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緣起
我是一個五十多年前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一個放棄新聞工作的逃兵。2008年，當我年過耳順之際，卻因弟弟一次尋根之旅，揭開了父母心中一直隱藏著的一個大秘密，讓我認識了兩位素昧平生，生活於另一個世界，同父異母的大哥哥。在那之前，我們兄弟們從不知道爸爸生前還有另一個家庭，而且在寧波鄉下還有我們兩位兄長。
2008年，在我們暮年之際，太平洋兩岸的兄弟們，終於相見。命運的作弄，令爸爸和大媽媽的兩個大兒子和我們這邊的六個兒女地隔千萬里，幾十年都無緣相見。然而，命運的巧合，卻讓我們神奇地相識相聚，並且建立起濃郁的兄弟情誼。
兩位大哥哥自幼年起的艱苦生活，和一輩子對父親的思念與仰慕，深深地感動了我，也引我起心動念提筆書寫平生的第一本書。
這不是傳記，也不是小說，更不是什麼文學創作。我只是想將我的父親在寧波和台灣的兩個家庭，因為戰亂所經歷的生活起伏、苦樂，留下一個忠實的紀錄，以遺子孫。透過這本書，我想讓周家後人了解：國難之下，我們先人的顛沛流離與生活不易。尋根團圓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也是我們這一代周家人的至高喜悅。
戰亂分割了周家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一個月（農曆10月），我的父親周文質誕生於戰亂中的武漢，並在那裡成長。十九歲那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到寧波老家娶了他的第一位妻子戴曼麗，也就是我的大媽媽。蜜月之後，他們回到武漢定居，生下兩個兒子 （周中和周平），過了幾年平安幸福的日子。
抗戰軍興，1938年日軍攻佔武漢前夕，父親隨著他工作的郵局遷往大後方陪都重慶；大媽媽則帶著兩個兒子和爸爸的小妹，陪侍婆婆（我的祖母）回到寧波鄉下躲避戰亂，直至戰爭結束。他們本以為從分離到重聚大概只是兩三年的事，誰料到，這一別就是八年。而在重慶的父親，遇到了同是來自武漢避難的同鄉：我的媽媽王文娟。他們因相愛而結合，組成了當時所稱的「抗戰家庭」。1945年抗戰勝利，他們帶著三個孩子（兒子周晴、周鍊和女兒周南）回到武漢，並在那裡又添了三個兒子（偉儀、周奇和周倜）。
1946年夏天，父親回到寧波老家，與家人團聚，並要接大媽媽和兩個兒子一起到武漢，但是大媽媽拒絕了。因為她怕兩個家庭在一起生活，會造成矛盾，讓父親為難。
那年開始，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部隊一路潰敗，1949年共產黨在北京成立新政府。次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我們在武漢的這一家人，於1950年隨著父親先遷居香港，兩年後輾轉遷到台灣，父親與寧波的家人從此就永久地分隔在兩個世界了。
大陸解放後的三十年裡，共產黨政府不斷進行各種整肅運動；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鬥爭，不間斷地造成社會動亂，使得大陸人民普遍過著貧窮、動盪不安的日子。
留在寧波的周家，兩個兒子靠著僅讀了四年小學的單親媽媽獨力撫養，生活本已極為艱難；加上父親在台灣，兩個兒子成了黑五類，求學、工作都遭到極不公平的打壓。因為繳不起學費，兄弟二人都在初中畢業後就被迫輟學。
在台灣的周家，我們幾個孩子們，跟著父母親，在平順的環境裡，過了幾十年雖不富裕，卻不虞匱乏的日子。我們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且都出國留學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後，移居美國。
遺憾的是：父母生前從未對我們提起在寧波的另一個家。直到2008年，父親去世了二十八年，母親也去世三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緣，才讓海峽兩岸的周家後代，在父親的家鄉寧波市，鎮海區，灣塘村相聚。
