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血，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也是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經歷心靈的巨大痛苦。在此之前，我也有過快樂的童年吧？但腦中一片空白。我的記憶，從這正午的黑影開始。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痛苦的記憶，能使快樂的記憶消失無蹤？
第二天父親到家。那時父親在廣東工作，原本是回來接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去廣東的，沒想到二姊亡故，回廣東的路也被日軍切斷。父親考慮後，決定不回廣東，去上海投身抗日戰爭。父親說：日軍很快會過來，這家不能住下去了，去上海，在法租界安家，對母親和孩子們比較安全，他自己上戰場打仗。
我的父親阮毅然，原來就是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他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時，父親是孫中山總統府的侍衛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手下的粵軍首領陳炯明，以反對孫中山北伐為由，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父親護衛孫中山離開總統府，避居白鵝潭的永豐艦，在短兵相接的作戰中，奪得陳炯明的馬鞭，我見過那時的一張照片。
孫中山去世後，父親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官，因射擊優異，多次獲得當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的獎勵。母親曾給我看過她保存的兩件獎品：一枚金質獎牌，上面刻有軍人射擊中標的浮雕；一塊歐米加牌懷錶。一九二六年夏，父親投入北伐戰爭，從廣東出發，一路同軍閥作戰，一九二七年抵達南京。
父親到南京後，看不慣當時國民革命軍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惡鬥的風氣，一度告假還鄉，與母親顧瑛石結婚。父親一八九二年生，半生戎馬生涯，那時已三十五歲。母親一九○一年生，比父親小九歲。父母兩人的原籍都是江蘇金山，父親是金山縣呂巷鎮，母親是金山縣洙涇鎮。結婚後父母回到南京，住在焦狀元巷。
我的大姊一九二八年生在南京，取名阮寧。那時父親的同學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部長，請父親到他的總監部任全國各中學視察，大概是管理全國中學軍事訓練之類事務。聽大姊說，何應欽在她出生時送了一份禮，是一個銀行存摺，等她長到二十歲，這個存摺累積的本息，可以支付出洋留學的學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讓這存摺成了廢紙，連發行這存摺的銀行和政府，也都一起從南京消失了。
父親在南京沒有待多久。母親告訴我，我生在上海昆明里一所弄堂房子裡。父親看不慣南京官場的風氣，以為到地方可以做些對百姓有益的事。他先後做過江蘇省江陰、川沙、淮陰等縣的縣長，和上海閘北區的警察局長。據母親說，父親每到一地，總是「與潮流不合」；他不願同流合污，做不久就「掛冠求去」。我四歲時，父親應保定軍校時的老同學歐陽惜白之邀，去了廣東；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那時我已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
