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證人的介紹
這些紙頁將來有可能發表嗎？我不知道。無論如何，很有可能在很長一段的時間內，只有我最親近的人才能看到。其餘的人除非是私底下，否則必須要過了很久之後才能讀到它們。但我還是決心寫出來。這份努力將是艱苦的：因為對我來說，也許聽從疲勞和沮喪的建議會更合適一些！但是，證據只有在最新鮮時記下才有用，而我又不能確信這些證據是完全無用的。我堅信遲早有一天，法蘭西將看到在她那已被賜福，有著那樣多收穫的古老土地上，思想和判斷的自由之花重新開放。那時，被隱藏的案卷將被打開；在我們的歷史中最難以忍受的、崩潰的周圍。從現在開始堆積起來，時而是無知、時而是欺騙的迷霧，將一點一點地被揭開；也許，那些致力於穿透它們的研究者――如果他們能夠發現它的話――將會發現，翻查這份一九四○年的筆錄，是有些益處的。
***
在此，我要寫的不是回憶錄。在眾多的事物當中，一個士兵的小小個人冒險經歷在此時並不重要，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操心，而不是去研究別致或幽默的細膩快感。但是證人需要有公民身分。在對我所能見的事物做一次概述之前，應該先說說，我是用什麼樣的眼光來觀看這些的。
書寫並教授歷史，就是我即將服務屆滿三十四個年頭的職業。它引導我去翻閱各個不同年代的大量檔案，以盡我所能的，在其中分辨出真實和虛假；並且大量地觀看和觀察。因為我一直認為，一個歷史學家的首要義務就是「對生活」感興趣，正如我的老師皮萊納（Pirenne）所說的。我在工作中對農村事物的特別關心，最終使我確信，如果不關心當前，也就不可能理解過去；對於農村的歷史學家來說，一雙審視農田形狀的利眼，就和破譯古老魔術書的天賦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這些批評的、觀察的，並且我希望，也是正直的習慣，我努力將之應用在那些悲劇性事件的研究中。而在事件中，我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演員。
我所選擇的職業，通常看起來是屬於最不驚險的職業。但就這一點來說，我的命運，幾乎與所有的同代人一致。命運兩次把我拋出平靜的道路，其間相距二十一年。另外，它還使我對這處在戰爭中的國家的不同面貌，有了一種體驗，我認為是具有相當特殊的廣泛性的。我參加了兩次戰爭。我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身為步兵上士，開始第一次的戰爭經歷。當然是身在軍隊當中，幾乎可說是位於一個普通士兵的水平。接下來，我擔任排長，隸屬於軍區參謀部的情報官員。最後，是帶著上尉軍銜，做為軍長的副手，繼續參加戰爭。到了我第二次參加戰爭時，我已經在軍階的另一端，體驗到這個階級的大部分生活：在軍隊的參謀部，經常與總參謀部來往。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穿越人類制度和人類環境的切割，並非如此缺少變化。
我是猶太人，如果不是基於宗教的理由來判別與否，至少是由出生血統而來。我從未從事過猶太人的宗教活動，而且也沒有從事過別的宗教活動。我既未因出身感到過驕傲，也並沒有因此感到過羞恥。因為，做為如我所希望的優秀歷史學家，清楚的知道種族傾向是個神話，而且純種族這個概念本身，當企圖應用在從整個土耳其—哈薩爾（turco-khazar），和斯拉夫的地中海世界招募的一群信徒身上時，只不過是特別突顯出荒謬而已。我從來只在一種情況下公開申明出身：即面對反猶主義者時。但是，也許那些未來對我留下的證據持反面意見的人，將試圖毀滅這證據，同時把我當成「外國佬」。但我只需回答他們，我的曾祖父是（一七）九三年的士兵；我的父親在一八七○年，在遭圍困的史特拉斯堡服役；我的兩個叔叔和我父親在它被併入第二帝國後，自願離開他們出生的阿爾薩斯；我就是在這愛國傳統的教育中被養大。走出阿爾薩斯的猶太人，一直都是這傳統最熱心的支持者；最後，在今天的法國，雖然有些人合謀要把我驅逐出去，並且也許（誰知道呢？）他們會成功。但無論如何，我始終無法把自己的心從法國根除。我生在這裡，我喝了她文化的泉水，我把她的過去變成我的，我只有在她的天空下才能好好呼吸，而且我也會盡全力來維護她。
