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在一個冰天凍地的國度，我夾雜在一千兩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貴賓行列中進入一個大廳。身邊的女士身著各式各樣的晚禮服，珠光寶氣，而男士們（包括我在內）則是一式的黑色燕尾禮服打白蝴蝶結領帶，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盛裝，擔心領帶沒打好，不時要去扯一下。大廳裡擺著數十張長桌，鋪著雪白上漿的餐桌布，桌上的杯子已經盛滿淡黃色的香檳。來賓們手中拿著一本座位安排冊子，查看桌上的牌子，各自尋找座位。好不容易坐下來以後，免不了要東張西望，看看亮麗堂皇的的擺設，和座位附近的人打個招呼，忙得不亦樂乎。突然一位身材高大，頭髮已經發白但精神奕奕，頗有尊嚴的的紳士，向我的座位走來。他滿臉笑容，讓我有點不安，開始在我堆滿記憶的儲藏室──腦子──去尋找這個人的名字。我認識他嗎？
還好，他自我介紹了，原來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為委員會會長。
「葛先生，我要恭喜你。」他向我伸出右手來握手，「我也要告訴你，如果沒有你的英文翻譯，我們這些委員就沒有辦法欣賞那麼多莫言的作品了。」
我當然很謙虛的說了幾句客套話，他離開以後，我對面一位女生說：
「原來你就是莫言的翻譯！我一直想知道你的中文在哪裡學的。」
「在臺灣學的！」
我沒有說的是：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到臺灣時連臺灣在哪裡都不知道，更不要提會不會說中文了。
當年「老美」到臺灣大部分是跟美軍有關，少數是去傳教或學「國語」。我是被美國海軍派去中美協防司令部（USTDC） 服兵役。那年我才二十三歲，傻傻愣愣的一個標準的南加州美國青年，成天不務正業，在海灘玩耍，大學功課一塌糊塗。當我從美國海軍軍官的訓練學校畢業後，長官告訴我，我不上大西洋的軍艦服役，也不上太平洋的軍艦，他們打算派我去臺灣工作，我點頭稱是，規規矩矩的接受上頭的命令。隔幾天那個長官把派遣書遞給我，我接過來一看，愣住了。不是去臺灣，是去臺北！我氣急敗壞的問他，「你們在搞什麼鬼呀？到底是要我去臺灣還是去臺北？」
五十年後的今天想起自己當年的無知，只覺得好笑，不會再臉紅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些臺灣南部長大的朋友跟我說，臺北真的不是臺灣喔。想想我當年的疑問不但是一個「美麗的錯誤」，甚至是一個預言！）。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不僅到過臺灣無數次，住過幾年，也結交了許多終生的好友，更由於這些朋友以及機緣湊巧經歷臺灣的各種變遷，可以說是跟著臺灣一起成長。回顧這過去五十多年的臺灣，有我成長的痕跡，有學習國語的道路，有多少難忘的回憶，有我翻譯過的臺灣作家與作品，更有許許多多令我敬佩的臺灣人。我熱愛臺灣的種種，經常跟朋友說臺北是我的第二個故鄉。總之，臺灣，臺北，我都喜歡！
人生可有幾個半個世紀呢？時間的流逝幾乎完全抹滅了以前的那個臺灣，而一些朋友也早已棄世，想想或許我該提筆把過去的臺灣／臺北，我個人的經歷及其他種種記下來，不是自傳，也不是回憶錄，而是紀錄我半個世紀的臺灣情。
戒嚴下的日子（節錄）
我與臺灣半個世紀的關係，有一半是在戒嚴中過的。
到臺灣之前之後，美國軍方常常「告誡」我們，說我們在國外代表美國，但是可能因為美國人比較個人中心，我不太去想自己在國外代表美國的「責任」；也不覺得我有必要去向世界各國「推銷」美國，那是「美國之音」和美國新聞處的工作，跟我沒關係。上大學的時候我就已經讀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醜陋的美國人》，要到臺灣之前免不了會想起書上寫的那些在東南亞的美國人是如何傲慢，腐敗又無能。但是，書上的主題強調的是美國駐外官員所犯的錯誤以及國內的意識型態使整個國家的反共政策越來越狹隘可笑，對我來說，個人行為才是最重要的，在臺灣我可不願意別人認為我也是一個醜陋的美國人。
第一次到臺灣時對於戒嚴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當然我注意到到處都有憲兵，有時甚至有黑色的坦克車在街上轟隆而過，雙十節的慶祝活動完全是在展示軍事戰鬥能力，那時只覺得亞洲國家差不多都是這樣吧，就和我在電傳中讀到的中國一樣，都是軍事獨裁專政的國家。後來第二次來臺灣，到臺北工作時，我無意中看到柯喬治（George Kerr, 在臺灣好像音譯為柯超治）的《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和《一桶蚵仔》（A Pail of Oysters，作者是Vern Sneider，不知中文譯名為何），但是不知為什麼那時並沒有把書裡寫的和我周遭的環境連繫起來。現在想想，有可能是因為當時還年輕，政治敏感度不高，也可能是因為我是美國政府派去臺灣協助當權的國民黨政府防衛臺灣安全，因此不去質疑自己政府支持的人，因為軍人的最高宗旨就是服從命令，而我的工作也要求我保守機密，兩者我都做到了；當時的我，是不可能去質疑美國政府為何支持一些獨裁政府，包括臺灣，更不可能質疑上頭派給我的任務。老實說，一個在他國作客的人要對這個國家的政府，社會制度或人民持敵對態度是很不容易也不可行。如果你強烈反對，那你的作客期限很快就會到。
