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9 介】
在讀進大學前，我一直都困擾，人該如何活，個體之於群體，人扮演著什麼角色，到底自己存在這個世界裡，究竟有什麼意義。於是我選讀政治，想找出理想的社會裡，人類的作用與角色。但離開中學的我如離開牢籠的獸，面對沒有圍籬的世界，竟是如此茫然。眼見大學圖書館裡書藏萬本而自己一無所知，眼見身邊都是滿口理論，隨便一個概念都滔滔不絕的學長與師長，只有一股熱血的自己，算得上是什麼？於是我失落，自卑，毫無信心，像頭野豬似的亂衝猛撞，在課上課外不斷提問，不斷找老師問像我這樣的年紀時，你們有想過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嗎？世界過於龐大而自身過於渺小，究竟自己之於世界，算得上什麼。
然後某天在大學圖書館裡忽然想明白，如果那些事情來得迅猛且一聲令下世界而變，其實正如暴政極權一樣恐怖，那只是以生命統治生命。改變是漫長而悠長的，細水長流，那時我是如此深信著，如信仰一般。
我參加了中文大學學生會，因緣際會下成了學生會會長，在那個時候城市潛藏的憤怒，特別包括從一九九七年香港移交中國後的情緒，積累到快要溢出的地步。於是學生運動群起，且有香港大學戴耀廷教授提出的佔領中環概念（這個概念其實是參考了二○一一年那個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在港佔領中環的實踐），學生代表的聲音變得備受注目，也成了政治力量的一股匯流，自然而然學生會也捲進了佔領中環的運動裡，以至於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我成為了運動鏡頭上某些可被辨識的樣貌，機緣下擔當了某些角色。
後來運動落幕，對於人類作用，又有了一種別的體會。個體能動性之於社會龐大結構的作用力，不只是有或者無，裡面存在更多質地上的分別、流向與反饋的質異。我深深覺得在都市的現代政治裡，似乎人類力量都會有所減弱，或曰馴化。人或者會有明確的目標與相應的策略，但卻似乎遠遠觸不及人類與世界整體存活處境的根本。
自我大學畢業，面對社會，我覺得在城市裡面找不到活著的質感，一切來得扁平，我想在香港日常的都市以外找到思想的靈感、生命另外的可能。於是我讀，去行山野，去看紀錄片，接觸到自然，一路理解下去，就會涉及地球與天體的運行，慢慢我對時間、對宇宙的形成產生興趣，因為這與氣候、雨水、陽光、季風、土地與海洋這些生態要素息息相關。我想知道在超越人類現世的恆河裡，存在著什麼超越的生命意義。
這路上我當過記者，轉做自由寫作者，和葉泳琳搬了出來，一同開辦了生活書社，同時間我們面對狂熱的消費主義、吃人的租金，五年間搬了四次屋，一次鋪，一次倉庫，當然還少不了雨傘運動佔領九子被告案。我想尋找逃逸之地，我對無政府主義，對反抗的歷史愈感興趣──不再是社會或政治「應該」如何，而是它們「實際上」是如何，以及在主流記載以外，那些實在的生活可能。
當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以為我們必定下獄，我卻被判緩刑。又在我審訊剛完一個多月後，經歷反送中運動——痛苦、絕望、希望、力量、人性光芒與邪惡交織糾纏，如果有神聖，為什麼她對暴行默不作聲？如果沒有神聖，又何以人們孜孜不倦堅持負嵎頑抗？
文學呈現的是一個世界，但其必須借助於人們對現世的理解、某些人類交往運作的法則，不然我們無法鉅細靡遺地把世界每個錯綜複雜的糾纏寫進文字裡頭，讀者也無法由零理解一個全然虛構的世界。問題是，要借助於現世到哪個程度？如果大量借用對現世的理解，那不過是文字紀錄？文學真有必要虛構嗎？虛構與否，又有什麼意思。
佛學裡有個說法叫「中觀論」，認為我們在世間所經歷的萬物，皆無法獨立於外在而存在。萬物之生賴於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即為「緣起」。看起來獨立存在之物，不是物之真象，只是外顯，只是我們所看到的「虛相」。無論是物理現象還是精神現象，都是我們在感知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存在繼而成為我們的某些觀念。我們感知到什麼，在於我們如何觀察，而我們如何思考與使用語言呈現這些觀察，又會影響觀念本身。量子物理學的開創者說過，「我們觀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對探索方法的回應。」
當我們感知到物與他者之間的盤纏蔓生，就會開始看到「實相」。而「空」，就是「實相」的終極本質。「空」不是徹底斷滅、一無所有，而是無常，缺少自我定義、自我證明，缺少恆常不變——諸法互為緣起。
這本書收錄了我二○一六到二○二○年底寫下的文章，經我和編輯重新鋪排，揀選，集結而成。我想整理自己這些年心裡一直渴望與掙扎的到底是什麼，我想探索這個世界的奧祕。我想知道文字在殺戮的世界前，是如何的貧乏或者豐富，他的界限在哪裡，寫作在痛苦面前，還可以是什麼。我想知道，如果換各種不同的方法重新觀察、寫作，現世或者是否能變成另一種現世。
此書是某個我某段旅程某個起點的某種展現，希望能伴某個你走過某一段路，經驗某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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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1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而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
