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源起於2002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策劃舉辦之「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國際會議。由於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向來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值得以社會性別的角度去發掘與探究這些尚待填補的部分。本書收錄的論文,橫跨了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共和政權下的女性歷史,並涉及知識界、政治界、金融界、宗教界、政黨、報刊雜誌、商業廣告、近代小說以及漫畫,這原屬男性領域或由男性主導的區塊。新時代來臨後,共和時代的女性,在論述中或現實情境裡受到的關注,更加多元,除了品貌、才德之外,還包括她們能否搭上新時代的列車,是否可以和現代性、西方文明、科學、商業廣告、民族主義、自主婚姻、女權主義這些流行話語或現象相互扣合,並且與男性一起建構新中國。這些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女性要跨越性別秩序時,男性充滿不安,但在男性矛盾、游移的隙縫中,有的女性從客體轉為主體,儘管這其中有不少是經過妥協和退讓,女性仍為自己闖出一片天。
作者簡介: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顧德琳(Gotelind Ml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明(Nicola Spakowski),德國不來梅國際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木蘭(Louise Edwards),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教授。白露(Tani Barlow),美國華盛頓大學婦女學系教授。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顧德曼(Bryna Goodman),美國俄勒岡大學歷史系教授。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臧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水鏡君,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瑪利亞.雅紹克(Maria Jaschok),英國牛津大學國際發展學學院國際性別研究中心主任。楊海倫(Helen Praeger Young),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共十三位世界各地婦女史研究的學者。
章節試閱
導 論:有所需求?
2002年10月,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的策劃下,舉辦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國際會議;2005年,羅梅君和史明 (Nicola Spakowski) 結集18篇論文,出版了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專書。會議期間,我曾建議出版中文譯本,讓更多華語世界的研究同好,分享我們的研究,這項建議,獲得多數學者同意。由於我們無法提供翻譯經費和人力,再加上,不少學者忙於各自研究,因此,近5年間,我們只收到10篇譯文和兩篇中文原稿,其中,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的譯文原作,不是出自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但與這本書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們一併收入。本書收錄的論文,多以1949年之前為研究斷限,也有論文廣及至1949年之後,因此,以《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做為中文版的書名。