這次父親從廣東回來，二姊已去世；兩個妹妹還小，暫時留在鄉下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父親帶著母親、大姊和我開始「逃難」；父親的目的地，是到上海把我們安置下，他自己去找軍隊抗日。那時金山到上海的公共交通，陸路和水路均已斷絕。父親選擇走鄉間小路，既可避開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兵，又能得到沿途鄉民的幫助。
傍晚，我們走到一個村莊陸家绔，在農家住下。第二天父親得悉，去上海的道路已滿佈日軍，無法通過，只得暫留鄉間。原來從「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防守金山衛的中國軍隊主力，已向北轉移到上海浦東，致使日軍十一月五日登陸後，得以長驅直入，迅速開往淞滬戰場。十一月八日中國軍隊從淞滬撤退時，遭南北兩路日軍夾擊，損失慘重，日軍於十一月十二日攻佔上海。
那些天我們住在陸家绔，每天清晨，大姊和我都與農家孩子一同到野地裡挖野菜。大姊挖的是薺菜，那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野菜，但外形與一些野草相似，我難以辨識。我只會同幾個小男孩一起挖豬草，是只能給豬吃的野草，很容易找，一個早晨我就能挖到很多。
父親每天都同鄉間父老聚在一起議論局勢，晚間也和母親談論，我和大姊也似懂非懂地傾聽著。回想起來，父親的意思大約是，從淞滬戰場和金山衛日軍登陸的情形看，戰爭形勢已與過去不同。過去的目標是「蠶食」，從東北到華北，動員的主力是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現在的目標是「鯨吞」，要一舉吞併全中國。父親判斷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受日本統帥部指揮，恐怕不只要打上海，還要打首都南京，逼中國投降。
父親半生都在軍隊，對國軍十分了解。他認為國軍的實力，短期內難以抵抗日軍攻勢，中國必須靠「全民抗戰」、「長期抗戰」，才能免於滅亡。他說，到了上海，他要去尋找到淪陷區組織「全民抗戰」、「長期抗戰」的機會。至今清晰地印在我記憶中的，就是父親加重語氣的「全民抗戰」、「長期抗戰」這兩點。
我們抵達上海時，日軍已經控制著英、法租界以外的地區。父親在法租界法國公園（現在稱「復興公園」）附近的呂班路（現在稱「重慶南路」）萬宜坊租到一處住房，安頓好家，他就離開我們去尋找抗戰之路了。
我家附近有一所「曉星小學」，母親陪我去申請入學。這所天主教學校的主事者，是穿著黑色長袍的「嬤嬤」（天主教神甫一級的女性神職人員），是一所女校，但一、二年級也收男生。我離開家鄉的學校時還是秋天，已經讀完一年級，開始讀二年級上學期。現在已經是春天，進入一個學年的下學期了。
嬤嬤問我：你想重讀一年級下學期呢？還是跳到二年級下學期？
我回答：二年級。
嬤嬤看了看我，沒說什麼就同意了。
這年（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要上三年級了，進了另一所「海星小學」，也是天主教小學，主持者和教師都是天主教徒，但沒有神職人員。學生中絕大多數也是天主教徒，我這一班二十多個同學，只有三個不是教徒，上課之前，都要集體朗誦一段歌頌「聖母瑪麗亞」的《聖經》。
我也有一本《聖經》，常隨同學一起上教堂，畫十字，聽神甫傳道，做禮拜；但沒有受洗，做禮拜時不「領聖體」（神甫把代表耶穌聖體的一片含葡萄酒的麵製薄片放入你口中）。
有人問過，我自己也想過，我上過曉星、海星、震旦大學附中，都是天主教學校，後來到北京上基督教學校（燕京大學），在震旦時還與一位法國神甫交了朋友，為什麼始終沒有信教？
我總會想起那最早的記憶，正午黑影和二姊之死。那似乎是命運對我幼小心靈的第一次襲擊，我失去了二姊，也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記憶；卻同時在心中激起了一種對不可逃避的命運的反抗意志。
這種反抗意志開始是模糊的、暗淡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一次次命運的襲擊，這種反抗意志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清晰起來。然而，在我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朋友們身上，我看到真誠，看到善良，看到信仰和對命運的順從。我尊敬他們的宗教信仰，但保留我對命運的反抗。
