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世界巨變中，提升軟實力是台灣唯一選項
作者：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
從1969年起，每年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第一份「顧問」工作就是受邀在李國鼎先生擔任秘書長的「經合會」。回到美國，總會收到他寫得密密麻麻的航空郵簡，有交代的事，有勉勵的話，充滿了對經濟發展的急切之情。在以後的二十餘年，尤其在暑期中，終有一些時間追隨他參與經濟政策的研究。這篇文章是獻給李國鼎先生百歲冥誕（1910─2001）。
全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李氏的貢獻，第二部分敘述當前世界的三大巨變，第三部分指出：台灣的唯一出路是提升軟實力。
緬懷李國鼎資政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個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二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劃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他晚年常舉的例子，就是1985年邀請到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遊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1981年3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1993年6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四十七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兩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回台後，想與當局報告此行觀感而未如願，使他預感兩岸關係之難以突破。
擁有令人尊敬的高貴靈魂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的中英文著作，發表了幾百篇中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在那一個「官無戲言」的年代，講了就要做到。此刻我要補充：「講不重要，做才重要。」我更要再補充：「做也不重要，做對才最重要。」在專業知識上，李氏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的「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最後一次見到李資政，是他去世的前兩週，2001年5月13日的母親節，我受邀參加他家庭中午的聚會。他那天氣色紅潤，獨子永昌、媳婦、孫女圍繞著，神情愉快，席間還有一位剛從美國返台演講的外甥女黃詩厚教授。她是中研院院士，任教於美國加州理工大學（CIT）。她的先生David Baltimore是CIT的校長，也是一九七五年諾貝爾獎得主，在過濾性病毒研究方面很有原創性的貢獻。
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1948到1988，亦即從三十九歲到七十九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
國鼎先生生前的貢獻在台灣，身後的骨灰安置在他的故鄉南京。
六年後的母親節，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南京。2007年5月13日的下午，南京豔陽當空，我第一次來到了墓地。它座落在市郊牛首山普覺寺內，國鼎先生與夫人長眠於此。一代偉人的身影，永遠消失在這一片青翠的山麓下。
世界三大巨變
第一個巨變是來自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新著《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新著的立論是建築在他提出的五個趨勢上：（1）能源與資源的供需失衡、（2）產油國的獨裁、（3）失控的氣候變遷、（4）能源匱乏（如電力）、（5）生物多樣性消失。他認為，二十一世紀能否安定，端視人類能否處理這些愈陷愈深的問題。
書中充滿了令人警惕的論點：
▓企業走向綠色革命是增加競爭力的一種機會，不是增加成本的一種壓力。
