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研究並介紹「在日台灣人」的過程中，經常被反問，你是說「日本華僑」？為何不說「台僑」？可以說「旅日台灣人」嗎？沒錯，「在日台灣人」是日式漢字用詞，一般人不太使用，但是談論台灣人法律地位（日式漢字：「法的地位」）時，還是有必要用這個詞語。一般而言，談論旅居日本的台灣人法律地位問題時，同時也會牽涉到「台灣」做為政治主體之法律地位問題，以及更重要的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所以，「在日台灣人」是具有擴散性的議題，稍作延伸就會觸及台灣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上「法的地位」問題。在日台灣人與台灣之「法的地位」、台灣人之認同等，至少有這三個層面的問題，聯結起來錯綜複雜，也牽涉到「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等。因此，本書把議題聚焦，以戰後台灣人在日本的居留問題、印刷媒體經營與言論活動等為中心，釐清整個問題的起源與初期之情況，同時，1960年代以後的後續變化，也將概略性地觸及。當然，在日台灣人或涵蓋日本華僑社會變遷之整合研究，還有待日後持續的努力，本書可以說只是一個開頭，而非總結性的研究成果。
一、問題提起：何謂「在日台灣人」
在日本有許多來自台灣的知名人士，例如，常被媒體提到的棒球選手中的郭源治、陽岱鋼等，演藝人員中則有翁倩玉、歐陽菲菲等，還有圍棋選手林海峰、謝依旻等。過去我們常用旅日華僑來稱呼他們，近年來則常改稱為台僑或旅日台灣人。當然，還有其他早期的知名人士，如王貞治、邱永漢、陳舜臣等，他們最後部分歸化為日籍，或許只能稱為華人，而非嚴格定義下的華僑。早期的僑民，有些是戰前從中國大陸或台灣移居者，有些則是戰後移住者。不論其移居的時間，若用其出生地與本籍來區分，大致可以分為中國大陸籍華僑與台灣籍華僑。但若用日本的法律用語，必須用「在日台灣人」才能更精準地說明其歷史脈絡。
冷戰時期，在國共爭取華僑支持的過程中，在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相當分歧，有些台灣人支持中共，有些人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還有一些人從事獨立運動。例如，支持國府者中最具象徵意義的王貞治，他的祖籍是浙江；作家陳舜臣以中國歷史文化代言人立足日本文壇，長期支持北京政府，其祖籍為台灣。相對地，活躍於同時期的王育德，則是最具影響力的台灣獨立運動領袖。在戒嚴時期，這些人的國籍與認同等問題無法被提出來討論，直到台灣本土化、民主化以後，許多所謂旅日台灣人的處境與其認同轉折等問題，才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這項課題自然地也聯結到台灣島內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等問題。但是，要展開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對「在日台灣人」範圍稍加界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瓦解之後，不少出身舊殖民地的民眾還持續居留於日本，因而產生所謂「在日朝鮮人」或「在日台灣人」等特殊的外國人。所謂在日台灣人，是指戰前來自舊殖民地台灣並且在戰後還持續居留日本的台灣人。這群殖民地出身者原本是以「外地」住民身分抵達日本「內地」，除了少數透過婚姻或收養，被納入內地戶籍管理之外，其本籍還是屬於「外地」台灣，戰後，日本政府將這群人排除在「日本人」範圍之外。這是最嚴謹界定下的所謂在日台灣人。但是，戰後從台灣移居日本者，一般也被稱為在日台灣人，因此，若稍為擴大範圍，打破赴日時間點限定，納入戰後才抵達日本且在台灣設有戶籍者，就是廣義的在日台灣人，如此一來，1949年前後之來台外省人旅日者，也可以稱為在日台灣人，而其他未曾設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籍旅日僑民，只能稱為「華僑」，王貞治是這類華僑之代表性人物。在日台灣人取得日本籍的人數不少，因此不宜將歸化日籍者排除在外。總言之，若要區分狹義與廣義的在日台灣人，必須拋開「國籍與省籍」的界線，根據本籍、出生地與日本外國人管理法令來區隔，而當事人之「國家認同」應不納入考量。