父親之死
父親在上海，找到保定軍校老同學蔡劍夫，一同前往當時設在宜興張渚的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行署委派父親出任江蘇省松江縣長。那時松江縣已被日軍攻佔，父親當的是「地下縣長」，也正好符合父親在敵佔區打開「全面抗戰」、「長期抗戰」局面的心願。
因為父親在敵佔區抗日，我們全家都改了姓名。我改名「李銘」，大姊改名「李鎮國」。我的兩個妹妹阮（李）澄和阮（李）錚，不久也隨外祖父母一起來到上海。同來的還有我的一位守寡的大姨母顧寶珪，和她的女兒阮慧良。大姨母是母親的姊姊，嫁給了父親的弟弟阮綿宗，她是個善良、勤勞的傳統女性，不幸在生下女兒後丈夫就去世了。
父親每隔半年左右，總要回上海一次，在家小住幾天。每次回家，都會帶一大包蘇州「采芝齋」的食品，像山楂糕、松子糖之類，分給孩子們吃，說是爸爸從蘇州帶來的。那是我們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遠遠勝過過年。
後來母親告訴我，父親在鄉下打游擊，一次得了痢疾，連藥都買不到，秘密託人來上海買。這些好吃的東西，都是父親到上海後，在南京路那家「采芝齋」買來的。
母親還說，當時國民黨委任在敵佔區工作的官員，大多不下去組織民眾抗日，拿了抗日經費，住在上海租界裡當「寓公」。父親的「上級」，一個叫「平主任」的，父親每次穿過日軍封鎖線到上海，就為向他報告，請領軍費；有一回他還推說軍費發不出了。母親當時在中學當語文教員，所得薪水只敷家用；父親只得讓母親變賣結婚時的首飾，帶下鄉以應急需。
父親在敵佔區堅持抗日的頭兩年，雖然環境艱苦，但心境不錯，與當地民眾和青年戰士在一起，相處融洽，大家對「最後勝利」滿懷信心。那時父親不過四十多歲，大家卻都稱他「一心抗日的阮老」。父親每次回家，母親擔心他的安危，他總說，周圍戰友、同事、老百姓都對他關心，這是最大的安全。
然而有一回，父親剛離開家，當天晚上就有個法國巡捕帶著幾個中國人來敲門，說是要「抓拿阮毅然」。母親說：「我們家沒有這個人，你們弄錯了。」來人不理會，到處搜查，翻箱倒櫃，最後在二樓臥室五斗櫃的抽屜裡抄到一張藥方，上面寫著「阮先生」。
來人說：「我們就是抓這個『阮先生』！」
正在這時，大姨的女兒阮慧良站出來說：「『阮先生』是我，我在樂園中學附小教書，都叫我『阮先生』，這是我生病時醫生開的藥方！」
幾個中國人面面相覷，法國巡捕一揮手，都走了出去。
這場虛驚過後不久，一天下午，母親從中學教課回家，途中突然被幾名壯漢截住，叫她跟著走。母親發現他們是在把她帶往法租界的南部邊緣，朝「南市」方向走。當走到行人較多的一個街口，母親舉起雙臂高喊：「綁票！綁票！救人哪！」一名法國巡捕和人群過來時，這幾名「綁匪」放開母親，飛快消失了。
母親回家後分析，這次「綁票」很可能與上回「抄家」同一背景。他們上回大概是製造藉口欺騙法國巡捕房幫著來抓父親，這回法國巡捕房不再相信他們，才使出這一手，企圖把母親引出法租界控制起來，再設法找到父親。
他們是誰？
走出法租界，「南市」就是日本佔領區，是日本人要對父親下手了嗎？
母親覺得，萬宜坊不能再住下去了。日本人雖然沒有進法租界，但當時歐洲戰爭已經開始，日本與德、義勾結，希特勒正在進攻法國。日本人要下手，會繼續逼法租界當局「合作」的。
母親決定搬家。那時除了父親，家中有外祖父母、大姨、表姊、表姊夫和他們出生不久的第一個女兒；還有母親、姊姊和我、兩個妹妹，以及母親來上海後出生的小弟阮（李）鐮，共十二人。
母親說，她帶姊姊、我、小弟四人另覓住處。其他人應該不會有危險，暫時不動。母親在金神父路（現在稱瑞金二路）金谷租到新住處，帶我和姊、弟搬了過去。
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一九四○年秋天。父親那次回來，是上級要他接任吳縣縣長。吳縣也是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原來的吳縣縣長沈靖華，一直躲在上海當寓公，根本不到吳縣去，也沒有建立抗日武裝。父親在松江建立的抗日游擊武裝，這時已經初具規模，游擊活動擴展到吳縣境內的甪直、車坊一帶。上級可能是考慮到這種實際狀況，才要父親去接任吳縣縣長。
