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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餓、那種冷，你一輩子也沒嘗過。一睡著，我們就會夢到七個月前吃的那頓大餐（塗了奶油的麵包、馬鈴薯球、臘腸），當時我們漫不經心，狼吞虎嚥，撒了一盤子碎屑和肉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人登陸之前，我們以為已經夠苦了，但到了冬天，六月簡直有如天堂。
到了晚上，風呼呼吹個好響，停下來那一刻會嚇死人。轉角的咖啡館已經付之一炬，軋軋作響的遮陽板絞鏈戛然而止，不祥的幾秒間，彷彿有獵食者逼近，較小型的動物全嚇得不敢出聲。到了十二月，遮陽板已經被人拆去當柴燒。在列寧格勒再也找不到多餘的木頭。每塊木牌、公園長椅的板條、毀敗屋舍的地板，全都不翼而飛，成了某人家爐裡的柴火。鴿子也不見蹤影，被人抓了，放在涅瓦河取來的融雪裡燉煮。屠殺鴿子這件事沒人在意。引起騷動的是貓和狗。十月時，聽說有人烤了家裡的雜種狗，還把整隻狗五馬分屍當作晚餐。我們聽了哈哈大笑，搖頭直說不信，但也好奇狗肉如果加夠多鹽不知道好不好吃——鹽可多著呢，後來儘管什麼都用完了，我們還是不缺鹽。到了一月，傳言成了擺在眼前的事實。除了關係好的人之外，沒人有能力填寵物的肚子，所以只好寵物來填我們的肚子。
胖子和瘦子誰比較耐餓有兩種說法。一派人說，戰前就胖的人存活機率比較大，因為胖子就算一個禮拜不吃東西也不會瘦成皮包骨。另一派人說，瘦子本來食量就小，所以更耐得住餓。我投後者一票，純粹為了私心。我天生就發育不良。大鼻子，黑頭髮，滿臉痘子；坦白說，不是女生會喜歡的那一型。但戰爭讓我更有魅力。其他人因為食物配給量一減再減而日漸消瘦，占領前壯得跟馬戲團大力士似的人也瘦了一圈。我啊，反正沒多餘的肌肉可瘦，而且特別能吃苦耐勞，就好比鼩鼱，恐龍紛紛在周圍倒下，也能繼續以腐肉為食。
除夕那天，我坐在基洛夫公寓的屋頂上（我五歲就住進這兒了，不過直到一九三四年基洛夫遭人射殺 ，城裡有一半地方都以他命名，這幢公寓才有了名字），看著雲層底下多艘胖鼓鼓的灰色防空飛艇蜂擁而來，等候轟炸機出現。那個時節太陽只在空中停留六小時，光線在地平線間倏忽來去，好像受了驚嚇。每晚我們四個人都會坐在屋頂上，三小時輪一次班，身邊備著水桶、沙桶、鐵鉗、鏟子，把找得到的襯衫、毛衣、大衣全往身上包，然後守望著天空。我們是消防員。德國人後來覺得發動突襲的代價太大，便轉採圍城攻勢，打算利用飢餓、轟炸、大火，逼我們投降。
戰前這棟公寓住了一千一百人，到了除夕只剩四百人左右。大多小孩九月德國人封鎖城市之前都已疏散。我媽和妹妹塔西雅到佛雅茲瑪投靠我舅舅。他們離開前一晚，我跟我媽吵了一架，那是我們第一次吵架——正確地說，應該是我第一次吵架回嘴。我媽要我跟他們一起走，當然是想逃離入侵者，躲到窮鄉僻壤轟炸機找不到地方。但我不想離開彼得堡。我是男子漢，要留下來保衛家園，要成為二十世紀的涅夫斯基也許沒那麼誇張啦。總之，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假如每個身強體壯的人都夾著尾巴逃跑，列寧格勒就會落入法西斯主義者手裡；沒有工人之城幫紅軍建造坦克和步槍，俄軍哪來的勝算？
