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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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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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 之壹（節錄部分）

從河北到山西的路上天氣一直很好，清涼的早晨，明媚的陽光灑滿梯田。我通常起得很早，但通常不會有計劃和行程表，只是儘量走在看得到長城的地方，遇到感興趣的東西就停下。一路走下來，我發現自己每天只走了不到三百公里。在農村開車不會很快，因為街道上總有事情在發生：穀子在被碾，羊在過馬路，喪禮在舉行。道路本身也總是充滿意外。我的中國地圖上的一條細紅線可以是一條全新的柏油路，有時又可以是一條小泥路，甚至是乾枯的河床。最常見的是正在修葺的路。自從1998年以來，為了應付亞洲金融危機和其他原因，政府大量投資在農村道路上，在我旅行的時候，這個計劃仍在進行中。
現代的中國常把修建道路作為應對貧困或危機的一種策略。第一次大型的修路運動開始於1920年，那年一場由旱災引起的饑荒席捲了整個北方。運輸食物給受災群眾非常困難，中國的公路系統形成於封建時期，它們是設計給馬車使用的。美國紅十字會資助了一個修建適合卡車和汽車使用的現代道路的計劃，1920年10月在山東動工。他們聘用的是當地農民，其中許多已經接近挨餓的邊緣，而新建的道路讓救援卡車得以到達。奧利弗J.陶德是主持山東計劃的一位美國工程師，他估計這條路直接或間接地為五十萬老百姓帶去了食物和燃料。

紅十字會一共在四個北方省份修建了道路，他們的工作非常成功，以至於中國政府聘用了陶德。他待了十八年，指導建造的公路遍佈全中國。在1928年的一個建路計劃中，他手下的員工達到二十萬人，比當時美國整個公路系統聘用的人還多。小汽車在中國的數量仍然很少，1922年，北京大約只有一千五百輛。但人們的興趣卻非常濃厚，不少城市在舉辦汽車展，上海《申報》還有一個每周一次的「汽車增刊」。到1935年，中國擁有了八萬公里不錯的泥製公路，看來汽車熱潮的到來只是遲早的事。

結果，這熱潮推遲了半個世紀才到。日本的入侵使年輕的汽車市場陷入癱瘓，之後毛澤東掌權，長達數十年的共產主義經濟讓個人購買車輛變得不可能。中國農村的道路系統失去了活力。直到改革開放，政府才有機會大規模地改善這些基礎設施。亞洲金融危機為此提供了動力，有點像以前的饑荒。政府想抵消經濟的威脅，也終於有機會觸發已經推遲了很久的汽車潮。歷史在重複著，這是中國的第二批汽車先行者，他們基本上要從頭開始。2001年我領駕照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十二億，但小汽車的數量不足一千萬，比例是每一百二十八人擁有一輛車，相當於美國1911年的水準。

我在旅行中使用的車是向北京一家名為「首都汽車」的公司租的中國產切諾基吉普車（Jeep Cherokee）。這是一個很新的行業，再早五年，幾乎沒有人會想到要租輛車過周末，但這門生意現在逐漸興旺。「首都汽車」在我住處附近的分店擁有約五十輛車，大部分是中國產的大眾桑塔納和捷達（Jetta）。這些小轎車的原型是曾在美國賣過的VW Fox。我通常向「首都汽車」租捷達車過周末，交接過程有非常詳盡的儀式。首先，我要付每天二十五美元的租金並填寫像山一樣高的一堆資料。然後，他們的主技師會打開行李箱證明裡面有一條備用輪胎和千斤頂。最後，我們會一起查看捷達的外部，在一張畫有車形的圖上記錄下所有的凹痕和刮痕。這通常要花很長時間：在北京開車不容易，而我有責任記錄下車門上的所有傷疤和保險桿上的所有凹洞。記錄完所有原有的損傷後，技師會打著火，把油量表指給我看。油缸有時是半滿，有時是四分之一缸。有時他會仔細看一下，然後宣佈：「八分之三。」我還車的時候必須保證有剛好一樣的油量。每個星期，他們給我的車油量總是不一樣。有一天，我認為我應該為這個剛起飛的行業作出點貢獻。

「其實，」我說，「你們應該在把車租出去前加滿油，然後要求顧客還車的時候油缸也是滿的。美國的租車公司就是這樣做的，這樣會簡單很多。」

「這在這裡行不通。」最常處理我的租車資料的王先生說。他是「首都汽車」櫃台的三個人裡最友善的一個，這三個人經常像比賽一樣在櫃台抽著煙。透過他們的煙霧，可以看到一張公司評定表貼在後面的牆上：