▓近年去中國，看到那邊的汙染，發現人民講話是愈來愈自在，但是呼吸卻愈來愈困難。
▓沒有痛苦的「革命」，不是革命，是「派對」；追求的是綠色「革命」，不是綠色「派對」。
▓在能源節約上，唯有改變現狀，才能維持現狀。
▓人類正如在水缸中被加溫的青蛙，務必要及時設法跳出能源危機。
▓美國要維持其領導地位，必須要在能源節約與開發上領先。
我相信這本新著會掀起另一波全球能源革命的新浪潮─尤其在美國與中國。歐巴馬的能源政策已經在做調整。佛里曼最大的希望或許是：經過大家的參與，能將「綠能革命」，從難以落實的僵局，變成「擋不住」的主流，徹底改善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最大的危機。
美國「大落」，中國「大起」
第二個巨變是自2008年夏天以後出現的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敗。近三十年來出現了美國的「大落」與中國的「大起」，我們合併起來稍做評述。
當前的全球經濟局勢，驚濤駭浪。4月初G-20會後，正如會前的預測：「二十國集團」實際上已變成G-2─美國與中國在主導全球經濟變局。在總統歐巴馬新作風下，從來在經濟上獨領風騷，甚至以單邊主義為外交核心的美國，顯得自我約束與強國彈性；從來在世界領袖雲集的會議上，謹言慎行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則展現了既樂意合作，又樂意承擔的大國氣度。大會官方的合照中，胡站在主辦國布朗首相之右，歐巴馬站在他第二排右側。胡錦濤在演說中提出了五個「進一步」：進一步堅定信心，進一步加強合作，進一步推進改革，進一步反對保護主義與進一步支持發展中國家，會議內外全是中國的影子。歐巴馬公開指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媒體形容：所謂G-20不過是中美對話與其他幾個小配角插話而已。而在會前中國就提出的「國際貨幣體改革」，更是一枚令華府寢食不安的未爆彈。
當G-2儼然成形時，西方媒體又提出了G-4：中國、台灣、香港與澳門。它們形容G-4的綜合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大企業家早就不斷地說：「結合大陸的資源與市場，兩岸才能共賺世界的錢。」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變成了敲門磚與催化劑。
讓我也同時提出對中國高速成長的觀察：
（1）中國正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速度從「落後」走向「興起」。從十年前外匯存底不到二千億美元，此刻已超過二兆，創了空前紀錄。
（2）軍力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經濟則構成對全球的「競爭」。
（3）基本建設從「嚴重缺乏」到今天的「急起直追」，令人側目。
（4）貿易政策從「保護限制」已努力走向與「世界接軌」。
（5）外商投資已從沿海到內陸、已從勞力密集到高科技、已從小規模到大規模。中國大陸已由「工廠」變成「市場」，並且也走向國際投資。
（6）中國不會「崩潰」，也不會「獨領風騷」；中國會在不斷調整中發展。中國的國際態勢逐漸走向中道。
（7）外在世界看大陸已由「獨占」逐漸走向「多贏」。中國與外在世界由「對抗」走向「對話」與「合作」。
（8）中國人的遠景：目前已得到「重視」，今後要追求「尊敬」。
概括的說，快速的經濟成長，必須要伴隨相關因素的改善。大陸今後要努力的方向是：
（1）人民與政府權力的關係要民主化與法治化。
（2）人與人的關係要合理化。
（3）人與自然的關係要和諧化。
（4）改善民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業、教育、醫療、廉能、環保、城鄉差距、區域平衡等。
對中國經濟六十年的歷程，我讀到幾個評論，綜合說法如下：
（1）1949：共產主義救了中國。
（2）1979：30年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
（3）2009：又是30年後，中國救了資本主義。
（4）2039：再是30年後，中國是七八成資本主義、二三成共產主義。
2009年6月1日美國財長蓋納在北大發表演說：「中國對全球經濟已經太重要，不能不在國際會議桌上擁有席位。亦即中國應在IMF等全球經濟組織中要擁有更大發言權。」
拓展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
短短的八年，美國「大落」；短短的三十年，中國「大起」。台灣只能做一個旁觀者。
夾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台灣，如果變成麻煩製造者，就會陷入險境─既得不到美國支持，又面對中國威脅，阿扁政府就這樣跌跌撞撞地過了不安定的八年。
