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了拉姆安拉（薩伊德專序，巴勒斯坦當...

名人推薦：【國際媒體好評】
刻畫當今巴勒斯坦人心境的動人英文巨作……絕無僅有，完美呈現巴勒斯坦及以色列時事背景。——《泰晤士報文學評論》
太棒了……一部美麗且動人的回憶。——《金字塔周刊》
關於巴勒斯坦離散的誠實且詩意之作……本書以最美麗的散文描寫了巴勒斯坦人們遭受的傷害……由於作者的坦誠與冷靜的筆調，在讀者飽受震驚的閱讀之後，這本生命之書仍會常留在讀者身邊。——《開羅時報》
本書優雅，有時，還使人相當震驚。這是一部簡單且動人的文學作品；對於巴勒斯坦所遭遇的痛楚，本書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且加入...

1 橋 橋上極熱。一滴汗從我的前額淌下，順著鏡框滑至鏡片。朦朧了我的視線、我的期待及我的回憶。過去的畫面閃過眼前的景色；過去這些日子以來，為的就是回到這裡。我總算來了，就要跨越約旦河。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我左肩搭著一只小袋子，若無其事地（應該說「看起來」若無其事地）朝西而行。世界在我腦後，眼前是我的世界。 關於這座橋的最後記憶來自於三十年前，我從拉姆安拉1通過這座橋來到安曼，然後再從安曼回開羅的學校上課。當時我是開羅大學應屆畢業的四年級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早晨：拉丁文考試。還剩幾科就結束了，拉丁文考完，兩天後接著考「小說」和「戲劇」。屆時我就完成了對慕尼夫的承諾，實現我母親希望兒子是大學畢業生的願望。先前的考試（歐洲文明史、詩、文學評論還有翻譯）都安然通過。就要結束了，等成績出來我就可以回安曼，然後從那裡（通過同一座橋）回到拉姆安拉。父母親來信說，他們已經著手裝修位於拉姆安拉的立夫塔威大樓公寓，以迎接拿到文憑載譽歸來的我。 考試大廳裡極熱。一滴汗從眉上淌到鏡框停了一下，然後滑到鏡片上，滴到考試卷的拉丁文上：altus、alta、altum。外面的聲響是什麼？爆炸嗎？還是埃及軍隊的演習？這幾天的話題都和戰爭有關，難道是戰爭？我用面紙擦拭眼鏡，檢查完答案離開座位，把考卷交給監考人員。一片斑駁的油漆從天花板飄下，落在我和監考人員中間桌上的試卷，他嫌惡的抬頭望向天花板，我走了開去。 我步下人文學院的台階，校園棕櫚樹下，阿伊莎太太正坐在她的車裡，她是我們接近中年的同學，在丈夫過世之後考取大學。她用法文口音慌張地叫住我：「穆里！穆里！開戰了！我們打下了二十三架飛機！」 我攀住車門，探進車裡。車內收音機傳來阿哈瑪．薩伊（Ahmad Sa’id）激動的聲音，愛國歌曲大聲作響，一群學生在旁邊議論紛紛，言之鑿鑿或不可置信的都有。我握緊了右手拳裡考試總是隨身攜帶的鵜鶘牌墨水。直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突然以巨大的弧度揮動手臂，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墨水瓶對準棕櫚樹幹狠狠砸過去，瓶身在深如夜色的靛藍中爆裂成玻璃碎片，散落草坪上。 這時，從阿拉伯之聲電台的阿哈瑪．薩伊口中獲知，拉姆安拉再也不屬於我，我回不去了。那座城市已經陷落。 考試延後了好幾個禮拜後再度舉行。我畢業了。拿到了英國文學的學士學位，卻找不到可以掛上證書的那面牆。 戰事爆發時，人在異鄉的遊子透過巴勒斯坦的親戚或者紅十字會，想盡辦法爭取團聚許可，有些比較膽大的，像我哥哥馬吉得，就冒險偷渡回去。 以色列准許數百名年長者回家，卻把數以千計的年輕人拒於門外。這個世界為我們取了一個名字，稱為那吉殷（naziheen），也就是流民。 