顧客滿意度：90%
效率：97%
正確使用服務用語：98%
服務態度：99％

「這在美國可能行得通，但在這裡不行。」王先生繼續說，「中國人還車的時候油箱總是空的。」
「那你們就加收一大筆加油費。」我解釋說，「把它變成一種規範。讓不守規定的人多交錢，他們就會學會遵守規定。」
「中國人不會的！」
「我肯定他們會的。」我說。
「你不了解中國人！」王先生笑著說，其他人也同意地點著頭。作為外國人，我經常聽到這句話，它能起到結束爭論的作用。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刷術、火藥、地震儀、弩和傘；他們在十五世紀已經航行到了非洲；他們建造了長城；他們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以開發中國家前所未見的速度建立起了經濟體系。他們能在還車的時候加到正好八分之三缸油，但要加滿一缸油顯然超越了文化上的可能性範疇。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討論過不止一次，但我最終還是放棄了。和王先生那麼友善的人爭論是件不可能的事。

每次我還的車帶有新的傷痕時，他總是顯得很高興。在美國開車的時候我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故，但在北京就完全不同了。我第一次來到這個首都城市並到處閒逛時，這裡行人的肢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停地被人推撞。在一個有一千三百萬人口的城市，身體接觸不可避免。而在取得駕照之後，我發現開車也是一樣。頭幾次我開的捷達被撞凹時，我難受極了；四五次之後就變成了一種習慣。我撞別的車，別的車撞我。如果車被撞凹了，我們就在街上解決，像中國的所有其他人一樣。

有一次，一個司機在北京鬧區的雍和宮附近和我租的車追撞在一起，我下車檢視損傷程度，那個司機馬上用一句「一百元」作為開場白。這大約相當於十二美元，也是一個中等北京凹痕的起點價格。當這個價格被轉述給王先生時，他也是馬上回應：「問他要二百。」我討價還價了五分鐘，那個司機終於答應給一百五十元。王先生滿意了，他知道開的價總是不會被照單全收的，何況每次事故都是塞翁失馬，凹痕很好賺。賠償費的交收並不需要任何文件，我猜「首都汽車」的櫃台人員有時會把錢留給自己。

還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邊的農村開車時撞到了一隻狗。當時它從一座房子後面跳出來，一下子衝到我的捷達前面。我急忙打方向盤，但已經晚了。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中國的狗，和這個國家的人一樣，還不是太習慣周圍的車輛。當我還車的時候，王先生似乎很高興看到右轉燈的塑膠燈罩碎了。他問我撞到了什麼。
「一隻狗。」我說。
「狗沒問題吧？」他說。
「狗有問題。」我說，「它死了。」
王先生笑得更開心了：「你有沒有吃了它？」
「它不是那種狗。」我說，「它是那種很小的狗。」
「嗯，有時如果有人撞死了一隻狗，」王先生說，「他會把它扔到行李箱帶回家煮來吃。」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開玩笑。他自己也養狗，但在中國這並不意味著他就不會把狗當食物。他收了我十二美元的燈罩費，和中等凹痕的價錢一樣。

他們從沒有問我要把吉普開到哪裡去。租車合同上明確禁止司機把車開離北京，但我決定忽視這個規定：他們要到我還車的時候看到飆升的里程才會發現。在中國，許多事情都要打擦邊球，並且獲得原諒永遠比獲得批准容易。那輛吉普車是全場最大的一輛，是輛切諾基7250。他們給了我每天三十美元的特價。白色的車身兩邊有一些紫色的裝飾，車門上用英文寫著City Special（城市特別版）。這東西確實名副其實：它在崎嶇的路面上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它完全是後輪驅動的。我確信在旅程中的某一刻，我會被困在泥巴或沙漠或雪堆中，但現在擔心這個也沒有用，因為在「首都汽車」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如果在西部的某個時候我真的遇到麻煩了，還可以打電話給那個風水大師張先生。在他的名片上有「拖汽車和卡車」這一項：位於「收集遺骨」和「吹號打鼓」之間的第二十二項服務。


向西開去，我一路不斷爬升，到山西省北部的時候，高度已經上升了超過一千二百公尺。這裡的地貌乾燥而多塵土，插入褐色矮山兩肋的河床像一道道傷疤，似乎山脈的色彩都順著山坡流走了，匯聚到了農民種植甜燕麥的農田裡。只有這些山谷是色彩鮮明的：穀物的墨綠色、灌溉渠的亮黑色、中國農村的老人家常穿的棉外套的鮮藍色。然而這種地貌有著簡單的、不加修飾的美，並首次有了開闊感，這是即將到達中亞大草原的預兆。

到處可以看到山谷的地面上矗立著烽火台的遺蹟。它們以夯實的泥土建造，有著和山峰一樣灰濛濛的褐色，每個都超過六公尺高。有些村莊被這個古代的防禦設施包圍了起來。內蒙古就在這裡北面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在我的地圖上，這條省界被用熟悉的標誌表示出來。

我在離邊界最近的一個村莊停了下來。它叫做寧魯堡，這個地區的許多鄉鎮名字裡都有個「堡」字，是「城堡」的意思，因為它們正位於以前明朝衛戍駐軍的地方。在寧魯，一座古堡壘立在鎮中央，整個村莊都被土築的城牆所包圍。這是個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人的村莊，在這些防禦工事的映襯下，現代的簡陋住房顯得更加低矮。