我媽覺得這理由很不像話。我才剛滿十七，既不在軍工廠製造軍武，要從軍也得再等將近一年。保衛列寧格勒的工作還輪不到我，我留在這兒不過是多張嘴吃飯。這些難聽話我都當成耳邊風。
「我是消防員啊。」我說。是真的，市議會要市民組成一萬個消防小組，我以身為基洛夫五樓的消防小組組長為榮。
我媽四十歲不到，卻已經一頭灰髮。她坐在餐桌前我的對面，雙手握著我的手。我媽個頭嬌小，身高不到五呎，但我從小就怕她。
「你這傻瓜。」她說。聽起來也許像在罵人，但我媽都叫我「她的傻瓜」，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這是表達關愛的暱稱。「你還沒出生，這城市就在了；你不在了，它也會繼續存在。你媽和你妹需要你。」
媽說得沒錯。是個好兒子、好哥哥一定會隨他們去。塔西雅很喜歡我，看我放學回家就會跳到我身上，念她寫的讚頌革命烈士的可笑小詩作業給我聽、在筆記本上誇張地描摩我大鼻子的側面圖。大多時候我都想勒死她。我一點也不想跟著我媽和毛頭妹妹翻山越河，長途跋涉。我今年十七歲，滿心相信自己這輩子注定是英雄豪傑命。莫洛托夫開戰那天的廣播聲明——我方開戰有正當的理由。敵人勢必悽慘落敗，我們必將光榮獲勝——印在大街小巷的海報上和牆壁上。我相信開戰的理由，絕不落跑，也絕不要錯過勝利。
媽和塔西雅隔天早上就走了，他們搭一段巴士、招軍用卡車搭便車，再蹬著鞋底開花的靴子走無止盡的長路。他們花了三星期才到目的地，但終究是平安抵達了。我媽寫了封信描寫沿途的驚險和疲憊，也許是想讓我覺得因為拋下他們而良心不安。我確實良心不安，但還是覺得他們走了比較好。大戰即將爆發，而他們不屬於前線戰場。十月七日，德軍占領佛雅茲瑪，媽的信從此就斷了。
我很想說我很想念他們，偶爾夜裡覺得孤單，而且每天都想念我媽做的菜，但其實我從小就嚮往自食其力。我最喜歡的傳說，都是關於聰慧過人的孤兒順利穿越幽暗森林，運用機智化險為夷，擊退勁敵，在流浪途中找到金銀財寶的故事。我不會說自己是開心的，大家都餓到開心不起來，但我相信這樣堅持下去才有意義。如果列寧格勒倒下，蘇聯也會倒下；如果蘇聯倒下，法西斯主義就會征服全世界。大家都這麼相信。至今我仍然深信不疑。
所以囉，我年紀太小不能從軍，但白天挖坦克陷阱、晚上看守屋頂還行。我這組的隊員由五樓的好友組成：維拉•歐斯波夫納是個天才大提琴手，還有一頭紅髮的安托柯斯基雙胞胎兄弟，他們唯一公認的才華就是同步放屁。戰爭初期，我們會在屋頂上抽菸，擺出士兵的樣子，勇敢，堅毅，下巴方正，掃視天空尋找敵軍的蹤影。到了十二月末，列寧格勒已經找不到香菸，至少沒有菸草做的香菸。幾個饞得發慌的人把落葉擣碎，以紙捲起，管這叫「秋光」，說什麼樹葉要是選得對，燒出來的煙就挺有樣子的。但基洛夫公寓離最近一顆安然挺立的樹有段距離，所以連假菸也沒得抽了。閒著沒事我們就去補老鼠，城裡的老鼠一定以為野貓消失無蹤是上天大發慈悲，聽見了牠們長久以來的禱告，直到發現垃圾堆裡沒東西可扒，方才美夢破碎。