但父親認為，抗日需要各種力量的團結，才能孤立和打擊敵人，保護和發展自己。而吳縣周圍各種勢力錯綜複雜，互相牽制摩擦，加以大形勢的變化，前景恐難樂觀，他只能勉力而為。父親離家時，顯得心情沉重。
原來歐洲和中國戰場的「大形勢」，在一九四○年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希特勒投降；九月，德、義、日三國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在中國，投降日本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汪精衛和日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中日關係基本條約》，組織起一支「反共和平救國軍」投入淪陷區戰場，協助日軍掃蕩抗日武裝力量。汪精衛軍隊的旗幟，是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面加一根黃色長條，上面寫上「反共和平救國」幾個字。
父親出發就任吳縣縣長時，恐怕心中已有疑慮，除了面對日本侵略軍和汪精衛「反共和平救國軍」的挑戰之外，難免還有自己營壘內部的背後殺手。父親的抗日武裝，隸屬於顧祝同的國軍第三戰區。國民黨在敵佔區還有一支武裝力量「忠義救國軍」，成立於一九三八年，當時指揮部在武漢，總指揮是戴笠，抗戰初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也曾參與同日本侵略軍作戰；只有一部份投降日軍，後來變成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一九四○年春，「忠義救國軍」經過改組，指揮部由武漢轉到浙江孝豐，總指揮由阮清源（原名袁亞承）「代理」。阮清源還兼任淞滬行動總隊的總隊長。阮清源的「忠義救國軍」，名義上也受顧祝同的第三戰區「節制」，實際上是由軍統特務系統直接控制。
一九四○年冬，父親的抗日武裝在吳縣開始與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作戰時，阮清源「忠義救國軍淞滬行動總隊」也進入了吳縣地區。
一九四一年初，吳縣有人來上海向母親報訊：「阮縣長」被「綁架」了。據說是去年（一九四○年）歲末一個寒冷的夜晚，一群蒙面人把阮縣長從住所綁走。母親追問具體情節時，來人表示一概不知。
誰「綁架」了父親？
日本人嗎？汪精衛嗎？如果是正面的敵人，為什麼要蒙面，要綁架？
父親生死不明，也不知落在誰手中？母親總要追究個水落石出。於是多方設法，在親友中，找到一位「品阿姊」，她嫁給一位文人丁丁，曾經編過一本《革命文學論》，當時算是進步青年，此時在汪精衛政府做事，願意幫忙。他查遍日本和汪精衛政府監獄，抓到的抗日份子中沒有父親。
此案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有位素不相識的鄭巴奮，從上海寫信告訴在新華社工作的姊姊阮寧：阮毅然在蘇州鄉下組織抗日力量時，被「忠義救國軍」秘密殺害，兇手軍統特務夏旦初已被逮捕，指使夏旦初殺人的元兇袁亞承（阮清源）逃往台灣。鄭巴奮請姊姊也去參加，因為特務夏旦初還曾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員，上海要開公審大會。
姊姊因為工作任務重，走不開，又無路費，沒有去成。（當時實行供給制）父親究竟何時、何地、如何被殺害？屍骨何在？至今仍然是謎。
後來在上海工作的妹妹顧群（即阮錚，一九四九年參加西南工作團時改名），曾多方設法調查，找了許多當地人，都只能證實父親在「率領游擊武裝抗日時，被忠義救國軍阮清源（袁亞承）殺害」。也有人「聽說」，「忠義救國軍」殺害父親後，用船載到「太湖」，沉屍湖中。但只是傳聞，不知真假。
