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毀家廢婚
大陸社會學者鄧偉志及徐新在其著作《家庭社會學導論》中說：
「家庭是一種社會制度。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包括婚姻制度在內的家庭制度被認為是一切制度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很少有哪種制度能得到比家庭制度更多的認可。」
這段話簡潔有力地說明了「擁家護婚」既全球普遍、又根深柢固的龐大勢力。「家庭是社會的基石」這個不知是在什麼歷史脈絡中被提出的句子已然成為不證自明的金科玉律，更不用說「家是永遠的避風港」、「婚姻是承諾愛情最美的誓約」……等溫情脈脈的話語透過各種媒體充斥於視聽，日以繼夜地締造著一幕幕感人肺腑、賺人熱淚的浪漫想像，鼓勵著人們前仆後繼地追求屬於自己的結婚成家故事。在這一股看似積極向上、朝著理想與幸福邁進的主流中，竟然有人煞風景地喊出了「毀家廢婚」，這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令人側目的。在一般人看來，如此溫馨美好、幾乎等於人性基本需求的家庭和婚姻，居然妄言毀廢，大約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是受（不適合本國國情的）外國學說影響，而誤入歧途、走火入魔；或是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語；說到這裡，若還執迷不悟，就簡直是冷漠無情、沒血沒淚的機器人了。至於以此為題，花九年時間，一本正經地寫出兩百多頁的博士論文，那根本是令人「無言」了。
「毀家廢婚」，這個主張在今天，無論是在台灣、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是相當小眾而邊緣──可以說，比多元成家論更小眾而邊緣──的一種論述。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般咸認歷史既已選擇了一夫一妻婚姻及小家庭制，早已被時代淘汰的毀家廢婚論自不必多言。1949年兩岸分斷的局勢形成後，台灣進入戒嚴時期，政治宣傳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毀家廢婚等言論視為洪水野獸（詳見本書第六章），一般人並不能輕易接觸談論；即便在1987年解嚴至今，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有所研究的學者仍屬少數，對毀家廢婚論有研究興趣的學者屈指可數，一般民眾對相關言論更是陌生。至於大陸學界，雖然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相關論著極多，但其中對於毀家廢婚論亦頗不以為然。翻閱八、九○年代以降台灣和中國出版的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有的根本沒有關於毀家廢婚的隻字片語，即使提及毀家廢婚也僅以數段或數句聊備一說，其中大多認為毀家廢婚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大約在晚清的1907-1909年間及五四時期出現不久就銷聲匿跡，並給與極端、偏激、流於空想、脫離實際等負面評價。如2001年上海出版的571頁的鉅著《中國婚姻史》中，關於毀家廢婚的文字僅有下列幾句：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女權運動，主張廢除婚姻、消滅家庭，是一種個人的絕對自由主義在婦女婚戀問題上的反映；……無政府主義影響不大，體現在婚戀問題上，只是個別的一些過激、過頭的作法，武漢曇花一現的婦女裸體遊行，當屬此類，故無須多論。」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便是擁家護婚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毀家廢婚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佔有一席之地，雖說「無須多論」，但為了「忠於歷史」，卻也沒辦法對它視而不見，在大部頭的歷史敘事中，還是得挪給它一個位置，這便可窺見其在歷史舞台上曾有的聲勢是不容小覷了。如2007年廣州出版了《中國家庭史》共六卷，厚達469頁的《中國家庭史．第5卷民國時期》中關於毀家廢婚的介紹約佔4頁，其中雖批評毀家廢婚論「只能流於空想」，卻也必須說它「曾盛極一時」。
外國學者中，研究近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研究近代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研究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日本哲學博士新靖子，皆曾在其著作中論及毀家廢婚。他們指出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雖曾在世界形成思潮，卻未曾如中國的五四時期造成大量的流行和廣泛的影響，甚至潛在地影響到1949年後的毛澤東主義、文化大革命等；在家庭婚姻議題上，中國的毀家廢婚論比國外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更激烈而迫切，這是很值得探討的。而中國在二十世紀前期所以能形成中國特色的無政府主義和毀家廢婚論，絕對不可能只是西方思想的移植，而是與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淵源，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國際情勢有極大關連的。
