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在評估誰能當上院士時，其實對誰在那個領域有多好的所知有限，他們又不願向外面的權威尋求意見，國內夠資格作評審的人並不多，況且他們往住給提名人或其支持者以種種好處收買了，是以院士選舉的結果，不時引起爭議。
我並非長住在中國，也沒有拿中國護照，因此並無投票選院士的資格。約二十年前，有人曾向我詢問某一個動力系統領域的候選人的意見。這候選人是北京大學張恭慶的妻舅。他和美國西北大學的夏志宏熟悉，他們都是研究動力系統的。夏志宏是我提拔的年輕學者，他寫信給我，希望我支持他的朋友。
我不是候選人研究領域上的專家，於是請動力系統的權威，包括麥可.赫爾曼(Michael Hermann)和約翰.馬瑟(John Mather)評估他的工作。結論是他的工作即就中國同行中也算一般。我把他們的信送給科學院院長看，院長於是把信給了遴選委員會考慮。據說在討論時，上面提到的院士說，這些信件可以不理，因為那是外國人寫的，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說了算。他的意見占了上風，候選人即他的妹夫順利當上了院士，幾年後還出任中國數學會的會長。
由於遊說日益重要，兼且每每投票給朋友、同黨、親戚或任何對自己有利的人，如此一來，學術實力就變了選舉院士時次要的考慮因素。很多學者把研究放在一旁，只關心如何取悅別人以達到個人升遷的目的。
情況令人很失望。很多人，包括在下冷眼旁觀，院士本應是學術上的楷模，現在卻成了窒礙中國科學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主要居住在美國，我並無資格成為院士，事實上我從未嘗試成為院士，也不將之放在心上。可是一九九五年我卻被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的外藉院士。楊振寧同時也當選，他當時居於美國，是石溪大學的愛因斯坦講座教授。
田剛二○○一年當選院士。他在此之前已經嘗試過，但因在美國全職工作而不合資格。當時他在普林斯頓工作，全職回國是很難辨到的。後來他答應全職回國，於是正式地成為候選人。有關候選人的討論進行了幾天，田剛還拿不到超過一半的支持票。這時，他在北大念碩士時的導師張恭慶和另外一兩個院士不顧規則，讓人到某個因病缺席的院士家中，把這個正在發高燒的院士帶到會場，投了一票給田剛。根據大會的規則，投票人必須出席之前參加所有的討論，才有資格投票，因此他是無權投票的。但就是這最後一刻的一票，加上扭曲了規則，田剛當選為院士了。
大概十年前，陳先生遊說，讓他柏克萊的同事項武義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的前身，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搬到臺灣)的院士。一九九一年，項武義宣稱他證明了具有三百八十年歷史、由天文學家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提出的克卜勒猜想。這猜想又名球堆積問題，它是有關把球體放進正方形盒中最緊密的擺放方式。設想這些球體是大小相同的橘子，問題變成了：那種安排能放進數目最多的橘子？克卜勒提出，最佳的安排是每個橘子置於三個橘子形成的間隙之上，而每個和邊不相交的橘子和六個橘子相接。希爾伯特一九○○年時，用略為不同的敘述方式把問題再次提出來，並把它列為著名難題中的第十八題。
這便是項武義宣稱破解了的問題，他又說為了破解它，特意發展了許多球面幾何的新工具。他的論文〈球堆積問題和克卜勒猜想的證明〉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十月的《國際數學學報》。這本雜誌在數學界並不起眼，但是陳先生認為這件工作令項武義當院士實至名歸，他熱情地在院士的聚會中推薦項武義，項武忠也為弟弟的當選造勢。
參與討論的人中有的人半信半疑，他們當場詢問我的意見。我提議為慎重起見，在親屬和朋友的推舉之餘，也聽取外面專家的意見。三個這方面的權威，普林斯頓的約翰．康威(John Conway)，時在密西根大學的湯馬士．赫爾斯(Thomas Hales)和時在和山農實驗室的尼爾．斯諾恩(Neil Sloane)都認為項武義的證明無效，根據康威和赫爾斯所言，裡面包含「嚴重的錯誤」，或如斯諾恩所謂，含有「重要的漏洞」。楊忠道教授也指出他本人也做過這個問題，項的想法並無新意，匈牙利的數學家早就嘗試過，而且項的文章錯誤百出。聽了這些專家的意見後，其他的院士都說難以用這件工作來支持他成為院士。投票後，項武義落選了。