馬政府「不獨、不統、不武」的政策立刻得到了善意的回應。就任總統一年以來，台美之間已加強了安全與貿易的合作；兩岸之間已開啟了追求雙贏之門。
台灣要抓住時機，拓展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
我們要自問：台灣要愈做愈大，還是愈變愈小？讓我借用數學上的「平方」觀念。「平方」是把一數自乘後所得的數，以級數倍的增加，如10的平方就是100。10加10變成「20」是「加」，「超」過20，就可以泛稱它產生了「平方綜效」。因此「平方綜效」是指經由一股力量、一個變局、一個過程、一種組織、一種文化等的相互影響，產生了滾雪球的擴散作用，相當於俗稱的「事半功倍」。
一年以來，兩岸關係已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大陸的重點採購及旅客人數的增加，正逐漸出現「平方綜效」；如果我們守住下面這些原則，那麼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參閱《遠見》2009年7月號）就容易持續凸顯：
（1）意識型態不可能再主導兩岸經貿決策。
（2）人民的福祉與台灣的安定，是取決於兩岸關係的穩定。
（3）幾千億元的武器採購，不能帶來國家安全；「維持現狀」則可以。
（4）以節省的軍費投資於教育、科技、環保、醫療、文創等領域，享受「和平紅利」。
（5）勇敢地開放適量的大陸學生來台就讀。
（6）只有加強與加快兩岸交流，才能增加台灣的實力。
恐懼「改變」，就會被「守舊」淘汰；如果大陸與台灣共同克服傲慢與偏見，兩岸就會出現無限可能的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
軟實力的提升
在這個三股巨大的變化中，台灣將如何力爭上游？答案是：提升軟實力，是台灣唯一的選項。
哈佛大學奈伊（Joseph S. Nye Jr.）教授在1980年代末提出了「hard power」與「soft power」的概念。前者是指一國以軍事上的強勢來壓制對方，完成國家政策目標；後者是指一國以其制度上的、文化上的、政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
奈伊教授指出：硬實力容易贏得戰爭；但需要軟實力才能獲得持久與和平。「軟實力」當然不是「軟弱」，它是實力的形式之一，這種觀點與我國「以柔克剛」的說法相互呼應。
「軟實力」是種能夠影響他人喜好的能力。獨裁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使用威脅或直接命令的方式；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則常借助說服力。因此，軟實力的使用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如果這種領導人具有人格魅力、文化素養、政治主流價值，以及推動具有合法性及道德標竿的政策，那就容易得心應手，創造政績。
硬實力透過軍力強迫或經濟利誘，可以擁有支配力─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軟實力透過某些示範行為的吸引力，擁有吸納力─左右他人願望的能力。在現實世界中，二者常相互使用。前美國國務卿萊斯（C. Rice）過去就說過：美國的價值不能僅靠劍（硬實力），還需要靠橄欖枝（軟實力）。
廣泛地說：「軟實力」是指別人（或別國）願意來稱讚、學習、仿效（或者購買）所呈顯的一種行為（如人的品質）、一種表現（如藝術）、一種力量（如市場經濟的運作）、一種組織（如獨立的人權機構）、一種制度（如無性別歧視），或一種產品及服務（如無污染之觀光事業及大學教育）。
軟實力可以反映在個人的成就上（朱銘的雕刻）、團體上（林懷民的雲門舞集）、普遍性上（台灣社會的自由與開放）；它可以是有形的（誠品書店）、無形的（台灣人民的友善）；它可以是公共財（太魯閣的風景），也可以是昂貴的私人財（收藏的稀罕古董）；它可以購買（三義的木雕），也可以是非賣品（故宮的收藏）。它有時需要國家的大量投資（如教育與文化），有時需要民間研發與開發（如新產品），它可以是短期的（流行音樂），也可以是長期的（中華文化）。
在人類的歷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是那些擁有「軟實力」的偉大人物：莎士比亞、牛頓、貝多芬、莫札特、愛因斯坦；近代中國則出現了孫中山、胡適。他們散發了歷久彌新的智慧光芒，他們對後代子孫永遠充滿了吸引力，他們留下了最珍貴的遺產：文學、音樂、科學、民主思想、改革開放。
巧實力的提出
奈伊教授最近又提出了這麼一個延伸性觀念：「smart power」，我們把它譯成「巧實力」（參閱《哈佛商業評論》繁體中文版2008年11月號）。