在有古蹟的村莊停下時，我常會問當地有沒有人知道它們的歷史。在寧魯，一群坐在村廣場上的老人家馬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問老陳，」一個人說，另一個人就走開去找他了。五分鐘後，陳真來了。他五十三歲，臉上有一道道皺紋，灰白的頭髮剪得很短。他穿著深色的警察長褲、有金色鈕釦的綠色解放軍襯衫和肩膀有肩章、袖口有槓槓的藍色軍裝夾克。中國農村的人常穿供應多餘的軍裝和警服，因為這些服裝便宜實用。它們總是被胡亂地搭配著穿在身上，由於過於肥大，老陳的袖子垂到了手指尖，看起來就像是祖上傳下來的，正如寧魯的土牆也是從祖上傳下來的一樣：所有的東西，從寬大的夾克到岩塊剝落的堡壘，都像是戰敗的軍隊丟盔棄甲地逃亡南方時遺留下來的東西。

在我作自我介紹時，他挺直地站著。我解釋說自己從北京來，對長城很感興趣，並問他是否知道這個村莊的歷史。老陳認真地聽我說完，清了清喉嚨，「跟我來。」他說，「我有資料。」

經過一條小路，我跟著他來到一排土屋前。他打開了最後一座土屋的門，門內大部分空間都被一張炕所佔據，這是中國北方傳統的磚床，冬天可以在炕下燒柴取暖。不過寧魯當時是秋天，老陳要省柴火。房間裡很冷，他給我倒了一杯熱茶暖手，然後打開了一個櫃子的抽屜，拿出一疊薄薄的宣紙，驕傲地遞過來。冊子的封面有一個手寫的標題：

寧魯堡年鑒
研究創建於1992年1月22日

在第一頁上有老陳的筆跡：「本村的城牆建於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於萬曆初年（1573年）覆蓋上窯裡燒出來的磚頭。」我翻了翻這本冊子，數十頁紙、數百個日期，其中還有地圖：有一頁上寫著「長城」，上面縱橫交錯地畫滿了粗粗的藍色線條和圓圈。

「這個地區共有三十三座烽火台。」老陳指著地圖解釋說，「這些是明代建造的，明城牆位置沿著內蒙古邊界。但這個地區還有別的城牆，是其他年代建造的。」

他打開另一個抽屜拿出一塊灰色的碎陶片。我接過來的時候感到了這塊硬陶片的冰涼。「你知道這是什麼朝代的嗎？」他問。

我說不知道，老陳看起來挺失望。

「那你如果還回來這裡，看能不能帶個考古學家過來。」他說，「我知道哪裡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陶器，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年代的。」他告訴我說有尋寶者在這個地區找到過完整的陶器和青銅器。「好的那些都被賣掉了。」他說，「沒人管。」

這項研究是老陳的業餘愛好。他是個農民，過去還當過黨支部書記，那是村裡最大的共產黨幹部。現在他已經從當地的政治位置上退休下來了，耕著兩畝地，種土豆。他有五隻羊。他告訴我他的年收入大約是二百美元，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六年級，但他努力自學歷史。退休以來，他經常到九十公里以外的左雲縣去，查詢有關當地堡壘的資料，並實地視察，嘗試把遺蹟和歷史描述匹配起來。他還訪問了寧魯的老人，其中一些記得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明城牆上的磚頭被拿去建房子。我問他為什麼要進行這些研究。「因為沒有其他人幹。」他說，「如果沒人研究，那就不會有人知道歷史了。」

從學術界來說，老陳是對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所大學的任何一個學者是研究長城的專家。中國的歷史學家專注於正史的研究，通常研究方向沿循各朝廷或政府記錄中可以查詢到的政治機構。而實地考察方面，考古學家喜歡發掘古墓。長城不屬於這兩個範疇中的任何一個：它既不是埋在地下，嚴格來說也不在正式文件上。研究人員需要結合實地考察和查閱文獻。即使有學者感興趣，他也很難定義他的研究題目，因為北方有成千段城牆。過去，這是中國各朝各代最麻煩的區域，這些朝代國土的其他方向都享有天然的壁壘：東面的海洋、南面的森林和西面的喜馬拉雅山。但北方的草原是不設防的，而且在古代，這裡有許多遊牧民族，經常入侵他們不愛遷徙的鄰居。為了應對，中國人常常建城牆：這樣的防禦工事已知最早的歷史記載能追溯到西元前656年。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許多朝代建造了堡壘，但建造方法各有不同，取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我們現在知道的「長城」在以前曾經有超過十個不同的叫法。

