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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穿過田野的時代之聲
當我寫池上首部曲《看見池上．看見時代》時，我想著的是如何在鄉野中挖掘平凡人所經歷的大時代，想證明在鄉下也有不凡的故事。但越往裡走，採訪越多的池上人們，這種念頭逐漸轉變，這一切的重點其實在於去了解生存的本質，無關乎作為的大或小，不和英雄事蹟做比較，我不再用主流歷史價值去掂量一篇生命故事的重要程度。收集這些池上人的聲音，是為了呈現地方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不是為了挑戰或區隔些什麼，而是純粹呈現一種地方精神、一種讓鄉鎮運作起來的力量，以及各種關於生存在每個時代的不同視角。這段訪談與撰寫的過程，讓我往後再度閱讀名人專訪、傳記時，不再是過多莫名的崇拜，而是能漸漸地感受那些名人平凡的本質，因為平凡和偉大之間的界線，有時候其實很模糊。
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平常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各種人物，不論大人物或小人物，每個人都該有個專屬時刻訴說他們所看到的時代。某個層面而言，這是透過文字實現人人平等。在顛盪不安、出現各種新式風險的世代，需要透過生命的共同經驗來連結彼此、理解他人。這些故事全來自在這個鄉生活的人們，但這些生命經驗會超越地域空間，和我們的某個生命片段重疊，它談論的不再是只關於這個鄉間的人事物，而是連結到某個人，很可能是我們的家人、曾經的鄰居、某個在遠方的朋友，或者是我們自己。
人住久了，就有了故事。地方風情是由各種生活節奏交織而成，每個人會在他的生命歷程創造各種不同的關係網絡，所以地方故事不會是孤立的，一個人物故事本身就充滿延展性，同時為世界帶來不同的意象與意義。人人是一個故事，一個世界，它映照出一種世界觀，一種回應世界的視角。若將國際觀與在地觀置放於兩個極端，這種思考框架有時候是種干擾，世界不只遠在天邊，它也在我們身邊，國際與在地，有時不是那麼容易區分，世界的潮流總會透過各種方式，逐漸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各角。不管我們身處在「在地」還是「外地」，住在國際大都還是地方小鎮，有時會發覺最難以理解的是身邊的人事物。
鄉下的日子彷彿時光靜止，事實上是跟著時代悄悄推移，這裡的人們依舊要面臨時代帶來各種應接不暇的挑戰，面對現實是修練，如何回應時代更是門藝術。這本書裡的每個池上人，都引導我用不同的視角去理解生存是怎麼一回事。認識在地，是理解世界的途徑，無論這些人透過什麼方式、帶著什麼樣的形貌、在什麼地方生存，他們都與這個時代、與這個世界緊緊相繫。
第一章 鄉鎮如何運轉起來？——他們的事就是眾人之事
清潔隊不論烈日豪雨，總要跑完既定路線，清運各村垃圾。買書與文具的人就算變少，只要有需求，書局就會一直開著。收割季時的連日豪雨讓不少稻子倒伏，農民還是要好好收尾，這期不好，就望下期。印尼看護在酷熱的夏日堅守伊斯蘭齋戒月戒律，日間不飲水、不進食，仍得照常完成每日的工作。
這些行業的人們都是我認為鄉間日常可見的美麗風景，可是當我真正聽他們談起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旁觀者所見的美麗背後，是無止盡的重複與忙碌。他們必須忍耐、會倦怠、會想放假，有的人面臨時代的考驗、氣候異變的風險，或是社會的歧見，這或許才是美的本質，美麗的日常風景，源於日復一日的勞動與接二連三的生活難題。這些人總會提及每天慣行的工作，他們不覺得那是偉大的使命或是基於高遠的理想，只是為了生存而必須去做，但每天慣行的工作，不知不覺就成了他人生命中的火光，成了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是商業類書籍雜誌所刊載的那種耀眼又成功的典範，但是一個個的平凡生活創造出不平凡的群體價值。這個社會終究還是站在這些平凡巨人的肩膀上，因為他們才能繼續向前。