「巧實力」就是軟硬兼施的整合力，正可以生動地描述西方國家近百年來一手拿胡蘿蔔，一手拿棒子縱橫天下的場景。奈伊教授有感而發地指出，一國的政治領袖應當知道硬實力（如贏得戰場勝利）有它的限制性；因此領導力必須要包含技巧地運用「巧實力」。
面對人類七十年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巧實力」的巧妙運用是關鍵。對付全球金融危機，「硬」實力的國家是那些擁有大量外匯、高儲蓄、低外債的，中國是很「硬」的少數之一。華府智庫的專家們一再指出：「對付金融危機，中國非接下美國的棒子不可。」布希召開G-20，白宮晚宴中坐在他旁邊的就是胡錦濤。這是榮譽，也是責任。
另一方面，「軟」實力的是指那些國家，相對而言，擁有較嚴密的法治、較透明的制度、較文明的商業行為、較高的反省的應變能力。以此為準，美國則又名列前茅。因此奈伊教授認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中仍可以持續靠軟實力領先世界。
全球重要國家領袖共商大計時，美國無法很「硬」；這就要靠其他國家領袖能發揮多少的軟實力─以相互依存及共同危安來說服彼此，共體時艱，重建世界新經濟秩序。
馬總統要善用和平紅利
我要提一個建議，這個建議從前似乎尚未出現過：那就是所有重要國家（包括我們台灣）連續三年共同裁減百分之十的國防支出。然後各國以省下的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的軍費，移做協助國內低所得及失業者度過難關。當各國共同減少軍費時，國力的相對均衡不會立即受到改變，而這樣的資源調整，是完全理性而又符合人性。
當提出「不統、不獨、不戰」的馬英九當選總統後，我最大的放心是兩岸終於減少了戰爭的風險；我最大的盼望是：台灣終於有機會，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資源少用在國防上。台灣太需要更多的基礎建設與教育投資，把它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社會。
當台灣減少武器採購時，等值的預算可以採購美國的軟實力：如科技、專利與人才培育。如果政府一年送八千名優秀的人員（包括公務員及優秀的年輕人）去美國深造一年，每位4萬美元，也只要3.2億美元，相當四架戰鬥直升機的價錢。
馬總統接事一年半以來，出現前所未有的兩岸良性互動；尤其在「胡六點」的最新發展下，全民要掌握住「戰爭威脅」減少的契機，削減軍火購買，把政府資源做一次全新調整；這就會出現西方社會最嚮往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因和平而節省的軍費。
負責國家財經大計的官員，必先要充分了解「機會成本」的重要，才能做對決策上的優先次序；否則就會付出資源被排擠的慘重代價。目前台灣的國防預算約3151億元新台幣，占中央預算百分之十七點二。
馬總統需要把律己甚嚴的節儉，用到政府財政支出上；絕不浪費納稅錢在不必要的武器採購上；而且要把資源進一步移植於軟實力的擴張。
把台灣變成「吸引力之島」
我要再度呼籲，政府的注意力與資源應當從軍事層面轉向社會面與文化面。馬總統應當設立一個超然的全國性組織，除決策官員外，邀請孚眾望的民間人士，共同推動「全面提升台灣軟性實力」的大工程。
一旦決定數年之內少花一千億元去買武器，就有足夠的經費來支援。政府的責任是在最短的期間，以充足經費投資，並用大量專才，同時鼓勵民間投資及參與，共同創造一個「吸引力之島」；軟性力量的吸引力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1）創造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
（2）創造有優勢的工作環境；
（3）創造有特色的教育環境；
（4）創造有品質的文化環境；
（5）創造有品味的旅遊環境；
（6）創造能永續發展的環境。
要切實做到這些，政府必須要借重民間力量，以前所未有的行政效率，通過新的立法，加速推動基本建設、教育投資、環保措施、民主修養、法治精神…。一夕之間，政府的會議、官方的發言、媒體的報導、意見領袖的評論、民眾的話題逐漸地遠離了政治，逐漸地接近了人民最關心的投資、文化、生活、工作、休閒…。民主政治的真諦不是政治口水，是生活優質。
台灣如果真能創造那六個大環境，不僅立於不敗之地，更能立足於國際社會。事實上，令人嚮往的北歐、瑞士、紐西蘭，甚至新加坡等小國都是倚靠軟性實力，受到世人稱讚。
提升軟性實力的終極目標，就是把台灣變成一個吸引力之島（an attractive island）。這是台灣在被邊緣化中可以最後一搏的選擇。提升軟性實力，沒有陷阱，只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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