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與舒蕪：中共五○年代文藝界的批判運動...

第一章　一篇引起胡喬木重視的文章

1952年，文藝界掀起了學習和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10周年運動，不管是已經學習過〈講話〉的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沒有學習過〈講話〉的文藝工作者，學習了的要重新學習，沒有學習的要從頭學習，新中國在政權上統一了全中國，但是在文藝思想上卻還沒有完全統一，至少當時在中央主管文藝的胡喬木是這樣認為的，因為當年在重慶的時候，他就曾經指出過國統區某些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是相違背的，這些人解放以後，依然是穿老鞋走老路，可以說，這次重新學習〈講話〉，也是一次統一文藝界文藝思想的運動。
5月25日，一篇地方報紙上的文章引起了胡喬木的注意，這篇文章登載在1952年5月25日的《長江日報》上，是眾多重新學習〈講話〉的體會文章之一，但胡喬木見之後卻為之一喜。雖說發表這篇文章的《長江日報》是中南局的機關報，其實也不過是在武漢地區出版的一份地方報紙；這篇文章的名字不花俏，「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當時其他文章的題目比起來也並不更動聽；作者舒蕪此時不過是西南邊陲一所中學的校長，名聲並不十分顯赫，因為當時寫了學習體會文章的名家就有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和解放區作家代表趙樹理等人。但對於胡喬木來說，他由此看到了新社會思想改造運動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後，胡喬木因職責需要，兼職多達10餘個，挑主要的說，主要有新聞總署署長、中央人民政府發言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自1950年至1954年，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社長，當然，他仍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因為工作過於繁忙，除了白天要負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工作，胡喬木還要適應毛澤東晚上辦公的習慣，經常還要和毛澤東工作到深夜乃至凌晨，過度的勞累，他終於累倒了，1951年1月中旬至2月胃部潰瘍嚴重，緊急住院，後來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其後不久，也即在1951年5、6月間，胡喬木又因胃穿孔動了大手術。如此繁忙的胡喬木，為什麼這麼關心舒蕪和舒蕪的這篇文章呢？就個人關係來說，胡喬木認識這篇文章的作者，解放前曾經在重慶和這位固執的作者爭論過他的〈論主觀〉這篇文章，指出過〈論主觀〉思想是違背〈講話〉精神的，但爭論無果而終；解放後，這位原作者已經認識到了自己過去的錯誤，並且在用自己的檢討文章向他「致歉」，當年久爭不決的辯題現在迎刃而解了，胡喬木很重視這一案例。
鑒於胡喬木當時特殊的身分，即毛澤東非常倚靠的一位政治秘書，應該說，當時的胡喬木是中共中央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這個時候（1953年以後胡喬木逐漸不再過問文藝界問題，那以後是周揚主要負責），周揚其實只是文藝政策的執行者，有人把胡風當時的不好境遇和後來的不堪結果全部歸結為有「宗派思想」的周揚所致，於周揚來說，其實有點不太公平的。從胡喬木關心舒蕪的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胡風個人解放後的困難境遇和最後發展成為政治事件，實際上並不全是一些人所認為的單純地是因為當時的文藝界盤根錯節的宗派原因所致，這裡面應該還有更為複雜的一些原因，有層次更高的領導人的格外關注，也有宗派思想的執行者的情緒因素，還與胡風自己某些言行有關，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是在一些看似偶然的環節合力推動下必然地發展而成的。
胡喬木後來很快就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了舒蕪的這篇文章，並且加了一個按語。解放後沉寂了近3年的胡風文藝思想問題，終於被胡喬木揭開了虛掩了幾年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胡風的文藝思想問題成了解放後文藝界必須要嚴肅對待且必須儘快解決的一個問題。

