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正進行著國家未來走向的議論。到目前為止，日本人普遍視民主為日本復興的象徵，其內容則是過勞死、單身赴任、免費加班等所代表的猛烈勞動，即便如此，民眾的休閒時間還是有所增加。我們在倉促的經濟與倉促的休閒間的競爭中，以媒體為媒介，確立了大眾文化。
以現代日本的動畫、漫畫，以及電動遊戲、日本料理、室內設計、音樂等為象徵的大眾文化，被視為是相當新潮的，不只是海外廣大的孩童與年輕人，在成年人間也博得極大人氣。對日本大眾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文化、美感、創造力，以及對日語關心的人不斷增加，使日本成為軟性權力的大國。對於現代的「日本風潮」（Japonism）現象，美國的道格拉斯．麥葛瑞（Douglas McGray）指出：「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在文化面上，成為新的超級強權。」他更模仿國民生產總值（GNP），稱呼日本的「文化力」為「Gross National Cool，GNC」，也就是「國民總魅力度」的意思（《日本產經新聞》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丸紅經濟研究所根據道格拉斯的說法，將「GNC」作為文化產業市場，統計其規模。
根據這個統計，包含著文化產業的即是休閒產業。二○○二年估計的產業市場規模：娛樂業五十五．九兆円、觀光旅行十．九兆円、趣味創意十一．六兆円、運動產業四．六兆円，合計達到八十三兆円。此外，教育研究三十四兆円、資訊服務十兆円、包含法務財務會計土木建築設計的「其他事業服務」二十三兆円、廣告市場八兆円、播送業三兆円，加上動漫商品市場等，推測文化產業全體的市場規模為一百六十四兆円。（前引《日本經濟新聞》）
反應當下通貨緊縮的休閒產業市場，與一九九七年相比，二○○二年的規模萎縮了七％。但日本長期的猶疑不決逐漸結束，以今後消費的回覆、創新等為動力，可以預想市場將趨於活性化。
從而，二十一世紀大眾化的延伸，可以預期將會持續進行。當然，麥葛瑞所讚賞的現代日本風潮現象，是不是真的那麼酷（Cool），仍值得特別注意。
也有人評價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是具有凌駕千利休、小堀遠州、俵屋宗達，以及孕育出狩野派豪華絢爛的桃山文化的可能性。雖然我姑且承認日本文化革命的可能性，但對其「質」的水準，仍抱持著疑問。
今日，日本雖然具有創造出洗練獨創文化的可能性，但不應該單單只注意到大眾文化「量」的發展；在全民參與這點上，大眾文化也是具有自由主義的面相。換言之，現在的民主與大眾文化，就像是銅板的兩面。為了思考大眾文化的將來，不能將這層關係簡單化。
在這裡，對於日本的民主與大眾文化的關係，直接了當地提起一個問題的話，那就是「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虛構性」問題。拉丁美洲文學代表者、前國際筆會會長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尤薩（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針對這個問題有如下的敘述：
文學是娛樂的同時，也是知識的挑戰。如果只有娛樂，其命運只有墜落到地面。電視、電影的觀眾是被動的受體。在這個人們習慣於人云亦云的世界裡，自由還殘存著嗎？（《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如尤薩敏銳觀察所指出的，現代日本的民主與文化，其虛構性逐漸毫無隱藏地呈現，不正是開始展現其赤裸裸的真實姿態嗎？
為了不要恣意地去評說日本現代民主與大眾文化，而能對之予以正確地再評價，有必要對人性及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但是，所謂「對於社會及歷史更深入瞭解」又是指什麼？這種東西是存在的嗎？為了盡量逼近右述課題的解答，我選擇從最傳統的研究方向，亦即對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與「大正文化」的再評價入手。也就是說，為了再評價今日的民主與大眾文化，有必要對其根源的所謂大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性格，擁有整體的概念。