1999年以降，海峽兩岸陸續有學者針對近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加以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梁景和教授於1999年發表〈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2002年發表〈民國初期「家庭改制」的理論形態〉，後收入2010年出版的著作《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中。國史館纂修洪喜美於2002年發表〈近代中國廢婚主義的討論〉，2003年發表〈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2005年江西省宜春學院講師鐘世娟發表〈論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之家族觀〉，2008年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李平生教授與山東省圖書館館員張秋菊發表〈論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家庭觀〉，這幾篇論文認為毀家廢婚論雖然不切實際，但對近代中國婚姻文化變革的研究有深入探討的價值，且提供了不少史料，對後學極有參考價值。
2005年，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余華林在評析近20年來中國近代家庭研究史時特別指出，應思考「廢婚毀家」論是否真如大多數研究者所言，主要起消極作用。他說：
「其實『廢婚毀家』論的出現，與當時學界對獨身主義、戀愛自由、新性道德等問題的討論是有一定聯繫的，並與時人對家庭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緊密相關。脫離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就不足以了解其背景與內涵，也就不可能正確評價。」
余華林在2009年發表〈現代性愛觀念與民國時期的非婚同居問題〉，其中第三節「廢除婚制與非婚同居」，將五四時期報章雜誌中關於廢除婚制的討論，與當時青年男女非婚同居的風氣連繫起來；顯見在五四時期毀家廢婚論並不只是少數苦心孤詣者幻想的空中樓閣，而對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實際的影響。相關的討論後收入余華林同年出版的《女性的「重塑」：民國城市婦女婚姻問題研究》一書中。
2008年，劉人鵬於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樂．生．怒．活：風格運動、生活政治與私眾社會」發表〈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談起〉，指出：
「過去學者偶爾論及『去家』、『毀家』、『廢婚』等言論，也多半以偏激之言視之，缺乏嚴肅的研究，使得這些言論所蘊蓄的、具有特定脈絡的對於性、性別、家庭親屬體制等批判性的思考，難以在中文脈絡中繼續深化討論，對於當時這些言論所對話或融合的本土或外來思想資源的歷史性研究，也相當不足，這對於性／別與歷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可惜的。」
文中並對康有為（1858-1927）《大同書》（約1902）、蔡元培（1868-1940）〈新年夢〉（1904）、天義派及新世紀派的毀家廢婚論，以不同於過往學者的研究視角做了深刻的評述。2009年劉人鵬復於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等主辦的「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國際工作坊」發表〈二十世紀初中國之毀家廢婚論〉，對此議題做了更廣泛而深入的剖析。其後劉人鵬以性／別研究的視野，重新閱讀晚清的毀家廢婚論，撰寫〈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一文，收錄於2011年出版的《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中。
2010年，大陸著名報刊評論員及專欄作家熊培雲發表〈要不要廢除婚姻和家庭？──民國的一場「另類筆戰」〉，文中論及洪秀全（1814-1864）、康有為、毛澤東（1893-1976）「去家廢婚」的理想，以及《天義報》、《新世紀》、江亢虎（1883-1954）、師復（1884-1915）的毀家廢婚論，並集中討論了1920年《民國日報．覺悟》的「廢除婚姻制度」專欄，認為《民國日報．覺悟》這場廢婚與否的論戰見證了兩點：「一是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有氣象﹔二是性愛、婚姻和家庭等問題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有著怎樣的無窮糾結。」