一九九七年我來台灣，意外遇到一位親戚阮鎮邦，他是我父親的弟弟阮續文之子。他告訴我阮清源還活著，而且他退休前還在阮清源手下工作。我拜託他向阮清源了解父親的事。我說，我不是要算賬、要報仇，只是想知道實情。幾天後阮鎮邦約我同他一起與一位老人見面，但不是阮清源本人。一見就知此人是來撒謊的，居然說：「阮毅然不是忠救軍殺的，是土共殺的！」我問他：「哪裡的土共，怎麼殺的？」他什麼也說不出。
父親之死，將永遠是不解之謎了嗎？
我想，「二二八」國民黨殺了那麼多台灣精英，殺人兇手彭孟緝，不是也同阮清源一樣無動於衷，拒絕說出真情嗎？殺人者的「良知」是不可期待的。
母親之死
父親遭「綁架」時，我已經九歲，上小學五年級。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睡覺之前，母親總要選一篇古文同我一起讀。至今深深留在我記憶中的，是讀歐陽修的〈瀧岡阡表〉。母親說，這篇文章，是歐陽修在他父親去世六十年後寫的碑文；「瀧岡」是地名，在江西，是歐陽修父親陵墓的所在地，「阡表」是立於墳前的碑文，亦稱墓誌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母親讀的這一段：
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這是碑文中歐陽修引用他母親的話。歐陽修四歲喪父，是從母親口中了解他父親的。
母親讀這篇文章時，在我幼稚的心中有一種沉重的感覺。母親似乎急切地要告訴我一些重要的東西，而又怕我不能理解。母親自己的心情，當時也處於矛盾之中。她似乎認為父親已經被害，似乎又不願相信，多次想親自去第三戰區司令部查個清楚，又怕回不來，丟下這些孩子和老人（外祖父母）怎麼辦？
這篇文章消磨了母親和我的三、四個夜晚。母親藉著向我傾訴她心中的父親，急切地希望我從她口中留下父親的形象。
母親說，「廉而好施與」，也是父親的為官之道。父親從軍，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投身抗日游擊武裝，都懷抱犧牲精神。他不能容忍官場的腐敗。譬如送禮，父親認為無論大小，不能送也不能接受，因為小缺口一開，就會變大，到不可收拾。父親當上海閘北區警察局長時，因為警民關係好，到中秋節，一些老百姓送來小盒月餅（一盒僅兩個）。父親讓退回。警察說：「這可不是賄賂，老百姓一番心意，退回去不好吧？」父親讓了步說：「那你們分給大家吃了吧，以後要更好替老百姓辦事。」父親自己一個也不拿，而是到永安公司買月餅給家人吃。
母親還說起姊姊出生時何應欽送的那個存摺。何應欽知道父親的怪脾氣，官場的禮不收，朋友的也不收；他對父親說：「我不是送給你阮毅然，我是給二十年後一個獨立公民為國家受高等教育。」
讀到「求其生」與「求其死」時，母親說，父親在戎馬生涯中，遇到的生死抉擇比歐陽修父親的司法工作更困難。父親常說，戰爭中消滅敵人不難，難的是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的部隊和保護老百姓。戰爭難免付出犧牲的代價，但如何付出最小犧牲獲勝，就取決於指揮者的智慧和良知了。父親對「不惜一切犧牲爭取最後勝利」那類口號深不以為然，他說那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嗎？
母親說，父親最感痛惜的，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陷後，統帥部為阻擋日軍，竟下令於六月九日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百姓事先毫無所知。結果河南、江蘇、安徽三省五萬多平方公里的家園化為汪洋，淹死百姓數十萬人。日軍呢？避開洪水，另擇長江水路進軍，十月就佔領了武漢。父親認為戰爭中置百姓安危於不顧，與法西斯有何區別？老百姓為什麼要支持我們？
母親還說，父親去吳縣時，曾對「忠義救國軍」有所顧慮，那支武裝成份複雜，有幫派份子，有軍統特務，有散兵游勇，也有投身抗日的青年；一九四○年春整編後，強化了特務訓練，有法西斯化傾向，目標已從抗日轉到「清除異己」，常把不屬於他們控制的抗日武裝誣為「不忠份子」。但父親表示會去做團結工作，爭取一致抗日。父親認為以自己在國軍中的輩份和經歷，該不至於被列為「不忠份子」吧？
