入的姿態展現在公共領域中。在「酷兒全球化」（global queering）（Altman, 1997; Altman, 2001）的大趨勢中，中國同性戀社群的活動家與積極分子突破疆域界限，他／她們與海內外性少數族群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自主開展社區培訓、建立各地同性戀小組，並積極配合政府開展防艾（即防治艾滋病。中國大陸將AIDS譯為「艾滋病」）事業等。同性戀社區為同性戀者提供身分／認同的文化支持，社區內的有識之士已經開始一種「自我對存在的敘述化」，他們自己進行針對LGBT族群的各種學術性研究，以期減少主流社會對性少數族群的社會偏見與污名，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可和能見度。同性戀社群開始自覺地對自身的合法性提出了訴求。
這一現象亦被關注中國研究的海外學者觀察到，例如，曾經在北京對同性戀社群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人類學家羅麗莎（Lisa Rofel）寫道：
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中國的大都市出現了大量自我認同為同性戀者的人們。隨著同性戀者人數的激增，一些半公共性的空間變得非常醒目，出現許多同性戀酒吧、週末文化沙龍、同志熱線、來自海外的書刊和影像資料、各類會議以及在家裡舉行的更多的非正式聚會。同時，一些同性戀者通過互聯網與世界各地的同性戀者進行交流。這種同性戀景象的出現是跨國性的。在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生活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Rofel, 2007: 86）
那麼，二十世紀九○年代以來，中國的同性戀者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他／她們浮出歷史與現實的地表了嗎？今天他／她們的法律地位如何？他／她們在當代中國社會又處於怎樣的生存狀態？當代中國的同性戀社群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嗎？它是否存在同性戀運動或集體行動？作為一個群體，當代中國的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如何？他／她們又面臨著怎樣的集體困境？「認同而不出櫃」這種生存狀態是何以可能的？他們的家庭出櫃又面臨怎樣的困難？這些都是我們當下亟需面對的話題。
一、本土化研究的範式轉移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通過對同性戀現象的歷史追溯、臨床總結、經驗調查等方式，對同性戀的概念和人數、本質和原因、性行為和生存狀況、態度和認知（身分認同）等相關議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研究。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公共空間的擴大、話語的多元化，同時在同性戀「非罪化」與非病理化等因素的作用下，社會／制度性情境亦發生了變化―從符號性滅絕／貶抑下的可見度缺失到審查性公開（魏偉，二○一○）。相應地，中國的同性戀研究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即從對行為的研究轉向身分的研究、從本質論的研究立場轉向建構論的視角，其敘事策略開始從作為「他者」的客體闡釋轉向主體的自我敘述。
早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李銀河和王小波（一九九二）對男同性戀社群進行的個案訪談和問卷調查，通過探討男同性戀的形成原因、感情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價值觀念等，勾勒出中國男同性戀社群的概貌。魯龍光等（一九九二）根據同性性行為的特點，將「素質性同性戀」總結為四個類型，即意向性、情感型、性樂型、複合型。潘綏銘（一九九五）對北京、天津、南京和重慶四地男同性戀者聚集的公共場所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通過對照研究同性戀與雙性戀之間的差異，認為社會對性關係的規範通過女性的中介對男性發生作用。此外，張北川（一九九四）出版了《同性愛》專著，教材式地全面介紹了同性戀現象；還有方剛（一九九五）的實地調查報告《同性戀在中國》；這期間還包括許多對不同群體（如大學生、男男性工作者等）同性性行為的經驗調查等。
倘若我們以二○○一年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為分水嶺，那麼中國的同性戀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在早期的研究中，同性戀者通常以「他者」的形象出現，此類研究以描述性成分居多，大多是一些地方性的、零散的經驗研究。由於同性戀社群本身的特殊性，進行隨機抽樣比較困難，大多數研究通常採用「滾雪球」的方式收集調查對象（只局限於某一地區或某一特定社群），在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方面存在一定問題；不少定量數據分析僅是低水平地重複，並無新意和實質性進展。這些研究更多地關注同性戀個體的行為、感覺和認知，而較少關注制度性的、文化的和結構性議題。不少文獻仍在探討有關同性戀的臨床診斷、治療與同性戀成因，它們藉精神分析、生物學或基因科學，大多持本質論的立場。
進入新世紀之後，同性戀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在研究範式上逐漸轉向建構論視角，同時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同性戀社區的人士以「局內人」的身分積極介入同性戀研究，此類研究大多是以主體的視角，避免研究對象客體化的困境。比較典型的諸如北京「同語」組織開展的「拉拉口述史」項目；童戈（二○○五a）主持全國首次男男性行為者「性與自我認同」的調查，通過個人生活史的訪談與自我報告，詳盡地反映當前中國男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情感與認同狀態。童戈（二○○五b）還以中國社會的男男性行為及其活動的俚語俗稱為標本，探討歷史、文化、社會轉型等因素對男男性行為及其活動的影響以及由此形成的語境，認為這些不同的稱謂折射出社會與同性戀者之間不同程度的契合關係。在童戈（二○○七b）看來，儘管中國社會「同志」社群的生成和發展過程受社會環境壓制，但「性」需求的反壓制釋放方式可以跨越歷史、地域、文化和政治的阻隔，從而形成（與西方）類似的表現形式。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新時期的同性戀研究開始呈現出多元化取向，諸如空間、身體／權力、反男權中心主義、身分政治、解構性別角色與二元對立、反歧視與污名等主題也不斷地進入同性戀研究的視野之中。