胡風與舒蕪：氣質迥異的兩個人

不論是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胡風和舒蕪本質上是兩股道上跑的人，他們兩人氣質差別實在太大了。就性格而言，胡風如魯迅所說孤傲、偏執，這與胡風一生的坎坷經歷有關，早年就漂泊四方，閱盡人世；舒蕪則謙和、優容，大戶人家出生，家學淵源。他們兩人一剛強一陰柔，似乎沒有什麼共通之處，但都愛辯論，加上胡風對有才之人非常厚愛，所以兩人在理論探討上還是比較契合的。就年齡而言，胡風比舒蕪大20歲，1949年解放的時候，胡風47歲，舒蕪那一年僅僅27歲。雖然從年齡上看，他們兩人是兩代人，但舒蕪早年曾經追隨胡風，對胡風自覺繼承五四傳統和魯迅精神，舒蕪是非常仰慕的，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在精神上是有相通和一致之處的，在解放前他們的關係可以說是亦師亦友。
胡風，原名張光人，胡風是他的筆名。他於1902年出生在湖北蘄春鄉下的一個普通農家，和那個時代的農民家庭一樣，他家也是孩子很多，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還有一個姐姐。在他10歲那年，他家和本鄉方姓人家發生一場官司，而張家上下老少都不識字，在打官司的時候被人嘲笑，很是尷尬。胡風的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再吃不識字的苦，下決心要送自己的兒子去讀書。幾個孩子中，胡風天資最好，他父親決定送他到鄰近的四村廟私塾開蒙。那一年，胡風11歲，雖然讀書晚了一點，但自此胡風開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
胡風讀書用功，亦有天分，一入學就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記憶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一塊讀書的料。輾轉了幾個學校後，後來在大伯的資助下，從私塾進入到蘄春官立高等小學學習，後來又考入武昌啟黃中學，1923年改進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報考大學時，因為嚮往「五四」的發源地北京大學，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因理想的追求得不到滿足，第二年又轉到了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讀了幾個月以後，1926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回鄉參加革命工作。順便說一句，比胡風小10歲的胡喬木在四年後也進入了清華大學學習，在清華讀了兩年後就離開了清華回家鄉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7年，胡風因故接受了老師穆濟波之邀，在江西剿共第九軍政治部宣傳科待過28天。1929年胡風到日本留學，在日本的慶應大學英文科學習。在日本期間，胡風加入了日共，因為日語說得好，所以經常參加當地組織的文藝社團活動，還結識了不少日本革命文學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作家朋友，學習了革命文學理論，對革命文學有自己的理解。當時的胡風，看人看事目光就已經非常犀利，也善於掌握談話的核心，並且能寫一手精彩的理論辯論文章，在日本留學生中很有影響。1933年6月，胡風因為從事左翼文學活動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6月15日，胡風一行人回到了上海，上岸後胡風就起草了一篇〈反日宣言〉，以「留日歸國華僑代表團」名義發表，強烈聲討日本政府的野蠻行徑。
胡風自日本回國後，開始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工作，先後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左聯書記。後來，因為和周揚發生衝突，胡風辭去了左聯的工作，開始了專業賣文的生活，這個時候，他結識了魯迅，並且受到魯迅的器重。胡風尊重魯迅，並一生都自覺追隨魯迅，魯迅因母親姓魯所以用了魯迅這個筆名行世，胡風也因母親姓胡所以著文時署上了胡風這兩個字。自日本回國不久，胡風結識了左聯盟員19歲的屠玘華（梅志），後來他們結為伴侶，開始了一生的相互扶持，不離不棄。胡風在賣文的同時，開始創辦刊物，後因上海的淪陷，胡風來到了武漢、重慶，在重慶，他收到一封投稿信，那是路翎寫給他的，因此他認識了路翎，後來路翎介紹了自己的好友舒蕪給胡風，從此胡風認識了舒蕪。
而舒蕪，與胡風相比，他的一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舒蕪，原名方管，1922年出生在安徽桐城方家，方家在當地是名門大戶，家學淵源。他的曾祖父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是姚門四弟子之一的方東樹族弟兼弟子，亦即姚鼐的再傳弟子，作為程朱派理學家，成就很大。他的祖父方守東寫得一手好字，是一位有名的書法家，詩也寫得很好。舒蕪的父親方孝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19年也就是他22歲時就在北大教國文預科，他與舒蕪母親是自幼訂親，舒蕪在老家桐城出生後，兩歲的時候他母親帶他到北京和剛從日本東京大學進修回來的父親團聚，可就在這之後不久，他父母就正式分居，後來舒蕪的母親帶著幼小的舒蕪回到了老家桐城，從此舒蕪和在大城市當教授的父親幾乎沒有來往，母子相依為命。舒蕪的母親馬君宛出生在大戶人家，知書達理，並且好寫得一手好字，外祖父馬通伯清末民初的名人，文章學問都很好，舒蕪小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在北京，和外祖父家來往很多，也應受到很多薰陶。與此同時，他們兄弟幼承祖父之教，讀了很多桐城派的理學書和「學案」之類。除了家學很好以外，據說方家也非常有錢，牛漢在他的口述自傳《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裡說：「他（指舒蕪―引者注）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蕪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東字寫得很好，在河北當過縣太爺。他離任走時雇書童挑書，一擔書，怎麼會這麼沉？原來書頁中夾了一片片金葉子。（這個桐城流傳的故事是我老伴吳平說的，他們方家的孩子在吳家的私塾寄讀。）」1傳說屬實與否，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了舒蕪是一個大戶人家出生的孩子，雖然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但祖父做過縣太爺，父親每月會郵寄生活費給他們母子倆，所以家境比一般人家好不少，他從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舒蕪家裡藏書很多，在他讀私塾的時候，他就已經熟讀了《四書》、《五經》，對中國古典文學非常熟悉，又因為讀書方法很好，善於思考，所以讀書時常能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1934年，12歲的他進入著名教育家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讀初中，在那裡因為接觸到了新式學校畢業的老師，對新文學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觸。1937年，他來到安徽首府安慶就讀安慶高中，抗戰爆發後轉到安徽宿松省立第三臨時中學繼續讀高一下學期，1938年夏，因為日寇逼近，家國難保，他離開了宿松省立第三臨時中學；1939年春，逃難到江津時，曾在國立第九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插班就讀，但不久就和同學一起離開了學校去宜昌找生活，那一年舒蕪17歲，從此，離開了學校教育，開始走向社會。
直到1940年舒蕪認識徐嗣興（路翎），經他介紹到了重慶的建華中學任教，在這之前，舒蕪一直是邊和家人逃難邊求職，當然，舒蕪是一位好學上進的青年，在逃難路上他還是念念不忘讀書，到處去尋書讀，同時也開始了寫作、投稿。1938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我留廢墟在後面〉發表在《廣西日報》副刊上，署名為舒吳，「舒吳」用桐城方言讀是「虛無」諧音，在第二篇文章上，舒蕪把「舒吳」改成了「舒蕪」，從此開始以這個筆名行世。後來，他經路翎介紹認識了胡風，通過在《希望》上發表文章，舒蕪逐漸成為一名年輕的理論家。

