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andy
The Flâneur
The Translator
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巴黎
浪蕩子、漫遊者、譯者
以「跨文化現代性」重新思索「現代性」的本質
一個集合了人物、文類、觀念、語彙及文本的旅行故事
探明百年前外來元素究竟如何蛻變成本土的一部分
本書探討源自於法國的「新感覺派」文風進入中國的歷程,重點置於在橫跨東西文化與地理的脈絡中,人物、文類、觀念、語彙與文本的流動鏈結。作者主要以現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蕩子、漫遊者與文化翻譯者三者的故事,歸結出「跨文化的現代性」的觀念,企圖挑戰現有的語言與學科分界線。
源自於法國的「新感覺派」文風的流行時間雖短,卻對一代中國與日本文學產生了無可比擬的影響。在橫跨東西文化與地理的脈絡中,人物、文類、觀念、語彙與文本互相流動鏈結,交織出一張錯綜複雜的網。現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蕩子、漫遊者與文化翻譯者三者,共同描繪帶出一個「跨文化的現代性」的故事,挑戰我們現有認知中語言與學科的分界線。
「以異性為自我的投射、致力於藝術的追求及自我的創造、持續不墜的跨文化實踐」是浪蕩子的三大特色。每一位在跨文化場域中致力創造自我、追求完美的男男女女,不都流著浪蕩子的血液?他們的追求與探索,產生的影響力跨越了國界,無遠弗屆。
浪蕩子推動著的現代性,並非歷史上特定的時期。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人只要以突破傳統、追求創新為己任,都在從事跨文化實踐,都是現代性的推手。文化創造者時時處於現代性的門檻,生活、行動於文化前沿,在持續的越界行為中汲取靈感。跨文化場域是文化接觸、重疊的所在,是藝術家、文學家、譯者、思想家等,尋求表述模式來抒發創造能量的場所。本書探究跨文化場域中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討論的是語言、文學及文化的創造力,而非單純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摹仿、同化。
作者簡介:
彭小妍
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擅長台灣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曾出版學術專書《超越寫實》(一九九三),小說《斷掌順娘》(一九九四)與《純真年代》(二○○四),並主編《楊逵全集》(二○○一年起)。
章節試閱
浪蕩子/漫遊者及跨文化現代性
筆者對浪蕩子/漫遊者的看法,來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大正時期的日本稱他為「ボウドレル」。在中國及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中,不計其數的歐洲思想家及文學家如影隨形、深入個別作家的潛意識中;波特萊爾是其中之一。本書第一章所探討的上海新感覺派旗手劉吶鷗,亦深受他的影響。關於波特萊爾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研究,目前已為數不少。筆者的重點是波特萊爾作品《現代生活的畫家》如何將浪蕩子定義為現代主義者。此書曾啓發眾多西方思想家及文學評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雅明及福柯。他們兩位觀點上的差異,對本書的研究而言,十分重要。
班雅明的波特萊爾研究寫作於一九三○年代,以漫遊者為核心概念。對他而言,波特萊爾及《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畫家康士坦丁‧基(Constantin Guys)兩人,均具有漫遊者的特質。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模式的詮釋下,漫遊者不僅對商品及女人有無可救藥的戀物癖,而且甚至本身有如娼妓,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根據班雅明的說法,漫遊者在街道及拱廊商場四處晃蕩,
於群眾中渾然忘我,因此他的狀態有如商品。雖然他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卻絲毫不減此狀態對他的影響;這種狀態幸福地滲透他的身心,就像是麻醉藥般彌補了他的羞恥感。漫遊者沈迷於這種陶醉感(intoxication)中,有如商品沈浸於一波波顧客中的陶醉感。
班雅明進一步指出,身為漫遊者的現代藝術家,將文學生產商品化,儘管他對文學作品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毫無知覺。他說:「漫遊者是涉足市場的知識分子,表面上四處觀看,事實上是在尋找買主。」