那次的相聚，不僅將兩岸的兄弟聯繫起來，更讓我們發展出深厚的兄弟情誼。當年初見時，我已六十一歲，老家的大哥更已經是七十五歲高齡了。兩地的兄弟們，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與經歷。在父母的呵護下，台灣的弟妹們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而在老家的兩位哥哥，則靠著他們的母親做裁縫，艱難地撫養成人。儘管生活經驗上毫無交集，但是，兩岸的兄弟血脈親情卻血濃於水，一見如故。
度過了三十年的動盪，大陸於1979年開始採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這個今天人人都熟知的名詞，為大媽媽和兩位哥哥的生活，賦予了嶄新的意義與力量。他們不再是黑五類，終於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們的兒女與孫輩也都能進大學，過上了比他們父輩好得多的日子。
在我們上一輩的時代裡，因為戰亂動盪而造成的破碎家庭，比比皆是。每個家庭遭受的苦難或深或淺，但是生活的顛沛與艱苦，卻是上一代中國人共同的記憶。透過這本書的記述，我希望能為懸隔地球兩端的周家後人，留下一個完整的紀錄。無論貧富、無論苦樂，周家的子孫都能了解並珍惜我們先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因為他們的堅忍，奮鬥與犧牲，才有今天我們兩岸周家後代人的成長與發展。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爸爸的第一個家庭
1930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父親從武漢回到寧波鄉下與大媽媽相親認識並結婚。婚後在鄉下度了一個月的蜜月，他們定居於武漢。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前夕，父親隨著他工作的郵局遷往重慶，大媽媽則帶著婆婆和兩個稚齡的兒子回到寧波老家，從此她就未曾離開過寧波。
那次的分離，一直到1993年，她在寧波辭世的五十五年裡，大媽媽和父親僅共同生活過五天。那是在1946年夏天，抗戰結束後一年，父親回到寧波老家，想要接她與兩個兒子回到武漢共同生活。但是，為了避免父親在兩個家庭間為難，大媽媽決定留在灣塘村與兩個兒子相依為命，獨自一人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
從1938年在武漢分離，經過八年的等待，她終於盼到了1946年夏天丈夫回寧波老家的團聚。誰料到，那次寥寥數日的團圓卻將她推進了一個更漫長的等待與無止境的孤獨。那次分離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丈夫；去世後，她也未能與她守候終生的丈夫合葬。思念及此，對於永眠地下的大媽媽，我不禁興起了更深的哀思，淚眼益發模糊了。
我的祖父像許多寧波人一樣，年輕時就離鄉背井到外地做生意。他在武漢開了間「悅來海產行」，父親就一直跟隨他的父母生活在武漢。1930年農曆10月，十九歲生日前，當時已在武漢工作的父親，在他的祖母和母親的安排下，回到家鄉，與大媽媽剛剛認識了幾天後，就奉命成了婚。那是一樁舊社會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婚後，兩人在鄉下探訪親友，度過了一個月的蜜月假期。
婚後，兩人回到武漢；三年後迎來了長子周中（乳名寧武，寧波人出生在武漢之意）；再兩半年後，又添了次子周平（乳名寧江，因為他出生於漢口市江漢關對面的家裡）。他們就是爸爸兩次婚姻所生八個孩子中最年長的兩位。
在結婚之前，父親在祖父的堅持下，讀完高中二年級就輟學。因為祖父希望他繼承家裡的生意。然而，爸爸並未順從祖父的意願，繼承家業「悅來海產行」。他考進了當時很熱門的郵局，並憑著學校和自修學習的英文能力，被分發到國際包裹房工作，晚上則幫忙海產行結算賬目。這個小家庭度過了幾年忙碌卻幸福的安穩日子。
日本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帶來了全面的災難，破壞了一切的美好。如同當時許多中國人的家庭一樣，這個幸福美滿的小家庭，被殘酷的戰爭拆散了。整整八年，除了偶爾的家書外，一家人過著妻離子散的日子。1938年10月，日軍佔領武漢的前夕，父親隨著工作的郵局撤退到後方重慶；大媽媽則帶著她的婆婆和兩個兒子回到寧波鄉下躲避戰亂。那時，長子周中還不滿五歲，次子周平才剛滿兩歲。