第一章　一篇引起胡喬木重視的文章

1952年，文藝界掀起了學習和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10周年運動，不管是已經學習過〈講話〉的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沒有學習過〈講話〉的文藝工作者，學習了的要重新學習，沒有學習的要從頭學習，新中國在政權上統一了全中國，但是在文藝思想上卻還沒有完全統一，至少當時在中央主管文藝的胡喬木是這樣認為的，因為當年在重慶的時候，他就曾經指出過國統區某些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是相違背的，這些人解放以後，依...

胡風事件之所以比解放後其他歷次文藝運動的影響都大，與胡風事件是解放後第一個由文藝事件上升為政治事件的事件有關，也與胡風的倔強和韌性鬥爭分不開。在胡風事件中，胡風以一個悲劇性的結局贏得了世人的尊重，道義和同情的天秤都應該向他傾斜。
當然，胡風的朋友經過多年禁錮，一起平反，一時間談論那些年事情的文字便如井噴一般，這也吸引了很多讀者來關心胡風，使得胡風事件的影響也就更大了。
在胡風事件中，除了阿壠、呂熒等不幸冤死獄中，絕大多數人都虎口脫險，驚魂甫定後不少人都在反思和感歎，言語中也流露出自己當年如何如何不屈服，連當年的文藝領導，在他們後來的文章中，都說自己如何如何同情胡風和他的朋友並疑惑胡風事件的定性，好像他們當時就質疑胡風案件的定性問題一樣。本來當年的材料漸漸稀少，很多地方人人糊塗，再閱讀這些人的文字，就更讓人糊塗了，以為當年他們就是這樣慷慨激昂的。其實，那些感歎自己當年如何不屈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是自己主動交出信件的，不少人還曾經「揭發」過自己的朋友；有些自詡早就質疑過毛澤東對胡風事件定性的人，其實當時都是胡風事件層層升級的真正推手之一。一個人以受害者的形象現於世，必然會得到世人的同情，爾後，還會傳來陣陣的喝采；一個人以反對權威的面目公布於世，必然會得到後人的仰視，爾後，又會傳來嘖嘖的稱讚。
胡風是一位真正的鬥士，他不像魯迅那樣人情練達、收放自如，他執拗，甚至因之而狹隘，在胡風事件中，胡風為了達到鬥爭的勝利，也有很多宗派的、意氣的甚至並不是很高尚的做法。一切為了鬥爭，一切為了鬥爭的勝利，左翼作家出身的胡風和當時的文藝界領導，在這一點上並不只是簡單的形似。
說胡風就離不開舒蕪。解放前，舒蕪作為胡風思想的追隨者，用其所謂的約瑟夫理論來圖解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文藝思想，一唱一和，並無罅隙。解放後，舒蕪作為胡風思想的反對者，用其所學到的新的卡爾的理論來責難胡風的文藝思想，一紅一白，分道揚鑣。
舒蕪1952年5月發表了那篇〈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胡風開始疏遠和憎恨舒蕪，說他是在「用別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說他是在投機，表現在語言上，從此在信中稱呼舒蕪一般都用「無恥」了。到了1955年5月13日，舒蕪「寫」了一篇〈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以後，結怨更深，終亦無解。
撇開文藝思想的對與錯的無休止論爭，我敬仰胡風的膽略，在眾口一詞的年代，他能有保留地選擇不屈，這個已經難能可貴了。當然，我也同情舒蕪的遭遇，當年的時代氛圍無法複製，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革命性取代了人性，他的那些做法無論怎麼解釋，今天的人都覺得難以理解，難以原諒。