一個地方的文明深度，展現在平凡人們的日常話語。這些被訪談的人常不自覺嶄露一種頗具詩意的瞬間，總會不經意說出一些頗富哲理的話語，這一切皆誕生於慣常，是日復一日的重複勞動創造了一種精神上的永恆。各行各業的人對工作的覺悟化成在各種環節的堅持，形成一種此地此刻的專注。技術的研磨、眉角的拿捏、高度的專注與核心價值的堅持，是讓鄉鎮運轉起來的力量。
第二章 歷史的微光——活在歷史背面的人
榮民曾占了池上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如今剩沒幾位。本書所採訪的兩位榮民伯伯，都已經九十多歲。張華福伯伯個性謙和細心，而李銀廷伯伯豪爽剛毅。一位二等兵，一位上等兵，都曾在臺灣海峽與外島間駐防。他們在戰爭最前線，位階卻是最基層。張伯伯一輩子獨身，李伯伯成了家。成家的榮民，留下一些片段的回憶給孩子們，而無成家的，那些時代記憶就隨著他們進入榮民之家，然後永遠消逝。在池上住著一群活在歷史背面的人，他們的生命經驗不同於那些財權兼具的高階將領，他們的生命幅度被限制在戰地、石牆、農莊與工地之內，他們的聲音被堵絕在歷史之外。
至今訪談過的池上老兵，都是基層士官兵，最高階級是班長。他們在戰爭與戰地中飽受身心折磨，退伍後領了幾百塊，輾轉來到池上。兩位榮民伯伯的故事，讀來或許沉重，也沒有提到半點池上的迷人風土，但一個地方，不該忽略每種聲音和每道生命的微光。一個偉大的城鎮，不會刻意遮掩傷痛的過往，不會用美食與感官享受蓋住過往的血汗之聲，人們來此感受在地的活力，也走讀它的悲傷。
戰爭總會出現些英雄，越黑暗的時代，人性的美善就越顯地光亮，但大部分的人們仍會是隨波逐流，因為多數的我們都不是那麼的勇敢與堅強，在困頓的環境中，眼光難以放遠，志向無法遠大，大部分的力氣是用來填補那些生活中層出不窮的漏洞，只為生存下去。我們無法自癒傷痕，更無法想到還能帶給誰光亮，每天光是勞動就已經精疲力盡，歷史都不是由這樣的人來創造。兩位士兵，不過就是當年隨著國民政府來臺，那六十萬大軍中的之二，但我們總要讓一些無力抵抗時代的人們來訴說他們所看見的那個時代，從基層的視角看見另一種時代脈絡，看見歷史的更多層次，因為隨波逐流的人們，更能深刻體會夾雜在時代浪潮中的悲與喜。
這兩篇故事的重點不在國共內戰的歷史陳述，而是從基層士兵的視角，去窺見戰爭的本質，看到戰爭難民、基層士兵、勞工這三種身分是如何在張伯伯與李伯伯的生命軌跡中交疊。我們可以輕易地從各種管道知道一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我們無法知道人性在歷史事件的每個當下是如何推移與演變，一個不自覺的瞬間是如何改變他們的一生。戰爭是人間煉獄，而戰爭結束後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種殘酷。正義的論述是上層塑造出來的，上層一個決定，牽動幾十萬個基層士官兵的一輩子，他們在臺海防線間來來回回，終日在戰地血汗勞動，前方家鄉變成了敵營，後方人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前線經歷了些什麼，有著什麼樣的感覺。當年那些退役榮民輾轉來到池上定居，這是一段不該被輕描淡寫的過去，是一群不該被遺忘的人們。
第三章 最美好的年代——只有面對現實才能感受生命的美好
鄉下有很大一群女性，出生於民國二十年到五十年間，因為戰爭、貧困、或者性別，不是和學校無緣，就是很早離開學校。為了幫助家計，尚未成年就進入勞動市場，然後早早結婚生子。她們的生命軌跡和我這一代女性完全不同，臺灣中青代女性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談幾場戀愛、體驗海外旅遊打工、嘗試幾個不同類型的工作，而這群媽媽們的童年通常很短暫，當母親的時間較早且長，當孩子成家立業，自己也老了，逐漸退出勞動市場，而臺灣已經是教育普及、青年知識分子普遍的社會。幾十年後再回到學校，接觸早年一直無緣的藝文，拿起畫筆，有些人一開始會羞赧於不識字、字寫得不好看。做了一輩子工，不管由不由得她們，將自己的人生奉獻給家人弟妹，她們遺憾當時沒法讀多少書，感嘆現在的女孩子好命又自主。