流離的境遇一如死亡，你以為這種事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自從一九六七年夏天開始，我成了流離失所的異鄉人，一個我向來認為屬於別人的身分。 異鄉人必須不斷更新居留許可證，填各式表格，買郵票寄表格，提出各式證明。總是有人問道：「兄弟，你是哪裡人啊？」或者「你們國家的夏天熱不熱？」 他對寄居國家裡種種關於當地國民的細節和「國家」政策漠不關心，不過，卻總是第一個對這些政策結果產生反應的人，也許不能分享當地人的喜悅，卻永遠對當地人所害怕的事情感到害怕。永遠是示威遊行中的「滲透份子」，儘管示威當天連大門都沒邁出一步。和地方之間有著扭曲的關係，一方面和這些地方緊密相連，一方面卻又被這些地方驅逐出境。永遠不能用同一個主詞把自己的故事說完，永遠的度日如年，每一秒對他而言都維繫著瞬間的永恆。記憶不堪回首。活在內心深處那個安靜的角落，謹慎看待自己的祕密，厭惡別人刺探。經歷過周遭的人沒興趣的另一種人生繁瑣，開口的時候卻又什麼也不說，自動跳過那些細節。喜歡電話鈴響，卻又害怕電話鈴響。好心人告訴異鄉人：「這是你的第二個家，我們都是你的家人。」他因為異鄉人的身分而被人憎恨，卻又因為異鄉人的身分被人同情。後者比前者更讓人難以承受。 那個星期一的正午，流離的境遇衝擊了我。 當時我是不是成熟到足以理解──像我一樣的異鄉人，其實有很多就住在自己的城市裡，而他們的國家沒有受到外國軍隊的侵占？陶希帝3是否曾在遙遠的過去眺望未來，著手寫下二十世紀後半葉我們甫遭遇到的離散？二十世紀的後半部會比前半部來得長嗎？我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異鄉人再也無法回到原來的樣子，就算回頭，一切已結束。「流離」的人正如氣喘病一樣無法痊癒。詩人更慘，因為詩本身就是一種離散。怎麼突然講到氣喘呢？難道是那次我在約旦河畔發慌苦等數小時，等「另一邊」（巴勒斯坦警察這麼稱呼他們）發照許可我踏過時空邊界時的劇咳？ 我從安曼來到了約旦這邊的橋頭，弟弟阿拉載我去的，他的妻子和我母親也都在。早上九點十五分我們就離開安曼須梅撒尼區，十點前就抵達了，那裡是明令許可他們最遠可到的地方。我道了別，他們就回了安曼。 我坐在設在橋頭的等候室中，問約旦官員接下來怎麼做。 「你就在這裡等，等我們收到他們的信號，你就可以過橋。」 我在室內等了一會兒，還不曉得這一等就是許久。我走到門邊，站著望河。 我不驚訝河面狹窄：約旦河一直都是條極細的河，我們小時候就已經有這個認知。我驚訝的是，經過了這些年，河已經乾涸，幾乎沒了水。大自然和以色列共謀，偷走了河水。以往它還有水聲，現在成了無言的河，宛如停泊的車子。 另一端的河岸清楚地在眼前展開，一目了然。那些闊別多年之後來此過橋的人告訴我，他們曾經在此流下淚來。 我沒有流淚。 那輕微的木然並沒有從我的胸口漫升至雙眼。沒有人在旁邊告訴我在等待的數小時裡，我的表情如何。 我望向橋身。我能過橋嗎？會不會在最後一秒出現問題？他們會把我遣送回來嗎？他們會不會捏造什麼程序錯誤？我真的會走到另一岸，走上橫列眼前的山丘嗎？ 在地形上，我所在的約旦土地和橋另外一頭的巴勒斯坦土地並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那邊是「占領區」。 一九七九年底，我參加了大馬士革阿拉伯作家協會的會議。主辦人帶著我們走訪庫拿特拉城（Qunaytera）。護衛車隊帶領的短暫行程，我們目睹了以色列人所經之地對這個城市帶來的破壞。站在刺絲網邊，網內飄揚著以色列國旗。我把手伸進鐵網內握住戈蘭占領區一叢野生的灌木，搖了搖它，對著站在我旁邊的胡珊．穆魯沃說：「這就是占領區，阿布．尼則4；我可以用手握住它呢！」 當你年復一年、在一次次的節慶、一次次的高峰會中，在收音機、報章雜誌、書籍、演講裡聽到或讀到「占領區」這個字眼時，你會以為那是世界的盡頭，絕對沒辦法抵達。你看，這有多麼近？多麼觸手可及？多麼真實？我可以用手握住它，就像握住手帕那樣。 穆魯沃的眼裡泛出答案，答案裡是一片沉默與濕潤。 