隨著時間的流逝，關於那個年代的事件越來越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資訊不對稱的時候，有話語權的一方已經把所謂的「真理」都告訴世人了，於是這個事件也就變成他們所描摹的那樣，儘管有新的材料發掘出來，也有很多人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但已先入為主，誰還有心聽你的辯解。這個世界都在發出奇怪的聲音，因為發出聲音的人都在想引起別人的注意，別人注意了就實現眼球經濟了，所以哪怕是你很認真的「不同」的聲音，也可能被淹沒在那些嘈雜的大聲中。還需要說一點，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事情會變得越來越模糊，反抗強者固然獲得了掌聲，但如果反抗強者是有自己私心的，是踩在別人的身上去反抗的，那麼那樣的反抗是最能迷惑我們的，且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反抗。
而舒蕪，作為一個緊追時代者，他已經遭到了社會的唾棄，「釘」在了這個事件的恥辱柱上。其實他可能還不是胡風朋友中第一個做自我批評的，因為他「交」出了胡風給他的信件，因為他後來也一生布衣，所以很多人都可以走過去，指著罵上一句「叛徒」，早年他選擇了沉默，任人去說，不去辯駁，後來寫了一篇〈《回歸五四》後序〉，裡面有一些解釋，有一些懺悔，但也有不少辯解，於是他遭到了更多人的責難。―真正信仰「五四」的人，是最尊重德先生的，讓大家都發言，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存在於人性中的魑魅魍魎，在特定的年代，總是異常地活躍，讓大家真正理智地看待這些，就是希望再也沒有了新的語言暴力和話語權一邊倒的情況，當年的一邊倒批判胡風和後來的圍攻某個人，都是人性中不良的一面在作怪，都是在製造冤孽。分析當年的問題就不要超越歷史的場景，辯駁那些問題就不要再用呵斥別人的語氣，也許我們能靜下心來，看清楚那些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是何等可憐，說來說去，本質上來說，都不過是別人手裡的一枚棋子，都不過是期待自己能有更好的境遇。當年兩人先後都想到了拿出信件來證明自己所說是正確的，有人至少使用了兩次，有人使用了一次；有人直接給了中宣部和最高領袖，有人間接地被最高領袖看到了，為了讓對方閉口，然後倒下，採用了同樣讓人不恥的行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沒有誰比誰更崇高，只有誰比誰更卑鄙。
可是，他們本質上都不是那樣的人。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右派改正了，胡風案件平反了，到了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魑魅魍魎遠離了他們，我們發現，其實他們都並不是那樣的人，不論是馮雪峰追悼會時胡風發出的長達400餘字的電文，還是舒蕪晚年全力推介聶紺弩的舊體詩，我們會發現，他們在與自己熟識的朋友的交往中，處處都有人性中的光芒閃耀。
描寫一段歷史，不是為了渲染一個悲劇，更不是為了醜化誰，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在當時那個比較特殊的年代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同志與非同志的關係，除此之外的父子關係、母子關係、夫妻關係、手足關係、朋友關係等等，和它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都屈服於同志與非同志關係。知道了這些，我們也就更能理解他們當時的言行，也就更多一份寬容。
歷史是一面鏡子，但鏡子只有擦拭乾淨了，才能做鑒。寫這些的時候，想著自己其實也就是在擦拭著一面歷史之鏡。為了還歷史一個比較清晰的原貌，才重新來到這個荒蕪了的地方，在發黃的紙片中，尋找並記下胡風和舒蕪存在的那個場景，並努力通過文字材料爭取為他們當年的言行找出最切實的理由。我盡力去做了，如果有不夠的地方，除了有些材料至今還無法看到以外，才力不逮也可能是一個原因，相信讀書的人都是寬厚的人，不會為此苛求我。如能得到這樣的寬容，斯為幸。

