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摘錄
漢末三國兩晉時期孕育中的佛教造像
兩漢之際，中亞大月氏使者傳來印度佛教。東漢晚期及三國，來自中亞、西亞、南亞及東南亞的佛教佈道者們，開始系統地將佛教介紹到中國。至兩晉十六國，得利於異域高僧的努力及中國高僧的積極參與，佛教終於發展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宗教。
漢末三國，在中國傳統的神仙道教信仰土壤中，接受並容納佛教神祇，中國佛教造像產生了。這一時期佛教造像，往往與東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圖像組合在一起，甚或帶有某些神仙像特徵，呈現佛像與神仙像混淆發展的狀態。
兩晉十六國，佛教造像逐漸走向獨立發展道路，成為教徒禮拜的偶像。這一時期，金銅佛為造像的主流，這種情況與域外金銅佛像粉本的傳來不無關係，特別流行禪定佛像，亦見有彌勒菩薩立像等。禪定佛像的流行，應為肇始於西北印度，強烈波及中亞、西域及中原北方，重視禪定與禪觀實踐的產物，作修行者形象的彌勒菩薩立像，則是犍陀羅雕刻的流行形式。金銅佛像造型深受西北印度犍陀羅美術影響。然而這些佛像已是華夏民族面孔，接受外來文化過程同時也是民族化過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後趙建武四年禪定佛像，則脫離犍陀羅雕刻模式，發展為後來長時間延續的程式化中國式佛像。
南北朝隋唐時期發達的佛教造像
進入南北朝，本土僧侶成為佛教事業的主要參與者，南北方出現若干佛教學派，義學研習興盛一時，並在隋唐之際促成各個佛教宗派，佛教中國化基本完成。佛教義學更成為隋唐學術的主體。加之皇室貴族的大力宣導和推動，佛教與佛教造像活動盛極一時。石刻造像為南北朝隋唐佛教造像的主流，分為石窟造像與單體造像兩種，石窟造像發達促使單體造像繁榮。
南北朝隋代，舉國上下沉迷於佛教熱忱之中，建寺造像蔚然成風，除石窟寺院外，當時地面寺院數量也極其可觀，惜均無所存。至今留下數量巨大的佛教遺存，特別是南北朝後期至隋前期的六世紀，佛教遺跡與遺物幾近總量的半數。目前所見者多為石刻造像，以黃河流域最為密集，南方則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南北朝石刻造像，可以分作中原北方、南方二系列。
中原北方是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最發達的區域，期間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對當時佛教造像事業產生一定影響，而整體處在興盛發達狀態。屬於北魏早期的遺存鮮有發現，目前所見者幾乎是北魏中期以後遺存。特別在北魏晚期及以降的百餘年間，佛教造像隨處可見。中原北方系列又分成東部與西部兩個組群。東部地區大型石窟的發展脈絡清楚，即雲岡期到龍門期，再到響堂山期石窟。受大型石窟影響出現了一批中小型石窟，比較重要的有義縣萬佛堂石窟、鞏縣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青州雲門山與駝山石窟、安陽小南海石窟等。西部地區重要石窟有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慶陽南北石窟等。伴隨石窟的發展，東西兩地區各自出現大批單體造像。
進入唐代，佛教造像呈現新時代風貌。整體來說，佛像通常身體比較強悍，注重肌肉和量感的表現。菩薩像較普遍地採用三曲法造型，胸腹部肌肉隆起顯著。佛像普遍流行北齊出現的裹身垂領袈裟式樣，通肩式袈裟及右肩半披式袈裟也佔有一定比重。
中原北方地區石窟以龍門石窟、天龍山石窟、彬縣大佛寺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為代表，單體造像數量眾多。該地區石窟及單體造像流行於初盛唐，盛唐數量已經大幅下降，中晚唐基本衰歇。造型可以大體分作長安風格與洛陽風格兩個組群。
四川為唐代另一個佛教石刻造像發達區域。大體可以分成三個小的發展區域，即川北地區、成都周圍、川東重慶。
五代宋元時期充滿人間情趣的佛教造像
宋元時期，佛教義學衰落，富於民間情調的禪宗興盛一時，西夏及元代藏傳佛像也比較發達。就廣大漢文化地區的普遍情況來說，佛教造像走出以往濃厚的宗教氛圍，日益接近民眾的社會生活，身體造型逐漸靠近現實中人，形成充滿人間情趣的佛教造像。這一時期，佛教石窟開鑿僅限於杭州、陝北、大足等局部區域，山西有一定數量地面寺院保留下來，單體造像遺存則相對較多。地面寺院除泥塑外還有部分木雕造像，單體造像較少採用石刻形式，更多應用金屬鑄造、木雕、瓷塑等形式。
在造型方面，不同政權控制區域，呈現顯著的民族及地域特徵。
明清時期民俗化的佛教造像
進入明清，佛教造像不再強調宗教的莊嚴，與民眾的社會生活融為一體，造型注重藝術化處理。貼近現實生活，為人們喜聞樂見的羅漢像、觀世音菩薩像流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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