經過連月的轟炸，我們已經可以從引擎聲大小來辨認各型德國軍機。那晚天空上飛的是約克八八（幾個禮拜以來都是），取代之前我方戰鬥機越轟越上手的駭克戰機和多尼爾戰機。我們的城市白天滿目瘡痍，入夜竟有一種圍城的詭異美感。如果月色明亮，從公寓屋頂望出去，列寧格勒盡在眼前：海軍部的高塔尖頂（灑上灰彩以混淆轟炸機）；彼得保羅要塞（尖塔披上偽裝網）；聖以撒大教堂和濺血教堂。我們看得見附近屋頂上有人在部署高射砲。我方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進駐涅瓦河，高大的灰衣哨兵在海上漂浮，大槍對準納粹的砲臺發射。
最壯觀的是空戰。約克八八和蘇霍戰機在城市上方盤旋，但除非被厲害的探照燈照到，否則底下根本看不到。蘇霍戰機的機翼底下印上大紅星星，因此我方防空人員不會對他們開火。每隔幾晚，我們就會看見戰場如同舞臺一樣亮起，較笨重、較緩慢的德國轟炸機拚命護航，要讓砲手瞄準神出鬼沒的俄國戰機。約克一中彈，起火的機身如從天而降的天使往下墜，這時各處屋頂轟然響起陣陣怒吼，所有砲手和消防隊員振臂揮拳，向立下大功的飛行員致敬。
我們帶了一小臺收音機上屋頂，在除夕這晚聽著莫斯科斯巴斯基塔的大鐘播放「國際歌」。維拉不知在哪兒發現了半顆洋蔥，她把洋蔥切成四塊放在盤子上，灑上葵花油。吃完洋葱之後，我們拿配給麵包把剩下的油抹得一乾二淨。配給麵包嘗起來不像麵包，甚至不像食物。德軍炸了巴達耶夫的穀倉之後，城裡的麵包店開始發揮創意。只要吃不死人，能加的全加進麵包裡。整城的人都在餓肚子，沒人吃得飽，但大家還是照樣抱怨麵包、抱怨那股木屑味兒、抱怨天一冷麵包就硬得跟什麼似的。為了啃麵包有人連牙都咬斷了。直到今天我連心愛的人長什麼樣都忘了，卻還記得那麵包的口感。
半顆洋蔥加上一百二十五公克分成四塊的麵包，這餐算挺像樣了。我們仰臥著，裹著毯子，看著空擊飛艇拖著長長的繫繩在風中飄送，聽著收音機的節拍。沒有音樂可播或新聞可報的時候，電臺就會放送節拍器的聲音，不絕於耳的答答聲讓大家知道這城市還沒淪陷，法西斯主義者還沒破門而入。廣播傳送的節拍就是彼得堡的心跳，德國人想盡辦法也平息不了。
發現那人從天而降的是維拉。她失聲大叫，手往前指，我們全站起來察看究竟。有束探照燈照向一名往這座城市降落的傘兵，薄薄的降落傘在他頭頂上方，像團白色鬱金香球莖。
「是德國佬！」奧雷•安托柯斯基說。沒錯。我們看見那人身上的灰色納粹軍服。這傢伙從哪裡冒出來的？我們既沒聽見空戰的聲音，也沒聽到有關防空戰的報導，看守將近一個鐘頭更沒聽見轟炸機掠過上空。
「說不定開始了。」維拉說。幾個禮拜以來，一直有傳聞說德軍打算大舉空降傘兵，除掉列寧格勒這個眼中釘，讓節節進攻的德軍無後顧之憂。我們隨時準備一抬頭就會看見成千上萬納粹飄送而來，天空布滿白色降落傘，宛如一場白色雪暴。然而，多道探照燈掃射夜空，半個敵軍也沒發現。只有眼前這個，而且從掛在皮帶上的孱弱身軀看來，裡面的人應該已經掛了。
我們看著他飄下，在燈光下動也不動，一直落到我們看得到他腳上少了一隻黑靴的高度。
「朝我們的方向來了。」我說。風把他吹往維諾瓦街。雙胞胎兄弟面面相覷。