有兩個朝代在建造城牆方面最有名。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他在統治期間下令用夯土和碎石建造了五千公里的屏障。他的朝代秦朝因為這項奴役勞工的工程而臭名昭著，歌謠和傳說比那些在歲月中逐漸衰敗的土牆留存得更久。秦城牆現在只存於人們的想像中，相對於此，明代建造的城牆卻因為用料的精良而得以長久保存。明朝始於1368年，他們在北京地區逐步建起磚頭和石材的堡壘。這是唯一廣泛使用這種耐用建築材料的朝代——我在河北省就看到了這些令人驚歎的城牆。明朝的防禦工事互成網絡而不是單一的結構，有些地區甚至有多達四重各自獨立的屏障。

十八世紀，西方探險者和傳教士開始大量進入中國，他們聽過秦朝的故事，又看到了明朝的城牆，不可避免地在心中把兩者結合了起來。這條從秦到明的想像之線連成了我們今天知道的長城：一條有兩千年歷史的磚石建築，優美地延伸穿越中國，正如它在地圖上的標記一樣。1793年，一位叫約翰巴羅爵士的英國人參觀了北京附近的城牆，並根據他看到的情況宣稱這個橫跨全國的建築所用的石頭足夠建一道小牆繞赤道兩圈。（他沒有意識到西部的城牆比較小並用夯土建造。）1923年，《國家地理》雜誌宣稱從月亮上能用肉眼看到長城。（實際上，1923年時並沒有人能在月亮上看到它，現在也沒有。）中國知識份子知道外國人混淆了長城的歷史和地理，有一段時間對這種誇張的說法很抗拒。但這個傳言最終還是得到了毛澤東等民族主義者的喜愛，利用它的象徵意義統一抗戰，把它用於宣傳。無論如何，在這個對古代建築沒有學術研究傳統的國家裡，弄清真相並不容易。最終，中國人似乎高舉雙手接受了外國人的理論：用了「長城」這個名字，和英文的「Great Wall」一樣統一了稱呼。

中國僅有的對長城的研究都不是學術界的。在北京，有一些業餘歷史學家的小團體嘗試把實地考察和文字研究結合起來，其他省份偶爾也有一些如老陳這樣的人。他告訴我希望有一天能在省裡找地方出版他的書。給我看了他寫的東西和收集的陶片後，他提議帶我出去看看當地的城牆。

我們坐進「城市特別版」，沿著一條小路向北開去。在離村子幾公里外的地方停了下來，老陳帶我穿過一個長滿禾草的高谷。他走得很慢，帶著一種農村男人常見的沉思姿勢：低著頭，雙手背在後面，停在了一道被青草覆蓋的山脊上。

「那是北魏的。」他指的是西元386到534年的一個朝代。這段城牆經過逐年累月的風雨腐蝕，現在只剩下不到六十公分的高高凸起，向東北方向延伸著穿過山峰，中間部分被另一道凸起切割開來。這另一道凸起很不明顯，我要靠老陳的幫助才能看出來。「這是漢城牆。」他說。這年代就更久遠了：漢朝的統治時期是西元前206至西元後220年。在山的高處，還有來自明代的第三道城牆。明城牆一百八十公分高，東西走向。在這個到處都是古代壁壘的地區，明城牆算是新人，它只有四百歲。

「我看這些東西看了幾年，終於感到好奇。」老陳解釋說，「它們從哪兒來？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體系？這就是我開始研究的主要原因。」

我開車把他送回家，一起又喝了杯茶。他解釋說這個村子的名字是「寧息胡虜」的簡稱，意思是「平定胡人」。在古代，中國人用「胡」來稱呼北方的遊牧民族，並非特指某一部落或種族。這個稱呼帶有貶義，是對所有外邦人的蔑稱。最後一個字「虜」的意思更直白：「野蠻人。」

「基本上，我們村子的名字就是『殺掉外國人』。」老陳笑著說。「看這個。」他打開我的中國地圖指著東邊十六公里外的另一個村鎮：威虜，意思是「威嚇野蠻人」。旁邊還有一個鎮叫「破胡」：打敗胡人。還有一些名叫「威虎」、「壓虜」和「殺虎」的村鎮。現代地圖用「虎」字代替了「胡」字，這是清朝時出現的代稱，這個朝代的滿洲統治者正是從城牆的外面過來的。但這樣的改動只是欲蓋彌彰，其原意仍與村子裡矗立的碉堡一樣顯而易見。

我在一天傍晚離開了寧魯，太陽已經開始西墜。老陳送我到「城市特別版」上，十多個好奇的本地人也跟了出來。他們大多穿著剩餘軍裝和組合起來的制服——破舊、骯髒、不合身——讓我感覺自己似乎正被派去執行某項極度危險的任務。我的下一個目的地在這裡的北面，是一個重巒疊嶂的邊陲，貧瘠的山峰像是已流光了顏色。老陳和我握手，祝我好運。「下次你來的時候，」他提醒說，「看能不能帶個考古學家來。」

我開車經過了一排排在秋季正變成金黃色的白楊，道路開始進入了光禿禿的山區。一路上沒有其他車輛。爬升到一千八百公尺，公路穿過了代表山西省邊界的明城牆。古建築被斷開讓道路通過，旁邊的一根水泥柱子標示出這裡是進入內蒙古的入口。這是明代中國北方最後一個區域，也是我到過的人煙最稀少的區域。

