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匯流
陳錦華一九一一年生於中國東南方的潮州區域。他的父母墾植一處十五畝的果園。這塊地產並不大，當地農場的平均大小為九點四三畝，然而當地社群卻認為他家是「富戶」。這個村落由一千名左右的陳姓村民組成，但他們的海外族人在暹羅與英屬海峽殖民地擁有事業。一九三二年，陳錦華決定離開家園，加入海外族人。他的村落位於一度相當蓬勃的商業區域普寧縣，然而一九一二年清朝覆滅後，於二○年代爆發共產黨起事與國民黨的鎮壓，讓此地陷入困境。共產黨在普寧附近的山區建立了一處基地，像陳家這樣景況好的農戶，經常受到騷擾。「我去暹羅就是因為了這個事情。」多年後他在訪談中回憶：
沒有辦法。就是因為我們是大家庭，我們有二、三十人，自個兒逃啦，沒辦法，不能逗
留了。當時在家裡也不能安居樂業，整天提心吊膽，怕這邊的兵來國民黨，也怕那邊共
產黨來。共產黨來，如果沒錢，就說「富農，拿錢來。」要多少錢否則他們要抓人了。
那麼國民黨的軍來了也是隨便抓，抓了就打，打得差點死，所以我們自個兒逃啦。
陳錦華航向暹羅，他姊妹的丈夫在這裡擁有一處三百英畝的甘蔗園與蔗糖廠。這塊土地太大了，因此他們把大部分土地租給當地泰國人。陳錦華在蔗糖處理廠工作，這裡的工人都是跟他講著同樣普寧腔潮州話的潮州移民。然而，在大蕭條的歲月裡，生意也受到影響。他覺得自己在姻親的鄉村事業裡升遷的機會很有限，因此首先搬到附近的曼谷，為堂兄弟工作，接著搭著中國人輪船的順風車，往南去到新加坡。他哥哥在此賣魚。新村落裡多數中國移民也同樣來自潮州普寧，專種蔬菜。在哥哥的鼓勵下，陳錦華從社會底層做起，成為十分辛勞的「糞便」收集者，擔著桶子挨家挨戶收集人類糞便作為肥料。他笑著回憶，自己的薪資相對較高，因為「那種工作沒有人要做」。旅居英國殖民地的初期充滿這類艱辛勞動，然而一段時間後，他也為自己創造了新生活。四處兜售水果十年後，他成功建立自己的水果店，後來還有其他事業。他娶了遠在中國的母親為他選的女性。他建立自己的家庭，把錢匯回家，忍受日本占領期間的恐怖統治，以小康商人的身分退休後，參與華裔社區的諸多慈善服務。
陳錦華的故事在某些方面相當獨特，卻又象徵著更大的潮流，刻畫出十七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的社會與經濟連結。到了陳錦華的時代，旅居海外已經相當常態化，然而大大小小的災難─ 械鬥、洪水、政府征戰─導致村人與城市居民同樣展開海外旅程，尋求工作與庇護。許多旅居海外者早有親戚熟人住在海外，好讓他們一開始有所依靠。若沒有這類關係，他們就會轉向來自中國故土的其他旅外老鄉。大量來自家鄉貿易階層的移民已經賺進財富聲名，或擁有海外家庭，從事商貿、開小商店或其他小型事業。由於這些海外連結，比起缺乏這條生命線的鄰居，陳家這樣的家族通常在家鄉擁有更多田產與財務資源。雖然絕大多數中國移民都是男性，但在南海的商貿網絡中，女性親屬也扮演重要角色。十八世紀後，暹羅是潮州人旅居海外的首選之地，然而英國人在馬來亞與法國人在印度支那的富庶殖民地，也吸引著充滿野心或絕望的年輕移民。
對我們來說，陳錦華生命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出生於潮州─ 中國最重要的沿海省廣東省東岸的商業區域。潮州在東南亞又稱 Teochew 或 Teochiu，既是行政區，也是當地人共享的地方文化，涵蓋方言、儀式、心靈與社會實踐。十七世紀之後，加入福建人與廣州人的行列，產生大量移動到東南亞的中國勞工與商人。吳振強很久以前就談過，在南海大
