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南京的洗劫，或者叫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皇家陸軍攻陷這個城市之後的十二月中旬。此事距離日本軍隊入侵中國領土還不及半年的時間。做為國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在日本試圖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是最大的獎賞。南京的陷落受到日本的歡迎，到處是布條的標語，真的是舉國歡騰。日本陸軍軍官准許他們的手下進行六個星期的瘋狂殺人。實際數目是不明確的，但數萬，也許數十萬（中國人說三十萬）的中國軍人、許多從其他城鎮逃難到此地的平民被殺。而數千名的女人，年紀從九歲到七十五歲被強姦、被切斷肢體，而且通常都遭到殺害。
可是數字並不能傳達發生在南京，以及在其他中國的村莊、鄉鎮、城市的野蠻行為。而且他們也沒有解釋為何准許這種事情發生。是否那是個故意的政策，用來恐嚇中國人使之順從？軍官的共謀行為，讓人聯想起某些事與此有關。不過，也許那也是一種支付薪資給日本軍隊的方式，因為在嚴冬既沒有正規的薪資與口糧，卻拖著沈重的步伐走在中國的土地上。或者是大規模的農民軍失去了控制？或者正像許多人辯護的、只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的自然結果？
有人給過我一本叫《南京暴行》的日文小冊子。雖然它是用日文寫的，卻將英文的「atrocity」改寫成aturoshitees作為書名，就好像日文當中沒有相對應的字眼可用的樣子。其實，有許多日文可以用來表達殘忍、暴力、謀殺或屠殺等意義，可是，「atrocity」這個字眼，傳達了比戰爭所不可避免的殘酷還更多的意義。它是一種蓄意的、非人道的野蠻行為，是一種違反法律以及任何人類適當的行為規則的行動。日本人並非缺乏類似的行為規則或者在道德上不能了解這些概念。可是，就像「人權」一樣，「暴行」是來自西方的現代專有名詞，還有其他的「女權主義」，或者「戰爭罪行」亦如此。對右翼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已經有了帶著破壞性，幾乎是反日本的左翼團體。
這本小冊子，是由一群曾經訪問過南京以便了解更多真相的高中老師所編輯與發行的。內容包含了中國證人的陳述、主要行刑地點的地圖、一些在南京的紀念館所展出的照片。日本人沒有為他們的暴行留下豐富的、可見的紀錄，即使他們是熱心的攝影者。審查雖是嚴格的，但已有足夠相關照片與電影膠捲（決大多數是西方的傳教士拍攝的）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些由日本攝影師、某些由中國人或外國目擊者所拍攝的照片中，中國男人被用於做刺刀練習、許多人被機關槍掃進廣闊的地洞內、受驚嚇的女人裸著身子擁擠在水田中試圖遮掩她們的私處、日本兵用他們的長刀砍斷人頭、如山的屍體堆積在長江的堤岸上以及陰道中插著竹桿死去的女人。
部分這些影像，取自新聞短片，被用於貝納多．貝托魯奇一九八七年的電影《末代皇帝》裡。當這部電影在在日本放映的時候，日本的供應商松竹富士公司決定消除這些畫面而不讓導演知道。當貝托魯奇發現之後，供應商宣稱說，這部電影的英國製片人曾經要求刪節──似尚可信的，所以，供應商也就這麼認為，因為他推測影片「對日本人的口味而言會太過可怕」。貝托魯奇和他的英國製片人怒不可遏，刪節的部分被接回去，而且松竹富士公司為「巨大的誤解」而道歉。
沒有證據顯示，這個供應商受到來自政府或任何人的壓力而做出刪節的舉動。對於他們的行為，最像實話的解釋是，他們想避免任何一個負面的宣傳。例如極右翼團體就可能做出恐嚇的事情。而且既然在日本，爭論通常是令人困窘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所以，鑽研一個可能會引起注意的爭論點，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
