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橋驟雨
十幾年前，我習慣走路上下班，單趟路程約5公里。我常常以墊板夾住紙張，一邊走路，一邊寫文章。台灣的仲夏常有驟雨，某日早上我走路改寫論文時，忽然下起雨來。我並未帶雨具，猶豫一下，決定在雨中繼續修改論文。凝神專注時，不覺得有下雨的罣礙，只看到落在墊板上的雨珠，似乎靜止不動，反而感到解放。這種感覺，似曾相識。走進辦公室後，才想起這是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一首詩的境界。她的詩敘述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Utagawa Hiroshige;1797－1858)的畫作《大橋驟雨》。辛波絲卡望著這幅畫，感受到水的濺灑聲，彷彿自己也身在畫中，在現實凝結為永恆之下，和畫中的人物一般參與無終點的賽跑。我在雨中專注改寫論文，感受到類似境界，彷彿時間已被凍結。
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企圖以畫筆攔截時間，將之表達於其版畫《大橋驟雨》。辛波絲卡在她的詩《橋上的人們》(People on the Bridge)聲稱歌川廣重是一名侮辱時間的叛徒，忽視了時間的法則。她認為這位浮世繪畫家受制於時間，卻不肯承認，讓「時間失足倒下」。歌川廣重的《大橋驟雨》捕捉東京夏天的傾盆大雨，來得急，去得快。俯瞰的角度更生動描述大橋上撐雨傘、穿蓑衣的路人狼狽相。而對岸的安宅 (Ataka no Seki)被傍晚的大雨籠罩著，若隱若現。粗細交錯的前景斜線，製造身歷驟雨的效果。
歌川廣重原名安藤廣重，早期深受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影響。晚年的作品「江戶名勝百景」色彩非常柔美，構圖簡潔有力，對氣氛的營造非常成功，尤其《大橋驟雨》中長橋上的風雨，意境令人陶醉。2015年我訪問歐洲，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看到一幅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的廣告，竟然是《大橋驟雨》。原來歌川廣重這幅畫曾被後期印象派大師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 –1890)臨摹，今日收藏於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館，受到西方世界矚目。廣重善於捕捉大自然的瞬間變化及旅人的突然反應，這幅《大橋驟雨》可說是代表作。梵谷臨摹用色的彩度高了許多，筆觸也較複雜，但少了幾分細緻優雅。梵谷不懂漢字，框外的字是憑記憶信手寫出，成為特殊的梵谷式中文字體。梵谷也崇拜佛教。曾經創作類似和尚的自畫像。他在1888年寫信給朋友，將自己比擬為佛教和尚，「簡單敬拜永恆的佛陀(a simple worshiper of the eternal Buddha) 。」
2014年11月21日我到立陶宛參訪維爾紐斯大學(Vilnius University)，在其古老的圖書館看到辛波絲卡的簽名詩集，我特別翻到《橋上的人們》，原詩以波蘭文書寫，有英文翻譯，我節錄當中的一段詩句如下：
時間在此停止 (Time has been stopped here)，
它的法則不再被諮詢 (Its laws are no longer consulted)；
在事件發展的過程，時間已被免除其影響力 (It has been relieved of its influence over the course of events)，
它被忽視侮辱 (It has been ignored and insulted)。
辛波絲卡敘說歌川廣重凍結時間，而佛經則常將時間延伸至無限。例如《法華經》提到：「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大智度論》說明阿僧祇(Asamkhya)這個古天竺計算數字，是十的一百零四次方。阿僧祇劫即指「無數劫」。《妙法蓮華經》：「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我輩凡夫俗子，無法聯結凍結的時間和無限的時間。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想像力，時間的凍結，即是永恆，相當於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不是嗎？看事情的角度全在一念之間。難怪蘇東坡會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海倫的珠寶
