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想之年

得獎紀錄：2005年美國國家書卷獎2005年《時代雜誌》十大好書2005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2005年亞馬遜年度十大好書、編輯選書第一名作家薇薇夫人、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洪萬生◎專文推薦‧小野、季季、馬世芳、黃春明、廖輝英、駱以軍、蘇偉貞、朱天文、張曉風、傅月庵、彭蕙仙、蔡詩萍、吳念真、南方朔、郎祖筠、陳文茜、辜懷群、鐘文音、陳義芝、游乾桂、詹宏志、紀政、陳藹玲……◎一致感動推薦

第一章
人生變化如此之快
轉瞬之間人事全非
來不及吃過晚餐，你即棄我而去
而自憐

這是事情發生之後，我最先寫下的幾行字。電腦記錄的微軟文字檔〈關於改變〉（Note on change.doc）日期是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十一分。但其實，五月那時我只是打開檔案，反射動作似地按下儲存鍵，然後就關閉檔案。我並沒有更動那個檔案。
這幾行字我是在二○○四年一月寫下的，那是在事故發生後的一天，兩天或三天。之後，我就沒再更動過這個檔案。

有很長一段時間裡，除了這幾行字之外，我什麼也沒寫。

轉瞬之間人事全非
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

曾經，為了要記住事發當時最椎心震撼的感覺，我考慮要加上這幾個字：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但我立刻明白，根本沒有必要添上「平凡無奇」這個詞，因為這幾個字根本就揮之不去：「平凡無奇」這四個字永遠不會從我心中離去。
事實上，就因為事發過程是那麼的平凡無奇，才讓我無法相信事情真的發生了。我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更無法釋懷。但在此刻，我終於體會了，連這一點也不足為奇。

面對突發的災厄，我們總是強調，在事發當下，一切是那麼尋常無異。天空清澈藍澄，飛機卻墜落；例行出差，汽車卻在路肩起火燃燒；孩子們如常在鞦韆嬉戲，響尾蛇卻從長春藤裡竄出。
「他下班回家的途中——快樂，成功，健康——然後，就完了。」我讀到一位精神科護士這樣敘述，她丈夫在高速公路車禍喪生。一九六六年，我剛好有機會訪問多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早晨在檀香山的人：所有的人在描述珍珠港事件給我聽的時候，無一例外，首先都會先強調那是一個多麼「平凡無奇的星期天早晨」。「那只是一個平凡而美好的九月天」，當大家被問到美國航空一一號班機與聯合航空一七五號次班機撞上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大樓那天早晨的紐約時，也都是這樣形容的。甚至連九一一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也都以這種帶著強烈預告意味卻仍令人難以置信的敘述句當開場白：「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美東晨光溫和，跡近萬里無雲。」

「然後——就完了。」我們活著，猶在死亡之中，聖公會眾在墓旁誦唸道。後來我才明白，在最初的那幾個星期，我一定曾經對每一個到家裡來的人，反覆述說過事情發生的細節。那些親朋好友們帶食物來，調製飲料，擺放餐盤，不管是午餐和晚餐時間也不管餐桌旁圍坐多少人，大家都有得吃喝，他們收拾碗盤，把剩菜放進冰箱，啟動洗碗機，讓我們的家（我甚至還無法忍受「我的」這兩個字）不再一片虛空，就算我逕自回臥房關起房門也無妨（我們的臥房，房裡的沙發上還擺著一件褪色的特大號鬚邊罩袍，那是一九七○年代在比佛利山莊理查．卡羅店裡買的）。

對於最初那幾天、那幾個星期，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猛然覺得心力交瘁、無法自持的那些時刻。我不記得對任何人提過那些細節，但是我必定曾經提過，因為每個人似乎都知道。我一度認為，他們可能是互通有無而得知事發經過的所有細節，但我後來就否定了這個可能性：他們對故事的每一個部分細節都掌握得如此精確，根本不可能是一手傳過一手的結果。一定是我說的。

我之所以知道故事必定出自我口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所聽到的故事版本，都沒有包括我遲遲無法面對的細節，例如起居室地板上的血跡。它一直留在那裡，等到荷西第二天早上進來才清理掉。