現在我站在這裡，眺望約旦河的西岸。這就是「占領區」嗎？這回沒有人站在我身邊，讓我複誦多年前對穆魯沃說過的話：這可不是新聞布告上的台詞而已。當你親眼所見，土壤石礫山丘岩石都歷歷在目，有生動的顏色、溫度，還有野生植物。 現在它已經在感官前面宣示了自己的實體存在，現在誰還敢說它是抽象的？ 它再也不是反抗詩裡面的「摯愛」，不是政黨運作中的一個物件，不是一個論點或者一個隱喻。在我眼前攤開，如蠍、鳥和井那般觸手可及，也如一片粉筆和足印那般舉目可見。 我問自己，除了我們已經失去它的事實，這有什麼特別？ 它不過是一片土地，和其他土地無異。 我們歌頌它不過是要自己記得被掠奪的羞辱。我們歌詠的不是過去神聖的東西，而是為了現在日復一日因為「占領」而遭到侵犯的自尊。 那塊土地就在我面前，和開天闢地時沒有兩樣。我對自己說：「土地並不會移動。」我卻還沒碰到它，只是目睹而已。我就像被告知贏得大獎的人，只是大獎還沒落到手上。 我還是在約旦這一頭。數小時過去了，我步回等候室，顯然沒有什麼新消息。我坐在椅子上拿出我的紙，匆匆翻閱打發時間：都是我拿來準備出版第九冊詩集《存在的邏輯》的諷刺短詩，還有詩的「草稿」。我瞥了一下這些字句，然後把紙收回包包裡。等待的焦慮反映了我對作品的焦慮，在出版物前面我喪失熱情，質疑那些即將逃離掌控的文字價值。 我喜歡詩，喜歡詩在我手下意象連生、逐字逐句養成的感覺。但是憂慮到來，篤定的感覺煙消雲散，創作者因自己的創作而驚喜的滿足時刻戛然而止。 這感覺不斷重演，自從第一次發表詩就開始，我清楚的記得。 當時我是開羅大學應屆畢業的四年級生。時常在圖書館的階梯上讀詩給羅德娃聽，她肯定那些詩都是好詩，說我一定（總有一天）會變成詩人。有一天我把其中一首詩交給法路克．阿伯德．沃哈轉給《劇院》雜誌（Theater Magazine）發表，羅夏．羅須帝是該雜誌編輯。接連好幾天我是驚恐度日。 每天我都想把我的詩要回來，但是又害怕他會覺得我懦弱又舉棋不定。每回在學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開口問他的看法，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詩脫手的那一秒起，我開始覺得一無是處，不應該發表，現在我真的覺得它爛透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這一天到了。 我到麵包店買麵包儲糧，因為大家都以為要開始長期抗戰。我站在長長的隊伍裡，旁邊的人行道上（一家還開著的小書店把書擺到了外邊人行道）堆著一落落的報紙、雜誌和書。數十種雜誌中我看到了《劇院》雜誌，遂買下它然後急促翻閱紙頁找我的詩──找到了。〈穆里．巴爾古提：向遠方的軍人致歉〉（Mourid al-Barghouti: Apology to a Faraway Soldier）。這是怎麼樣的一場巧合啊？ 我的第一首詩在這麼一個特異的早晨登了出來，雜誌封面的日期寫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某位記者問過我這件事，我告訴他這個故事，然後玩笑地加了一句：「我在想阿拉伯人之所以戰敗，巴勒斯坦之所以失守，可能是我寫了這首詩的緣故。」 我們都笑了，笑不出聲。 我再度離開了等候室。 我在等候室以及河水中間的一小塊空地上走著，思忖眼前的風景。除了沉思我也沒別的事可做。 沙漠般的土壤是如此緊緊地偎著水。日烈如蠍。 「告訴太陽的眼睛……」突然間讓我想起，這首哀傷的歌已經是不遠處另一群沙漠失蹤者的輓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有人敲了我在埃及扎馬萊克（Zamalek）的家門，一個臉受烈日灼傷、模樣和衣著特異的人走了進來。我擁抱他如同他突然從雲端掉到我的臂彎那樣：「你怎麼到這裡的，阿塔舅舅？」 他總共在西奈半島的沙漠走了十四天，從六月五日那天開始。 