但這到底是美好的黃金年代，還是令人無力的年代？這本書記錄三位池上樂齡繪畫班媽媽們的故事，她們在年輕時是農業零工、鼎東客運的售票員、戲院老闆娘。三位媽媽見證半世紀的臺灣，參與了經濟起飛，她們從無到有，當他們年老時，也看到了年輕一代的無力。新時代無情淘汰一些事物，社會新增各種風險，這一代年輕人生於物質充裕的童年，卻在進入就業市場後不斷碰撞，「夢想」是中青世代幾乎每天在網路、媒體中見到的通俗字眼，也是現代人焦慮的來源，看到媒體不斷刊出成功的故事，看到那些成功者如何挽救危機再創高峰，就更深感焦慮與挫敗，但現實是，大部分的人仍會是一輩子與平凡共處。
與三位和我不同世代的女性談起生活與人生，最大的差別在於她們不大談論夢想與遠大的理念，個人夢想與夢想的實踐不是她們這一代女性的重大人生議題，但對於平凡的詮釋與體悟更加深刻，她們會平淡的告訴你，這是為了養家，為了賺錢，就是這樣。踏上一條路，很難回頭，沒意外的話，人生就是守著一家店、耕著幾塊田、養一個家。她們提供不同於當今主流社會所提倡的價值觀，好讓我們重新去理解關於活著這件事，重新看待我們所身處的時代。若和那一代女性的生命觀相互對照，或許我們這一世代高估了夢想的價值，也低估了平凡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池上樂齡繪畫班不只是高齡者的畫畫班，它是時代的產物。鄉下人口快速高齡化，推廣藝文活動的主要對象，並不能把這一群婆婆媽媽、歐吉桑們排除在外。有些成員童年時沒機會念書，現在為了在畫上簽名，開始學寫自己的名字。八十四歲的吳阿親阿嬤說，她只念到小學四年級，之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從此就沒再上學，現在還能來學校讀書，她要好好珍惜。七十一歲的玉修阿姨說：「整整四、五十年，才把自己的興趣重新找回來，你想這多麼珍貴。」八十一歲的玉蘭阿嬤說：「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現在。」池上樂齡繪畫班如今走過第九年，人生沒有多少個九年，而這個九年，有繪畫與同學相伴，除非病痛，學員出席率一直很高。這個繪畫班沒有修業年限，他們可以不斷畫，直到從人生中「畢業」。
火車班次越來越多、汽車普及，越來越少人搭乘鼎東客運，當家家戶戶都有了彩色電視，五洲戲院歇業。一輩子當農業零工的玉蘭阿嬤說：「人就是這樣，不可能代代都那麼好。」三位樂齡繪畫班的媽媽們皆呈現「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生存哲學，只有面對現實才能看見生命的美好。這是一個最好、最壞，或許也無關乎最好最壞的年代，繪畫與創作讓她們重新詮釋對生命的看法。生命中最燦爛的時光，可以是在老年。
兩位攝影者
這本書收錄了兩位在地攝影者的作品。拍攝農民吳瑞益割稻的當天，我清晨六點到達，農民們剛祭拜完，正在吃早餐，他們告訴我：「那位拍照的大哥比我們還早到。」吳家溎先生四點多就守在那了。
還記得前一晚，我只告訴他，想拍攝農夫割稻的情景，他簡單問了幾句，說了聲「好。」隔天，比誰都早到。他先用鏡頭記錄天光的變化，接著是未收割前的稻景、農民拜拜，然後動工收割第一塊田。他理解這片景，懂它的韻律，割稻不只是個動作，更是一種過程、一種旋律，它需要鋪陳。我在一旁四處移動，從各個角度看著農民割稻，也看著吳家溎先生拍攝，覺得他拍著別人的故事，自己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另一位攝影者是簡博襄先生，他拍下清潔隊員徐振洲值勤時的身影、印尼看護Karsiti與樂齡繪畫班的玉蘭阿嬤，他的人物作品將文字延伸到原本無法所及之處，總是提醒我不同的書寫視角與觀看層次。
每個攝影者都期待一個決定性的瞬間，但這種瞬間不是信手捻來，而是來自於耐心的等候、細膩的觀察、不計得失的鑽研，以及被拍攝者的信任。每個瞬間都源於恆久的鋪陳，所以瞬間也呈現了一種永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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