在這本書中,唯一討論性別史理論和方法論的是羅梅君,她從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觀察1970到1990年代,婦女與社會性別這兩個概念在分析民國史中的情形,並以兩個民國歷史的主流研究為例,提出主流研究何以和性別研究無法整合的因素,以及如何解決的建議。值得注意的是,羅梅君發現,目前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她提醒我們去追問:在民國時期的歷史描述或所謂非社會性別描述中,普遍的社會性別建構的作用和結果是甚麼?中國與西方的話語是否有區別?以及分析集體記憶時,參與者和觀察者應如何運用社會性別?
本書學者的研究正回應羅梅君所拋出的問題。在性別政治這部分,顧德琳 (Gotelind Müller) 試圖在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言論和社會實踐中,尋找女性觀點和性別論述的關係,但她認為,與中國的其他政治思想相較,無政府主義雖是中國第一批女性主義者,惜能見度較高的,只有何震這位女作家;無政府主義的其他女性雖然參與社會活動,曝光率卻相當低,不僅低過西方和日本無政府主義的女性成員,也不及中國共產黨的女性黨員。顧德琳批評,無政府主義者固然持續女性主義論述,然而在男性主導下,不曾實際改革性別關係。
中國共產黨雖然帶給婦女許多實質上的改變,但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這個政黨本質上是由男性主導,因此,當性別改革挑戰主流文化時,中共的核心組織能視若無睹嗎?針對這個問題,柯臨清 (Christina K. Gilmartin) 從共產黨早期的組織進行分析,柯臨清表示,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不少男性黨員提出解放女性的言論,為了實踐他們的信念,有人還挑戰傳統婚姻,這種積極改變傳統性別關係的行動,讓一些女性視中共為創造新性別角色的避難所;然而,當他們成為核心人物之後,建立的是父權制的政治組織,以為男性是婦女問題的最後闡釋者。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黨的父權結構,女性黨員不但沒有去挑戰它,反而把會阻礙她們政治活動的母性概念神聖化,而且是在男性能容忍的程度下參與決策。柯臨清還強調,父權的性別制度在中共的黨內政治被重新建構,直到現在依舊運作著。
史明 (Nicola Spakowski)則以1930 年代到1945 年中共婦女的軍事參與為例,觀察中共的性別政治。她注意到不同階層女性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不同時期軍事動員的問題。她指出,蘇區時期,不少農村婦女參加革命,雖然軍事動員採社會性別的分工概念,這群婦女對軍隊分派給她們的輔助性任務,沒有抱怨。1934-1937年的長征時期,女性的特殊作用在游擊戰中變得重要,但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撤退行動中,中共以紀律和體質為理由,把一些女性排斥在外,甚至要她們拋棄新生兒。抗戰時期,不少城市女性參與中共的軍事活動,和農村女性不同的是,她們是為了愛國而加入中共,因此,她們提出「戰鬥的權利」問題,儘管上級無法接受她們的主張,但矛盾的社會性別政策,卻讓這群女性有機會超越既定的性別角色。因此,史明認為排斥和吸納這單一模式,是無法運用在中共的女性軍事動員上。
李木蘭 (Louise Edwards) 則提出與前三人不完全相同的觀點,她從比較史的觀點發現,中國婦女參政的過程,與全世界各地大體一致,不過,中國獨特的社會和政治原因,造成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比較沒有效力。李木蘭表示,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目的,不是向男性奪取權力,而是在使國家現代化,這種既「傳統」又非常「現代」的表現方式,讓她們獲得改革派的支持;即使保守派反對婦女參政,終敵不過多數人對政治現代化的期待,因為婦女的參政正符合這項期待。李木蘭還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時間不僅相對較短,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還提供婦女10%的保障席位,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也不曾更動這項規定。
在社會經濟這部分,白露 (Tani E. Barlow) 發現1920年代,中國都會地區的知識階層,引進國際間流行的社會理論,創造一種獨特的觀點,她稱之為「通俗社會學」。白露透過廣告文化和摩登女性,闡釋通俗社會學如何以女人的需求及她們對社會演化的貢獻,豐富了知識內涵。她以女性生理用品的廣告為例,指出通俗社會學建構的是現代女性,廣告中女性消費進化商品的行為,充滿許多意涵,除了呈現女性對商品的自我選擇之外,還把女性身體的改善和優生保健、國族改良、社會發展、自然演化等概念相互聯結,使現代女性的存在具正當性。