將「大正時代」經濟發展量化的大川一司計畫（大川一司、高松信清、山本有造《國民所得》，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七四）計算出國內總生產的成長數值。依據這個統計，從一九○八～一九一七年，日本本土的經濟成長率為三．○九％；一九一三～一九二二年為五．二一％；一九一八～一九二七為一．五％；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年為二．三五％。
這樣的數值與戰後的高度成長相比，是相當低水準的。但「大正時代」的日本本土經濟成長率，就當時的國際水準來看，卻是高水準的。伴隨著經濟成長，農業人口流向都市顯著增加，其結果是，從事工業的人口增加，接著人們再從工業移往第三級產業——買賣、專業領域、商業、運輸、服務業等。與今日的全國性都市化比較，當時勞動關係中，封建的氣氛仍然強固，但在辦公桌前工作的上班族社會成立了。不僅如此，日本農業的發展，使得國內的糧食生產量急遽增長的速度，能夠凌駕同時期人口的增加之上。
以新的經濟條件出現為背景，日本在「大正時代」，有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昂揚興起。同時，以「今日帝劇、明日三越」廣告為象徵的消費社會，也在日本首次出現。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中浮出的，是白樺派、《赤鳥》主義，以及岩波文化與講談社文化。
這樣來看時，可以理解所謂「大正民主」、「大正文化」，與現代民主、現代大眾文化，正是成同心圓的構造。而這種同心圓的構造又不單只是同心圓，請讀者們將其想像成順著圓弧螺旋上升的樣貌。
當然，在日本的同時代史研究上，將大正天皇在位的十五年分劃為「大正時代」的作法，在學術上沒有意義乃是一般的常識。故而，也有為了取代「大正時代」的說法，而採用大正民主期、大正民主時代的稱呼來對此時期進行斷代的情形。
本書當下行文時，且先將學術上的時代區分置於度外，直接使用「大正時代」、「大正文化」的語詞。這是考慮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元號，與日本的意識、理念等文化領域有很深的關聯。但這只是權宜的手段罷了，也請讀者能夠諒察。
從使用「大正民主期」這樣的時代區分法也可知，學界對於「大正時代」的再評價，將重點置於所謂的大正民主運動，重視對民主主義的積極評價。這樣的立場是注重戰後民主主義與大正民主的連續性。具體來說，美濃部達吉、吉野作造是民主主義的擔當者，其思想遺產即使到今天也必須積極地予以繼承。
但我認為，以政治史立場為中心，而將本時期稱為「大正民主期」的說法，是否適當仍然有疑問。歷史研究所用的各種方法、斷代分期方式，終究不過是方便研究的假說罷了。懷疑這些假設的正確與否，在研究上不會造成阻礙。不！毋寧說我認為對既成的方法、概念抱持疑問，是與學問的進步相關連的。
這裡特別想提出來的，是最近慶應大學名譽教授速水融也認為：「『大正民主』是很容易招致誤解的命名，不要使用比較好。……大膽地來說，若僅以當時政局而言，大正時期實在是難以稱之為「民主」時代的。」（速水融、小嶋美代子《大正デモクラフィ—歴史人口学で見だ狹間の時代》，文藝春秋，二○○四）
我對「大正」這個時代是如何思考？對時代區分成立的依據，又是如何看待？請各位讀者從本書中理解。這裡僅針對敘述「大正文化」所採取的方法提出一點，即重視「將文化視為行為」來加以把握。我從這個角度，在書中提出文化整體像具有的四個特徵：產業、技術、社會組織與價值觀。
換言之，本書的基本主題，在於「大正時代」日本經濟驚人的成長下，日本人的生活水準有何變化？與此相關，一般的普通日本人在思考模式、教育、食衣住行、性慾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又有著怎樣的改變呢？
在「大正時代」的經濟發展中，人們在擴大的服務產業中獲得新的僱用機會。但是，在其中工作的人們的勞動條件，大體上依然是很惡劣的。並且，公、私服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其品質與歐美「先進國」相比，顯然相形見絀。從而，人們在休閒、知識生活、健康、食衣住行的滿足度也是很低的。
現在，我們對於從「大正時代」到今日的連續性問題，即使是相當程度解決了，但不能說今日已經找到全面解決的方法。今天，我們對於右述從「大正時代」延續至今的種種課題，雖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仍難以肯定已然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之所以寫作本書，目的也是為了對日本文化論提出再評價的新觀點，而從現代文化與「大正文化」間的先後相承關係上展開本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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