如富曉星、吳振（二○一○）從空間－文化的視角探討同性戀群體的行為與社會關係實踐在城市空間中的生產與再生產。王曙光（二○○五）指出在不同的制度、階級、經濟和亞文化社群裡，「性」在建構同性戀者各自的生活形態和歷史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性角色（包含體位實踐、慾望和快感等）受社會因素的建構，同時性的社會實踐也重構著同性戀社群的亞文化和生活史本身。榮維毅（二○○五）則以社會性別理論為分析工具，探討性取向／同性戀歧視的根源與對策。他認為對同性戀的歧視一種是制度性的歧視，它被掩蓋在「客觀」、「中立」的政策法規中；另一種是非故意的歧視，如許多父母下意識地拒絕接受子女的同性戀性取向。也就是說，文化與性別制度都可能導致性取向歧視。楊天華（二○○七）從主體內容、態度立場和消息來源等方面考察媒體在報導同性戀議題時採取的策略，包括貼標籤、誤用概念、刻意醜化等對同性戀群體進行污名化實踐。媒體抹殺了個體和群體之間的差異，將同性戀者概化為具有某些指向性特徵的對象，從而對同性戀群體形成僵化的刻板印象。媒體的話語建構亦會對同性戀者的社會實踐產生重要影響。
同時，一些研究結合中國同性戀的傳統因素，對同性戀身分認同的研究更具有地方性色彩，如魏偉（二○○七a）採用參與觀察和個人生活史深度訪談的方法研究了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從建構論的視角考察了地方性語境下三種男同性戀身分―—「飄飄」、「同志」和gay的形成和變遷。他認為，這三個稱謂隱含了不同的文化參照和政治內涵：「飄飄」身分在本地的同性戀歷史傳統和現代西方「gay」以及受西方影響的「同志」身分之間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而「同志」身分則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代同性戀者的表現形式從行為向身分的轉變。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遷是同性戀表現形式從行為向身分變化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在「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的口號下，不少學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女同性戀研究，從不同維度以不同的敘述策略建構女性主體意識，諸如女同性戀者的交友、情感、快感等（李銀河，二○○三）、群體內差異（陳亞亞，二○○五）、性別／身分認同（栗曉紅，二○○七）、家庭婚姻（如形式婚姻、婚外戀和親子關係）（陳亞亞，二○○九）等。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同性戀研究在視角與方法上也有所創新，如潘綏銘、黃盈盈（二○○七）提倡在性學研究中採用「主體建構」的視角，它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對當前的同性戀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魏偉（二○○七b）從肯尼思．普盧默（Kenneth Plummer）那裡獲得啟發，他關於出櫃的研究採用「敘述」（Narrative）的方法，從文化與歷史層面傾聽同性戀者出櫃的故事。這些視角與方法對中國本土的同性戀研究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二、研究的問題
二○○四年十二月，中國衛生部公布的數字顯示，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同性戀者約占性活躍期男性大眾人群的二％至四％，由此估算中國有五百萬至一千萬男同性戀者。此外，劉達臨、魯龍光（二○○五：四七）認為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至少有三千萬之眾。李銀河（二○○八：七）按照男女同性戀者在人群中占三－四％的比例計算，認為中國的同性戀者人數達三千九百萬至五千二百萬人。這些同性戀者加上他／她們分別所屬的血緣家庭，這將是一個極為龐大的人群；倘若這些同性戀者又違心地與異性戀者結婚的話，那麼又將牽涉到更多的人口和家庭。由於政治、歷史和文化等諸方面原因，相對於西方學術界而言，中國關於同性戀的研究仍然較為匱乏。鑑於目前學術界的研究現狀，本書試圖關注的是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與家庭出櫃。自二十世紀七○年代初以來，身分政治成為新興社會運動的標誌性特點，身分問題是同性戀者的日常生活、共同體自主性以及學術爭論的核心議題。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主要包括自我性身分認同與群體身分認同，前者關係到個體自我的完整性，後者關係到群體的凝聚力，這兩者對同性戀社會運動都有重要影響。
中國國內關於同性戀者身分認同的研究不少是以東方的經驗材料來印證、迎合西方的各種階段論，而且這些研究通常得出高度雷同的結論。我曾跟中國西南某省會城市的一位同性戀組織的負責人表達想去那裡作田野研究的想法，他問想作哪方面的研究，「身分認同！」我當時脫口而出。他笑了笑，回答說：「我們市的同志，認同狀況都很好。」的確，對於那些積極參與同性戀組織與社會活動、出入於同性戀酒吧或頻繁進行性活動的同性戀者而言，性身分的認同問題早已是家常便飯或乏味之極。當然，並不是說只有身分認同「存在問題」的同性戀者才可以或值得研究。另一個問題是，同性戀身分認同研究通常是個體回憶式的，大多是基於已經完成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的自我敘述，而這種敘述更多地是一種「現在中心主義」的體現，即主體有意無意地以現在為中心，對過去的行為與認知進行某種重構。我們很難去研究一位身分認同不確定的「同性戀者」，因為他連自己是不是同性戀者都尚未明確。因此，同性戀群體在出櫃之前的認知狀態與過程似乎仍是一個「黑箱子」―—他若不出櫃，我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戀者，研究也就無從談起。要解決這一研究困境，最好的方法或許是對某一目標群體成員（此時尚無法肯定其成員是同性戀者、異性戀者還是其他性類別）的性身分認同過程進行長期的跟蹤研究。考慮到這些理論與實踐上的困境，本書主要關注同性戀者當下性角色認同和群體內部的認同，而不是同性戀者的自我身分認同過程，也無意以中國的具體經驗去佐證西方同性戀身分認同的各種理論在中國情境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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