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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季節〉
我太太愛莎有一頭褐色的頭髮，黑眼睛，溫柔的心。就因為她的好性情，我有時候總覺得她把孩子們寵壞了。她對他們言聽計從，什麼都不拒絕。他們總是黏著她，予取予求。我和愛莎結婚十年。我們倆都來自紐澤西的毛利斯鎮，我甚至已經忘了當時怎麼認識她的。我們的婚姻稱得上幸福美滿，一家人就住在東五十街一帶沒電梯的老公寓裡。我們的兒子卡爾，今年六歲，上很好的私立小學；我們的女兒四歲，明年才要上學。我們常常覺得受教育其實沒多大用處，可是似乎又都得照著相同的舊途徑去培養我們的孩子；等到以後，我猜他們還是會進去我們當年讀的小學中學和大學。
愛莎畢業於東部的一所女子學院，後來去法國的葛勒諾柏大學讀了一年。她從法國回來之後在紐約工作一年，我們就結婚了。她一度把文憑掛在廚房的水槽上，不過這個笑話我們很快就不提了，就連這張文憑現在去哪裡都不知道了。愛莎的樂觀隨和一如她的溫柔，我們倆都來自中產階級的家庭，這個階級的特色是總喜歡回憶美好的時光。如今，缺錢既然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也會常常想起移民，想起一群熱情有勁、出走異鄉，卻無時無刻不懷念故鄉海岸的人。由於我們的生活受限於我微薄的薪水，愛莎每天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沒有差別。
她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打開收音機，換好衣服，一面叫醒孩子，一面做早餐。我們兒子必須在八點出門去搭校車。愛莎送完兒子回來，幫凱洛綁辮子。我八點半出門，但即便不在家我也知道愛莎一天的活動，總是離不開家務，烹飪，採購和孩子們的各種需求。我知道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十一點到中午的這段時間她都會在「愛批」大賣場；好天氣的午後，她一定會坐在小操場的長板凳上，從三點坐到五點，每星期一、三、五打掃屋子，下雨天就在家裡擦拭銀器。我六點回家，她通常都在洗菜或是準備晚餐。等到餵飽了孩子幫他們洗完澡，就可以吃晚餐了——她會在客廳的餐桌上排好食物和瓷盤，然後站在房間正中央，好像迷失了又好像忘記什麼了，在這段失神的時間裡就算我跟她說話，或者孩子們喊她，她也聽不見。等到這段時間一過，她就在銀燭台上點起四支白蠟燭，我們才坐下來吃炒牛肉丁或是其他簡單的菜式。
我們一週外出一兩次，大約一個月應酬一次。因為現實的考量，我們來往的多半是附近的街坊鄰居。我們常常去路口參加紐薩姆夫婦辦的派對；這對夫婦很慷慨，派對辦得很大很誇張，不管認不認識的人都能毫無拘束地參加。
※※
有一晚我們在紐薩姆家的派對上結交了一對夫妻，川契爾醫生和他太太，到底什麼原因我始終不明白。現在想想，我覺得這份友誼是川契爾太太主動積極的成分較多，我們第一次見面認識之後，她就給愛紗打了三四次電話。我們去他們家吃晚餐，他們也來我們家；有時候在傍晚，川契爾醫生帶著他們的老臘腸狗出來溜達，就會順道來家裡坐一會。感覺上他是一個挺有趣的人。我聽其他醫師說他是個很好的醫生。川契爾夫婦約莫三十歲左右；男的應該是這個歲數，而女的稍微大些。
老實說，川契爾太太很平常，真的沒有什麼特色。她個子很小，身材不錯，五官端正，我想這個所謂平常的印象，是來自於她給人的一種由內而外的謙遜、過分小心謹慎的感覺。川契爾醫生不菸不酒，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種關係，他清瘦的臉孔氣色很好，兩頰白裡透紅，藍眼睛清澈有神。他具有一種屬於醫生特有的樂觀——認為死亡只是運氣不好，肉體（有形）的世界只是一個供人佔領的區塊。就這方面來看，相形之下，他的太太顯得單純平常，而他看起來比她還年輕。
川契爾夫婦住在我們附近一棟舒適、低調的私宅裡。屋子很老式：客廳起居室都很大，門廳走廊都很暗，川契爾夫婦似乎也無意讓這個地方變得溫馨宜人，因此到了晚上，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空房間特別多的感覺。川契爾太太十分鍾愛她所有的寶物——她的衣服，她的珠寶，她買回家的各種飾品——還有「妞妞」，那隻老臘腸狗。她總是偷偷摸摸把餐桌上的食物碎屑餵給妞妞吃，彷彿這是個被禁止的不當行為。晚餐後她坐上沙發，妞妞就躺在她身旁。電視螢幕上的綠光閃在她憔悴的臉上，她纖細的雙手撫摸著妞妞——那晚，川契爾太太給我的感覺，就像一位悲憫的幽魂。