這是1939年10月，父親寫給大媽媽的家書：
今天，武漢淪陷一週年了，在大武漢淪陷前夕，我離開了我生活十多年的第二故鄉，我拋棄了我的事業，別離了相知相愛的朋友，慈祥的母親，流浪到這個偏遠的山城。因此，我離開故鄉更遠；在那裡有我朝夕不忘的兩個小寶貝，相親相愛的妻，愛我的高齡祖母，心愛的二妹以及朝夕盼我上進的岳父母。我又憶起我最慈祥的母親，為了兒女的衣食，她老人家不畏旅途的荊棘勞累，冒著萬分的危險，回到老家……母親，您太苦了。母親，家，第二故鄉，親友，兩個小寶貝，一切的一切……，哪年哪月才能又像去年一樣團圓在一起呢？
根據大哥哥轉述大媽媽的回憶：父親曾於1939年從重慶寫信回家，希望她帶著兩個孩子到重慶團聚。但是，由於當時對日抗戰方殷，遍地烽火；而且，這個近兩千公里的旅程需要穿越日軍佔領區和封鎖線，極端危險。在家族長輩的勸阻下，她才決定和孩子留在寧波。
從此，這對年輕夫妻就地隔兩千公里整整分開了八年。開始兩年，還經常有家書往返，但是隨著戰事惡化，連通信都被迫中斷，父親也無法按時寄錢接濟家用了。
自由戀愛，爸爸的第二個家庭
離開武漢之前，祖父的一位好友（也就是後來我的外公），請父親到重慶後，幫忙照顧他去後方避難的女兒。到了重慶後，父親與那位小他九歲的女孩因為經常相處，漸漸產生了感情，因為相愛而結合，父親組成了他的第二個家庭。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是自由戀愛的結晶。在動亂的抗戰時期，他們結了婚，並於1941年在重慶生了第一個男孩取名周晴，一年半後加了一個女兒周南。後來，父親因為工作調動遷往成都；1944年春天，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周鍊。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父親帶著他的「抗戰夫人」和這個新家庭成員回到武漢；那時，母親也已經懷著我的三哥。
1946年初，三哥在武漢出生時，媽媽感染瘧疾，一度病危。民間傳說：「出養可以度厄」。於是，爸媽將他過繼給我們的小舅，希望孩子能夠順利成長。當時，小舅家只有一個女兒，過繼一個兒子給娘家，也是外婆的心願。1947年和1948年，家裡又添了我和小弟周倜。回到武漢之後，爸爸轉業到郵政工會工作。
在武漢安頓下來後，爸爸又與寧波鄉下的老家聯絡上了。1946年夏天，父親帶著滿懷的歡欣卻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寧波老家，與他的母親、妻子和兩個兒子重聚。闊別八年之後，一家人享受了幾天團聚、溫馨，幸福又珍貴的日子。
祖母還邀約了族裡長老和親友一起歡宴慶祝。席間，父親還在鄉親面前贊揚大媽媽「敬老扶幼，把持好家庭」。八年來，獨力養育兩個兒子，又服侍婆婆的大媽媽，聽到這個晚來的贊美，不禁悲從中來，淚流滿面。
父親在家裡的那幾天，每天帶著兩個孩子在鄉里探親訪友，並帶著他們在家門口的小溪裡游水，還講了許多抗戰時後方的故事。那是兩個孩子懂事以來，第一次感受到父親的疼愛與照顧。那幾天與父親在一起的生活，在兩個孩子的心裡留下了永生都不能忘懷的回憶。
1938年分開時，大兒子寧武還不滿五歲，小兒子寧江才兩歲。這次爸爸回來，寧武已經滿十二歲，寧江已經快十歲；這也是他們懂事以來，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父愛。父親帶回來許多好吃的糖果餅乾、新衣服和玩具，兩個孩子有父親在身邊呵護，真是開心極了，幸福極了。
大媽媽更是與丈夫有講不完的離情，這是他們歷經八年戰亂的分離後，一家人最歡樂、最滿足的日子。只是，這個等了八年的家庭團聚，卻像是曇花一現，僅僅維持了短短五天。
大媽媽痛苦的抉擇
當時，父親原本計劃帶著大媽媽與兩個兒子回到武漢一起生活。然而，因為她得知丈夫已有另一個家庭，擔心兩個家庭生活在一起，會造成矛盾與衝突；她也擔心兩個在鄉下成長的孩子，會不適應武漢這個大城市的生活。經過輾轉的思考，大媽媽拒絕了丈夫的安排，選擇自己帶著孩子留在鄉下。
她決定留在鄉下獨力撫養兩個兒子，並沉痛地叮嚀丈夫：「希望你不要忘記我和兩個兒子才好」。父親無奈，只能尊重妻子的選擇；誠懇地做了承諾，隻身離開寧波老家，回到武漢。