在遭轟炸的馬羅—雷—班（Malo-les-Bains）城中，當我和一個青年軍官在一扇門前閒聊時，他對我說：「這場戰爭告訴了我很多東西。其中一件就是：有些職業軍人，他們永遠也不會是戰士；相反地，一些普通公民，天生就是戰士。」他又補充說：「我向您承認，在五月十日之前，我根本就沒有預料到：你，是個戰士。」這種表達方式可能顯得天真。但我並不認為是完全虛假的；既不只是在它在一般的情況下成立，甚至是在我真誠地自問，只涉及到與我本人有關的事物時也一樣。有一位軍醫，他在參謀部的第四科是我的同伴，他喜歡嘲諷、指責身為老教授的我，「比任何人都具有軍人精神」：然而，這一點就表明了，我一直都喜歡在指揮部中所擁有的秩序。
我從第一次戰爭中獲得了四項嘉獎；我並不想欺騙自己並且假設，若德國人出人意料地進入雷恩（Rennes）且沒有立即阻止第一軍的計畫的話，那麼，當我在戰後回到家時，就不會在制服上多了一條槓。一九一五年在病癒後，不等輪召到我，就志願回到前線。一九三九年，我讓自己維持現役，不顧我的年齡和家中的六個孩子。而這六個孩子早就使我有權將制服高高地掛在釘子上了。從這些事實和這些證據中，我並不希冀得到任何虛榮的嘉獎；就上述的這一點而言，我見過太多勇敢的謙遜者，毫不虛誇地完成了他們的責任，他們的表現比我要好得太多，更何況他們是在比我更艱難的條件下，達成了自己的責任。簡而言之，如果讀者因前述的某些顯得有些粗魯的坦率之言，感到有些不舒服，而想要大聲責罵我的話。我想請這些讀者回憶一下，這個觀察者，這個軟弱寬容之敵，並沒有違背自己服兵役的願望，並且絲毫沒有被長官，或是被同伴認為是個太糟的士兵。
現在，我有機會把在上一次戰爭中的所行所見做個精確的總結。
正如我在前面說的，在兩次戰爭的間隔時期裡，我堅決地拒絕利用那些能夠讓我逃避所有軍事義務的法律措施。但是，雖然從一九一九年就已經被登記在參謀部，我從來沒有委屈自己去聽一堂所謂「進修班」的課。在一開始，我意識到我錯了。我的辯解是，那些年正巧與我生命中的這樣一個時期相對應，在這個時期裡，我或好或壞地創作出我主要的史學作品，這使我的休閒時間甚少。我從農村的經驗本身汲取慰藉；當然，戰爭學校的教育所反映出來的一切，少有正確思想的啟發，我就是這麼躲避這種反映。由於這時的軍隊特別重視好學生，因此它毫不寬容我頑強的翹課。甚至為此而加倍地處罰我。在一九一九年就是上尉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在我第一次受徵召時，仍是上尉。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我看到自己仍然是上尉。儘管由那些看到我工作的軍官，簽報了一份升遷的提案；在一九四○年七月十一日，當我脫下軍服時，我依然是上尉。這就是我得到的第一個懲罰，它既沒有留給我仇恨，也沒有留給我悲傷。第二次的懲罰，在動員報到之後降臨到我身上。
我一開始，在書面上屬於軍團的第二處：由於第二處負責情報，所以我應該承認，這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來說，不算是太差的職務；再說，我已經更加謙卑地說過了，那是在步兵師的參謀部裡工作。但是，有人很快地就讓我離開軍隊的情報部門，把我趕到轄區中那些不怎麼光榮的事務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軍分區集團的參謀部。