「魯格手槍。」奧雷說。
「是Wather PPK，德國空軍不拿魯格。」格里沙說。他比弟弟早五分鐘出生，對納粹軍武很有研究。
維拉揚起嘴角對我笑。「德國巧克力！」
我們衝向樓梯門，拋下滅火工具，跑下黑洞洞的樓梯。一群笨蛋。一不小心在水泥階梯上滑倒，全身骨稜稜一撞，十之八九會骨折，骨折就別想活了。但我們全不在乎。反正我們年輕，最要緊的是有個斷了氣的德國佬掉在維諾瓦街上，帶來了來自祖國7的禮物。
我們飛速穿過院子，攀越鎖上的柵門。街燈全暗，整座城市黑漆漆，一是為了混淆轟炸機，二是因為電力大多分給了軍工廠。不過，月光明亮，還看得見。維諾瓦街無人管制，門戶洞開，宵禁已經六個鐘頭。四下不見車輛。現在只有軍政人員拿得到汽油，而且剛開戰幾個月，民間車輛就被徵收了。商店窗戶都糊上一張張長條紙，廣播上說這樣比較耐震。大概吧，只不過我路過列寧格勒很多店面，看見窗框上除了垂盪的長條紙以外，什麼也不剩。
到了街上我們仰望天空，卻找不到人。
「他到哪兒去了？」
「會不會掉在屋頂上？」
探照燈搜尋著夜空，但光線都集中在高樓的屋頂，沒有一束的角度照得到維諾瓦街。維拉扯了扯我大衣的衣領，這件又大又舊的海軍大衣是我爸留下來的，現在仍然嫌大，但比我擁有的任何東西都要溫暖。
我轉頭看見他輕輕飄下街道，我們盯上的德國佬腳上那隻黑靴擦過結冰的人行道，白色降落傘形成的巨大頂篷仍然迎風鼓漲，把他送往基洛夫公寓的大門。他下巴垂到胸口，黑髮上有點點冰晶，月光下的臉毫無血色。我們杵在原地，看著他飄近。那天冬天我們看過好多不可思議的事，自認為看到什麼也不至於吃驚，但我們錯了。如果德國佬拔槍掃射，我們誰也來不及逃跑。但沒有生命跡象的那人一樣死沉沉，最後風靜止，降落傘癟掉，他跌落在人行道上，最後又顏面掃地往前拖了幾公尺。
我們圍了上去。這名飛行員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假如我們曾看過他身著便服在彼得堡晃蕩，一定一眼就看出他是間諜——他那麼壯，看起來就像天天吃肉。
格里沙屈膝解開他腰間的手槍皮套。「看吧，Walther PPK。」
我們把人轉過來。他蒼白的臉上有多處擦傷，皮膚被柏油路磨破，傷痕跟完好無傷的皮膚一樣慘白。他身上沒有淤傷。我看不出來他死時是害怕、掙扎抵抗，還是平靜泰然。他的臉上沒有生命跡象也看不出個性，好像生來就是一具屍體。
奧雷脫去他的黑色皮手套，維拉進攻圍巾和護目鏡。我發現飛行員腳踝綁了一把刀，便抽出這把護指板8為銀色、刃部有十五公分長的輕盈小刀，刀上刻了字，但在月光下看不清楚。我把刀子收入刀鞘，然後綁在自己的腳踝上，這麼多個月來第一次覺得我的戰士命運終於要成真了。
奧雷發現死者的皮夾，邊數德國馬克邊咧嘴笑。維拉把一只比一般手錶大一倍的精密鐘錶收進口袋，德國佬原本把錶戴在軍外套的袖管上。格里沙在一個皮革盒子裡發現一副折疊式雙筒望遠鏡、兩個額外的手槍彈匣，還有一個扁平的攜帶式酒瓶。
「干邑白蘭地？」
我啜了一口點點頭。「沒錯。」
「你哪時喝過白蘭地了？」維拉問。
「以前喝過。」
「什麼時候？」
「我看看。」奧雷說。酒瓶輪流傳送，我們四個人圍著墜地的飛行員蹲在地上，喝的酒可能是干邑或白蘭地或阿瑪涅克白蘭地。沒人知道差別在哪。管它是什麼，反正這東西灌進肚子暖烘烘的。