依照日本法令規定，本書所界定狹義與廣義的在日台灣人，其法律地位有所差異。有關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問題，法學或政治學研究者有不少研究成果。但這些論著大多涵蓋討論日本華僑或在日外國人問題，而非以台灣人問題為中心。戰後居留日本的台灣人，最初大半都以取得「臨時華僑登記證」完成外國人登錄手續，因此被稱為「日本華僑」。但是，舊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人（殖民地法制上所謂「本島人」），並非一夜之間就可以融入華僑社會，而且宗主國日本也以不同的法令管理舊殖民地人，因而衍生出本文所界定之狹義的「在日台灣人」。所謂日本華僑，除了廣義與狹義的在日台灣人之外，還有與台灣沒有淵源的中華民國籍華僑，以及與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都沒有聯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華僑。值得注意的是，狹義的在日台灣人的居留問題，與在日朝鮮人問題一直都有部分的共通點。
戰後，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華僑隨著遣返作業的進展，人數有相當劇烈的變化，以1950年前後較穩定時的人數為準，包括華僑與學生以整數估算不會超過五萬人，其中半數為台灣人。在日台灣人受過較完整之學校教育，具有專業技術者比例較高，而華僑則以勞工、餐飲業者與商店經營者居多。從居住區域來看，華僑大多居住在東京橫濱地區與京都大阪神戶地區，第三位集居地為長崎，在日台灣人則較集中於東京與神戶兩地。台灣學生分布日本各地，但人數最多的還是東京地區，此外大阪與京都也是較多留學生聚集之處。
日本華僑與世界各地華僑相同，原本各地就有許多以同鄉同業網絡組成的幫會公所等團體，但是較特別的地方是，戰爭時期全日本統合性華僑聯合會已被迫成立，戰後體系化華僑團體也被承接下來。戰後，人數眾多的台灣人也成為華僑，參與華僑社團。為了加以區隔，一般通俗性地稱呼大陸出身為「老華僑」，台灣人則被稱之為「新華僑」。兩者赴日歷史經驗不同，教育背景與職業等也差異甚大，當然也會出現一段調適過程。有關戰後華僑社會的整合與變遷問題，在日本已有相當豐碩的報導與學術研究成果。其中陳來幸與許瓊丰之論著，將焦點鎖定於在日台灣人，其研究成果值得參考。兩位研究者雖然都以神戶地區華僑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對全日本僑界的動向也有完整的介紹，同時也詳細地討論了台灣人的角色與定位。本研究是在上述之研究基礎之下，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二、第一部：從「解放人民」到「戰勝國民」
要談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一切可能要先回到1945年日本戰後的情況談起。從1945年到1952年間，戰敗國日本喪失國家主權，受到同盟國之軍事統治，一般稱這期間為GHQ占領期。中華民國是戰勝的同盟國之一，戰後就直接宣布將旅居日本的台灣人視為華僑。1946年6月22日，國民政府公布「在外台僑國籍處理辦法」，根據這項辦法的第一條，台灣人從1945年10月25日「恢復」中華民國籍，外交部同時要求各國大使館將這項法令轉達各國政府。該辦法第二條規定，旅外的台灣人只要依照華僑登記辦法向駐外單位申請，即發給視同國籍證明書的「華僑登記證」，並可取得與僑民相同的法律地位。第五條則特別強調，居住在日本、韓國者享有與戰勝同盟國僑民同等之待遇。當時，日本雖然在盟軍占領下，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日本政府依然持續運作。日本官方認為，和平條約簽定之前，在日的朝鮮人與台灣人還是「潛在的」日本國籍擁有者，雙方的觀點顯然出現對立。
有關在日台灣人國籍與在日法律地位問題，原本並未受到關注。但是，因「澀谷事件」的發生，迫使各方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所謂澀谷事件是指1946年7月19日於東京發生的日本警察槍擊台灣人之武力鎮壓事件，而後進而衍生出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之爭議。此次日警鎮壓行動，起因於台灣人攤販業者與日本黑社會勢力的利益衝突，中國駐日代表團應台灣人之要求出面保護，當代表團以卡車載運護送台灣人攤販業者返回居住地時，竟然與日警發生槍戰。槍戰的結果造成多名台灣人死傷，而被捕者被送交軍事審判後，大多數被判有罪，隔年判刑確定後遭遣送返台。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因為後續的審判過程，突顯出台灣人法律地位不明的問題。但是，該事件卻長期被歷史學界所忽視，直到近年才逐漸受到關注。
