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

名人推薦：李家同（前暨南大學校長）、李歐梵（文化評論家）、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老錢是一個北大精神象徵，中國批判知識分子標誌性人物。現在北大第一神話和傳奇，簡直就是北大的聖人。——蕭夏林（文化評論家）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孔慶東（北大中文系教授）

六十多歲的錢老始終懷抱著一股...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

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六十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十、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裡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還在看他的年譜，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於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他的年譜裡有一段對王韜的回憶很有意思：「韜師住四馬路十路……韜師談論甚豪，論天下 論天下大勢，歷兩時許，滔滔不絕。」第二天他又請外祖父吃飯，「並贈著述十數種，以後往見數次，幾曾嘉許，頗得教益，並嘗通書後，對於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務必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為立身行己基礎。功名問題，可以堅決放棄。」這裡記述了我外祖受王韜那一代的影響，老師強調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這是一個非常開闊的眼光。後來我外祖父成為維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他的日記記載了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界對革命的反應，我看了覺得很有史料價值。以後他又創辦浙江興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到50歲時就退休了，56歲（1928年）時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維新派人士，而且又較早參與中國銀行界，應該是江浙實業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我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我的母親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父親後來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他先是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裡學農科，他應該是胡適同學。我曾談過20世紀初有兩次留學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主要學習人文科學，學軍事，學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親這一撥留美學生，主要學習自然科學。那時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發起組織自然科學家團體，辦《科學》雜誌,我父親是最早發起人之一。我曾經研究過他們的《科學》雜誌。當時在中國比較早提倡民主科學，一個是《新青年》，另一個就是《科學》雜誌。我們過去對自然科學這一塊不夠重視，其實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親基本主張農業治國，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後來「好政府主義」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強調要改變中國面貌必須進入體制內，這與我們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蔣介石1928年統一中國後，國民黨也試圖走專家治國的道路，有一批專家進入國民黨政府機構內，我父親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參加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擔任國民黨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相當於今天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我父親主持全國農業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戰時期對大後方農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農業思想，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個觀點：發展農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綜合發展，強調農業的商品性，發展商品農業，而且從金融，信貸，生產，流通，科技，教育----各個環節發展農業經濟，這些農業經濟思想與今天非常接近。但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下不可能實現，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個悲劇。總的說來，我父親屬於胡適這個體系。1948年胡適準備組閣，我父親是他組閣名單中的農林部長。我另外一個哥哥，三哥，抗戰時從淪陷區逃到重慶，後來跟穆旦他們一樣作為大學生當美軍翻譯，以後進入外交界，1949年從大陸到臺灣，以後又到美國，作國民黨駐舊金山領事。他和父親都屬於國民黨系統。

我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屬於共產黨系統。我們家庭有兩次大分離，一次是抗戰初期，父親隨國民黨遷重慶，就把幾個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於重慶，當時哥姐還在上海淪陷區，我們沒見過面。我二姐抗戰時參加共產黨地下工作，從上海參加新四軍，成為一個文工團員。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個忠實的老共產黨員。我和二姐解放後才見面。還有一個在淪陷區的哥哥也參加地下黨，成了南京學生運動的一個領導人。在《1948：天地玄黃》有兩個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別人不知道，這裡告訴大家一個秘密。裡面有兩章比較特別，別的文學史家不會寫，這與我的家庭遭遇有關。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可以說這一章是為我的哥哥寫的。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為的是紀念我姐姐，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關知識青年與戰士結合的感受，寫得非常生動。我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可能的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我們家第二次大分離是1949年前後。1948年我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當時準備從上海逃到廣州，再逃到臺灣去。結果到上海後我母親不肯走，因為他們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陳叔通和張元濟當時都是進步人士，跟共產黨有聯繫，所以我母親不肯走。於是就讓我父親到臺灣看一看，一看就回不來了。所以這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經跟李歐梵先生開玩笑說（我們兩個同年），如果當年到了臺灣，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歷史是說不清楚的。這就是我們家第二次分離：我父親去了臺灣，我當外交官的哥哥去了臺灣，後來我大哥去美國留學。我們家後來再也沒團圓過，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我父親葬于臺灣，三哥葬於舊金山，母親葬于南京。

我講這一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現代思想史，特別是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而我們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類型在我們家都有體現。我父親可以看作進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而我留學美國的哥哥則可以看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我父親也多少帶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體制的類型，我的參加共產黨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誠的共產黨員，而我們最小的三個則是新中國以後培養出的人才。我們解放後都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華大學學工科，姐姐讀北師大，我是在北大，但我們三個都因為家庭問題發送到邊遠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貴州，這都很典型的體現了我們這種家庭出身在解放後的命運。改革開放後我們各自命運又發生巨大變化，變化最大的是我們最小的幾個，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學校長，我姐姐是烏魯木齊市特級教師，我成了北大教授。我們整個家庭就是各類知識分子的濃縮，也就是說我的研究面對的不是與己無關的對象，某種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說研究我自己。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六十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十、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

引言：“以不切題為宗旨”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　對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　對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　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
第九講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　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和北大傳統

引言：“以不切題為宗旨”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　對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　對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　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
第九講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　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和北大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