「我們根本沒打仗，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武器，打從一開始，就用飛機驅趕我們……」 我舅舅六○年代初是約旦軍官，後來擔任科威特的訓練官。一九六七年奉派至科威特軍營和埃及共同作戰。他說目前在埃及達舒（Dashur）營區受埃及軍團指揮，不清楚下一步該怎麼做。 除了他，我沒見到任何其他歸來的軍人，這就足以讓人心為之一沉。一個人就足夠明白點出戰敗的事實。 中午了。等待每多一分鐘我就愈緊張。他們會准許我過橋嗎？為什麼拖這麼久呢？ 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拿你的行李過橋。」 終於！我終於來了，背著我的小袋子，一步一步過橋去。這橋身的木板不過區區數公尺，卻有三十年的離鄉背井。 這深色的木板怎麼能夠疏遠國家和它的夢？怎麼能夠阻止整個世代的人在曾經屬於自己的家中喝咖啡？又怎麼能夠引領著我們產生如此大的耐性，又領著我們到死亡那方？又怎麼能任我們流亡四處、居無定所、在不同政黨和恐懼的竊竊私語中飄蕩？ 我不感謝你，你這毫不顯著的短橋。你並非海洋，如果是，我們還能在你帶來的恐懼中找到理由。你也不是棲有野獸和奇珍異獸的山脈，如果是，我們身在其中也能匯集所有的本能保護自己。橋啊，我也許會感謝你，如果你只是外星球上的橋，位於一台老賓士車三十分鐘到不了的地方。我會感謝你，假使你是火山和厚厚一層恐怖橘色岩漿的產物。可是，你只是嘴角啣著鐵釘，耳後夾著香菸的可憐木匠之作。小橋啊，「謝謝」我說不出口。在你的面前我應該覺得羞愧嗎？還是在我面前的你應該感到羞愧呢？你近得宛如天真詩人眼裡的星星，遠得一如癱瘓者的一步。這是怎麼樣的困窘啊？我無法原諒你，如你無法原諒我。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 費魯姿稱它為「回歸橋」，約旦人稱之為「胡笙國王橋」，巴勒斯坦當局稱之為卡拉馬渡口，一般大眾，公車和計程車司機都叫它「艾倫比橋」，我母親，早先還有外婆、父親、嬸嬸烏姆．塔拉爾都只簡單的叫它：橋。 我現在就要過橋，在三十個夏季之後。上次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緊接著就是一九九六年夏天。 在嚴禁進入的木板上，我一邊走著一邊自顧自說著這一輩子的故事。我無聲無息的訴說著自己這一生。閃動的畫面跳躍式地此起彼落；不清不楚的一生影像；還有如飛梭般前後撞擊的回憶。那些畫面自成一體，不受安置，沒有最後的定型。他們的模樣混沌不明。 遙遠的童年。朋友與敵人的臉。我是從其他大陸來的人，說著他國語言，跨過他國疆界，臉上掛著一副眼鏡，肩上搭著一只小袋子。我的腳步落在橋身木板上，正走向詩的領土。訪客？難民？公民？過客？我不曉得。 此刻是政治？感性？或是社會？實際？超寫實？屬於肉體還是心靈的一刻？木板咯吱作響。過去生命中發生的一切在朦朧中若隱若現。我為什麼想丟了肩上的袋子呢？橋下幾乎沒有水。沒有河水的河，如同為自己身處於兩種歷史、兩種信念以及兩種悲劇中間而道歉。那是岩石的景色。白堊。軍隊。沙漠。如牙疼般痛楚。 這兒有約旦國旗：紅白黑綠，阿拉伯起義的顏色。數公尺之後就是以色列國旗，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的藍，中間鑲著「大衛之星」。一陣風颺起了兩旗。「白如功績、黑如戰役、綠如草茵……」腦海裡浮起這一首詩，但是，眼前的景色卻乏味得像計算清單一樣。 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 今日六月的空氣和昨日一樣沸騰著。「噢！木橋啊……」費魯姿的歌乍現；迥異於她的風格，歌詞超乎期待的直接。那歌詞是多麼深植於知識份子、士兵、阿姨們還有革命份子的心中？難道是因為人們需要從別人的口中聽見自己的聲音？他們是否需要外在的聲音來唱出心底的聲音？