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雷峰塔》與《易經》的張迷，起初會有找不到新資料的失望，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對照記》
放大版的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路人甲，愈不熟悉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賈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氏家譜一樣）。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斕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揭開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菸，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雜役男工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
《雷峰塔》是象徵著父權／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談，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書名，還真是一語雙關，也有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占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自傳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分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這些「不能說的祕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她唯一的弟弟張子靜1989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然而和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有說不完的話集了一整本《張愛玲私語錄》。
傷她更深的是母親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看完《雷峰塔》與《易經》，才發覺傷她更深的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封槨釘棺的葬禮。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戴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雷峰塔轟然倒塌了，囚徒卻未得到救贖，這小說在1957年（她母親去世時）起筆，似乎也說明了什麼。
《雷峰塔》和《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以往作品不曾有過的。《對照記》
裡戀戀於母親美麗影像，正證明了她從來無法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都說她戀父，《對照記》
裡父親和胡蘭成可是幾乎不存在的）。張愛玲〈私語〉
《易經》裡一個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處感到另一種無靠。張愛玲在〈造人〉一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則說：「我們大都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她對外界的無感。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要看的童年，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
回憶是劈傷人的沉重枷鎖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三十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於張子靜另有一樁不堪。1995年獨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眼淚忍不住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這個事實，被《雷峰塔》裡改寫了。在小說裡，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是母親私通一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所生。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弟弟（沈陵，十七歲）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更坐實了張愛玲對親人筆下的無情。
弟弟的死不是事實，他是庸碌一點，念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還曾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中學教員退休後蝸居在父親唯一剩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1997年）去世。假設六○年代張愛玲這小說真的在美國「功成名就」了，或1995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併出土，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汩汩而下了。我一直不覺得張愛玲1992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以及弟弟了不是嗎？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