我們要特別注意班雅明所使用的辭彙:「於群眾中渾然忘我」(abandoned in the crowd),「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unaware of this special situation),「漫遊者陶醉於其中」(the intoxication to which the flâneur surrenders),在在均強調漫遊者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對自身的商品化毫無所覺。他也把漫遊者類比為偵探,但是同樣地強調他的被動性:他化身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turned into an unwilling detective),對他而言,隱姓埋名的偵探姿態「使他的閒散合理化」(legitimates his idleness);但是在表面懶散的背後,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觀察家,眼睛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無賴漢(miscreant)。」班雅明說的是,這位「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有如「面相學家」般,鉅細靡遺地觀察研究社會底層的「無賴漢」,以誇張滑稽的方式將他們描繪出來。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巴黎,暴徒肆虐。班雅明將其中一個群體譬喻為波西米亞人(bohème),成員都是隨歷史變遷巨浪漂蕩的知識份子,個個儼然專業或非專業的陰謀家,每天幻想如何推翻政權。他說道:「在此歷史過渡期間,雖然他們[知識份子]還是有贊助人,但是也已經開始熟悉市場法則了。他們成了波西米亞人。」此外,班雅明定義的漫遊者,與拾荒者[ragpicker]有氣息相通之處:
當然,拾荒者不能算是波西米亞人。但是從文人到專業的陰謀家,每個隸屬於波西米亞群體的人,都體認到自己與拾荒者類似之處。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與社會對立,也都面對岌岌可危的未來。
班雅明透過波西米亞人及拾荒者的形象,指出波特萊爾與「反社會份子氣息相通」(sides with the asocial);漫遊者面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曙光。班雅明暗示,漫遊者正身處現代文明史變遷的門檻,但卻渾然不覺:當舊的贊助體系還在運作之時,他體驗了資本主義的衝擊;他置身於中產專權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交界。班雅明並不區分現代主義者及漫遊者。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漫遊者是群眾的一部份,他們身經歷史變革卻毫無意識。他說:「波特萊爾藝術涵養深厚,面對時代巨變卻相對地缺乏應變策略。」相對地,福柯對波特萊爾心態的詮釋則大相徑庭,他明顯區分兩種漫遊者:一是波特萊爾式的現代主義者/漫遊者,一是在群眾中隨波逐流的汎汎之輩。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是有意識的行動家,既代表時代,又超越時代。由此觀之,福柯的浪蕩子美學是對班雅明漫遊者理論的批判和修正。下文將詳述之。
首先從一九八三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何謂啓蒙〉(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開始。在此演講中,他闡釋一七八四年康德的同名文章(Was ist Aufklärung),並援引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名聞遐邇的浪蕩子理論,來定義浪蕩子美學及現代性。以下引文中,請注意福柯如何對照兩種漫遊者,一是身處於時代流變中卻毫不自知,一則在歷史變遷時刻充分自覺地面對自己的任務:
身為現代主義者,不是接受自己在時間流逝中隨波逐流,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必須苦心經營的對象:這也就是波特萊爾時代所稱的浪蕩子美學。
(Être moderne, ce n’est pas s’accepter soi-même tel qu’on est dans le flux de moments qui passent ; c’est se prendre comme objet d’une élaboration complexe et dure : ce que Baudelaire appelle, selon le vocabulaire de l’époque, le « dandysme ».)。
福柯此處是說,對波特萊爾而言,身為浪蕩子或現代主義者,需要一種「修道性的自我苦心經營」(élaboration ascétique de soi; an ascetic elaboration of the self);浪蕩子美學實為現代性的精髓。福柯透過閱讀康德,發展出這個概念。從康德的文章中,他發現現代性不只是個人與當下的一種關係模式,更是在面對當下時,個人應當與自己建立的一種關係模式。
在福柯的詮釋中,康德認為現代性與時代無關;現代性不限於某個時代,亦非「某個時代的特徵」,更非「意識到時間的不連續:與傳統斷裂,在時間流逝過程中的一種新奇感及暈眩感[vertigo, 法文為vertige]」(請注意,「暈眩感」一字與班雅明所用的「陶醉感[intoxication]相通,即德文的Rausch」。相對的,福柯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態度(attitude),或是一種風骨(ethos)。現代性是:
與當下現實連接的模式,是某些人的自覺性選擇,更是一種思考及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事及行為的方式,凸顯了個人的歸屬。現代性本身就是一種任務[une tâche; a task]。
簡而言之,這種風骨是是現代主義者自覺性的選擇(un choix volontaire),使他自己與當下現實(actualité)產生連結。諸如「自覺性的選擇」、「自我的苦心經營」(the elaboration of the self)、及「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等表述方式,是一九七○、八○年代福柯的法蘭西學院講座所反覆演繹的概念,也是理解他的權力關係理論的關鍵。
人要如何與當下現實產生連結呢?福柯以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藝術家康士坦丁‧基為例,來闡明其論點。在福柯心目中,對於康士坦丁‧基這種現代主義者而言,要與當下現實產生連結時,面臨了三個任務:(1)現代性是當下的諧擬英雄化(cette ironique héroïsation du present) ;(2)現代主義者透過現實與自由實踐之間的艱難遊戲(jeu difficile entre la vérité du réel et l’exercice de la liberté)來轉化現實世界(il le transfigure);(3)現代性迫使藝術家面對自我經營的課題(elle [modernity] l’astreint à la tâche de s’élaborer lui-même)。對福柯而言,這些任務不可能在社會中或是政治實體中完成。能完成這些任務的唯一領域是藝術:「它們只能產生於一個另類場域中,也就是波特萊爾所謂的藝術」(Ils ne peuvent se produire que dans un lieu autre que Baudelaire appelle l’art)。
根據福柯的說法,現代主義者波特萊爾不是個單純的漫遊者,他不僅是「捕捉住稍縱即逝、處處驚奇的當下」,也不僅是「滿足於睜眼觀看,儲藏記憶」。反之,現代主義者總是孜孜矻矻尋尋覓覓;比起單純的漫遊者,他有一個更崇高的目的……他尋覓的是一種特質,姑且稱之為「現代性」。他一心一意在流行中尋找歷史的詩意。
(Il cherche ce quelque chose qu’on nous permettra d’appeler la modernité. Il s’agit pour lui de dégager de la mode ce qu’elle peut contenir de poétique dans l’historique.)。
福柯認為現代主義者的要務是從流行中提煉出詩意,也就是將流行轉化為詩。這便是他所謂的「當下的諧擬英雄化」:當下的創造性轉化。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所謂的英雄化是「諧擬」的,因為「現代性的態度不把當下視為神聖,也無意讓它永垂不朽。」他認為現代主義者以諧擬的態度面對當下,轉化當下,而非僅僅捕捉那稍縱即逝的片刻:「康士坦丁‧基不是單純的漫遊者,當全世界沈睡時,他開始工作,並且改造了世界。」 然而,轉化當下並非否定當下。對福柯而言,現代主義者賦予當下高度的價值,他被一種「迫切的飢渴感」所驅使,時時刻刻想像當下並轉化之:波特萊爾式的現代性是一種演練;藝術家一方面對現實(le réel)高度關注,一方面從事自由實踐,既尊重又挑戰現實。在福柯的系統中,如同法國結構主義,現實往往是想像、或虛構的對立面。對福柯而言,現實也影射既有秩序或威權(institutional power)。我們身為知識行動的主體,總是在現實的侷限下作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可能同時既尊重又挑戰現實?根據福柯的說法,透過自由實踐,人可察覺限制所在,並得知可僭越的程度。他用「界限態度」(une attitude limite, or “a limit attitute”)一詞,來進一步闡釋他所謂的「現代性的態度」:
這種哲學的風骨,可視為一種界限態度……我們必須超越內/外之分,我們必須時時處於尖端……簡而言之,重點在於將批判理論中必要的限制性,轉化為一種可能進行踰越的批判實踐。
因此對福柯而言,現代性的態度不是把自我的立場預設在既存秩序之內或之外,而是同時在內又在外:現代主義者總是處身於尖端,不斷測試體制權力的界線,藉此尋找踰越的可能。對他來說,這是一場遊戲,是自由實踐與現實秩序之間的遊戲。在面對體制權力時,唯有透過自由實踐,個人能動性(agency)才有可能發揮。
綜上所述,班雅明定義下的漫遊者,受商品化所擺佈,與群眾合流,對自己處於現代史分水嶺的處境,豪無所知;反之,福柯心目中的浪蕩子/現代主義者,雖被限制所束縛,但卻迫不及待地追尋自由;他自知身處於尖端,隨時準備踰越界限。福柯視現代性為一種風骨(ethos),視現代主義者為具有高度自覺的行動家,一心一意從事自我創造,企圖改變現狀。因此在探究現代性態度時,福柯將之視為一種倫理學及哲學的命題:這是我們對自我的一種本體論批判,透過「歷史實踐測試越界的可能性」,是「身為自由個體的我們,對自我所從事的自發性工作」(travail de nous-même sur nous-même en tant qu’êtres libres)。再者,這種歷史批判的態度,必須是一種實驗性態度。簡而言之,對福柯而言,現代性態度是我們自發性的選擇:是面對時代時,我們的思想、文字、及行動針對體制限制所作的測試;目的是超越其侷限,以尋求創造性轉化。試問:如果在面對權力體制時,毫無個人自由及個人能動性,革命及創造如何可能?