之後川契爾太太開始在早上打電話給愛莎，聊個天或是邀她一起午餐或者看場電影。愛莎白天沒辦法出門，她也明白表示不喜歡講太久的電話。她抱怨川契爾太太是個多話的長舌婦。不久之後一天下四五點左右，愛莎帶著兩個孩子在小操場玩耍的時候，川契爾醫生出現了。他散步經過，看到了她就過來跟她一起坐著，一直坐到她要帶孩子回家的時候。幾天後他又來了——他在小操場和愛莎見面的這件事，愛莎有告訴我，後來就變成了常態。愛莎心想或許他的病人不多，或許因為閒著無聊想找個人說說話。然後，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清洗碗盤，愛莎若有所思地說，川契爾對她的態度好像有些奇怪。「他盯著我看，」她說：「他嘆著氣盯著我看。」我知道我太太在小操場上是什麼德性。她總是穿著舊舊的花呢大衣、包鞋，戴著軍用皮手套，下巴底下綁著一條圍巾。那小操場是塊鋪了水泥、有圍籬的空地，位於一個貧民窟和大河之間。一想到那位穿著體面、皮膚白裡透紅的醫生，在這種狀況下傾心於愛莎的畫面，實在讓人很難當真。往後幾天她沒有再提起他，我猜想他已經不去看她了。愛莎的生日在這個月底，我忘記了，可是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客廳裡有好多玫瑰花。是川契爾送的生日禮物，她告訴我。我很氣自己怎麼忘了她的生日，川契爾送的玫瑰更叫我生氣。我問她最近是不是常跟他見面。
「噢，是啊，」她說：「他還是幾乎每天下午都會來小操場。我沒告訴你嗎？他告白了。他愛我。沒有我他活不下去。為了聽我的聲音就算赴湯蹈火他也要來。」她笑得好開心。「他就是這麼說的。」
「什麼時候說的？」
「在小操場上。陪我走回家的路上……就昨天。」
「他什麼時候知道你的生日？」
「這一點特別有趣，」她說：「在那晚紐薩姆他們辦派對之前他就知道了。在那次派對之前的三個星期，他看見我在等市區的公車。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我，他說一看到我，他就知道了——當然，他在胡說。」
那夜我好疲憊，為那些稅款和帳單操煩，我可以把川契爾的告白當成是一個玩笑。我覺得他是一個被金錢和感情困住的俘虜，就像其他那些男人，總是同樣的手段：他在轉角隨便愛上一個陌生女子，總比在法屬圭亞那的街上或是用個假名在芝加哥重起爐灶來得容易。他的告白，小操場的場景，對我來說這種情節是大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性很大。一個瞎子請你幫忙帶他過馬路，等你要離開的時候，他抓住你的胳膊，跟你大吐苦水，訴說他那幾個無情無義的孩子；或者電梯服務員送你上樓去參加派對時突然轉身對你說，他的孫子得了小兒麻痺。這個大都市充滿了各色各樣的意外關係，半真半假的求救，交淺言深，爭取同情的陌生人……川契爾在我看來就像過馬路的瞎子或者操作電梯的服務員。他的告白跟我們生活中的這些小插曲沒什麼差別。
※※
後來，川契爾太太不打電話來聊天了，我們也不去拜訪他們了，不過有些早上我上班時間稍微遲了些，就會在市區公車上見到他。每次看見我的時候，他似乎都很尷尬，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那個時間的公車特別擁擠，若要避免遇見也不是什麼難事。再者，差不多就在那段時間，我在業務上出了一些差錯，讓公司損失了好幾千塊美金。丟掉工作當然不至於，但是我心裡總是背負著這種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之下，在這種只想如何才能賺更多錢的壓力之下，對於這個醫生的怪異行徑我自然就不予理會了。三個星期過去，愛莎都沒提起他，然後，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書，忽然注意到愛莎站在窗前看著底下的街道。
「他真的在那裡。」她說。
「誰？」
「川契爾。你來看。」
我走到窗口。對街人行道上只有三個人。光線很暗，很難辨認出人的臉，但其中一個，牽著一條拴著狗鍊的臘腸狗，朝著轉角走的人，八成就是川契爾。
「嗯，那有什麼？」我說。「他只是在遛狗啊。」
「我剛剛看窗外的時候，他沒在遛狗。他只是站在那兒，看著這棟公寓。他就是這麼說的。他說他都會過來，望著我們亮著燈的窗子。」
「他什麼時候說的？」
「在小操場上。」
「我以為你去別的小操場了。」
「啊，是啊，我是啊，可是他跟著我。他很瘋狂，親愛的。我知道他很瘋狂，我替他感到難過。他說他一夜又一夜地仰望著我們的窗子。他說他眼裡看到的都是我——我的後腦勺，我的眉毛——聽到的都是我的聲音。他說他生命中從來沒有妥協兩個字，對於這件事他也不會妥協。我替他感到難過，親愛的。我情不自禁地替他感到難過。」