這個軍分區旅團其實就駐紮在史特拉斯堡，那時，在那裡的每個人都目睹德國炸彈送來的第一道傷口。我當時覺得，躲避一個如此安排的職位不甚優雅。每當事關己身時，這種感覺，經由輕易屈服我的天生惰性所證實，阻止了我去嘗試那些也許可以讓我感覺更好的手段。但是，在戰爭前不久，一個朋友努力要讓我進到總參謀部的第二處，但他卻沒有及時辦成。因此，就是在史特拉斯堡的軍分區集團，在完成了兩次短暫的訓練之後，我首先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慕尼黑警報時被召回；接下來第二次，是在次年的三月，僅僅在幾個小時內就被召回（召集令於劍橋送達到我手中，我不得不從那裡急忙趕回）；最後，就是在決定命運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總之，我對這職務並不太遺憾。一個軍分區集團的參謀部的工作本身，就是令人沮喪的。但是對於戰爭的開端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站。至少，在最初的兩三個星期裡，就是如此。確切意義上所說的動員，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們的控制下實施的。後來，在國家深處運行的同類參謀部裡，發生了些什麼事？在我想像中，這最初的狂熱一旦耗盡，它們無論如何都還保存了某種能動性，這是由數不清的毫無價值的檔案，和許多小故事構成的。我們的參謀部，在不久前離開了史特拉斯堡，撤退到孚日山下的莫爾斯海姆（Molsheim），在那裡仍然被安排到軍隊當中。當第六軍決定――儘管慢得驚人――佈置它自己的指揮機構時，已經逐漸減弱我們的角色，減弱到幾乎是趨近於零的程度。於是，緊接著的是好似永無止境的麻木白晝。我們共五個人：一位準將，一位中校，兩名上尉，一名中尉。我們仍然在教學大廳裡面對著面，全都抱著一個希望：有一名意想不到的信使帶來的某一份文件，使我們終於有機會動手起草另一份文件。兩個中尉中年輕的那位是最幸福的，因為他的工作是分發通行證！一個歷史學家不會輕易感到煩惱：他總是能夠回憶，觀察，和寫作。但是，當自己民族正在戰鬥時，無用，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
我們的將軍屬於預備役編制。這個優秀的人最終會被重新派回到他的研究工作中，也就是說，主要是去釣魚。參謀部的其他人，與薩維爾納（Saverne）軍分區集團的參謀部混合在一起。就個人而言，我其實只在這可愛的小城市裡度過了兩天，當時它已經非常擁擠了。我為自己找到了一條到達總參謀部的一位上層人士身邊的管道。在人們有必要從中獲得許多驕傲的那些事情中，「通過關係」獲得更好的職位，這根本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可是，如果沒有任何方法能為我的誠意找到更為有用的職務，這是我的錯嗎？通過這個強而有力的說情者，我在十月初收到一份調令。我被分配到第一軍的參謀部，我毫不耽誤地到皮卡爾第（Picardie），在波安（Bohain）與軍隊會合。
總參謀部的命令，指派了一項確切的職責給我：與英國軍隊聯絡的聯絡官。因為這個身分，我必須出現在第二處。另外兩位上尉很快就到達了，比他們更早到達的是一些通知，正如我的那份通知一樣，一句句地確定了他們的職務。參謀部的長官認為，這裡的人員太多；他想，軍隊的每個主要機構，與我們的遠征軍鄰居，都應當有自己的聯繫方法。於是他把我們分派到不同的處，只有第一處例外，這第一處的作用是監督兵力和紀律，幾乎沒有對外窗口。至於我，我發現自己被分派到第四處，它負責交通，人工和糧食供給。一開始，我在這裡擔任著同樣的職責，也就是半情報，半外交。在下面，大家將看到，非常不幸，並且也是非我所願的，這些工作分配經過實際體驗，是如何顯得越來越沒有意義。我會重新落入起初令我深感痛苦的那種無所事事嗎？當負責油料供應的軍官被招到另一個崗位上，人家指定我接替其職位時，那時我就已經開始感到痛心了。
