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很喜歡哈佛歷史學者姬兒･勒玻蕾（Jill Lepore）的作品。這位美國史學界的耀眼新星認為，書寫歷史這門技藝就是用過去的故事來提出一個論點。歷史書寫不是漫無目標地記載過去，而是以其中的故事演奏現代人可以共鳴的主題。本書敘述的是臺灣民主誕生的故事。可是我們用這些故事說明什麼呢？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基礎。共同的回憶創造共同的認同。本書敘述的階段，是臺灣歷史中政治壓迫最嚴厲、也最公然無隱的時段。在那個時段中，政治壓迫不再只是道聽途說，不再只是在暗夜的失蹤，也不再只是不可知、且不可測的疑懼。大逮捕、大審判就發生在周遭，透過媒體向大眾展示。對無辜婦人和女孩的屠殺，也毫無遮掩發生在大白天，發生在臺北的鬧區。然而這個艱難的時刻，卻也是臺灣人表現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
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表面上看來，該事件是民主運動的挫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工作人員都被逮捕入獄，長年失去自由。如今在事後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
美麗島事件對臺灣民主化如此重要，可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在解釋臺灣民主轉型時候，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沒有提到這個事件。因為這個事件和他們的理論有巨大的矛盾。他們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化的推動者。如果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那如何解釋他在解嚴前幾年，仍然逮捕所有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企圖肅清民主運動？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明顯是一場群眾集會導致的警民衝突。蔣經國卻將這場衝突升級為「以武力顛覆政府」的叛亂。因為缺乏「武力顛覆政府」的行為證據，所以必須仰賴「自白」來加以定罪。為了創造不實的自白，所以必須對民主運動者加以刑求。刑求之後是嚴厲的處罰。如果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如何解釋這些侵犯民主價值、束縛民主生機的行為？因為無法解釋，在大多數國內外學者討論臺灣民主化的著作中，美麗島事件從來沒有發生過。
可是它確實發生過，而且我們非提不可，非將它存入民族的記憶不可。不只因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必須有所理解，也因為這個事件展現臺灣人的精神力量。這個力量是每一個民族的重要資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尚未參戰，納粹帝國已經占領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大約有三萬人（包括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轟炸。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英國人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未來如果臺灣民族倖免於滅亡，後代臺灣人記憶那個艱苦的時期或許也會說，那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在那個最好的時刻中，臺灣人集體展現了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同情、正義和勇氣。那個時代之所以是最好的時刻，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時刻。捷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哈維爾，回顧捷克人民反抗共產黨暴政時這樣說，「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與精神的潛力。」被譽為「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者」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政權與法國革命》中這樣描述革命階段的法國：「歷史上從無任何一個年代曾經見證過如此多人、以如此熱情獻身於公共福祉，如此真誠地忘記自己，如此不顧私人生活所珍惜的一切，如此願意克服心中的狹小情感。這是引發法國革命中偉大行為的熱情、勇氣和愛國情操的來源。如此景觀雖然短暫，卻是無可比擬的壯觀。」