哪知，大媽媽那份成全他人的善意，和不與人爭的美德，在時局的變化和命運的作弄下，卻造成了她和丈夫終生的分離，也令兩個兒子在往後成長的歲月裡，永遠失去了父親在身邊的呵護與養育。那短短幾天與父親在一起的幸福日子，成了兩個孩子終身甜蜜又苦澀的回憶。
七十多年後，大兒子寧武仍然清晰地記得：父親離家時，一家人依依不捨送父親到碼頭的離情和母親悲戚的眼淚。那時，灣塘尚無公路交通，兄弟兩人就隨著媽媽乘坐小木船，送爸爸到寧波搭乘大船到上海再回武漢。
他們也不懂：為什麼爸爸這麼久才回家一次，怎麼一下子又要走了？他們問媽媽：爸爸什麼時候再回來？媽媽總是搖搖頭，不願意多說。她當時心裡的苦楚，又怎麼會是兩個年幼的孩子能體會得到的呢？對丈夫的無窮思念，就像附骨之蛆，終身緊緊地附著在她的內心深處。
當時父親的想法是：只要時局穩定下來，多等一些時間撫平妻子的情緒，一切都可以從容安排；等他安排好一切，再來寧波接一家人到武漢團聚。誰知道：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國民黨全面潰敗，共產黨席捲大陸，那次的分離，竟成了夫妻、父子間終生的訣別。
往後的歲月裡，大媽媽和兩個兒子也都曾多次到過寧波港那個碼頭搭船去上海。每次經過那個碼頭，大媽媽都不自覺地會在當年與丈夫分手的那塊地方佇立觀望片刻，似乎想要捕捉或等待什麼；但是，那一刻再也回不來了。
在兩個兒子的記憶裡，母親對於父親總是充滿思念，也總是默默地冀望著：有一天，一家人又可團圓，老天能給自己和孩子們一個完整的家。命運的作弄，卻讓這個卑微熱切的心願慢慢地離她越來越遠，終至幻滅。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裡，這樣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發生在千千萬萬個中國人的家庭裡；寧波的這個周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對於大媽媽與兩個兒子，這卻不是一個悲情故事的場景，而是一個漫長的等待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煎熬與折磨。
父親離開寧波，轉往上海，然後隻身乘船回到武漢。後來通過考試進入美商標準美孚煤油公司，當時美孚煤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由於工作努力，深得上司賞識，短短三年，父親就升任了美孚華中分公司的經理。當時，公司還計劃調他到西安擔任西北區總經理。
那時父親收入豐厚，一方面在武漢養家，一方面則定期寄錢回老家；在經濟上，盡力照顧留在寧波的母親、妻子和兩個孩子。大媽媽一家人在鄉下，倒也過上了三年衣食無憂的日子。雖然不能每天陪伴妻子和親身照顧兩個孩子，但父親卻兌現了他對妻子「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承諾。
暫時的分離成了夫妻、父子的永別
好景不長，1947年內戰局勢急劇變化，短短兩年，情勢急轉直下，解放軍徹底擊潰國民政府軍隊，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新政府。幾個月後，國民政府輾轉撤退到台灣
那時，由於美籍的總經理被調回國，父親於1950年初接任美孚石油公司華中區總經理。剛開始的幾個月，美孚公司的營運仍然維持正常；支持蔣介石政權的美國政府，也未立即與共黨的新政府決裂。然而，繼之而來的韓戰（也就是大陸通稱的抗美援朝戰爭），導致中美兩國政府的關係徹底破裂，外交關係斷絕，美國並祭出全面經濟制裁。美孚公司結束營運，父親失去了工作，被迫帶著在武漢的家庭遷居香港。由於時局動亂又急迫，父親也來不及安排在寧波的家人同行。
到了香港後，父親進入美孚香港分公司任職。當時全國各地區的經理人員都到了香港，分公司的職位有限，父親並沒有得到很理想的職位。剛到香港的兩年裡，父親仍然與家鄉的大媽媽保持聯絡，除了家書與照片外，父親也偶爾寄些錢回家幫忙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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