南京大屠殺就是這樣的一個爭論點。它變成了在亞洲戰爭期間日本野蠻行為的主要象徵。在東京戰爭犯罪審理期間，南京所產生的共鳴和在紐倫堡的奧斯威茲是相同的。而且作為一個象徵，南京大屠殺像奧斯威茲及廣島一樣，對於神話與竄改，是很脆弱的。
在日本的學校裡，爭論正式地被沉默所扼殺。在高中標準教科書裡的統一說法是：「十二月〔一九三七〕日本軍隊佔領南京。」有個註腳解釋說：「在那時有報告指出，日本軍隊曾殺了許多中國人，包括平民，因此日本成為國際指責的目標。」就這樣而已。但即使只是這樣，對某些保守的官僚與政客來說，仍然太多，他們希望將這些段落一併消除。
因此，當他們的老師、《南京大屠殺》小冊子的編者之一的森正孝，播放有關大屠殺的紀錄錄影帶給他們看的時候，無怪乎中學生感到震驚。他要求他們寫下觀後感。反應非常的相似。例如以下是一個十三歲名叫律子的女孩寫的：「我總是將戰爭與廣島和長崎連結在一起，但原爆發生在一九四○年以後。在那以前，日本做的事情甚至更糟。看了錄影帶，它看起來幾乎不是真的。在這以前，我只能認為日本是戰爭失敗者，可是我們日本人必須知道一九四○年以前發生了什麼。看了這個錄影帶，讓我印象比什麼都深刻的是，當日本士兵笑著看中國人被殺的畫面。他們怎能這樣做呢？我無法了解日本人在那時的感覺……。」
第一次讓學生知道日本人是侵略者。這是個蓄意的震撼效果。森如同加入和平教育的大多數老師一樣，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也都有些左翼人士的觀點。雖然他能夠指望在一度強有力的日本教職員組合的群眾裡，找到許多支持者，但是像他一樣積極參與的，卻只有少數人而已。他告訴我說，他的同事保持中立但不太反對他。多數人羞於爭辯。他將有關戰時歷史的錄影帶與小冊子，私底下提供給一個志同道合的教師小網路，作為那個呈現在學校教科書中、經文部省審查過的、官方的、規避的、簡短的歷史解釋的替換品。
他們反映了一個需要被簡化的政治觀點。日本人是「侵略者」，他們「入侵」中國，他們的行為既是「犯罪又殘忍」。中國人全都是「勇敢的抵抗者」或「無辜的受害者」。在他的許多短論之一，是有關森的訪問南京。在那裡他「感到痛苦的逼迫，而必須從侵略者的觀點重新審視歷史。」因此，這是學生被要求做的：以侵略者的觀點取代他們的日本是受害者的感覺。
這是十四歲（一九九一年）的安子所寫：「我們經常聽到納粹用恐怖的方法謀害他們的受害者。可是日本人也相當壞。當日本人砍掉中國人的頭，而卻掛著悚然的笑容，這又如何？當他們殺人時怎還笑得出來？我覺得想移開我的眼睛，當我看到那些放置在桿子上切斷的人頭……」
這部影片的重點，主要不在歷史上。很明顯地，因好戰、種族歧視的「天皇系統」的沙文主義而引起的戰爭與暴行，雖然受到了譴責，但是那些悚然的笑容，讓森的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官方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的規避，遭到了挑戰，因為目擊了「那時的日本人」──他們的父親及祖父──犯了「微笑」這樣的惡行。經由思考「南京的地獄」，藉著透過認同之眼（侵略者的認同）觀察歷史，以他們老師的說法，他們能夠「創造明天的歷史和連結亞洲人的手」。
正如我說的，這是個政治的觀點，但森的態度也引起了對露絲．潘乃德區別基督教的「罪文化」與孔子的「恥文化」的懷疑。在《菊花與劍》一書中，她做了這樣的區別，該書寫於戰爭期間，目的是想幫助美國情報官員了解日本人的想法。根據她的意見，一個「社會反覆灌輸絕對的道德標準，同時信任人類發展出來的一種良心，在定義上這是罪文化……」，但是在「一個文化中，當羞恥是主要的道德約束力時，那些我們期待大眾會感到罪惡感的行為，使得人們非常煩惱。」無論如何，這個「煩惱不可能像罪行一樣，藉著告解與贖罪而解消……」一個「人即使將他的錯公開向神父告解，也無法體驗所謂的解脫。只要一天他的不良行為『不傳到世界上』，他就不會有麻煩，對他而言，告解顯然只會為他惹來麻煩。」