歷史中潮州在這個時期的崛起前所未見；相比之下，福建人與廣州人長久以來占有商業的主導地位。這股崛起是獨特的現代現象，反映出鴉片貿易擴張，東南亞殖民統治制度化，及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下降。潮州在海外華人水域中的崛起，是中國與東南亞相互連結的歷史中，驚人的社會發展之一。本書試圖訴說這個故事，並思考其歷史重要性。來自這處又小又窮且難以統治的中華帝國一角的地方居民，如何搖身一變，崛起成為二十世紀的南海商業霸主？
東南沿海中國人在故土與海外的歷史，並不能單純從殖民地、民族國家、村落、大區域或條約商港的地理架構來描述，也不只限於「中國人」或「海外華人」的社會架構。傳統上，旅居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是由出生地來決定，並透過共同方言與人際連帶關係強化。倘若離開村落時並未全心認同，也會受到保護其利益的海外同鄉組織強化，同時被試圖分類移民的殖民當局所鞏固。跨國華人資本主義與移民的歷史，必須奠基在同鄉關係的文化動力上。十八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數百萬潮人遷徙到東南亞。許多旅人將自己所得的一部分，轉匯給家鄉的親人，並以其他方式保持聯繫。因此，潮州以不受限的地域獨樹一格。
留在故里的家族與旅居海外的華人之間維持著強烈連結，因此地方事件的影響也不僅限於當地。事件的影響在海岸之間來回蕩漾，點出這片廣袤水體中不同地點的人們，擁有緊密共享的歷史經驗。更適合用於分析的地理架構——即便仍舊不精確且持續演化中——是這些潮州家族所共居之海域裡未曾被探測的邊界。我把這個地理空間稱為潮州海域，並把居住其中者稱為跨地域家族。
跨越帝國、王國、殖民地、蘇丹國與大洋，他們有跨越地域及跨區域的共同社會經濟經驗。地理學者蒂姆．奧克斯及人類學者露易莎．史肯恩針對第一個語彙給予精要闡述：「跨地域意指其認同超過一個以上的地點。」這不只是「自我認同」的問題，也反映出國家或其他機構如何指認這些移動中的人群。跨地域主義指涉人群的遷徙，以及資本、概念、商品及疾病的流通。學者通常認為這是個晚近現象，反映出後冷戰全球化中加速的現象，特別是即時媒體通訊的全球化。然而跨地域的潮州海域，卻是由許多世紀的國際貿易與勞工遷徙所推動，直到十九世紀加速了起來。蒸氣輪船與電報的出現，同樣也對南海通訊帶來革命性影響。在正常年代裡，每年返回與離開潮州海域的旅居者人數同樣眾多。就像中國南方其他區域的移民，他們傾向前往同樣地點，住在相鄰之處，建立組織機構，強化海外社群及家鄉村落之間的文化牽絆。
這是一份全球脈絡下的地方研究。它將闡明中國東南方、上海、香港與東南亞區域之間交纏的歷史；這些東南亞區域是十七世紀後旅外潮人遷徙的目的地，包含暹羅灣上的曼谷與柬埔寨、西婆羅洲、馬來亞南部、新加坡及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如同邁可．沃納與班乃迪克特．齊默曼所示，交纏歷史是一種在跨國脈絡中研究個人與機構的研究方法取向，突顯出外國遭遇的複雜性，他們主張文化並非只是從更強大或夠有錢的團體，轉移到更弱勢的團體，或者從「中心」到「邊陲」；而是各方以隱微或深刻的方式相互影響。
沃納與齊默曼為歷史的跨國分析尺度提出很有用的洞見。他們指出，此一尺度「不能單純因為改變邏輯上的焦點，就被視為地方、區域與國家層次的輔助分析層次。」歷史在跨國尺度上的交纏具有自己的「空間結構邏輯」，讓人可以重新想像歷史事件發生時的空間。若未曾考慮事件對遠在兩千八百公里外的馬來半島港市的影響，我們就無法完整了解中國沿海村落發生之事件的重要性。因此全球歷史必須擁有「多重視野」，它必須通過歷史互動產生的多重場域來進行分析。跨國尺度的分析將讓我們能夠審度單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如何在多個不同地點產生轉變；這些轉變的迴響甚至會傳回原地點，激發新的改變。因此如凱瑟琳．布利克威爾與亞尤娜．達塔所觀察，多數跨國現象是「由地方特殊性所形塑」。多視野取向讓社會歷史學家得以在更大的跨國範疇內專注在人類與地方的尺度。移民也許過著全球化的生活，卻不是在「全球層次」上經驗這樣的生活。他們是在村落、港口或殖民地莊園的日常世界裡偶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多視野分析讓我們得以審度全球變化的人類經驗，進而了解類似的全球化過程如何形塑出截然不同的地方場域，更讓社會歷史學家得以寫出全球歷史。