這是頭一次，我覺得情況嚴重了，他的茫然無助，我知道，可能觸動了像愛莎這樣的女人心中最珍貴最任性的那份熱情——一種拒絕不了求救，拒絕不了可憐的無力感。這是沒有理性的熱情，我甚至寧可她對他有慾望也別可憐他。那夜我們準備上床就寢時，電話響了，我接起來說哈囉，沒有回應。十五分鐘後，電話又響了，這次又沒有聲音，我開始咆哮，大罵川契爾，他沒有答話——甚至連掛斷電話時候喀搭一聲也沒有——我覺得自己像個笨蛋。因為我覺得自己像個笨蛋，我就怪罪愛莎不該誘導他，不該鼓勵他，可是這些怪罪一點也沒影響到她。我罵完之後，感覺更糟，因為我知道她是無辜的，因為她必須外出必須上街購物，必須讓孩子出去透透氣，也沒有任何一條法律不准許川契爾在那裡等候她，或者不准許他仰望我們家的窗子。
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們去紐薩姆家，剛剛脫下大衣，我就聽見川契爾的聲音。我們到達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不過他的態度——他給愛莎那憂傷的一瞥；他故意避開我的樣子；或是紐薩姆夫婦邀他再多留一會兒時，他婉拒的悲傷語氣；還有，他對待他那可憐老婆過份地殷勤……這些都太令我生氣了。更何況我忽然注意到愛莎，看見她神采奕奕，兩眼發光，她正在誇讚紐薩姆太太的新鞋，但心思卻根本不在她的嘴上。那晚我們一回到家，照看孩子的臨時保母氣惱地跟我們告狀，說兩個孩子都不肯睡。愛莎量了一下他們的體溫，凱洛沒事，兒子卻燒到四十度。那一夜我們倆都沒睡好，早上愛莎打電話到公司告訴我卡爾得了支氣管炎。三天後，他妹妹也跟進了。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兩個生病的孩子霸佔了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每天晚上十一點和凌晨三點必須餵他們吃藥，我們睡眠少得可憐。也不可能出去透氣或是打掃屋子，每天冒著寒冷從車站走回來，一進門聞到的就是咳嗽藥水、菸草、吃剩的果核和病床的氣味。到處都是毯子，枕頭，菸灰缸，藥杯。我們分工合作，每晚輪流起床，可是白天我就忍不住在辦公桌上打瞌睡，晚餐後，愛莎總會在客廳的椅子上睡著。疲乏對於大人和小孩的不同，只在於大人說得出理由，多半不會沒來由地發生，但就算知道為了什麼，一樣躲不過，在這種時候我們會毫無理性、暴怒，成為超級沮喪情緒下的受害人。那一晚，最壞的病況已經過去，我回到家，發現客廳有一些玫瑰花。愛莎說川契爾帶來的，她沒讓他進來，並且當他的面就把門砰上。我拿起玫瑰扔了出去。我們沒有吵架。孩子們九點睡覺，九點多我也上床睡了。大概過了一會吧，好像有什麼動靜，我醒了。
走廊亮著燈。我起床，發現孩子的房間和客廳都很黑，愛莎卻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喝咖啡。
「我煮了些咖啡，」她說：「凱洛又喘又咳，我給她吸了些蒸氣。現在兩個人都睡了。」
「你起來多久了？」
「十二點半到現在，」她說：「現在幾點？」
「兩點。」
我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坐下來。她起身又去倒了咖啡杯，看著鏡子，靠在水槽上。夜裡起風了。我們樓下某間公寓裡有隻狗在哀嚎，一根鬆脫的收音機天線不斷刷著廚房的窗子。
「好像樹枝的聲音。」她說。
在廚房白亮的燈光下，為著削馬鈴薯皮和洗碗盤忙碌的她顯得非常疲乏。
「明天孩子們可以出去走走嗎？」
「噢，希望可以，」她說：「你知道我已經兩個多禮拜沒走出過這間公寓了嗎？」她狠勁十足的說，令我大感錯愕。
「不到兩個禮拜吧。」
「超過兩個禮拜了。」她說。
「呃，我們來算一下，」我說：「兩個孩子是星期六晚上生病的。那天是四號。今天是——」
「停，停，」她說：「我知道多久了。這兩個多禮拜我沒穿過鞋子。」
「你講的好像不得了的慘狀。」
「本來就是。我沒有穿上過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做過頭髮。」
「這哪能算最慘的事。」
「我媽家的廚子過得都比我好。」
「我懷疑。」
「我媽家的廚子過得都比我好！」她聲音好大。
「你會吵醒孩子。」
「我媽家的廚子過得都比我好。他們都有很舒服的房間。沒他們的允許誰也不能隨便進去廚房。」她把咖啡渣拍進垃圾桶裡，開始洗咖啡壺。
「川契爾今天下午在這裡待了多久？」
「一分鐘。我告訴過你了。」
「我不相信。他進來了。」
「他沒有。我不讓他進來。我不讓他進來因為我的樣子太難看了。我不想給他這麼壞的印象。」
「為什麼？」
「我不知道。他也許是個傻子。他也許是個瘋子，可是他跟我說的那些話讓我感覺很棒，他讓我感覺很棒。」
「你想走嗎？」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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