我繼續開到一條山路上，發現了從大路上分出去的一條小泥路，這條小路沿著山脊前進有幾百公尺，然後我停下車。吉普車的後面放有帳篷和睡袋，那晚的天氣非常適合露營：空氣如此澄淨，星星彷彿在山谷上悸動。在帳篷裡，我想像著次日準備前往的邊陲小鎮——破胡、殺胡——逐漸進入了夢鄉，那又是一段在鄉郊野外的寧靜旅行。

睡到半夜，帳篷裡突然湧進了亮光。我被驚醒了，一下子坐起來，以為是靠近車輛的車頭大燈。摸索著打開帳篷的門簾，我向外張望，發現圓圓的月亮剛剛躍出了地平線。一切都很正常：空無一物的泥路、停在一旁的「城市特別版」。山下，寧魯的燈光已經熄滅，升起的月亮在草原處處投下了陰影。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恐懼平息，聆聽在寂靜中的風聲和我的心臟激烈跳動的聲音。


每到晚上我都擔心有人來，特別是警察。當時中國人還沒有開車穿州越省的傳統，針對外國人的規章制度又很嚴格。我本來不應該把「城市特別版」開出北京的，而且西部一些地區也因為貧困、種族緊張關係、軍事設施等原因而完全禁止外來人進入。外國記者要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才能到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去。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帶帳篷的原因：我希望躲開小鎮的酒店，因為他們會把住客名單提交給警察。

在路上，我遵循自己的規則：等到日落才搭帳篷，一看到燈光就離開，也從不生火。如果必須要住在小鎮上，我會找卡車司機旅社，那裡幾乎沒有外國客人，所以通常也不會有警方登記表。我帶夠幾天喝的水。我開車時通常需要糖分和咖啡因來提神，「城市特別版」裡裝滿了可口可樂、開特力、奧利奧餅乾和糖。如果一段時間沒有洗澡，我會在理髮店停下來，付錢讓人幫我洗頭。中國的每個小鎮都至少有一個理髮店，洗頭和頭部按摩是標準服務，價錢通常是一美元左右。中午的時候我通常會停在路邊打個盹。我從不在晚上開車。疲勞駕駛在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連駕照考試中也有提道：

133. 連續開車四小時後，必須停車強制休息最少
a) 10分鐘
b) 20分鐘
c) 15分鐘

正確答案是B——如果你休息了四分之一個小時，你還差五分鐘才到合法時間。在中國開車對身體素質很有要求，至少在規則手冊中是這樣描繪的。法律規定，卡車司機的身高必須達到一五五公分，客車司機則最少一五〇公分。要獲得駕照，你的每隻手上必須至少有三個正常的手指，其中必須包括大拇指。兩隻耳朵都能分別聽到五十公分外敲響音叉的聲音。你不能是癲癇、先天性心臟病、眩暈症或梅尼爾氏綜合症的患者。法律明確禁止任何有歇斯底里症狀的人開車。如果你的兩條腿剛好長短不一，而相差的長度又超過了五公分，按法律規定你不能操作任何普通的交通工具。

交通法如此詳細地列出了對司機身體素質的要求，聽起來似乎健康和身體對交通安全至關重要，但事實明顯不是這麼一回事。同樣也不是交通量太大的問題，2001年我開車穿越北方的時候，中國的汽車和公共汽車數量只有美國的約五分之一，但重大交通事故的數量則超過一倍，政府公佈的交通意外總數是七十五萬宗。這個國家的司機很多是新手，其中大部分在新的城市裡開車，這兩者形成了致命的組合。人們通常在熟悉的環境中表現得較好，在北京，司機在老城區裡一般都開得游刃有餘。北京原先是由十三世紀建造的胡同組成的，夾在磚牆間的狹窄小巷縱橫交錯。每次我開進胡同的時候，越壓越近的牆壁總讓我緊張得冒汗，但其他人卻似乎沒有這個困擾。他們耐心而熟練：北京的胡同司機能閃避對面開來的桑塔納，穿過一大群學生，並把車緊貼著明代的磚牆停靠。如果這個國家的公路系統能有辦法運用這種胡同精神，也許就能皆大歡喜了。

但人們對寬闊的新路卻沒有這麼好的反應。有些新路設計得很差：到2001年的時候，北京突然擁有了過百萬輛車，城市的基礎設施遠遠跟不上，交通規則常常很怪異。我住的胡同南面，有一片舊居民區被拆遷改建成為馬路，在一個主要交叉路口，不知哪個天才城市規劃人員把左轉車道安排在了路的最右邊，也就是說左轉的車輛要連續變換五次車道。成功左轉後，如果再直走1.6公里，就會到達另一個交叉路口，那裡的紅綠燈變換時間錯得離譜，整整有五秒鐘所有方向都是綠燈。在城市的一些其他地方，整個區域都在建設之中。路只修好一半，指示牌亂七八糟，沒有標識的匝道不知通向哪條神秘道路。北京地圖上標出的交流道看起來像是視覺錯覺藝術家埃舍爾（M.C.Escher）的作品。

