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蕭萬長中華民國副總統
謝金河財信傳媒董事長
徐旭東遠東企業集團董事長

林祖嘉政大經濟系教授
謝德宗台大經濟系教授
楊家彥台經研究所六所所長

名人推薦：蕭萬長中華民國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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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嘉政大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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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國家崛起的關鍵
1、新興國家走向富強的軌跡
國家處於富強的時期，都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多數人民「動」了起來。打仗的時候，人民站出來保衛家園，前仆後繼；拼經濟的時候，人民在各行各業，在全球各地，爭相發展事業；遇到災難的時候，多數人民出錢出力，協助整個國家走出困境。
國家處於停滯的時期，則剛好相反，多數人民充滿了無力感，常常會有「我愛國家，但國家愛我嗎？」的感嘆。在這個時期，舉國上下都缺乏改變的動力，即使有動力，也被既有的規則限制住而無法動彈，或被不同黨派、軍閥、地區的相互鬥爭而抵銷了力量。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一片沈寂，有抱負的人都想要離開；也有時候，我們看到內鬥洶湧，但一事無成，有抱負的人還是想要離開1。
歷史上，很少國家會長期處於富強或停滯2；多數是起起落落，就像景氣循環一樣。問題在於，「起」和「落」的關鍵是什麼？能不能從歷史中獲得教訓？
「起」了以後，會有一些規章、組織、事蹟、思維、階層遺留下來。這些遺留下來的寶貝──統稱為「制度和文化」吧！──在一開始是被歌頌的。就是因為這些制度，讓整個國家動了起來：或者是脫離殖民而獨立，或者是抵擋了外侮，或者是創造了經濟奇蹟。
但是，時代不斷在變、環境不斷在變。適合早先時代和環境的制度和文化，在多數狀況不會適用於新的情勢。如果制度和文化不能與時俱進，做出重大的改變，就可以說是步入「僵化」，反而成為進步的絆腳石，衰敗也就不遠了。所以說，崛起的輝煌，常常埋下了後一階段衰敗的種子。
反過來說，衰敗的絕望，也常常成為下一階段輝煌崛起的種子。君不見歐洲在羅馬帝國崩解之後，有過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期3」？但就在歷經黑暗時期的分裂、爭戰、宗教壓迫、黑死病蔓延的「絕望」後，歐洲產生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文藝復興，以及其後國族國家的興起，乃至工業革命。
本書想要探究的是：什麼因素導致新興國家崛起，什麼因素導致它們停滯，乃至衰敗；這些因素目前的發展如何，未來有什麼樣的遠景；在崛起的過程中，有哪些「開路英雄」的事蹟，以及允許這些開路英雄施展抱負的政策環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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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源自於一個研究，使用1960年人口超過1000萬的28個「大型經濟體」從1965到2000年的發展歷史為樣本4，利用計量方法，把政策走向、起始生活水準、年齡結構、教育程度、經濟波動等不同條件放在一起檢驗，找出各國在不同時期走強或走弱的關鍵因素。這個研究發現，有無在適當的時機，由適當的領導人，採取適當的變革措施，讓這個國家多數人民及團體在追求其個別目標之同時，也促成全國經濟成長與發展目標之實現，是一個國家是否會躍升為強國的關鍵。
這裡所說的三個「適當」，講得容易，得來不易。如果超越計量方法的數據分析，對新興國家採取改革措施的案例作個別的了解，再去歸納共同點，我們發現，能夠造就上面所講的三個「適當」，通常具備了三個元素：第一是時機，二是領導力，三是經濟政策是否能使其個人及企業與世界市場連結。這幾個因素可以相輔相成，但不論在什麼樣的政體，都缺一不行。
所以，綜合而言，發展較為成功的新興國家，都是在過去一段時間，因為時機成熟，也有具領導力的領袖，因時制宜，在環境變遷、需要變革的時點，執行了改革。這些變革，改變了社會的誘因體系，讓一個接著一個的「開路英雄」可以出頭。如果這樣的改革經驗發生了一次或多次，而且已在中長期產生良好效果，讓這個國家在國際的分工鏈中站上了有利的位置，它就可以被稱作是新興國家中的「強國」了。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就研究標的28國中，挑出了過去最符合這些條件，而且經濟體較大、人口較多的五個群體，稱之為「新興虎群」。本書想要分析，這些虎群國家如何崛起？未來有沒有條件繼續保強？
以下，我們會先就這幾個重要的強國元素，作更深入的說明。然後，從第二章開始到第六章，會分別就五個經濟群體的發展，包含其歷史背景、改革經驗、過去經濟表現、目前經濟情況，以及未來的發展展望，作個別的描述和分析。最後，第七章是本書的結論，闡釋並推估出未來「新興虎群」五個經濟群體誰能勝出。