此即貫穿本書的主題:文化翻譯者發揮個人能動性在跨文化場域中進行干預,以尋求創造性轉化。第一、二章將連結浪蕩子美學概念及上海新感覺派作家,並詳細闡釋此概念。
浪蕩子/漫遊者及跨文化現代性
筆者對浪蕩子/漫遊者的看法,來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大正時期的日本稱他為「ボウドレル」。在中國及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中,不計其數的歐洲思想家及文學家如影隨形、深入個別作家的潛意識中;波特萊爾是其中之一。本書第一章所探討的上海新感覺派旗手劉吶鷗,亦深受他的影響。關於波特萊爾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研究,目前已為數不少。筆者的重點是波特萊爾作品《現代生活的畫家》如何將浪蕩子定義為現代主義者。此書曾啓發眾多西方思想家及文學評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雅明及福柯。他們...
作者序
序:跨文化現代性
本書視新感覺派文風為一種跨越歐亞旅行的文類或風格,探討其源自法國、進而移置日本、最後進入中國的歷程。日人推崇保羅‧穆航(Paul Morand)為此流派的宗師,但他從未自稱為新感覺派。研究一九三○年代上海新感覺派作家與其日、法同行間的淵源,筆者關注的議題遠超越傳統的影響或平行研究,更遠非新感覺派書寫中的「異國情調」(exoticism);現代日本及中國文學中,異國情調俯拾皆是。相對的,筆者嘗試在跨歐亞脈絡中,探討人物、文類、觀念、語彙及文本流動的鏈結關係,亦即探究它們從西方的「原點」(points of origin)旅行至日本及中國的過程,並在此過程中如何產生蛻變,同時改變了接受方的文化。因此,本書各章節講述的,是人物、文類、觀念、語彙及文本旅行的故事。旅行的發生,絕非「強勢文化的單向宰制」(one-way imposition of the dominant culture),而是「雙向的施與受」(two-way give and take),如同拉丁美洲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概念所示。
以新感覺派文風為起點,筆者提出「跨文化現代性」(transcultural modernity)的概念,來重新思索現代性的本質。筆者認為,現代性僅可能發生於「跨文化場域」(the transcultural site)中──所謂跨文化,並非僅跨越語際及國界,還包括種種二元對立的瓦解,例如過去/現代、菁英/通俗、國家/區域、男性/女性、文學/非文學、圈內/圈外。「跨文化」的概念也許更具有包容性。簡言之,跨文化現代性的概念,既挑戰語言界限,也挑戰學科分際。就筆者的理念而言,現代性並非指涉歷史上任何特定時期。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人只要以突破傳統、追求創新為己任,都在從事跨文化實踐;他們是現代性的推手。文化創造者時時處於現代性的門檻,生活、行動於文化前沿,在持續的越界行為中汲取靈感。 跨文化場域是文化接觸、重疊的所在,是藝術家、文學家、譯者、思想家等,尋求表述模式來抒發創造能量的場所。本書主旨是探究跨文化場域中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主要是討論語言、文學及文化的創造力,而非外來文化的影響、摹仿、同化。筆者感興趣的是,創造性轉化過程中語言的流動及蛻變,而非固定及僵化──固定僵化是語言文化滅亡的前兆。
跨文化場域正是文化翻譯的場所。在全球化及多元族裔的當代社會,就某種層次而言,每人每天都在從事文化翻譯。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可見或不可見的「外來」事物充斥,使我們不得不時時進行文化翻譯:從古典辭彙到科學話語,從翻譯文本到外來語彙,從外語到方言,從專業術語到俚語。雖說如此,本書的研究主體是以文化翻譯為志業的人。他們是現代主義者,自視為領導時代新氣象的人物,透過文化翻譯,在跨文化場域中施展創造性轉化。