事件發生後，中國駐日代表團在國內輿論及在日台灣人的壓力下，開始積極展開與日方的交涉。到了1947年2月，在GHQ的同意下，台灣人登錄為華僑（Formosan-Chinese）的辦法才獲得承認，這樣的身分主要是在刑事裁判權方面享受到等同於華僑的待遇。相對地，日方堅持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前不承認台灣人為戰勝國國民之主張，也獲得盟軍總部的承認。經過澀谷事件的衝擊，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才獲得妥協性的解決，釐清這段史實是本書第一章的主要課題。但是，還有另一個衍生的問題，也相當值得關注。亦即，澀谷事件發生的經過與後續發展，經由中國大陸與台灣報紙的詳細報導，不僅引起兩地輿論界的關注，在台灣甚至引發群眾遊行示威的活動。此一事件的相關報導，大約延續了半年多。這段時間，台灣報業遭逢廢除日文版、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及事件後主要民營報社遭查封等重大衝擊。因此，透過澀谷事件信息傳播過程之分析，可以探討島內外新聞傳播與報導模式，深化台灣媒體發展之研究。
台灣媒體史之相關研究，向來都忽略了海外台灣人的部分，本書第二章就是以此為主題，探討在日台灣人在華僑新聞雜誌史中的地位。跟一般華僑比較起來，在日台灣人擁有高學歷與專門技能者之比例相當高。因此，盟軍占領時期，台灣人掌握華僑報紙、雜誌與通訊社等媒體之經營權與論述主導權。這些印刷媒體主要都是使用日語，媒體刊載的內容中，有關中國大陸情勢的報導有一定的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言論逐漸左傾化。國民黨政府警覺到這樣的變化之後，從1949年起開始干涉華僑之新聞媒體，並打壓其言論自由。最後，在日台灣人幾乎徹底喪失了出版媒體的經營權與言論的主導權。這段在日台灣人的歷史，在華僑出版史或報業史中，幾乎從未被提起。
GHQ占領期，有關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問題值得重視之外，台灣人的新聞事業與言論活動也非常值得注意。透過第一部這兩章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這是台灣人從「解放人民」變成「戰勝國民」所發生的問題。直至目前為止，研究者大多認為，戰後居留在日本的舊殖民地住民變成在日外國人，可以稱為：從「帝國臣民」變成「外國人」或「在日華僑」。然而，兩者之間最關鍵的是，成為戰勝國之國民的吸引力問題。在日台灣人藉著華僑的身分，不僅可擺脫被壓迫的「第三國人」之身分，還可進而變成「戰勝國民」，而取得各種權益。
戰勝國之國民有很多好處，首先一般民眾可以獲得「特配（特別配給）」，戰後許多華僑與在日台灣人，包括留學生都獲得較優渥的糧食與布料等實物之配給，渡過戰火餘生的艱苦日子。更進一步則是部分台灣商人，藉著戰勝國民可獲得大量新聞用紙配額的機會，投入新聞事業。戰後，GHQ為了抑制戰爭時期配合日本政府宣傳政策的全國性大報社，決定優先把新聞紙分配給戰後創刊的新興報紙，同時也給同盟國戰勝國民較高的配額。部分在日台灣人很快地發現這個機會，因此積極創辦報社，並提出新聞用紙配額的申請。包括在東京發行的《中華日報》，以及在大阪發行的《國際新聞》，兩報社負責人都是在日台灣人。兩家報社以服務數萬人華僑之名創報，發行量最初各僅約三千份，但因是戰勝國民之緣故，竟能得到大量新聞用紙的配額。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以台灣人為主的華僑新聞事業之興衰，這部分研究成果構成本書之第一部。
三、第二部：「兩個中國」與「第三選擇」
1946年發生的「澀谷事件」，對在日台灣人產生很大的衝擊，也影響到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但隨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對於在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法律地位的影響更大，這些相關的問題目前並未被充分討論。為了彌補這個無法鳥瞰全局之缺憾，本文將上溯問題之起源，從中國內戰擴大與國際政治激盪的過程中，探討在日台灣人如何面對這一連串的變局，而非從韓戰以後兩岸對峙以後談起，如此才能回到歷史現場，體會當時相關人物的感受。筆者認為若從較長遠的視野來看，「澀谷事件」是在日台灣人受國際局勢擺弄的序曲，而後的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之擴大延續與東亞冷戰體制的確立，才是真正製造台灣人面對國家認同分歧與國籍選擇困擾之主因。