近代中國的女性不但被廣告文化充分利用,她們更成為平面媒體爭相報導、論評的對象。梅嘉樂發現,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的傳媒試圖以女性為目標,建構「新女性」和「新中國」的圖像,因此,她以社論、新聞報導、廣告產品和插畫為例,觀察不同傳媒描寫的女性,是如何呈現中國現代性的特色。從這些文類中,梅嘉樂看到,它們所建構的女性複雜而多樣,並且充滿矛盾,例如插圖把公眾女性當做主體,社論或報導卻又將女性放在客體的位置,以道德的立場,對她們批判。梅嘉樂認為,中國的現代性並不完全複製自西方,只從中選擇中國人想像的理想目標;同時,「中國現代性」是不穩定的,傳媒所勾勒的「新女性」矛盾形象,正顯示中國面對新事物時的焦慮。她更強調,女性被當做是現代性的代表,是中國的光榮,但卻也是現代性最令人害怕的部分。
這種現象,在跨過世紀之交後,更加明顯。當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入社會,再加上傳媒的快速發展,各界對新女性的注意並不稍減,矛盾、兩極的女性形象,成為近代中國傳媒詮釋女性的基調,除反應了社會大眾對女性的不同看法之外,新女性和具現代性的外來文化相勾連時,更浮現著人們「愛憎交加」的情緒。中國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企業家挽救中國經濟的方法之一,但證交所的圖利行為,引起衛道人士對這外來文化的排斥,其中在交易所進出的新女性,更受到新舊思想人士的關切,甚至遭到抨擊。根據顧德曼 (Bryna Goodman) 的研究,在小說或新聞評論中,女性往往被形容成無知的證券交易受害者,而這種環繞著證交所的性別化意象,是做為男性品德的借鏡。換言之,儘管婦女經濟獨立、社交公開,是當時女性主義的主要論調,但大眾眼中的女性投資人,是在道德這個範疇中被觀照。顧德曼特別指出,現代社會與經濟生活帶來「內」與「外」的混淆,不但造成大眾對不同階級人士雜處一處現象感到困惑,也對女性走入男性領域充滿焦慮。
傳媒對新女性的評價多元而廣泛,不同場域的女性所得之評論有很大的落差,傳媒眼中筆下的女運動員,和證券所的女性是不同的,儘管她們同樣跨越性別藩籬,也都是現代的產物,運動場上的女性是被鼓勵、贊美的。就游鑑明的說法,中國的知識分子把體育和救國相結合,並認為女性具有「保國強種」的任務,因此,當傳媒積極複製這類言論時,運動的女性成為媒體的寵兒。然而,傳媒對女運動員形象的評論,同樣是矛盾,特別是描述深具誘惑力的身體;游鑑明提醒,為爭取商機,傳媒並不迴避這類報導,反而藉此滿足人們偷窺女體的慾望。1930年代的中國城市,夾雜在國族論述和物化女體的氛圍中,傳媒呈現的運動女性更加複雜多元。
外出女性除了被警世話語和道德規範框限,更被「婦女回家」這個口號追逐,臧健指出,「婦女回家」在中國歷史中已經討論了近一個世紀,1930年代中期、194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分別出現三次大論爭。臧健表示,這三次論爭有許多共同點,首先,婦女外出和婦女回家成為解放女性的標誌;其次,反對「婦女回家」的言論大多指出,這不但是婦女就業的問題,還與中國的現代化政策有關;其三,論爭的地點,都在女權思想較發達,職業女性較多的上海;再者,論爭的時間與國際婦女運動息息相關,特別是1980年代的論爭,在西方女權的刺激下,凸顯了女性的主體意識和追求自身發展的特點。從這三次論爭中,臧健認為,傳統的性別分工不能解決現實社會女性的角色衝突,因此不應當做只是女性個人的事,而應從社會角度去解決女性的職業衝突。
毋可否認的,政治論述或傳媒敘事多半由男性發聲,在「婦女回家」的論辯中,不少職業女性公開挑戰「婦女回家」的言論。這種來自女性撰寫、自述或記憶的歷史,有助於我們釐清一些盲點,或更清楚知道女性的主體意識。瑪利亞․雅紹克 (Maria Jaschok)和水鏡君便透過河南穆斯林女性的聲音,去瞭解女性記憶中的民國歷史。受晚清文化反思和變革運動的影響,穆斯林的男性知識分子也參與這項改革行列,他們試圖把女性解放、現代性等觀念,與回教信仰相融合,雖然倡導改革或接受改革的,還包括女性,但鮮有她們的身影。為重建歷史原貌,雅紹克和水鏡君從穆斯林知識女性撰寫的文章中,尋找她們如何在世俗/宗教、現代/傳統以及西方/阿拉伯的複雜因素中,表達自己對解放的立場。另外,雅紹克和水鏡君也從更加邊緣化的女寺文化中,傾聽女性的聲音,透過她們對具有性別特色的經歌以及國民生活的集體記憶,探尋她們參與革新的情況,以及她們對穆斯林身分的認同。