荷西。是我們家的一員。隔天，十二月三十日，本來是要飛往拉斯維加斯的，卻沒去成。荷西那天早上一面清理血跡一面哭。起初我告訴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無法理解。很顯然的，我不是述說這件事的理想人選，我的說法太沒頭沒腦，也太潦草，我的語氣無法傳達整個情況最重要的事實（後來我在告訴琪恩達娜時也犯了相同的毛病），但是等荷西看見血跡，他就明白了。
那天早上，在他進來之前，我撿起丟在地上的注射器和心電圖電極片，但是我無法面對那攤血跡。

話說從頭。
此刻，在我開始動筆的此刻，是二○○四年十月四日的下午。
九個月又五天之前，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間大約九點鐘左右，我的丈夫約翰．葛瑞戈利．鄧恩顯然（或者應該說「確實」）因為嚴重的冠狀動脈疾病突然發作而過世。當時，他和我剛在我們紐約公寓的起居室坐下來吃晚餐。我們唯一的女兒，琪恩達娜，已經昏迷五天之久，住在東區大道的貝斯．以色列醫療中心辛格分院，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醫師醫院」的那家醫院加護病房裡（這間醫院已於二○○四年關閉）。她似乎是感染十二月的流行性感冒，病況嚴重得在聖誕節早晨送進急診室，隨即迅速惡化為肺炎和敗血性休克。

此刻我想梳理清楚的，是在那之後，周復一周，然後變成月復一月的期間，那段我以往所曾抱持的一切定見──關於死亡，關於疾病，關於或然率，關於運氣，關於好運與霉運，關於婚姻與子女與回憶，關於悲傷，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意面對死亡，關於所謂心智健全的膚淺認識，甚至關於生命本身的所有定見，全都灰飛湮滅的期間。

我這一輩子都是個作家。身為作家，甚至在孩提時代，早在我的作品開始出版之前，我就已發展出敏銳的感受力與技巧，能讓意義本身駐留在每一個字每一句與每一段落的節奏之中，無論我心中所想所信的是什麼，都能將之隱藏在精心推敲、越來越晦澀難懂的修辭背後。現在我想寫的是我這樣一個人，或者應該說是我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然而在此刻的情況下，我真希望能用一間剪輯室來代替文詞與節奏，配備有Avid數位剪輯系統，讓我只要按下一個鍵，就能打破時間順序，讓你們同步看見此刻湧向我的所有回憶片段，讓你們揀選段落，以各自不同的詮釋手法，用迥然相異的方式唸出相同的台詞。在此刻的情況之下，為了尋覓意義，我需要的不只是文字。在此刻的情況下，我需要的是讓我心中所想所信的一切都透澈可懂，就算只是為了讓我自己透澈明白。

第二章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個星期二。
我們去貝斯．以色列北院六樓的加護病房看過琪恩達娜。
我們回到家。
我們討論是要出去吃晚飯或者在家吃。
我說我來生火，我們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開始做晚飯。我問約翰要不要喝一杯。
我倒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幫他拿到起居室，他在火爐旁邊他慣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看書。
他看的是大衛．富朗金寫的書，尚未出版的手稿：《歐洲最後的夏季：誰在一九一四開啟大戰？》
我弄完晚餐，在起居室擺好餐具；我們單獨在家的時候常這樣，在火光裡用餐。我發現自己一直強調爐火，因為火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我在加州長大，約翰和我一起在那裡住了二十四年。在加州，我們靠著生火來暖房子。我們甚至在夏日夜晚生火，因為霧會飄進來。火代表的是我們在家，我們圍個圈圈，我們一整夜都會安全無虞。我點亮蠟燭，約翰坐下來吃飯之前說他想再來一杯。我倒給他。我們坐下。我全神貫注在拌沙拉。