I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我對這樣宏大的政治議題已經沒有那種興趣了。誰的民族主義，我們的真普選，一國兩制之類的東西，我們已經重覆了很多年。也許只是我在重覆，我也不肯定。
我想談談八九六四的廣場之後。
一九八九年中國風起雲湧，六四之後，許多人一度以為，北京的霧霾，是八九屠城後血色靈魂的化身。然而霧霾終究只是霧霾，靈魂被遺忘以後就歸到不存在的世界，血色終究只是日落的嫣紅，人們還是一樣的生活。沒有政治自由，賺錢的自由就是人們鬱結創傷的補償。九○年代的中國經濟高歌猛進，他既不完全是「毛澤東時代那個迷信盲從的瘋狂國度，（又）不再是鄧小平執政早期那個熊貓一般的可愛國度，搖身變成了一個由極權政府和失控自由市場組合而成的怪胎」。這是查建英在其一九九五年以英文寫成，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家真翻譯的《中國波普》內的形容。此書描寫「六四」後政治陰影後的中國，怎樣影響到每個文化人的生命，從側面描寫這個半共產中國文化走向商業面向世界的進程，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沒有了「政府／市場」明確的二分對立，中國就變得難以理解，他無法被套進絕對極權或者自由市場去思考，然而這卻為他增添了幾分魔幻的魅力。大家都在那條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線遊走，想像北京的底線到底在哪，從而思考自己的盈利紅線。在查建英的筆下，那些曾經投身廣場的人，在通過幾年的鬱悶之後，紛紛下海──「嗨，現在我是個生意人啦！」，「黨用不著我們去腐蝕，它早就從心子裡爛掉了。我們所裡那些黨的幹部，還不是忙著為自個兒掙錢。我要是執迷不悟的話，那可就真成了傻子。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流氓，終究會有遭報應的一天。不過，那一天還沒有來的時候，我最好得過且過，給我自個兒攢點兒銀子。我並不喜歡賺錢，我心目中的好日子，無非是下雨天躺在床上，手裡拿本好書。可是，我能有什麼選擇呢？」
雖然政治上堵死了路，但市場開放，總會一步步反過去推動政治改革——這是當時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這是想法還是自我安慰，我們又怎說得準？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分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從商的從商，讀書的讀書，要有影響力——「只要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他們還會說，要盡可能把道德的失地減少，以便日後得以收復。是這樣嗎？屠城之後的學生，有人不食周粟，但更多人步步高升，成為商賈巨富、政要中人。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二○○七年，政府清拆皇后碼頭，一眾示威人士佔領碼頭，阻撓工程進行，後來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位於碼頭的公眾論壇，一而再重覆她熟練的官腔。做為現場聽眾的梁文道，後來寫了一篇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他說——「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三十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十年後的二○一七，林鄭月娥並沒有退休，兩年前她參與過和佔領學生對話的官民對話，現在甚至將正式成為香港的官方特首。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我不樂觀。正如後來馬嶽〈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的一篇回應所述──「現在不在權力的人，到their time has come然後掌權時，會不會仍然在『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曾經『進步』過，但當年的激進學生、異議分子掌握了權力後，不見得決策會更民主、更尊重不同意見、或更關顧弱勢社群……上一代不斷透過建制力量模塑一些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下一代掌握權力後並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改革。」
十年前參與那場有關皇后碼頭論壇的「本土行動」朱凱廸，以及三年前參與官民對話的「學聯」羅冠聰，今天的確當上了立法會議員。然而你能說這代表什麼嗎？
「我們當年既沒有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進步得這麼慢。」查建英的一位老朋友，如此嘆道，那是一九九五年。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未完，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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