即使現在一些道路問題得到了改善，在城市開車仍是一項歷險，而且在大部分司機都是新手的地方問題仍然難以避免。在中國，由於轉變來得突然，很多交通模式直接來自行人：人們開車的習慣和走路一樣。他們喜歡擠在一堆，總是和前面的車貼得很近。他們極少使用方向燈，而是使用車的身體語音：如果有一輛車向左靠，你就可以猜他準備要轉彎了。他們還十分善於隨機應變。他們能把人行道變成超車道；如果覺得能快一些，他們可以逆向駛入圓環；在高速公路上錯過了出口也不是問題，他們只需停到路肩上，換入倒車檔，就萬事大吉了。堵車的時候，他們會越過路基從旁邊擠過去，就像中國人排隊買票時會做的那樣。收費站有時是最危險的地方，因為共產主義配給制和排長隊的歷史讓人們獲得了迅速判斷情勢並作出決定的能力。在靠近收費站的時候，司機們喜歡在最後關頭變換車道，因此收費站前經常有事故發生。司機們很少看後視鏡，擋風玻璃雨刷和車頭燈也被視作分散注意力的東西。

實際上，中國以前一直禁止使用車頭燈，直到1970年代末國家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後才改變。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鼓勵官員到歐洲和美國去，希望他們看過國外的民主制度後能反思其政策方針。1983年，北京市長陳希同到紐約作了一次這樣的考察。在和紐約市長愛德科奇等官員會面的往返路途中，陳希同非常難得的觀察了一下道路，發現曼哈頓的司機在晚上會打開車頭燈。當陳希同回到中國，他規定北京的司機也要這樣做。很難說陳希同見識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之後得出了什麼結論（他最後因為貪污而入獄），但至少他為交通安全作出了貢獻。

然而，中國司機還是沒有領悟車頭燈的妙用。許多司機不到漆黑一團不會打開車燈。幾乎沒有人會在下雨、大霧、下雪或光線昏暗的時候使用車燈。事實上，開車燈是中國司機最討厭的行為。他們不介意你在後面貼得很近，或從右邊超車，或開上人行道。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倒車進入匝道而沒有人側目。但如果你在暴雨中打開車燈，對面的司機會因為惱怒而無一例外地對你閃車燈。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是不易激動的，挺難想像其他地方會有人開得如此糟糕還樂在其中。在寬闊的馬路上，似乎所有人都擺脫了胡同的束縛，速度和競爭都激增，而最大的刺激來自於超車。人們在斜坡上超車、在轉彎的地方超車、在隧道裡超車。如果被別人超了車，他們會馬上想超回去，像比賽一樣。在我看來，駕照筆試中唯一有一道題目有三個正確答案：

77. 當超越其他車輛時，司機應該
a) 從左邊超越。
b) 從右邊超越。
c) 看情況從任意一邊超越。

考試裡的問題直接從政府出版的參考資料中抽取，公安證件管理局還給了我一本手冊，裡面有四百九十二道選擇題和二百五十六道是非題。這些問題通常符合道路規則（「是非題：搭乘計程車時可以攜帶少量易爆物品」)，但它們是否能保證讓人學會在中國開車就很難說了。事實上，訣竅是研究錯誤答案。它們如此生動地描述了常見的交通行為，以致於你幾乎可以從中看到方向盤後的那些臉：

81. 超車後應該
a) 等到兩車之間有足夠安全距離，打右轉燈，回到原來車道。
b) 儘快切回另一輛車前面。
c) 切回另一輛車前面並減速。

117. 接近有標記的斑馬線時應該
a) 有行人通過時減速並停下。
b) 加速趕上前面的車輛，緊貼著前車通過。
c) 直接通過，因為行人應讓路給機動車。

80. 打算超車的時候，你發現它正在左轉、掉頭或超越其他車輛，你應該：
a) 從右邊超車。
b) 不超車。
c) 鳴喇叭，加速從左邊超車。

許多問題提到鳴喇叭。在中國的車輛中，喇叭基本上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它表達了司機的反應。人們不停地按喇叭，一開始聲音聽起來都一樣，但久而久之你就能學會分辨它們。在這個意義上它像語音一樣複雜。中文口語講究音調，也就是說像「ma」這樣一個單音節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分別有不同的意思。同樣的，一聲中國喇叭聲可以有十種完全不同的含義。一聲結實的「嘟——」是用來引起注意的。兩聲「嘟、嘟」表示生氣。有一種長「嘟————」意味著司機被堵在了水洩不通的車陣裡，已經沒法從人行道上往前竄，希望路上的其他人能消失不見。用來回應的「嘟——————」證明了他們也動不了，會繼續留在這裡。有一種結結巴巴戰戰兢兢的「嘟嘟嘟嘟嘟嘟」顯示了恐懼。馬後炮「嘟」是新手司機在發生情況的時候太慢按下喇叭而發出的。還有一種短促的「嘟」只是告訴別人：我的手還在方向盤上，這個喇叭也仍是我神經系統的一部分。筆試中其他關於喇叭的題目：