沉默的人指派代言者為他們在想像中不得其門而入的國會發聲。人們只有在不公的時代，還有普遍沉默的時代，才喜歡直接的詩，輕聲細語或含有指涉的詩只有能暢所欲言、不必假他人之口的自由人才能心神領會。我告訴自己，我們的文學評論只是瞇著眼抄襲西方理論，在他們的阿拉伯帽上覆著牛仔帽。（這帽子的譬喻實在是老掉牙，我怎麼突然想到這兒來了？）前面來了一位以色列士兵，戴著圓頂小帽，那可是一頂貨真價實的帽子，而不是什麼文學譬喻。他的槍看起來比人還高，人倚在西岸獨立的崗哨門口，以色列國的主權就從這裡展開。我無從得知他的感覺，他的臉沒有顯露出一點思緒，我望著他的臉一如望著一扇闔上的門。現在我已經踏上西岸河邊，橋已在身後。有那麼一刻，我就那麼站著，站在大地塵土上。我不是跟隨哥倫布的士兵，在他們瀕死邊緣吶喊：「陸地！陸地！是陸地！」不是大喊「我找到了！」的阿基米德，也不是親吻土地的勝利士兵。我沒有親吻土地。我既不悲傷也沒有流淚。 但是，在這片蒼白的荒地上，他的影像卻在我的面前忽隱忽現，他的笑容從遠方而來，從我親手放他安眠的墳塚而來。當時在闇黑的墳裡，我給了他最後的擁抱，然後其他送葬者把我拉了開來，留他一人在那塊我們寫著「慕尼夫．巴爾古提，一九四一─一九九三」的墓碑下。 我走了幾步。 我望著那士兵的臉，有那麼一秒他看起來只是受僱於人：無聊而不滿。不，他渾身戒備而且警醒（還是我把自己的狀況投射到他身上？）不對，那只是他每天的例行態度，因為他每天看上千個像我一樣背著背袋的巴勒斯坦人過橋來做個短暫的夏天造訪，或者回去安曼繼續把日子過下去。不過我的情況不同。 我對自己說，為什麼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情況特殊而且「不同」？人是不是就算迷失的時候也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不是一種我們無法掙脫自我本位主義？還是情有可原？──我可是三十年來第一次過橋來。那些住在占領區的人向來可以自由來往橋的兩岸，持有探訪或團聚許可、流亡在外的人也可以。這三十年來，我兩種身分都得不到。他怎麼會曉得這些？我又為什麼希望他能了解呢？

1 橋 橋上極熱。一滴汗從我的前額淌下，順著鏡框滑至鏡片。朦朧了我的視線、我的期待及我的回憶。過去的畫面閃過眼前的景色；過去這些日子以來，為的就是回到這裡。我總算來了，就要跨越約旦河。腳下的木板咯吱作響，我左肩搭著一只小袋子，若無其事地（應該說「看起來」若無其事地）朝西而行。世界在我腦後，眼前是我的世界。 關於這座橋的最後記憶來自於三十年前，我從拉姆安拉1通過這座橋來到安曼，然後再從安曼回開羅的學校上課。當時我是開羅大學應屆畢業的四年級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早晨：拉丁文考試。還剩幾科就結...

序文 / 薩伊德 Edward W. Said
1 橋
2 拉姆安拉
3戴爾格薩那
4 村落廣場
5 活在時光裡
6 父執輩
7 生不逢時
8團圓
9 每天的最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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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橋
2 拉姆安拉
3戴爾格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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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團圓
9 每天的最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