維拉瞪著德國佬的臉看，表情沒有憐憫或恐懼，只有好奇和輕蔑。這名侵略者到我們的家園投射炸彈，卻反倒把自己投下敵營。人雖然不是我們打下來的，但我們還是很得意。基洛夫公寓沒有人看過敵軍的屍體。天一亮我們就會成了街頭巷尾的話題人物。
「你們覺得他怎麼死的？」維拉問。他身上沒有槍傷，毛髮或皮革也無燒傷，完全沒有打鬥痕跡。雖然皮膚白得不像活人，但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傷口。
「凍死的。」我篤定地說，雖然無從證明，但這就是事實。這名飛行員趁夜從列寧格勒幾千呎高的地方跳傘，地平面的空氣太冷，他穿的衣物不足以禦寒——在高空中，一旦出了溫暖的駕駛艙，他就別想活了。
格里沙高舉酒瓶致意。「敬冰天雪地。」
酒瓶又開始傳送，永遠傳不到我手中。宵禁的城市跟月亮一樣靜悄悄，我們早該聽到兩條街外的汽車引擎聲的，但卻只顧著喝酒、敬酒。直到有輛蓋茲軍車轉上維諾瓦街，厚重的輪胎轆轆壓過柏油路，車頭燈射向我們，我們才發現大事不妙。未經許可違反宵禁的懲罰是就地處決。拋下消防工作的懲罰是就地處決。強奪財物的處罰也是就地處決。法院已經停擺；警察都上了前線；監獄半滿，人數銳減。哪有食物分給國家的禍害？如果犯法又被抓，你就死定了。沒人有時間跟你講法律細節。
所以我們拔腿就跑。有誰比我們更清楚基洛夫公寓。只要攀過院子柵門，進入了黑森森又枝枝蔓蔓的建築體內，哪怕有三個月的時間也沒人找得到我們。我們聽見士兵大喊站住，但無所謂，聲音嚇不了我們，只有子彈才可怕，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扣扳機。第一個跑到柵門前的是格里沙，他是我們之中最像運動員的。只見他跳上鐵欄杆，撐起身體。奧雷緊跟在他後面，我緊跟在奧雷後面。雖然身體瘦弱，肌肉也因為缺少蛋白質而縮水，但恐懼驅策我們以有生以來最快的速度攀過柵門。
快爬到柵門頂端我回頭看見維拉摔倒在雪地上。她兩眼直瞪著我，眼睛又大又驚恐。軍車在德國飛行員身旁停下、四個士兵走下車之際，她的雙手雙膝貼在地上。士兵在二十呎之外，手持步槍，但我還有時間一躍進門，消失在基洛夫公寓裡。
我希望能告訴你，我從沒想過要丟下維拉，見朋友有難我不作二想馬上伸出援手。但事實上，當下那一刻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最危急的時刻笨手笨腳，抬頭用驚惶的棕眼瞪著我，選擇我當她的救星，雖然說她只吻過格里沙。我知道我沒辦法帶著那雙眼睛苦苦哀求我的回憶過一輩子，她也心知肚明。甚至當我跳下柵門，扶她站起來，拉她爬上鐵柵欄時，我都好恨她。我全身無力，但維拉不可能超過四十公斤。我把她推上柵門，只聽見士兵大喊大叫，靴跟喀喀扣響了人行道，步槍槍拴刷地拉開，就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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