第三章「兄弟」登山臺韓各自努力
1、處於緊張平衡中的臺灣
夜幕低垂，萬家燈火點燃不眠的星空。晚間新聞播放著「加工區女工──臺灣經濟奇蹟創造者」專輯；在廣告畫面裡，一群臺灣經濟奇蹟的幕後英雄──藍領勞工拿著提神飲料高喊：「福氣啦！」關掉電視，你的思緒忽然飄到那個有些遙遠又有些熟稔的回憶裡。
那是個家庭即工廠的時代，不少鄰居的媽媽們，就在家裡的客廰做起代工。當時，政府喊出「客廳即工廠」的政策，家家戶戶的客廳幾乎都變成工廠，承接代工訂單。
礁溪的成衣加工業；三重、五股的輕工業；員林的帽子加工業；中永和的音響喇叭組裝，有的整條街做著相同的電子零組件、羽毛球拍，有的左鄰右舍上下分工合作，儼然成了超大型工廠。由於臺灣人民的刻苦耐勞，當時的確創造了經濟繁榮，還被世界譽為「經濟奇蹟」。
那時，臺灣並不富有，外交孤立的逆流不斷襲來，國內卻瀰漫一片昂揚的志氣。人民所得急遽增高，貧富差距快速拉近，許多人都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以前，臺灣前進的力量，是從學校老師，輿論媒體、乃至政府官員，共有一股源自各式各樣的危機感，為了救亡圖存而形成的發展意志。
當時，臺灣有很高的集體共識，更有一股莊敬自強、不服輸的精神，要在兩岸競爭中，做體制與制度競爭的典範，以經濟力量在國際舞台上站起來，走出去。
曾幾何時，臺灣富起來了，也愈來愈時尚了。
臺灣最大的機會，就是累積的經濟成績和全球網絡。臺灣最大的挑戰，就是面臨的內部分裂和國際政治。這兩件事情，一個往西走，一個往東走。有時有點調和，但多數的時候，是「緊張的平衡」或「恐怖的平衡」。就像蹺蹺板，只要那邊加一點重量，又要偏斜了。
本書對於臺灣的分析，原則上止於2008年政黨二次輪替之前，主要因為2008之後的政權還太短，統計資料還不夠。整個分析的重點在戰後，而經濟發展的成敗是分析的主要標的。
在跨國研究中，臺灣這個觀察點產生了統計上顯著意義的「制度改革」，是蔣經國時代。但在本章中，將以比較延續的觀點，分析四個時代，領導人分別為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和陳水扁。
本章所採取的分析方法，是根據對於經濟社會變遷的基本觀念，也可說是「模式」──經濟崛起或停滯取決於「誘因體系」，也可說是「競賽規則」。如果誘因體系使得大多數人民在追求個人目標的同時，也達到了整體經濟快速發展的目標，經濟就崛起了。
1949年12月，國府遷台，該會成員隨政府來臺者，多數進入先前由陳誠成立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並成為要角。如尹仲容先生，曾任資委會國際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張峻和杜殿英都曾任資委會要職；李國鼎曾任資委會資渝鋼鐵廠工務組主任、鋼鐵業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工業處與戰時生產局專門委員、資源委員會中央造船公司籌備處副主任；孫運璿也曾是資委會赴美實習的「三一學社」中的一員（程玉凰，1988，頁125）。從種種資料顯示，資委會和隨繼的生管會成員，具有一項重要特徵：以技術官僚，尤其是具工程專業背景的技術人才為主體所組成的財經決策機關，由資委會培植出身，生管會時發揚光大。這些技術官僚與國民黨內部勢力，以及臺灣本地社會的政治菁英，都保持一定距離。（陳思宇1999，頁48）。
而生管會在成立後，隨即確立發展生產事業的兩大方向：第一，凡是生產國防、民生必需、外銷、進口替代等產品，應予增產。第二，前述之外的產品應停產或限制生產。生管會的另一項重大任務則是：打開對外的貿易。由於兩岸敵對的局勢，臺灣對大陸的貿易完全中斷，打開對日貿易遂成為臺灣外貿的首要之務。1949年10月生管會之下設立了對日貿易小組，次年5月，尹仲容代表政府前往日本與盟軍總部簽訂「中日貿易協定」，打通對日貿易管道。（當時對日貿易額約佔貿易總額的70%）。尹氏返國之後(1950年)即改任生管會副主委，實際負責該會業務，主委則由陳誠兼任。1953年8月行政院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由俞鴻鈞兼任主委。生管會則於同年6月裁撤，五位要員轉任經安會委員。
從1949年開始，一直到因揚子木材案而被控告的1955年期間，以及在1958年到1963年逝世前，尹仲容可說是大權在握。他既是生管會的召集人，後來又是經安會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又兼任中信局長，及後來的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尹勇於任事、態度積極，在他的督導下，幾乎後來臺灣看得到的每一個傳統產業，都跟他早期的扶植政策有關，包括：人造纖維、玻璃業、PVC（聚氯乙烯）、味精、鳳梨罐頭、水泥、棉紡織等，不勝枚舉。