這是人類行為的機械論之觀點，也是典型的社會人類學家的觀點。它不完全錯，然而它充其量只是個有限度的解釋：有著太多的例外，有太多的德國人連最輕微的告解願望也沒有，而且有太多的日本人像森一樣，努力地公開他們國家的「罪惡」，無疑地，這意味著一種贖罪的表示。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旅行到中國和東南亞向前受害者致歉。無論如何，罪與恥並不像露絲．潘乃德所提出的那麼容易區別。一部分德國人的誇張的親猶太主義，是出於個人的罪惡感，或者國民的羞恥？這和日本年長的觀光客到中國旅行時，對每個中國人的寒暄方式，就像多年不見的老友有何不同？米切里希夫婦沒有在《無力哀痛》一書中議論說，「否認的過程，以同樣的方式擴大到罪、哀痛和恥的事務上」嗎？如果記憶全然獲得承認，米切里希夫婦在一九五○年代所寫有關德國人的文章說，「那只是為了平衡自己的罪惡與他人的罪惡而已。有人宣稱，許多恐怖之事不可避免，因為它們受到對手所犯的罪行的影響。」這正是許多日本人所宣稱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為什麼森堅持要他的學生用侵略者的觀點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原因也在此。
明顯地，學生極度震驚。極端暴力的遊戲，總是特別令人震驚。黨衛隊隊員很愉快地將他們定期在集中營的囚人身上所做的私行，稱為「運動」。命令老、病的人，去做謀殺性的肉體工作，也叫做「運動」。讓猶太祭司相互騎在肩上或背上，然後把他們打到死為止，這也是「運動」。當受害者必須遭到羞辱及毀壞，嬉戲便進入殺戮事件裡頭。在私刑和謀殺中，別出心裁本身，就變成一種運動的形式。因此，最惡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殺也是一種運動的動作，這大概不會是巧合吧。它不是最惡劣的暴行故事，但它擁有所有想像的要素，所以，容易引起人們的想像。它是一個全能與英雄氣概的邪惡故事。這事件發生的四十餘年之後，在日本，它變成強烈「爭論」的話題。兩位年輕的軍官Ｎ中尉與Ｍ中尉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決定要測試他們的劍術：誰先砍掉一百個中國人的頭，誰就是贏家。於是他們在中國兵裡砍殺，以真正的武士方式割取頭皮。Ｍ中尉獲得一○六片，Ｎ中尉取得一○五張。
這個故事在東京一家主要報紙上製造出一則活潑的頭條：「誰將先馳得點！兩個中尉宣稱已達八十片了。」在南京紀念館中是一張這兩位朋友的新聞照片，洋溢著年輕人的生氣蓬勃。在報導中，Ｎ中尉自誇說，連砍了五十六條頸子，祖傳的武士刀刀口還是鋒利依舊。下一個報導中則有這樣的頭條：「快投前進！」，這是以往像棒球術語一樣，被政府審查員所禁止的危險的美國文獻。
後來，回到日本，Ｍ中尉開始修正他的故事。在他以前就讀的高中演講時，他說，事實上在實際的戰鬥中他只砍了四五人頭而已。至於其餘的……「在我們佔領這個城市之後，我站著面對一條水溝，我告訴中國戰俘向前進。由於中國兵很笨，他們曳足而行，一個接一個，所以我乾淨俐落地砍掉他們的頭。」不過，甚至這也是個錯誤的吹牛。有個參與南京戰鬥的日本老兵告訴我說，這是個捏造的平庸故事，或者至少是日本記者渲染的，因為他們奉命以英雄主義的故事娛樂國內的戰線。