353. 遇到老人和孩子時應該
a) 減速安全通過。
b) 保持原來速度。
c) 鳴喇叭提醒他們小心。

269. 進入隧道的時候應該
a) 鳴喇叭並加速。
b) 減速並打開車燈。
c) 鳴喇叭並保持車速。

355. 經過居民區的時候應該
a) 正常鳴喇叭。
b) 比平常更頻繁地鳴喇叭，以提醒居民注意。
c) 不鳴喇叭，以免驚擾居民。

我在去破胡村的路上帶了我的第一個搭便車者。日出的時候，我收起了帳篷，研究過地圖後我決定嘗試一條在明城牆北邊與其平行的路，結果這成了至今我走過的最糟糕的路：它開始是一條泥路，在高山之間穿梭，然後開始很陡地往下走去。路面被水流沖刷得坑坑窪窪，「城市特別版」左搖右晃大聲呻吟。在我的左側，長城整齊地棲息在山脊線上，似乎毫不費力地漂浮在空中，而我則顛簸起伏於這條爛路上。快到山谷底部的時候，有個年輕女人站在泥路旁，瘋狂地招手。我搖下窗戶。
「你去哪裡？」她問。
「破胡堡，然後去殺虎口。」我說。用中文說這些村鎮名字很順口。
「能捎我去破胡堡嗎？」
「沒問題。」我說著，推開車門。這個女人拿著一袋新鮮豬肉，肥肉的白色和粉紅色透過塑膠袋閃著光。她把袋子放在車的地板上，然後猶豫著沒有馬上進來。
「多少錢？」她問。
「什麼多少錢？」我有一會兒以為她在問豬肉的價錢。
「破胡，」她說，「多少錢？」
問得好！誰能為擊潰不知名的遊牧民族定價呢？「不用，」我說，「我反正順路。」

她的名字叫高靈鳳，二十七歲。她告訴我說自己在破胡堡長大，但現在在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廠工作。她正在回家看祖母的路上，那袋豬肉是禮物。這些地區交通非常不便，她在寧魯坐上一輛公共汽車，那班車最遠只能把她送到山口。從那裡她打算一邊走一邊看有沒有車經過。她穿著一套全新的西裝，化了清爽的妝，髮型很整潔。在內蒙古的泥路上怎麼可能保持如此整潔的儀容呢？我穿著一件灰色的舊T恤和髒髒的長褲，上一次別人幫我洗頭已經是兩天前的事了。

像中國農村的許多人一樣，高靈鳳也離開家鄉進城找工作。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80%的人口分佈在農村。隨著經濟發展，建築和工廠工人的需求不斷上升，他們大部分來自農村。中國農村一直都人口過盛，年輕人們也樂得離開。到2001年，估計有九千九百萬人離開了家鄉。開車穿越中國，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差不多有一成的人口在路上，往外地尋找新生活。

大部分民工去了沿海地區，但在呼和浩特這樣的大城市中也不乏機會。高靈鳳告訴我說她在流水線上從零做起，現在已經進入管理層了。她的工廠生產出口外銷的羊毛衣。她在呼和浩特有個三歲的兒子，他們極少回破胡村。「這裡很窮，」她說，「種地不容易，這裡太高太乾。看看那些玉米，」她指著外面路邊一塊田地中灰綠色的作物，「大部分地方都已經收割了，但這裡什麼都晚，因為這裡太高了。」
我們聊了一會兒，她禮貌地說：「你不是我們中國的人吧？」
「不是。」
「你是哪裡人？」
我很想說我是胡人，但還是照實說了。
「我們工廠的毛衣就是出口到你們國家的！」她很高興地說。

和許多工廠城鎮的年輕人一樣，她自學了一點英語，不過她不好意思和我練習。她對美國的生活很好奇：她問我家裡有多少人，我的家鄉有沒有農民。「你們開車和中國是同一邊嗎？」她問。我說是的，雖然在當時看來，哪一邊都無所謂，因為我們走的這條路損壞得只剩下一道輪胎印了。在長城腳下通往破胡的路上和一個外國胡人友好交談可以說頗具諷刺意味，但看來高靈鳳並沒有這樣覺得。在村口我把她放下，這裡有個明朝建造的巨大的閘門。她謝過我，與我揮手告別，我繼續向殺虎口開去。

