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香港回歸為何變調? 一國兩制的代價
回歸十七年,中國在經濟上處處讓利,卻愈來愈得不到香港民心。一國兩制,為何讓香港付出人民變窮、房價飛漲、社會對立、自由受限等代價?香港的命運,將給台灣什麼啟示?
文_李明軒 攝影_鍾士為
Part 1 政治篇
「一國兩制」的烏雲,正從北方朝台灣海峽移動。
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台灣訪客講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第一時間,從行政院、民進黨到民間團體,都明白表示這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證據,就在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香港。這個在上世紀末回歸,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實驗場,實施十七年下來,正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曾經是東方明珠的香港,一國兩制十七年後,經濟更加依賴中國,政治四分五裂、社會情緒對立。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回歸夢醒:香港競爭力不進反退
「現在國際間好談『中國模式』(China Model),認為它勝過『美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是好還是不好,還很難說,」在香港島中心的私人俱樂部,一位資深媒體人沉吟地說。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正是中國模式的翻版,經濟功能化、政治集權化、社會衝突化。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經濟表現依然亮眼。它是世界第八大貿易體、第四大港口,去年更是全世界第二大IPO集資中心。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比起回歸前,它的經濟規模增加一倍多,國民平均年所得高達三萬八千美元。
不過,香港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競爭力排比,首度掉出前三名,落在新加坡之後。(見表一)
在國民生產毛額上,一九九七年回歸時,香港贏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已經輸給上海及新加坡。(見表三)
「香港在珠三角的地位,可以像東京在日本,是金融、服務、新產品行銷的基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卻只搞金融和房地產,不像以前港英政府還會平衡,變成今天的一面倒。」
陳文鴻的感慨,反映回歸後,特區政府一味配合北京,強化香港的功能性角色。在金融中心方面,努力增加銀行與股票上市公司的家數,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
另外利用土地財政拉攏地產商,帶動投資。但是根據香港《明報》調查,漂亮的數字背後,很大比例是中國資金挹注,影響層面遍及地產、零售、觀光旅遊等產業。(見表二)
這種只考慮北京需要,不思考自身結構合理性的做法,給香港帶來的就是整體競爭力逐漸削弱,稅收、人才、創新日漸匱乏。而過度依賴地產、金融的結果,阻礙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房地產增值速度超過經濟收入。「我眼見自己的房子增值,但是不能賣,」群柏數碼公司業務經理羅國平表示,「賣了,就變成無殼蝸牛。」
房價,不僅讓中產階級卻步,更妨礙新創企業生長。
在九龍官塘工業中心,這個代表三十年前香港競爭力的工廠區,幾乎半數清空。出租成功的廠房,因為租金太高,往往分割再分割,一間三十坪大小的單位,如今擠進三家新創企業。只有三名全職員工的《本土新聞》就在其中。社長區惠蓮坦承,完全是朋友意思性收租,否則根本流落街頭。
餐飲業為了應付不斷上漲的房租,只好不停從洗碗、廚師、食材等各方面砍成本,品質下降,使得香港「美食天堂」盛名不再,「因為業者、食客都是『應付』,」一位居港九年的大陸白領觀察。
推波助瀾,加速經濟下沉的是一國兩制下的政治設計。北京宣稱治理結構是港人治港,但不時插手干涉控制,首先就架空了特區行政長官的威信。引發爭議的特首選舉操作手法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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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香港回歸為何變調? 一國兩制的代價
回歸十七年,中國在經濟上處處讓利,卻愈來愈得不到香港民心。一國兩制,為何讓香港付出人民變窮、房價飛漲、社會對立、自由受限等代價?香港的命運,將給台灣什麼啟示?
文_李明軒 攝影_鍾士為
Part 1 政治篇
「一國兩制」的烏雲,正從北方朝台灣海峽移動。
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台灣訪客講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第一時間,從行政院、民進黨到民間團體,都明白表示這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證據,就在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香港。這個在上世紀末回歸,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實驗場,實施十七年下來,正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曾經是東方明珠的香港,一國兩制十七年後,經濟更加依賴中國,政治四分五裂、社會情緒對立。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回歸夢醒:香港競爭力不進反退
「現在國際間好談『中國模式』(China Model),認為它勝過『美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是好還是不好,還很難說,」在香港島中心的私人俱樂部,一位資深媒體人沉吟地說。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正是中國模式的翻版,經濟功能化、政治集權化、社會衝突化。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經濟表現依然亮眼。它是世界第八大貿易體、第四大港口,去年更是全世界第二大IPO集資中心。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比起回歸前,它的經濟規模增加一倍多,國民平均年所得高達三萬八千美元。
不過,香港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競爭力排比,首度掉出前三名,落在新加坡之後。(見表一)
在國民生產毛額上,一九九七年回歸時,香港贏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已經輸給上海及新加坡。(見表三)
「香港在珠三角的地位,可以像東京在日本,是金融、服務、新產品行銷的基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卻只搞金融和房地產,不像以前港英政府還會平衡,變成今天的一面倒。」
陳文鴻的感慨,反映回歸後,特區政府一味配合北京,強化香港的功能性角色。在金融中心方面,努力增加銀行與股票上市公司的家數,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
另外利用土地財政拉攏地產商,帶動投資。但是根據香港《明報》調查,漂亮的數字背後,很大比例是中國資金挹注,影響層面遍及地產、零售、觀光旅遊等產業。(見表二)
這種只考慮北京需要,不思考自身結構合理性的做法,給香港帶來的就是整體競爭力逐漸削弱,稅收、人才、創新日漸匱乏。而過度依賴地產、金融的結果,阻礙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房地產增值速度超過經濟收入。「我眼見自己的房子增值,但是不能賣,」群柏數碼公司業務經理羅國平表示,「賣了,就變成無殼蝸牛。」
房價,不僅讓中產階級卻步,更妨礙新創企業生長。
在九龍官塘工業中心,這個代表三十年前香港競爭力的工廠區,幾乎半數清空。出租成功的廠房,因為租金太高,往往分割再分割,一間三十坪大小的單位,如今擠進三家新創企業。只有三名全職員工的《本土新聞》就在其中。社長區惠蓮坦承,完全是朋友意思性收租,否則根本流落街頭。
餐飲業為了應付不斷上漲的房租,只好不停從洗碗、廚師、食材等各方面砍成本,品質下降,使得香港「美食天堂」盛名不再,「因為業者、食客都是『應付』,」一位居港九年的大陸白領觀察。
推波助瀾,加速經濟下沉的是一國兩制下的政治設計。北京宣稱治理結構是港人治港,但不時插手干涉控制,首先就架空了特區行政長官的威信。引發爭議的特首選舉操作手法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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