女性集體記憶所顯示的認同感,不僅存在宗教組織中,也出現在不同的社群、政黨裡,從楊海倫 (Helen Praeger Young) 訪問23位中共女黨員的長征經驗,可以進一步洞察這種現象。透過她們的集體記憶,楊海倫發現,她們來自7個不同的省份,不僅年齡和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參加革命的理由也各自有別,有不少人是因政治原因而參軍,還有人則是為擺脫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或貧困的經濟環境而入黨。儘管原因互有差異,她們是抱著高度政治熱誠完成長征,但在屬於男性的領域,女性黨員或女兵沒有被另眼相待,除了婚姻被賦與政治意義、工作帶著性別色彩之外,還得隨時提防掉隊或遭受清理。這23位女性口述的情境,和柯臨清、史明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楊海倫注意到,這群在長征和1949年之後,取得地位和經濟改善的女性,她們並不以受害者回顧這段歷史,反而認同這段共同經驗。
性別研究與非性別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史料運用的差異,這11篇論文所採用的文本通常不被非性別研究者重視,例如期刊報紙、漫畫、插圖、廣告、小說、口述紀錄等,但這些文本反映的歷史圖像,不是非性別研究所能顛覆,因為這幅圖像確實曾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即使文本本身或不同文本之間有自我矛盾的說法,卻更真切的體現共和時代中國的特色。
綜括這11篇論文的研究,明顯呈現共和時代的中國女性是被各方所需求,包括知識界、政治界、金融界、宗教界、政黨、報刊雜誌、商業廣告、近代小說以及漫畫,這原屬男性領域或由男性主導的區塊,就在新時代的到來,竟然旋乾轉坤,雖然傳統時代的圖像、詩文或小說,原本就不乏女人這個角色;但共和時代的女性,在論述中或現實情境裡受到的關注,更加多元,除了品貌、才德之外,還包括她們能否搭上新時代的列車,是否可以和現代性、西方文明、科學、商業廣告、民族主義、自主婚姻、女權主義這些流行話語或現象相互扣合,並且與男性一起建構新中國。這些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女性要跨越性別秩序時,男性的充滿不安,不僅父權的性別意識再度被強調,道德規範成為捍衛這道防線的屏障,解放女性或改革性別關係的目的更變得模糊不清、閃爍不定。有意思的是,在男性矛盾、游移的隙縫中,有的女性從客體轉為主體,儘管這其中有不少是經過妥協和退讓,女性仍爲自己闖出一片天。
不過這11篇論文,不是僅說明共和時代性別之間推拉的簡單公式,還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看法。例如,為了建構新中國,女性這個長期處在邊緣或客體位置的群體,一時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然而,在大變局的洪流中,全中國的男女都是被改革、需求的對象;喚醒女性、拉攏女性的同時,也在激化男性。簡單的說,解放女性有一刃兩面的作用。其次,相對於男性,女性是另一個群體,但面對大變局時,群體中的異質性便清楚呈現,知識女性、城市的時髦女性、農村或其他底層女性,她們主動改造或接受改造的目的,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對如何進入男性領域、顛覆性別角色的態度,也各有盤算,以致於有不小落差。再者,共和時代的政黨政治、改革思潮與廣告宣傳手法基本上來自西方,進入中國之後,被重新組合、包裝,同樣是解放女性,中國和西方的女性,所得到訊息或結果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這並不表示,中國女性在解放女性的這條道路不如西方;在某些方面,中國女性反而比西方女性先一步享受到解放。
嚴格而言,這11篇論文無法囊括共和時代中國的所有性別歷史,也不能解決羅梅君拋出的全部問題,但作者們指出了不少主流研究不曾注意或忽視的議題,並為如何把社會性別放入男性領域的歷史,提供可行方向。因此,對這本書的出版,有很大的意義。
游鑑明謹誌於
2007年1月8日
導 論:有所需求? 2002年10月,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的策劃下,舉辦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國際會議;2005年,羅梅君和史明 (Nicola Spakowski) 結集18篇論文,出版了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專書。會議期間,我曾建議出版中文譯本,讓更多華語世界的研究同好,分享我們的研究,這項建議,獲得多數學者同意。由於我們無法提供翻譯經費和人力,再加上,不少學者忙於各自研究,因此,近5年間,我們只收到10篇譯文和兩篇中文原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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