無論如何，百人斬的故事，在日本很快就被遺忘了。但是在中國它卻變成戰時口頭傳說的一部分。有名的《朝日新聞》記者本田勝一，在南京被告知這個故事。他寫成一系列的文章，後來集結成冊，書名《中國之旅》，出版於一九八一年。這本書鼓舞森正孝對日本戰爭產生更深一層的興趣。它也在右翼的圈子裡引起騷動。山本七平，因為在他的書中比較日本人和猶太人而出名，寫了一系列的論文攻擊本田的報導。這個攻擊加入了其他的知識分子，每當民族的顏面需要保衛時，經常這些人都會挺身而出，而這整件事情擴大為「南京大虐殺論爭」。一九八四年，一本反本田的書出版，作者是田中正明，書名《南京虐殺之虛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被他們的評論者稱為「御用學者」。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名詞，但是暗示的意思是「官方的學者」，他們聽命於政府。這些人（幾乎都是男性）也許沒有受到學術機構高度的尊敬，特別是在歷史學者之間，同時有許多人還是熱心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於大眾的意見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就像電視評論員、講師、流行雜誌的撰稿人一般。他們幾乎沒有一人是專業的歷史學家。像田中便是個退休的新聞記者。
事實上，歷史的論爭差不多完全被日本大學之外的新聞記者、業餘的歷史學者、政論專欄作家、市民權力活動者等所引導。這意味著，類似田中正明這種較為滑稽的理論，從來沒有受到專業歷史學家嚴正的反駁。有一個原因是，在日本只有很少的現代歷史學者。一直到戰後，一個批判性的學者寫有關現代歷史，那將會帶有危險與破壞性，甚至是褻瀆的。天皇的系統，無論如何，是神聖的。另一個原因是，現代歷史還未受到學術性的尊重。它太容易變動、太政治、太引起爭議的。直到一九五五年，東京大學還沒有一位現代歷史學者。歷史停在約十九世紀的中葉。即使現在，年長的歷史學者認為，最好將現代史留給新聞記者。
針對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並非很複雜的。田中和其他的人指出，在體力上一個人無法用一把刀砍掉一百個人的頭，同樣的理由，日本的軍隊不可能在幾個星期內殺掉多過十萬以上的人。此外，田中寫道，在那時沒有一家日本報社報導任何大屠殺，因此為什麼它突然在東京戰犯法庭中被提出？他承認有少數無辜的人死於兩軍交火之中，但這種死亡是偶然發生的。無疑地一些士兵有點粗魯，但那是基於「戰爭心理」。「不像在歐洲或中國，」田中寫說：「你在整個日本歷史中，找不到一個有計畫、有系統之謀殺的例子。」這是因為日本人有著與中國人或西方人「不同的價值觀」。
暫且將更細緻的日本價值觀放一旁，田中關於有系統之謀殺的論點，是值得注意的。既然作為暴行象徵的南京大屠殺，被一些人看做是日本的滅絕行動，那麼把這件事弄清楚，就變得很重要了。然而說它並非有系統的這個論點，也是被官方學者的左派反對者製造出來的。例如，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沒有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規模與恐怖，他寫南京大屠殺「也許在上海戰役之後，對於中國強烈抵抗的一種反應」。家永的說法雖然好像是對正統派保守觀點的猛烈批判，但卻是超乎責備的──這些對於他的學術生涯是沒有幫助的。不過，他甚至也辯護過一個所有的辯護者也都辯護過的爭論：「在戰場上，人面對人類生存的最高點，生與死。極端的行為，即使在道德上仍是不容許的，在心理上或許是難免的。無論如何，暴行若非因戰場危險與緊急狀況而引起，反而根據計畫來實施的話，這便是邪惡的野蠻行為。我們的德國『盟友』的奧斯威茲毒氣室，以及我們的敵人美國的原爆都是典型的、有計畫的暴行。」
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光是在日本，甚至將這個爭論推往更深一層。海納．穆勒陳述道──與他的短評相同，認為奧斯威茲是「啟蒙運動的最後舞台」──原爆是「最後審判的科學性替代品」。在穆勒的看法中，這個答案是將戰爭人性化，將人對人的戰爭以科學的殺戮來取代，因為「戰爭是接觸，戰爭是對話，戰爭是自由的時間。」