多數海外華人經驗的學者主張，十九世紀大批離開中國南部的移民，反映出帝國在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衰微。他們將加速外移歸咎於不斷困擾沿海地區的普遍大型挑戰，從人口對土地造成的壓力到貧困問題，王朝衰微時代的動亂，及一八五○年代後「農民受到愈來愈嚴重的剝削」。更甚者，這類主張還繼續延伸，中國人受到歐洲殖民秩序下的投資及工作機會所吸引；一八四二年後帝國主義者強加的條約港口體系（潮州是在一八五八年開港），讓人們更容易前往這些殖民地。中國人自己考慮從中國東南區域外移的移民現象時，也在這種主張的各項論點上持續發展。例如，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七年）就在一八四七年宣稱，福建與潮州的中國人願意冒著風險外移，是因為「地狹民稠」。
今日的研究並未挑戰這些有憑有據的詮釋。潮州本身在一八五○年及六○年代，就經歷了十次反抗朝廷的激烈起事；太平天國的垂死掙扎發生在一八六六年潮州附近的山區。一八五二年後，潮州的國際港汕頭崛起，成為中國窮人以契約勞工身分前往海外的主要出口。他們甚至付不起最低等客艙的船票。
無論如何，潮州與東南亞之間不斷強化的交纏關係，卻矛盾反映出經濟與文化上高度調適的活力。取得南海沿岸的土地紓解了大大小小各種問題：包含人口過剩的有限耕地、天然災害、暴力械鬥及政府壓迫。特別在暹羅、柔佛（Johor）、新加坡及法屬印度支那成了潮州人不斷擴張的前線，為數萬人、最後甚至達到數百萬人提供了額外的土地資源與投資機會。這個恩典，直到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及後續戰爭、中國革命的總合影響下，才走向消亡。
彭慕蘭在深具影響力的著作《大分流》裡，對比十八世紀中葉後歐洲與中國的現代命運。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在生產力、食物供應、資本積累、消費模式與其他經濟動力的屬性都大致不分軒輊。經歷中世紀晚期與近代初期的高峰，歐亞大陸的兩端似乎都朝著「初期工業化絕境」發展。森林濫伐、土壤侵蝕、愈來愈稀缺的肥沃土地，在在都更加難以產出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所稱的「四種必需品」―食物、纖維、能源與建材，這些都威脅著東西兩方的發展。歐洲比較先進的經濟體―特別是英國―成功在一八○○年後避開日益逼近的災難，然而中國卻未能躲過。彭慕蘭指出，中國不像英國，缺乏殖民擴張帶來的優勢，因為殖民可以提供更多肥沃土地與資源。中華帝國因此淪為生態災難與經濟落後的犧牲者。