這條路上的村鎮都壁壘森嚴，人口也在迅速流失。每處我停下的地方，人們都告訴我說大部分年輕人都已經離開。這裡的生活一向困難，這個偏遠的地區自古以來就不太平，它變成現在的樣子是應對冷酷甚至是殘暴的外界的結果。古時候，這裡是邊境地區，像破胡村這樣的地方猶自可以從事中國式的農耕，雖然規模不大，但這裡以北的區域就只適合放牧了。牧人們自然而然地擁有高度的移動能力，而紮根於農耕土地上的中國人則是易被襲擊的目標，兩者間的文化衝突通常非常嚴重。「他們來如風，去如電。」一位中國大臣在西元前二世紀的時候曾經寫道，「永不停止的移動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使得他們難以被控制。」一位皇帝曾說，和遊牧民族打仗就像「攻擊影子」一樣，另一位大臣則形容他們為「貪心不足、人面獸心」。

大部分遊牧民族並非侵略者，因為他們通常對佔領土地不感興趣。他們想要的是中國的貨物，不是中國的文化，也不是那令人頭痛的一個接一個的皇帝和一個接一個的朝代。但中國南方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王國的擴展主要靠文化影響而不是武力。美國歷史學家林霨（Arthur Waldron）寫過一本書叫《中國的長城》，書中描述了明朝時北方的一些衝突。他告訴我說，關鍵是要理解中國人看問題的角度。「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中國的文明，」他說，「而是文明本身對他們富有吸引力，就像不管是哪個民族發明的麻醉藥，它對所有人類都有相同的吸引力。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的。當王國向南方擴展時，不是中國的人進去了，而是當地人的傳統和習慣被改變，他們迅速偽造了自己的族譜，建起了聖壇——他們做的是所有人進入一個新的文明時都會做的事。直到今天，這仍是中國的強項。不是武力，也不是因為他們有間諜和密探，而是成為中國世界的一部分對周圍的人很有吸引力。」

「這些馬背上的遊牧民族是第一批對此完全不感興趣的人，」林霨接著說，「這讓中國人很困擾，因為他們總是寄望於外來人被自己的文化所牽絆。但這些馬上遊牧民族卻不是這樣，他們進來之後只是燒殺掠奪。中國面臨的這個問題就像美國面臨的蓋達基地組織問題一樣，對方就是痛恨自己。美國人經常以為，只要他們多了解我們一點，給他們吃一頓美味的美式燒烤，告訴他們這裡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就一定會喜歡！但就是無濟於事。與之類似，中國在對自己的文化力量擁有無比強大的信心和也許需要訴諸武力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斷層。」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反應總是徘徊於這個斷層的兩側。有時他們會攻擊遊牧民族，所用的手段可以和那些「野蠻人」一樣殘忍。中國兵卒找到對方的營地，屠殺他們的女人和孩子。他們還運用了生態戰爭的手段：在大片大片的牧草地上放火，讓遊牧民族沒法餵他們的馬。中國人還準備了防禦工事，在北方建造了長長的城牆。這個策略對常常無力抵抗侵略的明朝特別有用。

遊牧民族的問題很複雜，中國人應對的策略也一樣複雜。向明朝這樣的朝代把不同的策略結合起來：他們試過進行侵略，他們建造防禦性的城牆；他們還依靠貿易和外交。明皇帝有時會封賞蒙古的首領，還在邊界的關鍵地點上設立交易市集。殺虎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在明朝的時候，它成了城牆外的人與中國人交易貨物的著名市場。不過貿易是不平衡的，因為遊牧民族除了馬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中國人想要的貨物。而且朝廷對這些交易場所管得非常緊，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蒙古人買走可以用來製造武器的金屬。最後，文化的分割不可避免。中國人擅長生產穀物和貨物，他們控制了集市；蒙古人沒有管理才能，但他們是出類拔萃的騎士。遲早，這兩個絕然不同的族群會相遇，並引發暴力衝突。

如今，外國人仍然想要中國的貨物，但他們不再需要長途跋涉地來到殺虎口。外界的需求再次改變了這個偏遠的小鎮：長城仍舊從鎮中心一穿而過，城牆高聳，塔樓在山谷中處處矗立。這是我開車沿途至今所見的最為壁壘森嚴的北方小鎮，同時也是最安靜的小鎮。主要街道差不多就是卡車的休息站：一列無精打采的小飯館和汽車修理店為過客提供服務，這是當地僅存的經濟活動。來自南方工廠的誘惑以遊牧民族無法比擬的優勢打敗了這個地方。殺虎口正在死去：在它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一個年輕人都看不到。

城牆 之壹（節錄部分）

從河北到山西的路上天氣一直很好，清涼的早晨，明媚的陽光灑滿梯田。我通常起得很早，但通常不會有計劃和行程表，只是儘量走在看得到長城的地方，遇到感興趣的東西就停下。一路走下來，我發現自己每天只走了不到三百公里。在農村開車不會很快，因為街道上總有事情在發生：穀子在被碾，羊在過馬路，喪禮在舉行。道路本身也總是充滿意外。我的中國地圖上的一條細紅線可以是一條全新的柏油路，有時又可以是一條小泥路，甚至是乾枯的河床。最常見的是正在修葺的路。自從1998年以來，為了應付亞洲金融危機和其他原因，...

第1部　城牆
第2部　鄉村
第3部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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