這段記憶讓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它同時也讓我們回頭凝視現在，然後問自己：我們臺灣人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
然而，歷史記憶不是歷史。牛津大學一位歷史學者書寫邱吉爾的時候這樣說：「嚴肅的歷史學者的任務，不是創造令人舒適的神話，而是在於摧毀神話；在於提醒讀者過去那個時期不是黃金年代，我們的祖先不是天才，那個時期充滿了我們如今完全無法容忍的不平等、悲慘和苦難；在於對讀者顯示，先前的世代和我們今天一樣，面對難題的時候盲目亂闖……俾斯麥和史達林的成就仍然是一項歷史紀錄；可是每一新世代的歷史學者都發現新證據顯示他們的渺小、或殘酷、或強烈的報復心。在另一個極端上，林肯和甘地的智慧和幽默是如此明顯，以致當我們發現他們是政治操作的高手時，我們震驚不已。」
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須要牢記這些提醒，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不過，過去的時期即使不是黃金時代，或許也有值得啟發後人的時刻。那個時代中的人物即使不是天才和完人，他們或許和每一個凡人一樣，具有感動後人的一面。我們需要重新看見這些面向，雖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的不足。
如民主轉型此種大規模的政治變動，當然不可能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者持續的努力，只是臺灣民主化的因素之一。我們書寫民族記憶不能忽略其他眾多因素的作用，如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條件等。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數年，也是國民黨獨裁政權最脆弱的時候。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讓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失去正當性；既然收復大陸已不可能，根據憲法和它的三民主義，國會必須全面改選，戒嚴也必須取消。
一九八四半年內，煤礦坑三次爆炸，總共有兩百七十名礦工遇難。更嚴重的是，情治首長派遣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暗殺政敵。除了讓美國政界對國民黨政權的批評更為強烈，也讓國人對林宅血案有全新的理解：林義雄母親和雙生女兒的謀殺案，極可能也是情治單位所為。然後是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為國民黨的立委蔡辰洲淘空，發生擠兌風暴被提領一百五十億。南邊的鄰居菲律賓，則鮮活地向國民黨展示繼續壓制民主要求的可能後果：被人民推翻的獨裁者馬可仕，搭乘美國提供的飛機流亡到夏威夷。外交孤立、內政不修的情境下，民主妥協是蔣經國比較安全的選擇。
身為民主公民，我們必須在知識上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有正確的理解。身為臺灣人，我們不能遺忘前人在那個困難時刻中的表現。那是民族記憶的重要元素。
6逮捕和屠殺
高雄發生警民衝突事件後，國民黨政權壟斷的所有媒體，連續數日對民主運動人士展開猛烈的攻擊。「偏激分子顯露猙獰面目」、「假美麗之名幹醜惡勾當的暴徒」、「滋事暴徒該當何罪？」、「嚴懲暴徒必須除惡務盡」等語言，充斥報紙。當時擔任臺北市長的李登輝說，「基於國家當前的環境，也基於兩百多萬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絕不容許陰謀分子在臺北市有煽動群眾、不法集會，及破壞社會安寧秩序的暴力事件發生。」他同時呼籲全體市民，共同聲討、制裁陰謀暴力分子，以維護社會安寧。也全力支持孫運璿院長對「今後任何企圖破壞安定與團結……政府決斷然依法處置，不稍寬容」的談話。李市長說，「高雄市已發生《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的不法集會……警備總部等治安單位已採取斷然行動，決本嚴正立場，依法嚴辦，絕不寬待。」
次日清晨，獨裁政權果然如李登輝市長所期待的，開始「制裁陰謀暴力分子」。除了施明德在逮捕行動中脫逃之外，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呂秀蓮、林義雄、陳忠信、張富忠、周平德、楊青矗、紀萬生、魏廷朝等十四人幾乎在同一時間遭逮捕。他們是第一批被逮捕的人。根據當時的調查局高雄分處處長高明輝的回憶，他們接到的指示是全臺灣同時在清晨六點逮捕所有人犯。之後，各地的雜誌社分處，全部被查封。