約翰在說話。然後他不說了。

在停止說話的幾秒鐘或一分鐘之前，他問說我倒給他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單一麥芽的蘇格蘭威士忌。我說不是，我倒的是和第一杯相同的威士忌。「很好，」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覺得你不該把酒混在一起。」在那幾秒鐘或一分鐘的另一片刻裡，他談到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仍是如此關鍵性的事件，即使在經歷了二十世紀歲月的洗禮之後。

我想不起來，在他停止談話的那一瞬間，我們到底在談哪一個話題——是威士忌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只記得我抬頭望。他舉起左手，一動也不動地癱著。起初我以為他是鬧著不好笑的玩笑，努力想讓那個難過的日子變得可以應付。

我記得我說別這樣。

他沒反應，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他開始吃飯，然後噎住了。我記得我把他從椅背上儘量往前拉，對他做哈姆立克急救法。我還記得我感覺到他的體重，他向前倒下，先是撞到桌子，接著就跌在地板上。廚房的電話旁邊，我貼了一張有紐約長老教會醫院救護車電話號碼的卡片。我把號碼貼在電話旁邊，並不是先設想到這一刻的情況。我把號碼貼在電話旁邊，是為了萬一大樓裡有人需要救護車。
其他的人。

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調度員問說他是不是還在呼吸。我說快來。醫護人員到達之後，我想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但不等我說完，他們就已經把約翰躺著的起居室那塊地方變成一間急診室。他們（總共有三個人，也或許是四個，過了一個小時之後我還搞不清楚）其中一個和醫院討論他們似乎已經傳送過去的心電圖。另一個打開隨後用掉許多注射器中的第一或第二個。（腎上腺素？利多可因？鹽酸普多卡因？這些名詞浮現腦海，但我實在不明白是打哪裡來的。）我記得我說他可能是噎住了。但手指一探就排除這個可能性：呼吸道很乾淨。他們現在似乎打算使用電擊棒，恢復他的心律。在他們的處理下，出現了可能是正常心跳的躍動（或者是我以為是他們弄的，我們全都靜悄悄沒說話，突然一陣激烈的跳動），然後又沒了，接著又開始。
「他還在顫動。」我記得講電話的那個人說。
「V顫動。」第二天早上約翰的心臟科醫師從南塔其特打電話來時說。「他們說的應該是V顫動。V指的是心室（Ventricular）。」
或許他們說的是「V顫動」，也或許他們沒說。心房纖維顫動不會立即也不必然引起心搏停止。但是心室纖維顫動會。或許心室纖維顫動就是原因。

我還記得我努力在心裡想弄清楚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因為起居室裡有急救小組，下一個合理的步驟應該是到醫院去。我突然想到，急救人員很可能會突然決定去醫院，而我卻還沒做好準備。我還沒準備好該帶的東西。我會浪費時間，會被丟下來不管。我找出我的手提袋，一串鑰匙，和一張約翰的醫生寫的病史摘要。等我回到起居室，醫護人員正在觀看他們架設在地板上的電腦螢幕。我看不見螢幕，所以我看著他們的臉。我記得有人瞥了另一個人一眼。一決定要離開，動作就迅即展開。我跟著他們到電梯，問我可不可以和他們一道走。他們說他們要先把輪床送下去，我可以搭第二部救護車。其中一個人陪我等電梯上來。等他和我坐上第二部救護車時，載著輪床的救護車已經駛離大樓正門。我們的大樓和以前是紐約醫院的紐約長老教會醫院之間，隔了六條橫越城區的街道。我完全不記得有警笛響。完全不記得交通的狀況。等我們到了醫院急診室的入口，輪床早已消失在大樓裡。一名男子等在車道上。放眼望去，每個人都穿著手術袍。但他沒有。「這位是太太吧。」他對駕駛說，然後轉頭面對我：「我是你的社工員。」他說。我猜，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了。

我打開門，看見一個穿草綠色衣服的男人，我就知道了。我馬上就知道了。」這是喀布爾炸彈攻擊事件中喪生的一個十九歲男孩的母親在HBO的紀錄片裡說的，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鮑伯．赫伯特在《紐約時報》上引述這段話。「可是我想，只要我不讓他進來，他就不能告訴我，那麼——就什麼事都沒發生。所以他一直說：『太太，我一定要進去。』而我一直告訴他：『對不起，你不能進來。』」