表達這個說法的另一種方式是，戰爭是運動。如果對南京大屠殺而言，百人斬的競賽是一種隱喻，使得它較有人情一些，或者說至少比起毒氣室與原爆是較有人性的暴行。嗯，也許吧。南京不是一個超自然的啟示，或者是消滅整個種族的部分嘗試。然而剩下的問題是，數千名婦女遭強姦與殺害，以及在連續六個星期內，屠殺數千乃至數十萬非武裝的民眾，是否還可以稱為戰事沸騰中的極端行為？這個問題是一針見血的，特別是當這樣的極端暴力被一個意識型態──教導侵略者殺戮較差的種族，乃是合乎他們神聖的天皇之意志──證明為正確之時。
最後這個重點，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尤其不情願承認的，而偏偏是左翼的老師、活動者和學者特別想強調的。森的錄影帶一開始，運用了皇室的菊花形象與軍靴行進的聲音。對於左翼人士或自由主義者都一樣，南京大屠殺是受到天皇崇拜（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象徵，這就是為何它是戰後和平主義的主旨。因此，憲法第九條是有必要的，以避免另一次的南京大屠殺。然而，右派民族主義者採取了相反的觀點，為了恢復真正的日本認同，天皇必須被當作國家的宗教領袖一般地復職，同時，第九條必須重新修正，讓日本再度擁有合法的軍事力量。基於這個原因，南京大屠殺或者其他極端的日本侵略事例，必須被忽視、弱化，或者否認。
在象徵後面的陰謀，是如此地分離與如此地強固確立，因而阻礙了有關一九三七年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理性與歷史性質的討論。一方愈是堅持日本的罪行，另一方愈是堅持否認它。南京論爭中的誇張言辭，尤其在修正主義者這一方，既不理性又非歷史的。在《南京虐殺之虛構》一書中，田中正明指責本田勝一和他的自由主義散播「敵人的宣傳」。另一位著名的修正主義者渡邊昇一，為田中的書寫了一篇序。正像田中，他不是個歷史學者，而是英國文學的教授。渡邊攻擊本田的宣傳「東京審判的歷史觀點」，它私自添加罪行在「不僅那時的軍官與人們，而且還在所有日本人，事實上在我們還未出生的小孩」身上。
儘管他們多少處於第二流知識分子的地位，但身為南京大屠殺的修正者，卻像令人討厭的怪人一樣，無法被打發走，因為他們不像那些辯稱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的人，所以不被限制在極端主義者的邊緣。他們有一大群聽眾而且也受到有力的右翼政客支持。在名氣大又能言善道的前閣僚石原慎太郎，在與渡邊昇一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書中，否認有任何異常的事情曾經發生在南京。當石原接受《花花公子》雜誌訪問，被問到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時，他說：「據說在那裡製造了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那是中國人編造出來的。它曾污染了日本的形象，但那是個謊話。」
左派自由主義者當然很生氣，而且活躍者當中的少數人企圖製造混亂。此時，有個新團體成立名為「不會容忍石原聲明的京都市民協會」。他們發行了一本小冊子，內容包含石原對社會批判的回應。他試圖調解：那是真的，他寫道，那些被迫來日本工作而死於原爆的台灣人和韓國人，是無辜的受害者。但他看不出有必要修正對南京大屠殺所做的聲明。他說，日本人應該透過他們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歷史，因為「如果我們信賴外國人和外國的資料，而他們又利用歷史作為宣傳時，那麼，我們會陷入喪失我們自己的歷史感的危險中。」這是另一種透過認同之眼去看歷史的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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