面對「兩個中國」，在日台灣人如何做選擇呢？本書第三章以台灣留日學生的言行變化為考察對象。日治時期台灣青年赴日求學，原本是屬於日本帝國領域內的升學，戰後因國籍變更而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留日學生，這個變化影響到台灣青年的前程。因此，台灣青年不僅關心自己的學業，也關心國家大事。透過口述訪談與相關史料考察後發現，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青年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抱持負面評價。1948年以後，國府因內戰迅速潰敗而遷播來台，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台灣留學生開始對「新中國」有所認同與期待，不久甚至出現集體前往中國之現象。透過學生報與僑界刊物內容分析可知，僑界的左傾言論是催化台灣學生親共的原因，但不可忽視這股風潮是由在日台灣人所主導，其背後雖然曾受到共產黨宣傳的影響，但國府的失策引起留學生反彈，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大致看來，戰爭時期赴日學生，若戰後繼續在日升學，大部分就此定居日本。其中少數返台之學生，縱使未曾遭到迫害，也很少獲得政府的重用。留日學生的左傾風潮是台灣本土菁英預備軍大量流失的原因之一，這樣的結果應該有助於國民黨鞏固在台統治基礎。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台灣政治史研究者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有關在日台灣人個別人物的思想轉折，以及本土菁英流失之影響等，未來都值得持續探究。
1946年以後，在經濟大環境不佳，加上變成外國人後受到的限制等因素，很多在日台灣人生活得相當辛苦。當然，也有部分台灣人充分發揮商才與戰勝國國民有利的地位，在經濟方面建立穩固的基礎。1950年以後，這些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華僑，都成了國共雙方所要爭取的對象。結果，僑社中出現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僅限在日台灣人部分來觀察，這時在日台灣人，大致出現所謂「國府派」、「中共派」與「獨立派」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學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研究，已經累積一定的成果。但是，對於中共派與台獨派雙方，為何出現對立，如何展開論辯等問題，卻很少進行討論。從各種僑界刊物可以看出，不同政治立場的在日台灣人之間，曾經針對二二八事件展開激烈的論辯，在僑團與留日學生報等刊物留下大量的紀錄。因此，本書第四章的主要目標，除了探討華僑間對立的情況之外，同時也將蒐集並分析，各方有關二二八事件之論述。
1950年以後，由於日本的僑界不但有眾多的中共支持者，還出現了台灣獨立運動，因此國民黨政府開始監控日本華僑與台灣人。這時情治單位與外交部或黨部的駐外機關聯手，不僅建立嚴密的監控系統，還留下不少檔案紀錄。利用這批檔案，我們大致可以釐清整個情報機關的指揮體系、各種監控的手法，以及與美日政府交涉經過等問題。從監控報告可以看到，情治人員一直將共匪與台獨分子視為同一夥人，甚至強調他們互相勾結。實際上，這兩個反國民黨陣營是水火不容，長期存在著對立的關係，特別是兩陣營之間，對二二八事件有相當分歧的見解。
本書主要分析在日台灣人的新聞雜誌、外交部檔案與個人日記回憶錄等史料，試著釐清曾發表意見的各方人士，如何以各自的立場論述二二八事件，或是因有各自不同的觀點，而逐漸形成對立的立場。唯有如此深度解讀官方檔案的，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了解戰後海外台灣人的處境。爬疏這些文獻還可以發現，島內戒嚴時期，在日台灣人擁有豐富的資訊，他們不僅可以接收到有關「台灣前途」的各方觀點，同時也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並從事各種政治運動。有些人還更進一步投入台灣相關的研究工作，發奮著述累積了豐富的成果。這些相關的文獻，今日都可視為一種台灣的文化資產。既然如此，他們活動的軌跡與成果，就應該給予一定的評價。
討論台灣與台灣人的困境與前途，一直是海外台灣知識分子思索的焦點。這些論述中也會出現，企圖在統一與獨立之外尋找第三條路。然而，卻很少看到有研究者真正投入問題起源的回顧，以及整個演變的過程。日本學者丸川哲史在研究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時，曾經用「東亞近代難題」來形容這個問題。他認為台灣想要在國際舞台獲得具有「主體性」之地位，會面臨近乎「兩難的困境」，台灣很難跟中國大陸切割，也無法無視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因此，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必須與中國進行長期的互動協商，並考量包含朝鮮半島問題解決之東亞整體發展的脈絡，才能尋找一個新的出路。這些都是當代學者的提議，或有參考價值。然而，筆者認為，在討論台灣前途之前，首先應該切實回顧過去。本書第二部即以此為目標，試著釐清一些長期被淹沒的基本史實。