綜上所述，關於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除了過去學者討論過的毀家廢婚論外，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報章雜誌中還有許多涉及毀家廢婚的言論，是過去學者甚少或尚未討論過的。如果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麼目前中國現代史中關於毀家廢婚論這一塊，顯然有所殘缺。有鑑於此，本書試圖盡可能爬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史料和知識，某種程度地填補或還原這部份歷史的空白。
本書撰寫時，除參閱上文提及的近現代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外，也查閱了二、三○年代的中國家庭婚姻研究論著，當時毀家廢婚論方興未艾，易家鉞（1899-1972）、羅敦偉（1897-1964）合撰的《中國家庭問題》（1921）、黎濛（1914-1978）所著的《家庭問題》（1929）以及羅敦偉《中國之婚姻問題》（1931）都是以支持毀家廢婚論的立場撰寫的，高希聖（1900-1986）《家庭制度ABC》（1929）中也指出現代小家庭制的崩解是大勢所趨；而反對毀家廢婚的家庭研究論者，也在其論著中對毀家廢婚論有所回應、介紹、批判和論辯，如李兆民《中國過渡時代的家庭》（1925）、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問題討論集》（1927）、潘光旦（1899-1967）《中國之家庭問題》（1928）、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1929）等，皆以擁護家庭婚姻的立場痛批毀家廢婚論。
除了家庭婚姻研究論著外，中國近代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或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亦有部分論及毀家廢婚，提供了筆者著手此題目時一些寶貴的資料，但這些零星散布在各個論著中的材料畢竟不完整，因此筆者多次前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查閱第一手資料，如：晚清的《萬國公報》、《天義報》、《新世紀》、五四時期的《家庭研究》、《新青年》、《新女性》、《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刊物，報章如《民國日報．覺悟》、《晨報副刊》、《京報副刊》等，早已絕版的書籍如易家鉞與羅敦偉合撰的《中國家庭問題》（1921）、易家鉞《西洋家族制度》（1922）、羅敦偉《中國之婚姻問題》（1931）、羅敦偉《社會主義史》（1931）、章錫琛（1889-1969）編《新性道德討論集》（1925）、盧劍波（1904-1991）編《戀愛破滅論》（1927）、鄧天矞（?-1986）與盧劍波合著《新婦女的解放》（1928）、張履謙（生卒年不詳）《婦女與社會》（1929）、黎濛《家庭問題》（1929）……等。
然而，由於年代久遠，仍有些資料在台灣的圖書館和網路皆無從得見，如1907年6月在東京創刊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至1908年4月因無政府主義受到日本政府的鎮壓而停刊，共出了十九卷，其中第1到12卷、第15到19卷在郭廷以圖書館中皆有收藏，唯1907年12月第13-14卷合冊付之闕如。2007年12月，筆者經由劉人鵬老師的介紹，得以電子郵件向大陸學者劉慧英請益，劉慧英老師不僅在關於何震（生卒年不詳）無政府主義及女性主義的研究上給了我許多指導，還慷慨地將其很不容易才收藏到的、收錄於《天義報》第13-14卷合冊的志達（生卒年不詳）〈女子教育問題〉（頁8）、何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頁9-22）影印寄來，令我著實感激又感動。
在蒐集、閱讀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資料後，筆者以為，毀家廢婚並非如過去論者所認為的，僅限於、或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並非僅在1907-1909年及五四時期出現不久就銷聲匿跡，也並非僅流於空想。根據文獻，在1900-1930s間中國許多思想家、政要、學者、作家、青年學子，都曾在人生的某個時期不同程度地討論、考慮甚至提倡過毀家廢婚論，其中雖有不少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卻也有不少無政府色彩較淡的論者，根據別種立場、援引其他理論來談論毀家廢婚。綜觀這三十幾年間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論述內容，可謂學貫中西，博通古今，旁徵博引，正反立說，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絕非簡單的「偏激」、「幻想」等評語所能涵括。這本書只是拋磚引玉的一個嘗試，未來毀家廢婚或許能獨立成一門學問，為「毀家廢婚學」，亦未可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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