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就在大肆逮捕民主運動領袖的第二天，黨主席蔣經國在會議上致詞表示：國民黨絕對不會實施軍事統治，前一年停止的中央民意代表補選將會恢復，而且增加名額。蔣經國又說，當前仍為戰爭狀態，戒嚴不會取消。四中全會也改選了中常委。新當選的中常委除了李登輝外，還包括《中國時報》余紀忠、《聯合報》王惕吾等新聞媒體的擁有人；公然宣示媒體為統治工具的一部分。
就在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這一天，在立法委員們喝采鼓掌地行使同意權之後，黃信介委員立即被逮捕。後來陸續逮捕其他成員，所有的運動參與者幾乎無一倖免。根據姚嘉文律師出獄後的追查統計，美麗島事件總共逮捕一百五十二人，遍及全臺灣，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氣氛。其中交保候傳有四十一人，交保釋放五十人，被收押六十一人。被收押的六十一人中，有三十三人由普通法院起訴，八人由軍事法庭起訴。施明德則在逃亡二十六天後，於一月八日被逮捕。在這二十六天期間，全臺灣陷入肅殺氣氛中，電視充斥通緝施明德的新聞和廣告，街上貼滿懸賞海報：「賞金一百萬元，凡包庇或藏匿叛徒者，依懲治叛亂條例第四條第七款規定，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小學課堂上，老師警告學童注意壞人的行蹤。
施明德遭逮捕不久，在逃亡途中藏匿他的高俊明牧師、加爾文神學院院長林文珍、牙醫師張溫鷹、吳文牧師、許晴富、林樹枝等人也被逮捕，接受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和許晴富都被判刑七年，林文珍院長判刑五年，其他人判刑兩年。
張溫鷹出身臺中有名的世家。她個性溫柔、說話輕聲細語，看起來是一個從來不生氣的人。她當時對民主運動涉入不深，可是在重要關頭卻自自然然、毫無勉強地去做正確的事情。蔡有全和林弘宣逃亡的第一站，就是投奔張溫鷹，由她藏匿在家裡擁有的一間空屋。藏匿期間，蔡有全請張溫鷹到臺北幫施明德整容，方便施逃亡出境。張溫鷹是牙醫，從沒有學過整容醫學。她到臺北買了一本整容的專書，然後就大膽地在施明德下巴動刀。施明德被捕的時候臉上還貼著紗布，張溫鷹也在現場。她向情治人員說她是屋主許晴富的親戚。後來她自動投案，被判刑兩年。張溫鷹在一九八九年當選省議員，連任兩屆後，於一九九七年當選臺中市長。
林文珍院長和高牧師都不認識施明德。林文珍家裡有七十多歲母親、兩名幼子、一名智障弟弟，全靠她一人撫養。當高俊明牧師拜託她對施明德伸出援手，林文珍說她得想一想，然後她回家禱告。當天下午，她回到高牧師的辦公室接下這項任務，將施明德藏匿在她臺北市敦化南路家裡兩個星期。以她的家庭情境，她應該推託、也可以合理推託。可是她的信仰不容許她推託。後來施明德轉移到許晴富在西門町的家，並且在該處被逮捕。林文珍還是被判了五年徒刑。真是可敬的臺灣人。
林文珍入獄前就患有氣喘病，而且動過胃部切除手術，在監獄中受到不少折磨。一直到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絕食抗議，獄方才勉強讓林文珍就醫。高俊明牧師是基督長老教會最受尊敬的領袖。他的祖父高長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四位臺灣人中的一位。高俊明小學的時候前往東京就學，住在他的姨丈蔡培火家裡。蔡培火是反殖民主義運動領導人之一。高牧師從臺南神學院畢業時，是唯一自願前往山地傳教的畢業生。他後來在花蓮篳路藍縷，於鯉魚潭邊建立玉山神學院。高牧師講道使用的臺語極其典雅，令人無法忘懷。在監獄裡和他鄰居的林義雄說，認識高牧師這麼多年從來沒看過他對人不耐或無禮，永遠帶給人祥和平靜。所有認識高牧師娘李麗珍的人，也都能從她身上獲得相同的祥和與平靜。牧師娘小時候跟隨在臺灣傳道的挪威籍女宣教師到日本，進入名古屋中學、名古屋大學英文系。她的大哥和兩位表哥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當時大哥十六歲，表哥分別是十八歲和二十一歲。她母親的四位姊妹中，有三位在這個事件中死去一個兒子。
高牧師被逮捕的時候，正擔任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他被捕之後，長老教會發動各地為他禁食祈禱，總會並通過決議保留他的總幹事職位，並任命代理總幹事，直到他獲釋歸來。之後總會開會時，都放置一張空椅子在講臺上，象徵對缺席者的等待。（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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