胡風事件之所以比解放後其他歷次文藝運動的影響都大，與胡風事件是解放後第一個由文藝事件上升為政治事件的事件有關，也與胡風的倔強和韌性鬥爭分不開。在胡風事件中，胡風以一個悲劇性的結局贏得了世人的尊重，道義和同情的天秤都應該向他傾斜。
當然，胡風的朋友經過多年禁錮，一起平反，一時間談論那些年事情的文字便如井噴一般，這也吸引了很多讀者來關心胡風，使得胡風事件的影響也就更大了。
在胡風事件中，除了阿壠、呂熒等不幸冤死獄中，絕大多數人都虎口脫險，驚魂甫定後不少人都在反思和感歎，言語中也流露出自己當年如何如何不...

序
上篇：1952年，都在主動進步

第一章　一篇引起胡喬木重視的文章
胡風與舒蕪：氣質迥異的兩個人
建國後，胡風只有短暫的快樂
短暫休戰後又拿起了戰鬥的武器
舒蕪一心改造，想徹底自新
在知識分子改造活動中
舒蕪思想揚棄

第二章　針對舒蕪的報復在悄然進行
舒蕪檢討文章被看重的深層原因
一篇社論曾讓胡風非常欣喜
對舒蕪文章的強烈反應
為什麼要點到路翎和呂熒
準備材料揭發舒蕪
重新審視舒蕪的檢討

第三章　進步的腳步並沒有停止
約稿導致又一次出手
鬧心的事接二連三
四次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
座談會的久遠影響

中篇：1953-1954年，胡風鋌而走險

第四章　進京後各奔東西
座談會後胡風文藝思想公開被批
編委胡風，編輯舒蕪
二次文代會上的胡風
舒蕪似乎遠離了是非

第五章　胡風沒有忘記舒蕪的「愛」
想借力打力，胡風在冒險
《三十萬言書》形成經過
沒有忘記回報舒蕪的「愛」
批《文藝報》時胡風開炮了
貿然出擊遭到重重打擊
胡風發洩了對馮雪峰的不滿
舒蕪批《紅樓夢》和唯心論思想

下篇：1955年，舒蕪「反戈一擊」

第六章　拉開了全面批判胡風的大幕
開始部署批判胡風的運動
〈我的自我批判〉三稿的出籠
希望《三十萬言書》不要發表
批胡風的狂風暴雨來臨了
舒蕪的一篇批胡文章

第七章　記得那年五一三
導致胡風事件升級的突破口
舒蕪的材料是怎樣一變再變的
最高領導人的一言九鼎
反黨集團變成了反革命集團
發動全民來肅清胡風分子

尾聲　歷史沒有假設
後記

序
上篇：1952年，都在主動進步

第一章　一篇引起胡喬木重視的文章
胡風與舒蕪：氣質迥異的兩個人
建國後，胡風只有短暫的快樂
短暫休戰後又拿起了戰鬥的武器
舒蕪一心改造，想徹底自新
在知識分子改造活動中
舒蕪思想揚棄

第二章　針對舒蕪的報復在悄然進行
舒蕪檢討文章被看重的深層原因
一篇社論曾讓胡風非常欣喜
對舒蕪文章的強烈反應
為什麼要點到路翎和呂熒
準備材料揭發舒蕪
重新審視舒蕪的檢討

第三章　進步的腳步並沒有停止
約稿導致又一次出手
鬧心的事接二連三
四次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
座談會的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