當然，戒嚴的例子隨手可得──比方，從美國運來的《時代》和《新聞周刊》等雜誌的封面，只要有毛澤東或林彪的像一定會被打上一個巨大的X，還有，盜版的百科全書沒有任何有關中國共產黨員的項目（百科全書從A到Z，到了 Mao Zedong、Lin Biao、或 Zhou Enlai，那一頁就完全是空白的；正版的就是全部塗黑），外文書報所有敏感字眼都被抹黑。那時候的美國也在「反共」，所以臺灣把這些共產黨人的名字塗黑似乎也不為過。至於其他迫害持異議的知識分子，濫抓無辜閉門審判等等白色恐怖時代常見的事，我聽都沒有聽過。要一直到美麗島事件爆發，成為國際新聞後我才確切了解。不過，也不是完全無知：比方說，我後來在日本認識一些流亡的臺灣人，就是因為不見容於蔣介石的政權，或者堅決反對蔣家與政策，有的甚至放棄中華民國護照，改持聯合國護照。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連根藤，自我放逐日本，生活極端艱苦，常常就是一碗白米飯配一條醃蘿蔔，寧可如此也不願回臺灣做中華民國的公民。總而言之，我覺得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在戒嚴下的臺灣過日子是很特殊的，我們算是某種「特權」階級吧。且讓我循序漸進，一一說來：
一九六○年代初期的臺北對一個年輕單身的美國軍官來說，無疑是個天堂。美元對臺幣的匯率讓每一個美國人都顯得很有錢，相比之下，臺灣吃的東西不但美味而且便宜，計程車滿街都是，隨手一招，不管到哪裡都行而且便宜得很（來臺灣之前，我好像沒有坐過一次計程車）。有時甚至連手都不用舉起來，因為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外國人不坐公共汽車，不騎腳踏車，也不愛走路，是最佳乘客。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對我很好，非常客氣友好，我剛開始不會說中文，他們也不以為怪，總是盡力幫我的忙。老外有老外佔便宜的地方，當然也有吃虧的時候，有些商店免不了要藉機敲詐，多算我幾塊錢，反正我們老外都很有錢嘛，習慣了就好了。臺灣我來來去去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可是從來沒有被搶過，東西沒有被偷過（除了小狗被偷那次以外），在路上也沒有被劫過，沒有和當地人有過口角。不管在哪裡即使走丟了，我也不怕，隨便找個人問路，總是有人非常熱心的給我指路，如果不遠，甚至也會陪我走一趟。倒是第一次到臺灣時，我自己有一天晚上喝多了，看到路邊有一輛三輪車，一時興起，就跳上去騎了幾條街；後來想起總是對那個三輪車夫非常抱歉愧疚，不知道他早上起來看到車丟了，心裡是如何的著急，一家不知幾口是否完全靠他一個人蹬三輪車養家；這大概可以算是醜陋的美國人的行為吧。
頭兩次到臺灣工作期間，我沒有電視──後來我知道臺灣的第一家電臺，臺視，是一九六二年秋天正式開播，不過我當時也看不懂──也沒有什麼大型的體育活動，搬離劍潭以後我就很少有「狐朋狗友」邀我去玩樂，除了上下班，我作什麼娛樂？看電影。好玩的是，到臺灣以前，我其實不那麼愛看電影。小時候常和父母去看，上了中學以後大概不願跟父母出門又找不到人跟我去，所以就很少去看了。五○年代的美國很保守，是不能隨便邀一個女孩子去看電影的，到了六○年代性解放開始了，不巧我人剛好不在美國，所以完全錯過了那個「亂」愛的時代！到臺北以後，卻常常去，當然大部分是看美國進口的電影。第一次去臺北的戲院看電影，燈一暗，大家全站了起來，我莫名其妙的以為電影取消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沒有，觀眾就原地站著。然後一種嚴肅的音樂響起，螢幕顯示各種不同的黑白影像，有飛機什麼的好像軍事演習，也有蔣介石。後來我才知道音樂是中華民國〈國歌〉，不知道是誰規定的，每次看電影以前都要演奏〈國歌〉，觀眾起立肅敬，甚至還有人跟著一起唱〈國歌〉呢。為甚麼要演奏〈國歌〉？有人跟我說是為了加強人民的愛國精神，也有人說是為了跟人民強調即使在享受看電影的樂趣也不應該忘記祖國。現在想想，不管是什麼原因 都有點可笑。聽說後來取消以後，剛開始還有人非常不習慣，燈一亮就要站起來呢。對一個美國人來說，要站起來肅立致敬，實在不容易，每次我都是最後一個站起來的，最先再坐下。後來慢慢習慣了。當然美國人也有美國人顯示愛國的「怪招」──運動比賽開始前一定要演奏〈國歌〉，大家也都要站起來，坐著也可，但旁邊的人會看你，讓你很不好意思。天下烏鴉一般黑，對不對？不習慣的還有滿地的瓜子殼花生殼橘子皮菸蒂以及隨地吐痰，但也有好處，就是可以在戲院抽菸，看沒有剪過的外國片。很有意思，當時的新聞局恐共，只要跟「馬」有關係就要禁，最好笑的是，新聞局的檢查官員一般英文都不是特別好，很多黃色的雙關語他們根本不知道，當然就放行了，我常常是戲院唯一可以聽得懂的人，一個人哈哈大笑，大概曾經被人認為是神經病。不過，我也有吃虧的地方：中文和英文句子結構常常對調，所以電影對話翻譯成中文時，英文笑話的重點被搬到句子前邊，其他觀眾看到字幕就開始大笑，笑得那麼大聲讓我聽不到英文原文裡的重點，常常錯過了好笑的地方，幾次以後，挫折感太重，決定再也不去看喜劇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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