一個多月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楊先生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他說:「你得罪了你的老師。」我的意見違背了陳先生的意願。我回答說我一直閉口不言，直至別人問我才開口，而且也是持平直說，並無虛言啊。「你只需要說證明是對的便好了! 」聽他說完後，我只有無言地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對中國學術界一些人如何行事，從這事件中可略窺一二。我相信數學的真假並不是意志或欲望所能改變的，人類改動不了大自然的規律。但是中國人往往只是講究人情世故，權宜行事，科學真理竟成為次要的了。
二○一七年，楊先生時年九十四，退出美國籍成為中國公民，轟動全國。他亦由外藉院士變為院士，新的頭銜使他在中國的影響力更大。這種影響力當然有實質的支持，即他在物理學上的重大成就。他和羅伯特．米爾斯(Robert
Mills)推廣了魏爾在一九二○年代的基本工作，提出的「楊─米爾斯理論」在粒子物理學的標準模型中占中心地位。標準模型成功地統攝了至今人類了解的宇宙，描述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粒子，以及它們相互的作用。不無諷刺地，楊先生卻對這它包羅萬有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環節有所保留，似乎並不完全相信它。雖然如此，他和米爾斯這項成就，還有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都是物理學的豐功偉績，粒子物理學也從中獲益不少。
出於某些不明的原因，二○○三年楊先生寫信給清大物理系系主任朱邦芬，提議「以後就不用再聘粒子物理或核物理的新人了，已在這些領域中的同事，可以鼓勵轉行」。在這道上諭中，楊先生援引的理由是這領域在「消亡」之中。很多專家指出，楊先生和米爾斯的著名工作已逾半世紀，楊先生跟這個領域已經很陌生了。二○一二年，即那封信的九年後，希洛斯波色子的發現，標誌著粒子物理的重大發現。同年中國的實驗室發現了微中子的一種新的振動方式，對於說明為何宇宙中物質多於反物質很有幫助。這些和其他的成果綜合起來，可見粒子物理消亡論，正如幽默大師馬克吐溫所云，是「極度誇大」了。
二○一六年，楊先生又發表了〈中國不應建超級對撞機〉一文。中國、美國、歐洲和世界地都熱烈地號召中國興建全球最大、力量最強的粒子對撞機，它會是在瑞士日內瓦的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後繼者。我推動其事，全因這計畫無論對中國和對物理都有利，亦有助提升國際關係，甚至對數學也有好處。基本物理上的突破往往給數學家帶來許多新的想法，反過來數學也促進物理的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這些努力從最細小，也是最基本的水平上去了解宇宙，但楊先生卻反對，認為這是「金錢上的無底深潭」。反對之激烈，他甚至逼令取消王貽芳原本定在二○一六年十一月舉行的演講會。王是中科院高能物理學所所長，也是這次對撞機的領軍人物。雖然宣傳海報早已在清華園和北京四處張貼，楊先生成功在最後一刻說服了管事的人，把演講取消了。一個月後，王在北大公開講了一次有關對撞機當前的研究和發展，聽眾真還不少呢。
我不懷疑楊先生是一番好意，真心促進物理的發展。但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久已離開研究的領域，應不應該對年輕學者的研究加上這麼沉重的壓力，值得我們深思。這恰恰就是中國科學界，甚至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近年來，雖然年輕的研究人員取得了不少進展，但年紀老邁者仍然握著很大的權力，情況在院士之間尤為明顯。
這現象來自千百年來的傳統，中國人「敬老」的概念可追溯至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這種取態由《孝經》一書中確定下來。揚名聲、顯父母、敬老、慎終追遠等皆視為義務和美德。這些中國文化中根深柢固的概念，我也贊同，而且做人處事，也一直依從父母的教誨，相信他們泉下有知，也會頷首。
可是，對於學術研究，同樣的態度做得過份時，反而有害。在美國的學術界，絕大部分年紀老邁的學者都不再企圖去影響年輕人的學術方向，但中國則不然，「愈老愈強」卻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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