彭慕蘭敏銳地將自己的論點奠基在長江下游的上海附近區域，這裡是中華帝國最商業化也是文化最先進的地區之一，自然也成為探索現代初期全球強國命運分歧的合理地點。然而一七五○年後，他也許該將地理重心往南移。他未能注意到中國南方的港口區域――特別是具有國際連結的潮州、閩南與廣州地區――導致他忽略了中國經濟的不同可能。潮州人與福建人進入東南亞與上海後，其商業及人口擴張類似英國、西班牙、法國、荷蘭、美國與日本的殖民擴張。潮州人特別受益東南亞土地與資源的取得，因為他們在商業莊園農作經營別有特長，包含暹羅的甘蔗、稻米及水果生產；柔佛及新加坡的胡椒、甘蜜（gambier，又稱檳榔膏）與橡膠；以及二十世紀在柬埔寨與交趾支那（Cochinchina，越南南部）種植的稻米。他們也參與其他農業生產，用來支持其他榨取性產業，例如西婆羅洲的金礦開採。無數小販跟店主也受益於這些商品的交易。歷史資料指出在十八、十九世紀這些海外土地原本地廣人稀。由於潮州老家人口壓力不斷升高，這個問題隨著區域內的勞工向海外遷移，將賺到的錢匯回家鄉，而獲得部分紓解。來自潮州的農工通常為同鄉雇主工作，後者也因此得益於穩定供應的農業勞動力。
潮州人在地廣人稀的東南亞取得資源後，產出大量木材、食物、礦產及其他各種物資，讓那些留在老家的農人得以更大規模改種有利可圖的現金作物，如甘蔗與鴉片。實際上，潮州的造船業幾乎完全在十八世紀外移到曼谷去，因為暹羅木材讓製造大型戎克船更合乎成本效益（具備技術的潮州造船業者也隨著產業外移）。此後，潮州沿岸與潮州人外移的區域，在經濟上與社會上匯流了。
十八到十九世紀初，觀察東南亞潮州華人社群的歐洲人，稱呼華人聚落為「殖民地」。例如一八三四年，派駐印度的英國軍官貝格比（P.J. Begbie，生年不詳至一八六四年）將馬來群島中廖內與民丹島（Riau and Bintang）上的自治甘蜜園主，稱為「華人殖民者」。
一八三九年，傳教士也稱呼西婆羅洲的華人聚落為「婆羅洲獨立殖民地」。一八三○年代，印度的殖民官員描述那些讓暹羅經濟與中國本土經濟掛鉤的華人活動，為「殖民活動」。晚至一九二○年代末期，荷蘭東印度群島稅務局長弗萊明（J.L. Vleming，生卒年不詳）都稱呼爪哇島上的華人聚落，為「殖民地」。甚至近幾年，海外華人史專家包樂史（Leonard Blussé）仍舊描述一六一九至一七四○年代的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基本上是荷蘭保護下的華人殖民城
鎮」。
從十九世紀的歐洲人觀點來看，潮州人向東南亞的擴張，就類似西方勢力的擴張，因為同樣具有某些傳統上被視為殖民計畫的一些特徵：商業精英壓榨海外原物料。他們為產品銷售及資本投資打造出新的海外市場。他們爭奪控制原住民族領域，為母國「過剩」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知名的英國帝國主義評論家霍布森（J.A. Hobson, 1858-1940）曾描述一九○二年盛行的歐洲商業利益支持殖民主義的論點：「我們必須為成長中的製造業提供市場，我們必須為剩餘資本尋求新的投資去處，也要為充滿冒險心的剩餘人口，提供發散精力的去處。」即便一代又一代英美學院裡的歷史學者都曾批評「帝國主義的經濟詮釋」，但其邏輯對那些參與海外殖民事業的人來說極具說服力。而後者也以同樣自利的角度，來看待進入東南亞的華人移民。
歐洲人很清楚自己在一九二○年代前的東南亞殖民計畫，倘若少了華人會完全無以為繼。正如前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 1850-1946）在一九○六年宣稱，殖民地的財務成功主要歸功於華人：
在白人進入（馬來）半島前，他們就已經是礦工與貿易商，某些情況中還是莊園主及漁人……他們過去是，也仍舊是礦業開採的先鋒……當歐洲人害怕投資時，他們將資本引進這個國家；他們是貿易商與店主；首先開闢殖民地港口與（獨立）馬來國家港口之間常態交通路線的，也是他們的蒸汽輪船。當這個叢林覆蓋的國家……隱藏的財富需要大量勞力開發時，是他們引進數萬同胞；他們的工作及對他們消費的奢侈品與享樂（例如鴉片）所開徵的稅收，構成將近十分之九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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