有救護車與社工員的那個夜晚過後將近十一個月，我在早餐時讀到這段話，察覺到這恰恰是我的想法。
在急診室裡，我可以看見輪床被推進一個小隔間，圍著更多穿手術袍的人。有人叫我到接待區等候。我照辦。那裡排了一列隊伍辦理入院手續。排隊等候似乎是件有建設性的事。排隊等候表示還有時間處理這些事，我的手提袋裡有保險卡影本，我不曾和這家醫院打過交道——紐約醫院是紐約長老教會醫院的康奈爾院區，我熟悉的院區是哥倫比亞院區，也就是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院，位於一六八街與百老匯大道路口，最快也還要二十分鐘車程，在這種緊急狀況下著實太遠——但是我可以應付這家不熟悉的醫院，我可以很精明幹練，我可以等他病況穩定就安排轉到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院。我專心思索轉入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院的種種細節（他會需要有遙測設備的病床，我最終也可以把琪恩達娜轉到哥倫比亞，她住進貝斯．以色列北院的時候，我寫了一張留有好幾位哥倫比亞醫生呼叫器號碼的卡片，他們之中總有人可以安排這些事）。社工員又出現了，領我離開填寫表格的隊伍，到接待區旁邊的一個空房間。「你可以在這裡等。」他說。我等。房間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很納悶，從我打電話叫救護車到醫護人員抵達，到底經過了多少時間。似乎完全沒有，但是，至少一定過了好幾分鐘（上帝眼中的微塵，在等候區旁的房間裡，我突然想到這句話）。

我辦公室裡以前曾有個告示板。為了構思一部電影裡的情節，我在一張粉紅色的索引卡上打了一段引自《默克家庭醫療手冊》的句子，關於大腦可以缺氧多久的問題。在接待區旁的房間裡，那張粉紅索引卡的影像突然回到我腦海裡：「組織缺氧＜四到六分鐘，會導致無法復原的大腦損傷或死亡。」我對自己說，我一定記錯這個句子了，就在此時，社工員再度出現。他帶了另一名男子，介紹說是「你丈夫的醫生」。一片沉寂。「他過世了，對不對。」我聽見自己對醫生說。醫生看看社工員。「沒關係，」社工員說：「她是個很冷靜的當事人。」他們帶我到垂著簾幕的小隔間，約翰躺在那裡，此時獨自一人。他們問我需不需要神父。我說要。一位神父出現，唸禱詞。我謝謝他。他們給我一個銀夾子，約翰在裡頭放了他的駕照和信用卡。他們給我放在他口袋裡的現金。他們給我他的手錶。他們給我他的行動電話。他們給我一個塑膠袋，說他的衣服在裡頭。我謝謝他們。社工員問說他能多幫我些什麼忙。我說他可以幫我叫計程車。他照辦。我謝謝他。「你有錢付車資嗎？」他問。我說我有，冷靜的當事人。我走進公寓，看見約翰的外套和圍巾還留在椅子上，就在我們去貝斯．以色列北院看完琪恩達娜回來之後他脫下的地方（紅色的喀什米爾圍巾，那件巴塔哥尼亞防風外套則是《因為你曾愛過我》的工作人員外套）。我很好奇，一個不冷靜的當事人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事來。情緒崩潰？需要鎮定劑？尖叫？

第一章人生變化如此之快轉瞬之間人事全非來不及吃過晚餐，你即棄我而去而自憐這是事情發生之後，我最先寫下的幾行字。電腦記錄的微軟文字檔〈關於改變〉（Note on change.doc）日期是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十一分。但其實，五月那時我只是打開檔案，反射動作似地按下儲存鍵，然後就關閉檔案。我並沒有更動那個檔案。這幾行字我是在二○○四年一月寫下的，那是在事故發生後的一天，兩天或三天。之後，我就沒再更動過這個檔案。有很長一段時間裡，除了這幾行字之外，我什麼也沒寫。轉瞬之間人事全非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曾經，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