四、第三部：「僑居」與「歸化」之間
1952年4月28日，同盟國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政府也正式宣布舊殖民地出身者喪失日本國籍，並新公布第125號之「外國人登錄法」進行管理。這時在日台灣人才正式脫離日本國籍，正式成為居留於日本的「外國人」。然而，「在日台灣人」與「華僑」居留日本的歷史背景不同，其「在留資格」也與華僑不同。兩者的外國人登錄之國籍欄，雖然都同樣登記為「中國」，但適用的外國人管理法令並不一樣。因為，日本公布第125號之外國人登錄法的同一天，還公布法律第126號，處理舊殖民地住民法律地位問題。這項特例的法令，原本適用的對象應該是少數，但實際上法126號適用者及其子女，約占全體外國人的90%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朝鮮人，其次是台灣人。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充分突顯舊殖民地人的問題之特殊性。由於法126號的規定相當含混，竟然沒有「在留資格」與「在留期限」，因而就衍生該法之適用者，是否擁有「永住權」的想像與爭議。
此後，適用法126號的在日台灣人雖然可以長期居留，但住民權益沒有任何保障。1965年日韓建交，兩國簽定賦予在日韓國人協定永住權，在日台灣人遭受差別待遇問題更加明顯。台灣人並無永住權之基本保障，華僑團體曾經向外交部請願，要求政府交涉爭取協定永住權待遇。但因政府並未積極進行交涉，而日本政府也不願放寬外國人管理辦法，故此一目標並未達成。有關這個問題，還有一段插曲。亦即，對於台灣人永住權保障的問題，台灣獨立運動團體曾提出異議。他們主張「台灣法律地位未定」，因此日本政府應該與台灣人代表交涉協定永住權問題，而不是非法占領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但是，這樣的說法日本政府完全沒有回應。而後，國際局勢遽變，1972年台日斷交，許多台灣人擔心失去法律地位之保障，紛紛尋求歸化日籍，永住權早已不再受到關注了。環繞著永住權取得與歸化日籍之問題，顯示在日台灣人法律地位問題之特殊性，本書第五章主要就是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為什麼戰後台灣人居留日本會衍生出複雜法律地位的相關問題呢？除了因日本官方的外國人管理法規出現模糊空間之外，台灣、日本、中國三角國際關係之問題，也是讓問題複雜化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台日維持正式邦交的1972年之前，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依然沒有明確的保障，許多台灣人無法安心地定居日本。戰後日本的自民黨政府，雖然與國民黨政府簽定和約，並承認其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但是，日本社會各界人士大多不認為蔣介石政權足以代表中國，不僅給予獨裁政府相當負面的評價，同時也極力疏離台灣。在此情勢下，當然影響在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部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台灣人，很自然地會強調自己的華僑身分，同時傾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後，不少這類親共的台灣人進而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是這樣的情況，在文革真相逐漸為外界所知之後，開始出現變化。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大部分親共的在日台灣人，都徹底地對中國感到絕望，並轉而支持民主化的台灣。本書第六章就是以左傾的在日台灣人之生平經歷，探討其國籍轉換與國家認同轉折之歷程。
有關在日台灣人的國籍轉換如果要找一位代表性知名人物，我想應該可以陳舜臣（1924-2015）為代表。陳舜臣雖然在神戶出生，但本籍為台灣，故屬於殖民地人。由於戰後的國籍轉換，竟使他無法擔任國立大學助手的工作，被迫離開學術界。而後，他在1961年以〈枯草の根〉獲得江戶川亂步賞而踏入文壇，並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由於創作大量中國歷史小說，因而成為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代言人，同時也比較認同北京政府。1972年日本與中國建交後隔年，陳舜臣正式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對中國政府極度失望，因而辦理歸化日本籍，同時也開始關心台灣的民主化，並介紹好友司馬遼太郎到台灣訪問，撰寫紀行文並與李登輝對談，對行銷台灣貢獻良多。這樣三度國籍轉換與國家認同轉折的心路歷程代表了部分在日台灣人的無奈。