我小時候有一個夢想，一直以為圓夢的地點在德國柏林，一輩子到不了，於是隨其機緣，不加勉強，未料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經過45年後，我在俄羅斯的莫斯科圓了這場夢，似乎在冥冥中建水月之道場，圓夢中之佛果。
1960年代的《國語日報》每星期有一版面專門報導地理及歷史故事，當中對希臘古蹟常有描述。我小時候多次閱讀，一直對特洛伊城(Troy)和美女海倫有幻想，主要是受到斯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 －1890)的影響，《國語日報》敘述斯里曼的傳奇，就像電影《印第安那瓊斯》(Indiana Jones)讓我著迷。這位早年貧困的德國人經商致富，將其財富投入考古學探險。斯里曼小時候聽他父親提到特洛伊城的故事，說該城已成廢墟，未曾留下存在的證據。斯里曼認為木馬屠城真有其事，和父親辯論，立志要找到特洛伊城。然而他的家境窮困，只好在14歲時到雜貨店當學徒，從此顛沛流離，混跡於江湖，在這段期間他力求上進，以自創的方法，很有系統的學會12種語言。
1850年時斯里曼經商致富，於47歲時得償宿願，開始進行尋找特洛伊城的考古學探險。為了到希臘考古學探險，他登廣告徵婚，娶了十七歲的希臘美女索菲亞(Sophia Engastromenos; 1852－1932)，協助他處理希臘相關事務。於是一個瘋狂的商人帶著美貌如花的年輕夫人，跑到達達尼爾海峽口四哩處(靠近亞洲那一側)，土耳其西北的一個小村莊西薩力克(Hissarlik)。斯里曼堅信這就是特洛伊城的所在地。然而大多數考古學家都不看好他的說法，等著看他亂挖鬧笑話。結果他真的在地平面以下23－33呎挖到了城市遺跡，一切和伊里亞德描述的特洛伊城相符。他並找到金製寶物9千件，稱之為「普利阿莫寶藏」(Priam’s Treasure；普利阿莫是特洛伊國王的名字)。索菲亞穿戴「海倫的珠寶」(The Jewels of Helen)公開亮相。我在7年前畫了穿戴「海倫的珠寶」的索菲亞，依照個人的想像，將其頭飾畫得五彩繽紛。
斯里曼於1874年將整個發現記錄，出版專書《Trojan Antiquities》。1877年6月8日，倫敦的皇家考古學會召開特別會議，授勳給斯里曼夫婦。25歲的索菲亞當場演講，讚美希臘的天空與思想，得到如雷掌聲。斯里曼熱淚盈眶，不敢置信當年登報徵婚會有這麼好的結局。不過糗的是，後人証實斯里曼挖到的並非特洛伊城，而是比特洛伊城早一千年的古蹟。
我9歲時初次聽到「普利阿莫寶藏」，深深著迷，也相當遺憾寶藏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消失於人間。待年紀漸長，記憶褪色，逐漸忘掉童年時期的迷戀。2014年我初次訪問莫斯科，曾到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參觀，而我年幼時夢幻的普利阿莫寶藏保存在教堂對面的普希金博物館，近在咫尺，我卻懵懵懂懂，毫無知覺，擦身而過。2015年初，我訪問柏林，和德國官員聊天，猛然勾起多年前的回憶，詢問這個寶藏的訊息，才得到答案。原來1945年蘇聯紅軍攻陷柏林，偷偷將普利阿莫寶藏帶回蘇聯，保存於普希金博物館，直到1993年才公開承認。德國官員對於寶藏被俄國人巧奪，當然很不甘心，徒呼負負。2015年底我又重返莫斯科，終於親眼目睹「海倫的珠寶」，心情興奮無比，一圓超過40年的考古夢。我畫「海倫珠寶」的頭飾，五彩繽紛。其實這個頭飾是黃金製成，是金黃色的。我拍了多張照片，很仔細的觀看頭飾的設計，直到晚上普希金博物館即將閉館，才依依不捨的離去。
斯里曼也和佛教有淵源。他在挖掘特洛伊古城時發現了右旋萬字飾(Swastika Motifs)，認為這代表和煦的太陽，而左旋萬字 (Sauvastika)則代表秋天的太陽。1880年他出版《伊利奧斯》(Ilios) 一書，提到：「在佛陀的足跡中，佛教徒認可不少於六十五祥瑞，其中第一種是右旋萬字......第四個是左旋萬字(In the footprints of Buddha the Buddhists recognize no less than sixty-five auspicious signs, the first of them being the Svastika... the fourth is the Sauvastika)。」
莎士比亞的禪語
2016年4月23日是英國文豪莎士比亞(1564－1616)逝世400週年的紀念日。英國表彰他為人類留下的文化瑰寶，舉辦兩場紀念莎士比亞逝世400週年的盛大活動，分別在泰晤士河畔和位於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亞劇院上演。我於4月24日飛往倫敦，與這兩場盛會失之交臂。但也在倫敦感受到為莎翁慶賀的氛圍。公務之餘，特別到泰晤士河南岸的莎士比亞環球劇場瞻仰。
該劇場原建於1599 年，1613 年表演《亨利八世》時，劇場在加農砲表演意外下毀於大火，之後重建於1614 年，最後在1644年拆除。今日看到的是在原址重建的劇場。環球劇院是一個公共劇院，莎翁在這個空間中培養了劇本寫作的技術，成為他創作的重心。許多劇本首演的地方是宮廷，但稍做改編後都可以放在環球劇院演出，成為他順應民心的不二法門。在倫敦緬懷莎翁之餘，也和他在萊斯特廣場的雕像合影一番。