尹仲容與王永慶
民國40年代，尹仲容集金融、產業、貿易、美援、外匯所有權柄於一身，肩負推動經濟發展的重任。後來臺灣經濟發展史上有名人物，像是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全是尹的後輩。
那時的臺灣，資源有限，整個產業政策都走「計畫經濟路線」。該發展哪些產業？如何發展這些產業？全由政府決定。一旦確定，政府即投入資源，協助特定業者。照現在標準，當時的政府，可以說是「以公開政策，圖利特定業者」。不過，當時這種拉拔企業家的行為，造就了日後的經濟發展。王永慶，就是這種拉拔政策下的一個工業創辦者。
財經大老王昭明，當年曾是尹仲容機要祕書。王昭明曾表示，當年王永慶賣米、伐林，賺了些錢，想投入工業生產。經濟安定委員會旗下的工業委員會，就替王永慶選了塑膠業。王昭明說，王永慶當時還問工業委員會化工專家嚴演存：「你們替我選的這個plastic，是什麼東西？」
後來，整個設廠案件敲定，由王永慶與趙廷箴合作，尹仲容還親自為公司命名。這家公司英文名稱為Formosa，中文名稱則由英文名稱直接音譯為「福懋塑膠公司」。王昭明說，公司名稱敲定之後，王永慶有意見，要求改名。王永慶認為，「福懋」這兩個字筆畫太多，太難寫，他希望換個中文名字。當時就有人對王永慶說：「恐怕不好改喔！這名字是尹仲容取的。尹先生取的名字，是不能改的！」
後來，尹仲容卻同意王永慶的要求，將公司的中文名成改為「台灣塑膠公司」，也就是現在的「台塑」。王永慶很得意，對王昭明等工業委員會同仁說：「你們講尹仲容決定的名稱不能改，可是，我請尹先生改公司名稱，尹先生馬上就答應，尹先生很好講話。」（取材林金源、朱雲鵬，2001。）
台塑在創辦之初舉步艱難，王永慶曾說過：「當年全球PVC工廠平均銷售量一個月20噸，但是在前10個月，我1噸也賣不出去。」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王永慶在三年內連續創辦了PVC一次加工，二次加工以及三次加工工廠，才成功地打開PVC銷路。
但是王永慶一點也不滿足於現狀；就如他的「瘦鵝論」一樣，他不斷地思考、觀察，就像瘦鵝一樣吸收周遭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進而將台塑王國的版圖拓展延伸到紡織、電子、醫療、生化以及運輸等。創辦至今，台塑企業的PVC粉年產量已達292萬公噸，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廠商之一，PTA、銅箔基板、玻纖布產能居世界第一位，環氧樹酯、銅箔產能居世界第三位，IC 封裝載板產能是全世界前三大，DRAM為臺灣第一大，世界第六大，並且分別在臺灣、美國、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及印尼都設廠。

雖尹仲容對臺灣早期經濟發展有貢獻，又勇於任事，觀念上也很願意吸收新知識，還是會被捲入政治鬥爭。1955年3月15日，立法委員郭紫峻在立法院會中向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提出「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質詢，指稱尹仲容主持的中央信託局在貸款業務上，有「圖利他人」之嫌。行政院長俞鴻鈞在答詢時，表示要即刻將此案移至地檢署偵察。
尹仲容在1955年初審獲判無罪，法務部竟再將其提起上訴，1956年經高等法院宣布無罪確定。1957年他正式復出，先擔任經安會秘書長，1958年再接美援會副主委、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之主任委員，1960年後更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到1963年尹積勞成疾而病逝為止，他掌握經濟發展政策的大權。之後，臺灣邁入戰後的第二階段，由蔣經國所主導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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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化的經驗很短，還在學步，經常跌跌撞撞。但是跌多了，撞多了，也可能造成基本和永久的傷害。
意識型態的掛帥，政治的掛帥，藍綠的掛帥，讓許多公民團體失去了應有的功能。臺灣社會團體很多，慈善方面的尤其成功，可以說是「奇蹟」，但公共政策方面的團體，剔除與政治相關的，好像很難發揮在民主社會中應有的功能，非常可惜。5
憲政、法治、媒體、官僚，是成熟民主社會的另外四大元素，各有問題和盲點。我們看成功由貧窮轉為富強的新興國家，如果有時機，有適當的領導人，而從事興革時，很重要的是要改善現行的制度，改變現行的組織，引領新的風潮，改變人民對未來的期待和想像。
臺灣對未來的期待和想像是什麼？憲政是否日趨成熟，免於紛爭？民主制度是否已被鞏固，不會再被無節制的權力濫用所撼動？法治是否日益落實？媒體在追求利潤、在掙扎中追求生存之外，有何機制能讓其確保閱聽大眾知道「真相」的權力，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6？官僚是否能「動」起來，勇於負責，主動解決問題，落實制度的學習和創新？這些都是臺灣在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之前，不能不面對的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