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簡又文：嶺南書畫鑒藏
知道簡又文應該是很早以前的事，但到了二○一九年才興起要編他文集的念頭，首先是在該年七月到香港參加書展時好友林先生告知有簡又文的未刊日記（其實應該是在廣東文獻館的工作日記），緊接著台北的查時傑老師告知有簡又文的回憶錄《重生六十年》，又經香港的潘惠蓮女士告知此回憶錄發表於何處，於是我終於把它的全文找出，當然還同時找到更多他自述的文章，而這些都沒被蒐集出版單行本過，對於我這有史料癖的人，沒把它出版真的心養難受，但要出版就必須聯繫其家屬。熱心的潘惠蓮告知三年前香港許禮平先生和簡又文的兒子簡醫師見過面，於是馬上和好友許先生聯繫，在一天中由電郵而微信而通電話，八十四歲在舊金山的簡醫師，侃侃而談，談猛進碑、談武俠名家梁羽生（簡又文的學生）、談父親的種種，談上海的家「斑園」，他還發給我多張照片。一下子我似乎和簡又文距離很近，除了太平天國研究專家外，我感受到活生生的一位學者的各種樣貌。
簡又文（1896—1978）字永真，號馭繁，筆名大華烈士，齋名猛進書屋，祖籍廣東省新會縣。一生多釆多姿，跨足政、軍、學三大領域，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全史》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而其所發議論亦有不少獨到之處，被學界公認為當代太平天國史的權威。
在晚清數十年中，太平天國的史蹟和史料被視之為禁忌，焚毀破壞得蕩然無存，許多重要的文獻、文物甚至被外國人帶到他們的博物館中。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學者蕭一山從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帶回多種太平天國印書及有關文獻，而學者王重民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見太平天國官書十種，這些都成為日後研究太平天國極重要的史料。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鼻祖，首當推巴色會（即今日崇真會）教士韓山文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他早在一八五四年就據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國領導人之一的洪仁玕述辭寫出《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currection）出版，這書是研究太平天國初期歷史最重要的史料，最爲可信，簡又文說他曾搜尋十餘年而未得。直至八十年後（1934）他在燕京大學任教時的同事洪業（煨蓮）敎授以英文原本交其翻譯，他改題為《太平天國起義記》，於一九三五年出版。其後他將譯文及以前譯著有關太平史料之作九篇，彙編爲《太平天國雜記》，這是他研究太平天國史的第一本著作。其實簡又文研究太平天國的起因，始於他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神學的時候，得著老師的指導和提點，以致終身以研究太平天國為職志。
一九六五年簡又文綜合他先前所寫的《太平天國全史》和《典制通考》以英文寫成《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書，一九七三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發行，該書在英語世界影響極大，一九七五年並榮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The John K. Fairbank Prize）。但中文版沒有在簡又文有生之年出版，而遲至2020年10月才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並由美國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為其作序，而其實史景遷是簡又文的後輩並是直接受到簡又文影響極大的學者。自一九七〇年起，簡又文陸續將所有蒐集珍藏多年之太平天國的史料、文物，寄交給耶魯大學圖書館珍藏。影響所及是史景遷教授率先充分利用了簡又文的資料，然後又親自到廣西金田等地做實地調查。最後以其生花妙筆寫成名著《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於一九九六年出版。這也是簡又文讓其研究材料繼續為世人所用，無私無我而遺愛人間的另一方式！令人敬仰！