就這樣，翌日我突然變成整個法國前線，機械化最深的部隊中的碳氫燃料大師。我的第一印象是極度的恐懼：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在積極作戰的情況下，這個職責必然要擔負最重的責任，而且我對這職務一竅不通。「但願，」我給我的妻子寫道，「希特勒願意再明智幾個星期！」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領導崗位，任何一個在精神上還清楚的人，如果堅持不懈地工作，就能圓滿地完成。我盡我的一切能力學習新職務。在努力學習的過程，我發現有個大好機會：軍隊的燃料庫指揮，是最可靠最公平的指揮者。這是我在這裡第一次寫出拉尚（Lachamp）上尉的名字。這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這場被錯誤引導，並且被更多錯誤完結的戰爭留給我們的苦澀回味，只使我覺得那些稀少的閃亮記憶更加的珍貴。遇到一位真正算得上是個人的人，總是一件快樂的事；在理想完全相同的情況下，與他一起工作，並且感受到這種合作漸漸開放成一種堅定的友誼，除了這些珍貴的回報之外，戰爭可不認識什麼叫做回饋。
說實話，我的新職責只是在最初的學習階段，賦予我很多工作項目。在這之後，我像我所有的同事一樣，滑進了軍隊官僚毫無熱度的生活中。確實，我不是個遊手好閒的人；我並不是很忙碌，每天的工作只足夠稍稍讓我的大腦興奮。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我有幸能夠把一樁額外的、自行選擇的任務，與這些工作結合在一起。我發現，關於在比利時境內的燃料存儲，我們只有一些荒唐又不充分的情報：對於這樣一支軍隊來說，這是可怕的失職，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支軍隊本身的使命就是，一旦德國人侵入比利時的邊境時，他們也要進入比利時。一些私人的關係，使得我有能力補充這份資料，並讓它更清楚明確。這當中需要有許多步驟，我在參謀部環境中的經驗，從這些環節中獲得不少益處。當時，如果辦公室人員夠有禮貌的話，我尤其懂得如何在辦公室的人員中，在正確的法語中解釋簡單的一句「干涉與你不相干的事」所表示的意思，因為說到底，我所發起的調查，儘管其結果可能是很有用的，它卻根本不屬於我的正常職責。這被大家帶著一種謹慎的微笑稱為：「有活力」。
但這事情也只維持了一段時間。後來，被迫逐日清查軍用水壺，或是用滴管計算燃油補貼，我重新，也許是錯誤地，感到我所擁有的知識力量和事業精神沒有能夠好好地發揮。從一九三九年冬天到一九四○年春天，這長長的幾個月裡的煩惱，損耗了多少的聰明才智，沉重地壓在憂鬱的波安城上空。而我，也許多少受到這種煩惱輕微的毒害，我承認，我當時嚴肅地想去尋找別的東西，甚至是夏天一過完，就乾脆請求重新回到我在索爾邦大學的職位。就在這時，五月十日的雷聲響了。
不論它如何令人意想不到，沒有任何東西，能比一份小小的個人回憶更好地展現它了。我在九日到達巴黎，以便在次日上午儘早趕到莫（Meaux）。在那裡我必須從總參謀部的燃料處為自己弄到優質燃油的供應券，這些供應券通過我的關心而被分配給各個單位，有助於按規定進行徵收。在我到達莫時，我還完全不知道夜裡發生的那些事件。總參謀部的這些先生，看到一位軍官特地從比利時前線的軍隊而來，在當時這麼一種形勢下，為了一件如此不具戰爭性的任務而出現，自然感到非常驚訝。在幾分鐘的誤會之後，我終於明白這接待之所以有點尷尬的原因：正好及時，足夠我穿過巴黎衝向車站，並且在那裡衝上一列火車，即使火車上難以置信地擁擠，最終我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崗位上。
2024專利防護中