這幾個夜晚母親的話，成了我一生永不磨滅的記憶。平常和母親在一起，她從來不提她與父親之間的談話，此時卻如潮水般傾瀉而出。雖是由一篇古文引起，又讓我隱約感到似乎是母親在準備某種行動之前對我的囑託。
我後來知道，這段時間，母親一直在設法找到江南行署和第三戰區司令部的線索，她要親自前往，去弄清楚父親被「綁架」之事。
有一天，母親從學校回來比平時晚，顯得有點興奮。母親說，在路過一家蠟燭行（出售祭祀用香燭一類物品的商店）時，裡面出來一位生人向她打招呼，請她進去說幾句話。進去之後，知道這蠟燭行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那位生人（母親說出姓名，我忘記了）說，他知道「阮夫人」，要告訴她阮毅然先生健在，「他是我黨忠實同志嘛！」還說母親可以去「那邊」看父親。
聽到父親活著的訊息，母親當然喜出望外，同時又有疑慮：是真的嗎？還是一個引誘母親跳進去的陷阱？
母親決定冒險前去。她又去了幾回蠟燭行，確定從上海去安徽廣德，到那裡會有人同母親接頭，帶她到父親那邊。
動身的時候到了。母親讓我和姊姊送她到我家附近的電車站，她一個人搭電車去火車站。快上車時，母親突然從衣服口袋掏出一串鑰匙，遞給我說：「差點忘了走時把鑰匙留下。」
我接過鑰匙，望著母親的眼神，似乎看不到她將見到父親的期待和喜悅，我看到的，不知是一種前途莫測的迷惘，還是走向絕望的悲苦……
電車來了，母親轉身上車，我強忍住幾乎流下的眼淚，在這一瞬間，結束了我的童年。
接著是漫長的等待。
母親從安徽廣德來過一信，在旅店寫的，告訴我們已經抵達，還找到一位過去的同學。她正在等候同她接頭的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接到母親那位同學的來信，說她得到母親在廣德旅店「自縊身亡」的消息，趕過去探望時，旅店說已經埋葬，還拒絕告知埋在何處？母親那位同學說她無法相信，母親見她時，還說快見到父親了，千里迢迢而來，怎能還沒有見到親人就自殺了呢？
當然不能。即使母親得到父親確鑿的死訊，也絕不會拋棄父親和她在上海的五個孩子。
母親死在父親被害的三年之後，表明自己營壘中的殺人者，往往比正面之敵更卑鄙、更殘忍。這三年中，他們對母親用盡「綁架」等卑劣手段未能得逞，終於以「父親健在」、「是我黨忠實同志」的謊言，誘騙母親墜入死亡的陷阱。
十年後，已是中央歌舞團舞蹈演員的妹妹阮澄到安徽演出，她找到母親住過的那家廣德旅館，察訪母親遇害之事。旅店的老店員記得曾有旅客在旅店死亡，不知自殺還是他殺，當時有軍人處置一切，不讓店方人員插手，也不知死者葬在哪裡。
妹妹僅從當地人士口中得悉，當時廣德是阮清源（袁亞承）的「忠義救國軍」出沒之地，這支特務武裝在這一地區殺了不少抗日人士。
母親之死，證實了與三年前父親的被殺害，出自同一隻手。
「一心抗日的阮老」，沒有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卻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抗戰八年，這樣的悲劇有多少？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又有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我們看不到一部真實的抗日戰爭史，殘殺抗日戰士的兇手逍遙法外，平白犧牲千萬無辜百姓的統帥在被歌頌，含冤而死的戰士和百姓，焉知魂歸何處？
我總在想，母親和我一起讀〈瀧岡阡表〉的那些夜晚，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在六十年後也寫一篇〈瀧岡阡表〉嗎？
父親死於一九四○年，終年四十八歲（一八九二～一九四○）。
母親死於一九四三年，終年四十二歲（一九○一～一九四三）。
距今已超過六十年，我找不到父母的墳墓，恐怕根本就沒有墳墓，到哪裡去立墓碑呢？
父母的命運告訴我，我生長在一個比歐陽修時代更黑暗的時代，遭遇的是外部侵略和內部「我黨忠實同志」雙重的奴役與殺戮。我能夠在這黑暗中生存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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