簡又文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文章說道：「假如我有機會將歷年譯著的散文，收拾起來，編印成書──《太平天國硏究集》，將可成爲太平史專著第十種。但年事已老，精神能力有限，恐難作此夢想了。人世間，往往得不到十全十美的滿意的。」他這個遺願我終於在四十三年後幫他完成了，我編這本《簡又文談太平天國》是非常重要的書籍，也是簡又文晚年對太平天國最後論定與考辯。在編這書之前我從沒想過黃旭初和簡又文這兩人會有任何交集，但在一九四二年秋，當時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曾聘簡又文為省政府顧問，邀約考察太平軍史蹟及整理史料。簡又文繼而親到太平軍起義地金田等十三縣，作實地考察及調查，並抄錄各私人與省立圖書館所藏有關太平戰役的文件、函牘、詩文等資料，一一加以考證，寫成《金田之遊及其他》一書，並由黃旭初作序，用省政府編譯處名義出版。晚年黃旭初和簡又文都寓居香江，一九六四年簡又文又完成〈五十年來太平天國史之研究〉長篇論文，他不忘感念二十多年前老友黃旭初對他研究上的協助，於是寄上此小冊，其中亦提到當年之事。黃旭初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回函稱讚：「昔司馬溫公以編年體作《資治通鑑》，又有劉邠、劉恕、范祖禹諸通儒碩學助其事，歷十九年而殺青。今先生以個人精力四十年光陰，成四百萬言三編鉅著，兩者之難易，相去遠矣！彌綸一代成真史，其價值實超《通鑑》而上之。旭對此偉大工程出力尚不及挑土運石之微，而大筆乃紀功不遺毫末，與有榮焉。」其中三編鉅著當指《太平天國全史》、《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及《洪秀全載記增訂本》（又名《洪秀全史傳》）。可惜的這封信在簡又文去世後，連同許多文件信函都流落在外，並不在後人手中。承蒙香港友人從收藏者手中拍照給我，為紀念兩位我所景仰的史料工作者，並誌此一段因緣，我將此信收入我編的書中，也是珍貴文獻之一。
簡又文不僅是太平天國歷史的專家，也是廣東文物的專家。他在香港舉辦過廣東文物展覽，出版過三大厚冊的《廣東文物》專刊，後來又出任專案成立的廣東文物館的館長。他說他早年常與大江南北文藝之士交遊，如高劍父、黃君璧、易大厂、鄧秋枚、王秋湄、吳湖帆、黃賓虹、徐悲鴻、黃潮寬、陳抱一、簡琴齋、劉海粟、傅抱石、倪貽德、李寶泉等人，時相過從，寖而立大量蒐藏書畫之志願，而專以古今廣東名作為蒐藏之對象。但他從不以買賣商品的觀點出發，而是以研究廣東文化史為宗旨。他說：「欲以所得為文獻資料，從而考究其一代一代之演進跡象，以明其文化成績在全國文化史之地位與貢獻」，因此他的收藏是以「真」品為最要，雖殘破，或漫漶所不顧也。因此他說：「歷年所至之處，多向箇中專家、斲輪高手、畫壇前輩，虛心請教，求其助力，且多看各家藏品，多讀文獻書籍，以資觀摩、比較、搜討、或互相討論，求得到自下斷論焉。此則研究廣東文獻之重要條件也。」當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朱萬章說：「他的廣東書畫鑑藏，厚古而不薄今，從漢至元之金石到明清書畫墨跡，直到二十世紀的新國畫，甚至包括與簡又文同時的『嶺南畫派』、廣東『國畫研究會』和其他有名的書畫家作品都在他研究與收藏的範疇。這就使得他所垂注的廣東書畫發展史保持著難得的完整性與延續性。在廣東書畫研究方面，簡又文可謂篳路藍縷，與汪兆鏞（1861—1939）的《嶺南畫徵略》相比，各有千秋，居功至偉。」
說到嶺南畫派不能不提及高劍父（1879—1951），他是近代史上一位極具重要性的藝術家，也是現代嶺南畫派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更可以大膽的說沒有高劍父便沒有今日的嶺南畫派。而如果沒有簡又文可能也不會有高劍父，簡又文與高劍父的關係既是友朋，也是藝術贊助人與藝術家的關係。他不但在財力上給予高劍父大力支持，同時也不斷地寫文章對高劍父做深入的研究。例如高劍父最早刊印於上海審美書館一九一六年八月《新畫選》第一輯內最初題為《驟雨》的畫作，在當時和高氏許多作品一樣，顯得並無出眾之處。但當高劍父把這幅作品贈予簡又文後，簡又文發現了這幅作品所具有的深刻含義，並根據畫意作了一首詩云：
風悲雨泣天為愁，轡勒之下無自由。
生機剝盡劇可憂，劍父所以描驊騮。
雨霶霈兮風颼飀，狂嘶長曜凌湍流。
進則生兮退則囚，奪奔前路毋回頭。
吾之幸福吾自求，無罣無斑馳九州。
大華烈士為之謳，天之驕子此驊騮。