比較文化研究者常以「接觸地帶」(the contact zone)或「翻譯地帶」(the translation zone)的概念,來探索文化的接觸;兩者皆難免「交戰地帶」(the war zone)的意味。藉由跨文化場域一詞,筆者希望消解其中的軍事意味。我感興趣的是不同文化如何彼此連結及相互轉化,而非它們之間的衝突或「撞擊」(clash)。除此之外,與其探索文化接觸地帶所銘刻的文化記憶 ,本書著重的是身為文化翻譯者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跨文化場域中引領潮流。如果以舞台為譬喻,他們是跨文化場域中具有自覺的演員,而非劇中的角色──角色的身體可比擬為跨文化場域本身。對於自身所處的跨文化網絡的運作邏輯,劇中角色可能渾然不覺;相對的,演員雖與角色共同經歷跨文化的過程,卻對自身的表演有高度自覺。當然,演員並非總是能完全掌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同劇中角色一般,他們對從其身心流進流出的資訊也可能只是半知半覺。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謂的「心理過剩」(psychic excess)──心理能量總是超越意識主體的範疇(the psychic that exceeds the domain of the conscious subject)──當然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將這個問題複雜化 。然而筆者要強調的是,文化翻譯者不僅是被動的角色;他們是在跨文化場域中行動的藝術家,透過個人的能動性來轉化分水嶺兩邊的文化元素。
為了說明何謂跨文化現代性,本書凸顯跨文化場域上的三種人物形象:浪蕩子(the dandy)、漫遊者(the flâneur)及文化翻譯者(the cultural translator)。浪蕩子/漫遊者及文化翻譯者,是跨文化場域中的現代性推手;相對的,在形形色色思潮資訊交匯的跨文化場域中,漫游男女(如新感覺派小說中的角色)充其量只是隨波逐流、鸚鵡學舌。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是生命的過客。在時間洪流裡,多數大眾累積記憶,未經思考就人云亦云;惟獨少數菁英能運用創造力來改造、創新記憶。他們的表現是跨文化現代性的精髓:對自己在分水嶺或門檻上(on the threshold)的工作具有高度自覺,總是不斷測試界限,嘗試踰越。在歷史的進程中,他們的創造轉化環環相扣、連綿不絕,以致外來元素融入我們的日常現實中,不可或缺,其異質性幾乎難以察覺。本書嘗試探討外來元素如何蛻變為本土成份,更進一步顯示持續不墜的跨文化實踐(主要是旅行及翻譯,但不僅止於此),如何將來自不同文化的個人及概念聯繫起來。
本書的導言鋪陳全書的理論架構,以浪蕩子美學為跨文化現代性的核心概念,進而區分身為藝術家的浪蕩子/漫游者,以及不以藝術為職志的城市漫遊者。結論闡釋本書主要目標之一:跨文化現代性的實踐如何將異文化聯繫起來。相對於目前後殖民文化研究盛行的對抗式取徑,本書的核心慨念是「相互依存」。
序:跨文化現代性
本書視新感覺派文風為一種跨越歐亞旅行的文類或風格,探討其源自法國、進而移置日本、最後進入中國的歷程。日人推崇保羅‧穆航(Paul Morand)為此流派的宗師,但他從未自稱為新感覺派。研究一九三○年代上海新感覺派作家與其日、法同行間的淵源,筆者關注的議題遠超越傳統的影響或平行研究,更遠非新感覺派書寫中的「異國情調」(exoticism);現代日本及中國文學中,異國情調俯拾皆是。相對的,筆者嘗試在跨歐亞脈絡中,探討人物、文類、觀念、語彙及文本流動的鏈結關係,亦即探究它們從西方的「原點」(points of orig...
目錄
序:跨文化現代性
導言/浪蕩子美學:跨文化現代性的真髓
第一章/浪蕩子、旅人、女性鑑賞家:台灣人劉吶鷗
第二章/一個旅行的次文類:掌篇小說
第三章/漫遊男女:橫光利一的《上海》
第四章/一個旅行的文本:《昆蟲記》
第五章/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與摩登青年
結論:相互依存
中日文書目
西文書目
序:跨文化現代性
導言/浪蕩子美學:跨文化現代性的真髓
第一章/浪蕩子、旅人、女性鑑賞家:台灣人劉吶鷗
第二章/一個旅行的次文類:掌篇小說
第三章/漫遊男女:橫光利一的《上海》
第四章/一個旅行的文本:《昆蟲記》
第五章/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與摩登青年
結論:相互依存
中日文書目
西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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