2012年我擔任東元獎評審，當年的得獎者是吳興國。他將莎士比亞《暴風雨》改編成京劇演出，闡述個人對於《暴風雨》的興發體會：「這是一齣探討放下、和解、包容的禪劇」。說《暴風雨》是「禪劇」，我很同意。如果細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會發覺當中有許多的警句和佛學哲理相通。智慧是佛教的核心，與佛教相關的深奧智慧，往往不是那種可以很容易封裝或闡述的道理。而莎士比亞的作品則往往呈現類似的智慧，今天人們不斷將莎士比亞的台詞從劇本中節錄出來，變成人生的智慧雋語，為人生提供了許多答案。
有一句極有禪意的話常被人誤認是莎士比亞所說：「期望是所有心痛的根源。」這句話頗具莎士比亞的風格，但肯定不是他說的話，因為在他那個年代，尚無「心痛」(heartache)這個摩登術語。這句話應該是從佛教第二聖諦中衍生出來的：「慾望是所有痛苦的根源。」莎翁在他的劇本《終成眷屬》中倒是曾經說過：「期望常常落空，尤其是最被看好的期望。」我們必須明白，期望終歸是期望，它很可能落空。例如莎翁寫《理查二世》，對「君權神授」等國家根本的觀念，提出質疑。英俊瀟灑、文采風流的理查二世不是一個好國王，導致臣民離心離德，爆發亨利四世叛變。當理查二世被叛軍包圍，大勢已去時，還認為是自己是上帝任命，具有神聖性的君主。正如佛陀所說，理查二世表現背後的驅動力是渴求貪欲，其過程使他在誘惑下建立了妄想。
《理查二世》呈現出莎士比亞探討的永恆主題之一：當人們失去了依賴的身分，他們如何崩潰？而其崩解又給我們何種啟示？理查二世在劇中無法接受自己的神授遭受挑戰，他說：「喔，上帝，上帝啊！那是我的舌頭，曾對那邊那個得意的人，下了可怕的放逐之令，現在卻要再收回來，用上逢迎諂媚的言語！」 他又說：「現在這個國王該做什麼？必須順從嗎？這個國王會這樣做。他必須被廢掉嗎？」終於，他領悟到，君權未必神授，可被推翻。於是他期望能化為一般人：「我願拿珍珠換一串唸珠；我華麗的宮殿換一方隱地；我明豔的華袍換一襲濟貧者的粗衫；我雕飾的酒杯換一個木盤，我的權杖換一根朝聖者的拐杖；我的臣民換一對聖者的雕像；還有我廣大的王國換一座小小的墳墓；一座很小很小的墳，一座微不足道的墳。」
處於民眾仍然相信「君權神授」的年代，莎士比亞在《理查二世》驚世駭俗的暗示君權並非神授，人應生而平等。如同《阿含經》提到，佛陀自稱「我今亦是人數」，表示佛與眾生本來是平等的，差別在能否滅除煩惱；能滅除煩惱的是佛，反之，是眾生。理查二世被貪欲包圍，如何成佛，如何成神授之君? 《查理二世》中有不少頗具禪意的警句，例如：「什麼都比不上厄運更能磨練人的德性。」佛陀教導，磨練自己的清淨心，處順境不起貪愛，處逆境不起瞋恚，這就是修行。《威尼斯商人》寫著：「一個人做了心安理得的事，就是得到了最大的酬報。」《太上感應篇》云：「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
莎劇台詞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藉由優柔寡斷的哈姆雷特口中所說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到達英國的前一天，斯特拉特福舉行遊行、舞蹈和煙火等活動，查爾斯王子加入當天在皇家莎士比亞劇院上演的高潮，在眾演員陸續示範如何念哈姆雷特經典獨白「To be or not to be」時，查爾斯也摩拳擦掌，跳下觀眾席，要求：「我可以說一句嗎？」
「To be or not to be」是頗具禪意的問話。1823年英國出版的《藝術暨文學字典》解釋，哈姆雷特那一句意思是：「我要不要生存下去，真費思量。」然而這句話假如沒有和前後情節配合，並無完整的意思。單獨看哈姆雷特那句話，其實很難看到「生死」的意思，但「不知怎麼辦」含義則很明顯，正符合哈姆雷特猶豫不決的性格。而《哈姆雷特》提示普羅大眾：「無榮無辱便是我們的幸福。」唐代的詩僧拾得禪師寫《終不逐時情》：「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餘住天台山，凡愚哪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思亦無慮，無辱也無榮。」正是不流於俗、無寵無憂的自在心境。莎翁也在《亨利八世》諄諄善誘的說：「知足就是我們最好的所有物。」佛經常提梵語「兜率」，意思是「知足」，知足才是最樂，才是真樂。莎翁在他寫完最後一個喜劇《第十二夜》之後，幾乎每一個劇本都拋出真實的問題，卻不揭曉答案，藉此激起觀眾的思考，這正是禪宗「不說破」的原則。莎翁是真正懂禪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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