高氏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段款識中寫道，「風雨驊騮，予十年前舊作也，又文老弟最所欣賞，因以題贈」，由《驟雨》而改名為《風雨驊騮》，我們不能不說高劍父受到簡又文此詩的影響，而當《風雨驊騮》為簡又文所收藏後，它的能見度大大地提高，除了參加南京舉辦地個展外，簡又文為此寫了不少文章，如〈革命畫師高劍父〉、〈題劍父先生名作《風雨驊騮》〉、〈高劍父畫師苦學成名記〉來談高劍父和這幅畫，屢次刊載在《人間世》、《逸經》、《永安月刊》等重要雜誌上。
而高劍父早期的老師居廉（1828—1904）和其堂兄居巢（1811—1865）這「二居」的最早研究者，也是簡又文首開其端的。另外清代人物畫家、嶺南畫壇怪傑蘇仁山（1814—1850；或說1821—1861）他的作品散落民間鮮為人知，三○年代，張大千無意中買到一幅蘇仁山的畫作，高興之餘在裱邊題跋云：「蘇仁山，粵人，其畫流傳甚少。寫山水溼筆淋漓，於馬夏外別具一種風度；間用濃墨枯筆，則又似版畫。」而簡又文也是較早發現和研究蘇仁山的學者之一，他以自藏的蘇仁山作品，勾稽索隱，寫出〈蘇仁山其人其藝及其思想〉長文，對後來蘇仁山因此而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其肇始之功，功不可沒。
簡又文憑着興趣、交遊和學養，系統地收藏了逾千件明清廣東書畫以及嶺南畫派創始人的代表作，其中包括過百件高劍父的作品。然而他不同於其他收藏者是「玩骨董」「玩字畫」，爭奇鬥豔，或用以牟利販售。他是用以做研究，他說：「先將蘇仁山作品百六十三件攝影（黑白），同時刊印拙著《畫壇怪傑蘇仁山》一編。繼則以拙藏百品開『蘇仁山畫展』一次。其次則以拙藏居巢、居廉全家作品（計居巢一家四十件，居廉二百十餘件），及高劍父兄弟作品（劍父百零三件、奇峰二十三件、劍僧五件）全部攝影（彩色及黑白各一份）。合計蘇、居、高三家，總數達五百四十餘件。」他總共花了三十餘年在此廣東書畫的收藏上，而其目的在完成《廣東書畫鑑藏記》的寫作，出版後又寫有〈補遺〉，一生研究盡在於斯。而他也考慮到全部藏品的適當處置和永久保存的問題，於是他在一九七三年願以極優的價格轉讓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收藏。該館首任館長屈志仁教授深明這批藏品的重要性，特與慈善家北山堂利榮森博士發起募捐，最終得以悉數購藏於香港中大文物館。
除了廣東書畫外，簡又文對於嶺南的金石碑刻也全力蒐集，其中被稱為簡又文的傳家之寶的「劉猛進碑」就是其中之一。簡又文後來甚至把他的書齋命名為「猛進書屋」，出版「猛進叢書」，可見他對這塊碑的重視。這塊碑石為隋碑。廣東現存的隋碑共有四塊，以劉猛進這塊碑石最早。「天南金石貧」，廣東能保有這一塊碑石，它的珍貴就在此。它是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出土於廣州市西北郊之王聖堂（曾屬番禺縣）。此碑初為葉謙所得，後歸欽廉道臺四川人王秉恩所有。王氏對此碑極為珍視，曾邀汪兆鏞、葉昌熾、曹元忠等學者耆宿為其考訂。民國十年（1921）王死後，其子王文燾將石讓與寓居上海的廣東順德人曹有成，曹曾任廣州七十二行商報撰述，譽滿羊城。曹得石後不久病危，又將石讓與在滬經商的廣東中山人甘翰臣。抗戰軍興後，甘氏去世，一九四八年簡又文有事赴滬，得馮自由介紹，甘翰臣之女甘恕先便將該石及三十多件廣東文物交簡又文的「斑園」收藏，簡又文後來攜歸廣州，此時該碑離開廣東已三十七年矣。他曾撰有〈陳碑歸粵記〉記其得石經過。一九七二年寓居香港的簡又文，寫信給在廣州的女兒簡華玉，囑其將家藏劉猛進碑捐給廣東省博物館。該碑碑文無記載立碑時間，簡又文著〈劉猛進碑考〉考證為隋大業五年（609）十一月立。他並將歷年諸家讎校、考訂及詮釋文義之成果，一一分析比較，加以整理，附以論斷，完成上下兩篇，上篇為有關碑石本身各方面之考證或說明，下篇則為碑文之詮釋。簡又文說：「其中駁文、譌字連篇，全缺或半缺之字不少，義理不可解之句尤多，此蓋六朝碑文作風，詰屈聱牙。」因此他逐字斠識，逐句推究，又嘗與書法家王沅禮（壯為）、陳如白兩君共同商討，而通篇意義，亦大致了解。該碑記錄了劉猛進祖籍，祖、父名及任職情況，以及劉猛進任官情況，還有陳、隋間廣東歷史地理資料，在廣東碑刻中是十分寶貴的。
對於此碑，簡又文說他竊自立願：「決不以此碑轉讓別人，亦不遺諸子孫，將必捐贈於適當的文化機關，植之公地，一如王氏原意，俾此天下之寶，成為公有，由是必可集公眾力量以保存之，維護之，並且永為吾粵金石之光與文獻之榮焉。」簡又文這種以收藏為研究之用，並利用這些文物來完成他的論著，晚年又捐給公家單位或大學文物館，決不藏私，讓書畫文物能讓後人更進一步的研究，此種精神是世間所少有的，更是值得彰揚的！
做為一個享譽國際的太平天國研究專家，他又用三十餘年的業餘時光從事於廣東書畫文物金石的研究，而且是碩果累累，這是讓我們對他不得不佩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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