五、跨界交錯的在日台灣人研究
從各種文獻來看，戰後在日台灣人的稱呼，出現許多變化。包括在日本被盟軍占領時期曾出現的「解放人民」、「第三國人」等，以及部分華僑團體曾用「台灣省民」之自稱。中華民國政府則以「旅日台籍華僑」來稱呼，或逕行稱之為「華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方外交紀錄中，還出現「元台灣人」、「中華民國人」等用語。根據日本官方的分類，舊殖民地住民出身者被稱為「元台灣人」，對於1952年4月28日以後來自台灣者（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都稱之為「中華民國人」。當然，還有戰前從中國大陸來日定居者，他們大多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老華僑」。不論來日本時間先後，或是來自中國哪一省，在日本外國人登錄文書中，華僑的國籍欄都被登載為「中國」。但是，其中只有「元台灣人」才能適用管理外國人的特別法之條款。綜合以上各種區分，有關在日台灣人的定義，應該可以將「元台灣人」及其子孫視為狹義的「在日台灣人」，而包括曾在台灣設有戶籍的「中華民國人」，或許可以稱之為廣義的「在日台灣人」。
然而，不論是台灣人或是華僑，1952年以後日本外國人登錄證上國籍欄都登載為「中國」。即使到1972年「日中建交」、「台日斷交」之後，國籍欄登錄方式依然沒有更改。2001年以後，經過在日台灣人團體推動正名運動，日本政府才同意修改外國人登錄辦法。新的辦法中，讓台灣人在「國籍‧地域」一欄中，可以填入「台灣」。2012年7月新法實施，所有外國人登錄證都改用「在留卡」制度重新進行登錄，這時在日台灣人的自稱與他稱才獲得一致。如今，我們若要探討戰後以來在日台灣人問題，需要更多法學、國際政治等領域的學者投入。如此，或許可以讓這個議題成為跨領域的研究。
回顧在日台灣人的戰後史，1970年代應該是最重要的轉折點。1971年10月，國府宣布退出聯合國，其代表權席位被中共所取代。1972年3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前往北京訪問，隨後簽定〈上海公報〉。同年9月29日，中共與日本發表「共同聲明」，宣布即日起建交，同時日本也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在此前後，國府為了爭取華僑的支持，授權駐日各地辦事處，大量發給華僑放棄國籍證明書，以利華僑順利辦理歸化日籍手續。因此，國府與日本斷交前後幾年，歸化日籍的華僑暴增數倍，其中當然包括不少在日台灣人。但是，這段歷史已經不是本書研究的主要範圍。
根據統計，2009年在日中國人超過60萬，總數更超越在日朝鮮人，成為在日外國人的第一位。在此情況下，未來在日台灣人的身分與認同如何維持，已成為一項新的課題。有關海外台灣人的研究原本就是跨國界的存在，要探討這群人的境遇，也必須跨領域交錯展開研究。例如，在日台灣人大量歸化之過程，或是歸化的台灣人在日本社會的適應等，都需要各領域的研究者投入進行研究。1970以後，日本各地陸續出現台灣同鄉會的組織，各大學同學會也出現變化。1980年代以後，大量中國人來到日本，讓華僑社會快速地變化。如今所謂在日台灣人大多是已歸化者或其第二代、第三代。已歸化日籍者，一般被稱為「日籍台灣人」或「台裔日本人」。由於日本外國人管理體制中，包括對外國人的出生地都有詳細的紀錄。只要願意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長年居留日本或歸化者，都可以很快地找回失落的記憶。
本書之各章，主要課題都是探討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這部分的歷史應該納入台灣史的範疇。眾所周知，在歷史上「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主要是受到外來統治者的影響。但相對地，台灣人去到海外，所受到的各種刺激，也必然對自我認同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其中戰後居留日本的台灣人，自然就成為最佳的觀察分析對象。這樣的研究不僅試著讓台灣史與東亞國際關係史接軌，同時也希望能拓展戰後台灣史研究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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